相遇伊斯坦布尔

姐姐Gülan和妹妹Gülbin

来自土耳其东部塔特万的一个普通库尔德家庭的两姐妹Gülan和Gülbin演绎了剧中最激烈、最直接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

受过良好教育、职业是心理医生的妹妹Gülbin非常世俗化，未婚的她喜欢健身、游泳，也常与男子约会。一开始观众，包括剧中角色另一位心理医生Peri，也是她的病人，以为她也是出身于世俗、西化、富裕且注重教育的中产家庭。她的库尔德人身份，是通过姐姐的出场揭开。在姐妹争吵时，姐姐跟她说：“你去找你那些在山上的没宗教信仰的朋友们吧！”可以确定Gülbin是亲库尔德左翼政党HDP的支持者。HDP（人民民主党）关注性别平等和少数群体权利，常被政府支持者以其跟PKK库尔德工人党等被土耳其政府视为的恐怖组织的关系，也被扣上支持恐怖主义的帽子。

没有怎么接受过教育的姐姐Gülan，笃信宗教、保守、暴躁、霸道，有个有钱且听话的老公（类似国内那种教育水平不高但挣到些钱的小老板），她是支持现政府的，很有可能是执政党AKP（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甚至是其他保守、伊斯兰主义甚至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党HÜDA PAR或MHP的支持者。她老公，也很有可能是靠执政近20年的AKP的裙带关系发家。

在当今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之间，主要分成支持执政党AKP和支持反对党HDP的两派，而占土耳其人口15%至20%的库尔德人，往往在选举结果上起着关键作用。

妹妹提到的35年前的遭遇，指代了自1984年开始的库尔德工人党和土耳其政府之间的正面交火和冲突中造成的一系列伤亡。据统计到2000年已造成约三万人死亡，两百万库尔德人被迫离开他们的村庄。土耳其现政府依然对左翼库尔德人士进行打压，包括将曾参选总统的HDP前党首Selahattin Demirtaş以“支持恐怖主义”的罪名监禁，以及逐步、大量撤换通过地方选举上任的HDP市长，对库尔德人的集会也进行更严厉的把控。

不过姐姐Gülan的库尔德语比妹妹Gülbin的好，就像库尔德语言学家Zana Farqînî向受过良好教育的库尔德人发出的抗议：“现在库尔德语是扛在没受过教育的库尔德人的肩上。这一问题出在世代之间的语言丢失。受过教育的库尔德人要知道光凭给孩子起库尔德语名字是没法拯救这一语言的。”

（部分译自记者Maaz İbrahimoğlu发表在《独立报》土耳其语版上的评论。）

另可查看本剧的一些细节（有情节透露）。

（本文首发幕味儿微信公众号）“她蒙住的只是她的头发，而你却蒙住了你的心。”不脱离人的现实存在而谈女性，对女性的欲望与挣扎做实实在在的描绘。因为诚恳，所以感人。

《相遇伊斯坦布尔》奉献了2020年最好的女性群像：给人做钟点工的虔诚穆斯林Meryem（她的名字即来自圣母之名）；Meryem的嫂子，罹患抑郁症而几次自杀的Ruhiye；Meryem的心理咨询师、出身优渥的独身中产女性Peri；Peri的朋友兼心理咨询师（是的，讽刺的是，心理咨询师也需要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出身库尔德家庭但无信仰的另一位独身中产女性Gülbin，等等。

这简短的介绍已隐约可见分裂、冲突之处：传统与现代之争，信仰与世俗之争，贫穷和富有的阶级对立，心理咨询师所代表的科学和阿訇所代表的宗教慰藉之争，等等。

而《相遇伊斯坦布尔》的可贵之处在于，各种声音在这短短8集中里都有一席之地，绝不偏狭——

出身于世俗家庭的高知女性Peri无法理解戴头巾的Meryem，她感到愤怒：她那么美，为什么她却戴着头巾？借Peri之口，导演似乎说出土耳其近年来的一种变化趋势：戴头巾的人越来越多。而这让Peri感到她成为了相对的异类，正像水族箱里的鱼，供人观看。

专业素养帮助她冷静地倾听Meryem的讲述，却不断需要通过向Gülbin倾诉她们的咨询内容（而这本该是绝对保密的）来排解。最终，在Meryem不断的来访和讲述里，Peri“破防”了。她哭花了眼影，大喊：我受够了一个人醒来，受够了健康饮食、坚持锻炼来延缓衰老。显然，问题不在于健康饮食和坚持锻炼，而在于这样“现代”的、“科学”的甚至流行的生活方式并不能给她的生命带来意义。

这一痛苦由Gülbin一句话点明：“她（Meryem）蒙住的只是她的头发，而你却蒙住了你的心”。Meryem是天真懵懂的，可能也没接受过良好教育，但她总能自得其乐。她兴致勃勃地炒肉沫做蛋糕送给只吃素食的Peri。她津津乐道地讲她对咖啡机的偏好。她似乎对做钟点工的那位男性有些情意，却不因遥不可及而神伤。仿佛只要哥哥嫂嫂侄儿幸福，她就也心满意足，充满感激。本剧结束在她收到戒指的那一刻，仿佛在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活会给出答案。

但本剧并不倡导盲信。

相反，本剧同样以Gülbin 家庭的遭遇探讨了宗教中经典的神正论问题：如果存在神，为何神对于人们现世遭受的苦难和不幸无动于衷？Gülbin无信仰，而她的妹妹却戴着头巾。Gülbin主张用科学给弟弟治病，妹妹却半信半疑。在激烈的冲突中，Gülbin哭喊，如果有神，为何“即使容貌和名字有所改变，不幸却在延续”？如果有神，难道正是“真主让我们这样互相厌恶”？

在第一集里，阿訇告诉Meryem，有一种生活就像假花，做得十分逼真，还带着露珠，但依然是虚假的；而真实的生活就像真实的花，是无与伦比的。但是，我们要问，这“真假”之别的标准何在？这种标准是否也是一种生产？即使我们接受这样一种教诲，于我们的生活又有何意义？——

在本剧里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真诚地、用力地生活，我们不能说任何一个人在追求一种“虚假”的生活。但无奈的是，每个人也都深陷自己的苦海之中——阿訇虔诚多年，却在受困时，连个帮手都没有，深陷妻子去世的痛苦之中。阿訇的女儿隐藏了自己的同性取向，整日在头巾之外戴着耳机，用音乐把自己与世界隔开，会在父母出门后，放西方流行乐纵情跳舞。Meryem的嫂子Ruhiye因为童年时被性侵的遭遇而郁郁寡欢，却在性侵者跪倒在自己面前请求她结束他生命时，一言不发地离开。

每个人都深陷于自己的苦海还有另一重含义，即沟通是艰难而无果的。Ruhiye的丈夫只会用拳头为妻子复仇，却无法理解妻子的抑郁。他无法自制地对妻子和妹妹大吼大叫，事后又在阿訇面前忏悔自己的恶念。

Gülbin有一个英俊而富有的情人，只是两人都丧失了爱的能力。他一次又一次地问道Gülbin是否要过夜，答案都是否，于是只能独自在沙发上睡觉。这种约会（dating）而不排他（exclusive）的关系，正是当代西方世界最流行的关系。但这种自由的联结，相比与宗教相连的婚姻的契约和承诺，是否真能让我们更加幸福？

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土耳其社会独有的。相反，不只笔者极感熟悉和共情，imdb上的几个靠前评论也都提到“我是加拿大人/美国人/……但我共鸣了……”在表层的社会矛盾之下，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困境——

觅渡，觅渡，渡何处？在这琐碎的、潦草的痛苦中，死亡是唯一的常数。“时间消逝，在你理解它的意义前就消逝了。”于是我们看到，作为神的代理人的阿訇（字幕翻译为“智者”）反而是苍老脆弱的老人，反而需要不断逃离。

而Meryem这样平凡、卑微、未“悟道”的人，却成为Peri生活转折点和启示者，而Ruhiye这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却斩钉截铁带着儿子离家出走，回归故乡，回归过去，直面自己抑郁的根源，在自救后拯救了整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她们的力量也是女性的力量。

这种力量甚至与宗教和科学无关（Meryem的问题很难说是被宗教或心理咨询改善的），而是作为人出于本能与他人建立联系而爆发出的。

本剧耐心地描摹了这些联系，这些沟通的时刻，尽管它们在那个当下显得无力：Meryem向Peri絮絮叨叨着各种琐事，Peri向Gülbin絮絮叨叨着咨询的细节，这些时刻镜头往往定格在聆听者的面部特写，还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缓慢。

这些时刻，具体倾诉的内容不再重要，“有人在听”这件事才是最要紧的。而精英女性Peri从钟点工Meryem那里学习到的，也正是一种看似平庸的“生活智慧”——走出自己的孤岛，打开自己，向外伸展。正如本剧中借两人之口两次点出的那样：被压抑的情感将如同水流寻找石头的缝隙般寻找生命的缝隙。因此沟通和释放将成为唯一可能的救赎。在重重割裂（宗教的、阶级的、性别的、族群的……这些本剧都或明或暗地点出过）中，人们必须跨过隔阂，人们将不得不跨过隔阂。这种跨越究竟有多大效果，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们必须首先跨越。

于是，在本剧的结尾，我们并没有看到“成长”电影里经典的“与过去挥手作别”的象征性时刻，Meryem依然戴着头巾，阿訇的女儿也依然戴着头巾，但她们显然更有力量地进入了新的征程。她们是失声的（Ruhiye几乎不说话，每当说话也会被丈夫大吼；而阿訇之女，泪水是她唯一的表达），孤独的，孤立无援的，却也是自由的、自省的、自助的。

她们丰富的情感在沉默中流过8集，终于倾泻而下。当坐在离家大巴上的阿訇之女含笑望向邻座，镜头缓缓揭露出那是她的同性恋人时，我几乎高兴到尖叫。导演显然是慈悲的，他在真诚地描绘了如此深沉的矛盾、冲突和痛苦后，依然把希望留在未来。

在剧情之外，本剧在美学上的把控也令人心醉神迷。那油画般的构图和色调，那无声却惊心动魄的面部特写，那缓慢而举重若轻的推镜，那仿佛上帝之窥的空镜，都让人想到土耳其最为我们熟知的电影大师锡兰。

这些镜头对人物有一种虔诚的敬意。在这样的敬意中，女性角色的法令纹、雀斑和哭红的鼻头，都染上了神性。而她们的痛苦和挣扎，都显得如此高贵。本剧给人的美感，大概正是“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相遇伊斯坦布尔》被称为土耳其版《我们这一天》，是近期的一匹黑马冷门佳作。主要讲述的是几个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关于女性困境、阶层差异、原生家庭、宗教信仰和职业等。

剧集很有深度，整个故事虽然平淡，但不无趣。

故事发生在伊斯坦布尔，这个文化多元的城市。

有人信奉宗教，每日向真主祷告；也有人崇尚文明，穿梭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这也因此衍生出两类女人：戴头巾的与不戴头巾的。

头巾，是中东地区女人间常见的一种饰品。

从最早穆S林对女性身体部位的遮掩束缚、到后来随着社会开化，戴头巾已然变成了一种自愿性行为。

但所谓的自愿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这背后反映的个人意识、社会共识和信仰驯化使得女性们根本没得选。

在这个略显畸形的社会里，玛利亚与佩里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

玛利亚，被宗教主义驯化的典型代表，就连名字也借用了宗教人物。

她心甘情愿带头巾，信奉真主，崇拜智者。

鄙视随便在男人家过夜的女人，认为这是可耻、不检点，违背伦常的行径。

佩里，崇尚文明的无神论代表，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心理医生。

每日衣着光鲜，出入高楼大厦，从不佩戴头巾，更不能理解那些戴头巾的女人。

在佩里看来，这些女人们明明这么美，为什么非要戴上多余的头巾？

两个乍看上去永远不会有交际的人恰恰碰到了一起。

佩里是玛利亚的心理医生。

在彼此接触后，她们渐渐发现两人虽身份地位悬殊，但却拥有同样的苦楚。

玛利亚身处一个压抑的家庭之中，哥哥做生意破产，嫂子患上重度抑郁，另有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需要照顾。

白天，玛利亚去富人老板家做保姆，看着老板家出入不同的女人；

晚上，玛利亚面对的是动不动就发脾气的哥哥与总是想着自杀的嫂子。

这种混乱沉闷，令人窒息的生活使得玛利亚心里出现问题，开始间断性的昏厥。

为此，她找到了佩里进行心理咨询，可即便是心理咨询，她也会因没有向智者交代此事而不断谴责自己，偶然在心理医生感染下蹦出的脏话也会立刻收回。

对待爱情她也只是被动接受，选择等待，不敢也不允许大声地表达出来。

佩里亦是如此，纵使职业光鲜，可身为心理医生的她却也需要其他心理医生进行心理咨询。

她害怕亲密关系，不愿接受他人闯进自己的生活，但夜半时分又会感觉孤单。

这不正像现代都市生活的你我吗？渴望爱与被爱，却又恐惧亲密关系的建立，担心失望，害怕麻烦，种种因素促使我们成为一个缺爱、孤单的人。

玛利亚是单纯的，纵使处于传统宗教家庭，但心思纯朴，会喜气洋洋做肉沫点心送给素食主义的佩里，也会津津乐道讲述自己对咖啡机的偏好。

可这样的玛利亚却让佩里慌了神，她突然无法专业对待这个病人，违背保密约定，将玛利亚给自己讲述的一切又告诉了自己的心理医生。

毫无疑问，戴头巾的玛利亚戳中了不戴头巾的佩里心中最脆弱的点，玛利亚病了，佩里也是。

而游离于她们之外，又横跨在她们之间的那一个人，就是谷碧琳。

谷碧琳是佩里的挚友，也是她的心理医生。

同时，还是玛丽亚口中老板带回家的女人。

同样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着高学历，高薪资的精英人士谷碧琳也是不信宗教的一类人。

但她却来自一个传统的「库尔德家庭」，之所以努力读书，就是想以此逃离原生家庭改变命运。

谷碧琳的家人信奉宗教，保守封建，视一切不尊重真主的行为作眼中钉。

家中小弟患有怪症，谷碧琳认为应该送去医院接受现代科技医治，可大姐却认为祈祷与偏方才有良效，在小弟发病时想用唱歌企图缓解。

意见不和的姐妹俩扭打作一团，一家之主父亲却只是在旁默默叹气。

原生家庭给谷碧琳造成的影响是无法磨灭的，它在无形中塑造了她两极化的性格。

一面是体面的心理医生，一面是辗转于各个男人之间的小野猫。

明明每一次都说着不留宿，可还是挨不住男方的要求，第二天醒来在对方床上。

除此之外，还有玛利亚的抑郁症嫂子，因童年被凌辱的经历让她无法直视自己，敏感多疑又得不到丈夫理解的她病情愈发严重；

智者的乖乖女儿其实是个蕾丝边，常常躲在屋里听着外文劲嗨音乐热舞，却不敢袒露性向……

戴头巾的女人、被性侵的女人、隐瞒性取向女人、独立自主孤身一人的女人、阶级跃升却逃离不了原生家庭的女人…这才是真正的大女主剧。

当然，《相遇伊斯坦布尔》也不仅仅只是一部关注女性的剧集。

例如坚强又脆弱的玛利亚哥哥；

教导众人，却因妻子离世而沉浸悲痛无法自拔的智者；

身边女伴一直更换，却得不到片刻心灵宁静的富豪老板等。

剧中每个人的人物形象都饱满且立体，细腻的拍摄手法与电影质感的画面令人不得不赞一句神剧。

更难得的是，《相遇伊斯坦布尔》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只是客观讲述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女性的困境和挣扎。正是这份真实，让我们从中或多或少可以找到自己身上的影子，所以才更容易共情。

最近对土耳其有了兴趣。

先是一个月前把《锵锵行天下》第一季找出来看了一遍，我最喜欢的还是土耳其社会生活的部分。土耳其采访了帕慕克，去翻了一下《纯真纪念馆》，现在love story的兴趣减少了。但是整体对土耳其有了个印象。东西方交汇，传统和现代的并存。

看这个剧，这个感受更深。戴头巾、在家干活的女性，有宗教信仰的人、处女情结所代表的传统，和不戴头巾的现代工作女性，性开放所代表的现代之间的冲突和碰撞。故事讲述了每个都处在这个大的时代过渡背景下的个人怎么处理和自己的关系，和家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

这个现状存在于每一个受西方文化“蚕食”的国家中，想到我写论文时看到的一个framework “Modern-Traditional Mosaic”。不管是中国，土耳其，还是其他发展中的国家，都处在a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society, but this is not a linear process that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would eventually move to modern society; instead,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parts might coexist for a long time and affect...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而个人在其中的复杂的情绪被称为 “structural ambivalence“结构性矛盾。不是单纯因为个人导致的矛盾，而是背后大的social context对个人的影响。

在这部剧里，主角玛丽亚是个传统土耳其女性，未婚，每周三个半天进城给一个现代单身男人打扫房间，其他时间住哥哥家，帮忙照顾哥哥的老婆和两个孩子。但是她有个怪病，参加婚姻或者订婚活动就会晕倒。于是有人介绍她去看心理医生。她去了，而不是找当地智者，很现代的处理方式。她就是处在传统现代中的人。

她的咨询师佩里，现代工作女性，成长在新式土耳其家庭，父母也不信教，她妈就不戴头巾。她对戴头巾的女性内心看不起，觉得她那么美为什么要戴头巾。而且感觉到近年来，传统有backlash，她这样的反而成了水族馆的鱼。但是貌似她也不快乐。每次和玛丽亚聊完，还得自己去找咨询师谷布琳倾诉，终于有一天她说“我受够了一个人醒来，受够了健康饮食、坚持锻炼来延缓衰老”。显然，这样“现代”的、“科学”的甚至流行的生活方式并不能给她的生命带来意义。

而她的咨询师谷布琳家里问题更多，她算是最典型的处在传统现代的夹缝。因为她家就只有她一个人是现代的，原因是35年前，她妈生了她弟弟，结果是残疾，不能自理，所以她看透了传统的愚昧，你们天天信主又怎样，主给我们一家带来如此多苦难，所以她学医当了精神科一生。而她有个传统的姐姐。她家的冲突主要在于怎么给弟弟看病，到底是用传统方式还是现代方式，为此姐妹打了一架又一架。姐姐作为传统代言人觉得你现代又怎样，又守不住一个男人。谷布琳本人呢，40左右还是一个人，有个炮友，但是晚上要回家，不然早上起来看到旁边有个男的总觉得“我这是在干啥”。也是很典型的现代性迷思。

这三个女性已经很典型的代表了传统、现代和融合中。

另外看到咨询过程中的各种移情反移情transference。

女主还有个嫂子，也是受传统裹挟的。总是很阴郁，自杀好多回。后来才知道，因为结婚不是处女，但是她老公爱她纯洁的心灵，2年前她老公说那男的死了，她就变了。这段我没太看懂。为什么她见了那个男的，回来就好了。因为那男的没死吗？知道是她老公背着她去打了男的，她为啥都没生气，反而高高兴兴回去了。

至于她老公，看到有评论说她老公是好男人，我真的醉了。他完全不会好好说话啊，他老婆都那样的，他也不共情她。她那时候多需要耐心啊。特别有一段说到他想带她回家，但是看他老婆还是不开心就暴躁，后来他老婆说她觉得他要把她扔掉，而且她老婆当时听到他妹妹说他看智者女儿的眼神不对，他老婆肯定不高兴。结果又是一顿吵架。反正我是能共情他老婆的。

另外一个片段，咨询的时候，玛丽亚一直把佩里当姐妹，但是佩里把自己当咨询师，这是心理咨询的设置，我懂，但是她说“这是我的工作”。玛丽亚马上就退缩了。 所以最后玛丽亚再去找她，她哭了。

这个剧的声光电音，都很好，人也美，真的各个都美。没有磨皮没有滤镜，但每个人的黑眼圈法令纹斑斑点点都让我觉得她们真美啊。

女主玛利亚，传统、卑微，曾一度相信“智者”，最后发现他也就是个平常人，喜欢戒指，任哥哥差遣训斥

哥哥亚辛，爱他的老婆，没有耐心，对至亲刻薄，对陌生人温柔，

嫂子露希耶，以不是处女的身份出嫁，多年的心结最终解开，原谅了跛足男，也不再抑郁了，回到了家庭的温暖

小儿子伊斯麦尔，在妈妈心结解开之后，开心了，也开始说话了。

智者阿里萨迪，解答问题老套，老伴在旅途中去世，女儿也不是传统类型，甚至还未告诉她她是收养的

智者女儿哈露妮莎，在外留学，听外语歌，爱听摇滚爱蹦迪，喜欢和叛逆的女性同伴相处

佩里，身为心理医生，却还要找心理咨询。选择不戴头巾，却无法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天地隔绝。决定不结婚，却又总是在睡醒时觉得孤独，不想被提起相亲的事情。

梅丽莎，身为肥皂剧演员，她飘忽不定，没有固定的伴侣

希南先生，同时与多个女人相处，只想解决性需求，需求无果时甚至拿纱巾找感觉。偷听到前女友的话，被深深刺激。冷落了她的妈妈，她妈妈甚至把邻居的孩子当做儿子。

谷碧琳，终止了对佩里的心理咨询，与姐姐在诸多事情上有严重分歧，不相信真主能保佑他们一家。对弟弟的治疗也没有得到认可。

谷蓝，强势的传统派姐姐，与妹妹意见不和并常常打架泄愤。内心也有脆弱的一面

希尔米，“谈话小组”组长，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但对玛利亚一片真心

耶尔凡跟我去年推荐了这个片，一直没看。 终于看了。 那么首先还是想到（当然这也是本剧最开始就涉及的话题）就是以女性为切入点试图反映今天的土耳其世界中西化（这里我暂且不适用“现代化”而是选择“西化”这个相对更加中立的词语。） 以妇女戴不戴头巾作为一个切入点，表现至少在西化与传统之间有三种女人：时时刻刻戴，彻底不戴且父母也不戴（不用顾虑），自己不戴但是家人戴（所以有冲突），但是不难以想象在现实当中肯定还有这么一类人：就是父母不戴但是自己戴，按照我们的习惯可能会理解为这是一种倒退了。 这个戴不戴头巾的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小选择，但是确实也是土耳其和还有我的故乡等非常少的地区才存在的问题——这需要有一种博弈，也就是戴和不戴的原因具有几乎相等的重量，所以这种选择就是一种两难。 如果是在一个普遍不戴或者普遍戴的环境中就都不用太纠结，难的反而是把选择的自由交给了我们自己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其实话说回来，戴不戴头巾只是我们两难生活当中的众多例子之一而已，实际上类似的两难还有太多太多了——君不见，这般妇女纠结的只是头上的头巾，但是各位的头巾也可能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