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

寄生虫你们都偷偷看了吧，好的坏的地方你们也都说差不多了，听说版权已经卖给了国内。那我就对国内版本的剧本提一些自己的小建议。

想法可能不太成熟请多多包涵。

男主一家生活在社会最底 层，家里虽然穷但是其乐融融。爸爸的人设就是工作勤奋老实，只会埋头干活不会溜须拍马，虽然一身正气但是时运不济所以一直没发大财。妈妈的人设就是贤惠温柔三从四德，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男主的人设就是从小发奋读书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砸缸让梨……，妹妹的人设就是从小浑身艺术细菌，只是家里没钱上不起早教培训班，自学成才，一直在韬光养晦。爸爸经常告诉大家说穷没关系，做人只要堂堂正正就好。男主一家家庭关系十分和谐，饭桌上一块鸡腿互相谦让30分钟，也从来不蹭免费的wifi，手机连上了免费wifi就立刻关机或者开启飞行模式。总之一家就是正义联盟。

有一 天男主的好同学来家里看望男主，这位同学的人设就是男主的发小，一起穿开裆裤长大，但却从来不因男主家穷而看不起男主，还鼓励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报效祖 国。他介绍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给男主。

男主于是就去了有钱人家给千 金 大 小 姐当家教。

有钱人家的人设是这样的，富翁全完就是个白手起家，做正当生意发财，无任何不正商业行为，也没上市割韭菜，虽然有钱了但家里还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富太也是不张扬，贤淑温婉，从不开保时捷上大街买菜。而且对儿女要求都很高。富家千金的人设是这样，长相甜美，因为从小被宠所以稍微有些骄纵，学习中 上水平。而富 家公子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男主刚当家教的过程中，开始被富家小姐的骄纵脾气气坏了，但通过深 入交流，给她谈起自己凿壁偷光的故事，让富家小姐感受到自己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还有那么多穷 人生活在水深火 热之中，实在应该珍惜自己的优越条件好好学习，富家小姐姐被穷小子的朴实人品、渊博学识打动了，两人开始努力学习，相约在清 华 大 学未名湖畔见。每天相互鼓励，做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到凌晨。

男主介绍自己的姐姐来给富家公子上课，姐姐从小吃苦受累，心灵手巧，一步一步帮富家公子改掉了骄奢in逸的坏习惯，开始主动把妈妈洗脚干活，擦地做饭，节约粮食，不乱丢玩具。让妈妈非常感动。

富翁虽然有钱，但是非常不快乐，每天勾心斗角，进行凶险的商战，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司机也是别的公司安排的间谍于是被解雇了，于是男主的爸爸就被介绍去当司机了。男主的爸爸虽然穷，但是人格健全，幽默风趣，见到富翁不卑不亢，带给了富翁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两人一起开车横跨美利坚带富翁到处去演出……啊呸呸呸，怎么特么写成绿皮车了……总之还是绿皮车的套路。男主爸爸底层人士的粗俗和富翁的高雅搞出了很多笑料，两人在一段段旅程中逐渐敞开心扉，超越了社 会 阶 层 变成了好朋友……

然后就是家里的佣人因为得了传染病，富翁一家尽力救治，表现出了良好的道德风貌，但女佣因为得了传染病不得不离开。于是男主的妈妈也进富人家工作了。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重新充满了生活的味道。在和富婆相处的过程中也让富婆感受到了当一个会做家务的女人是多么高尚而快乐的事情……

然后就是一样滴，富翁一家要出门做慈善，于是男主一家都主动来富翁家里打扫卫生，因为擦地板太累不小心睡着了没走。然后门铃响了，原来的女佣进来，于是男主一家发现了一个惊天大 秘 密，那就是房子还有一个地下室，女佣的老公一直在地下室不劳而获。

男主一家人对女佣及老公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教育，劳动最光荣，不劳而获最可耻，富人的财富也是靠双手打拼出来的，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实现韩国梦。女佣和老公深受教育，决定开始努力工作重新做人。

这时候下起大雨，富翁一家也提前回来了。男主一家来不及离开就躲在了沙发下。

富翁和富婆开始在沙发上谈话：原来他们早知道男主是一家人了，但是看破不说破，是为了保护男主一家的自尊，男主一家虽然穷，但是富翁一家并不瞧不起他们，还想多给他们一些工资，让他们脱贫，过上有尊严的日子。

男主一家在沙发下听着感动默默哭泣。

晚上下大雨，男主一家被淹了，但灾难无情人有情……男主一家都得到了良好的安置。

后来男主一家说富翁家那么善良，老骗人家也不好，就都找借口辞职了，开始干正当工作发愤图强。

而富翁一家离开了穷逼男主一家开始各种不习惯。富翁开始怀念男主爸爸。富婆开始怀念男主妈的方便面，富家小姐开始怀念男主那穷人 才有的自强不息，儿子开始怀念女主妹妹教的家务活。

富翁一家完全过不下去了。

圣诞节到了……wokao咋又写成绿皮书了！

节日到了，富翁一家请了一堆上 流社会人士唱歌弹琵琶跳舞，但是上 流社会人士朋友都那么虚伪空洞，浮夸又做作……

于是宴会结束后，他们开始叫男主一家过来开趴体，一开门，久未见面两家人其乐融融地抱在一起……

END

这么温情的剧本，绝对不是抄袭的绿皮车。一定能火。你说啥？片名叫啥？叫寄生虫肯定不行，海子说过：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起一个温暖的名字，那么这剧就叫做《两家人的幸福生活》吧。

火了之后，我觉得可以打造大IP，趁热拍摄电视剧。

电视剧是这样的，大型家庭伦li剧。故事在5年后，男主博士毕业后变成了凤凰男，娶了千金小姐做妻子，两家人变成了一家人，但是千金小姐不喜欢凤凰男的婆婆，不喜欢公公穷人的时候带来的不讲卫生的坏习惯，于是两家人闹出了很多矛盾，经过N多误会撕bi闹离婚等等之后，两家人终于找到了幸福的真谛，彻底融合在了一起，大家流着眼泪抱在一起说：“都挺好”。这么跌宕起伏的情节，怎么也得40集起吧。

PS 看完求点个有用啊：）转载随意，注明出处

等有空了写一个韩剧版 日剧版 美剧版 惊悚版 科幻版……

《寄生虫》是一部让我失望的电影。

我不喜欢“穷人的味道”这个符号，太刻意也太没有起作用。石头、披萨、虫子、杀虫剂、尿尿的男人，以及半地下室、地下室、豪宅这一系列符号，我觉得都没有使用好。不是太生硬，就是太强调，要不就是虎头蛇尾。

我不喜欢《寄生虫》所描摹的上层社会。上层社会不是这样的傻白甜。那么轻易地相信人，让高二的女儿跟年轻的男性补习老师独处一室；轻易地相信一个又一个的推荐；轻易地相信对老保姆的构陷。仿佛毫无社会经验，同时毫无生活能力。连找保姆这样的大事都需要等司机推荐。

上层社会的人拥有一个稳定的社交圈，他们不会轻易去信任工作人员。他们找保姆找家教，买衣服买酒，都会去寻求朋友的意见。他们会有固定消费的牌子，会有固定信任的服务机构。

New Money或许没这么执拗，但是他们自己创下基业，生存能力之强，完全不会如此任人摆布。

我也不喜欢《寄生虫》所描摹的底层社会。底层社会没有这么强大的能力。可以帮人补习英语，可以轻松把调皮的小男孩搞定。可以开车开得很专业，可以做家政让女主人无可挑剔。底层之所以是底层，他们最缺的并不是钱，而是视野与精力。底层穷困的生活让人没有精力学习，没有精力思考，也很难去筹划未来。

所谓穷人的味道，不是一种气味，而是一种放弃的绝望，一种无能为力的窒息。可惜，《寄生虫》完全没有表达出来。

整部电影在我看来，是从老保姆雨夜按门铃开始垮掉的。

全家在主人的家中狂欢，这么危险的举动，怎么可以允许老保姆进来呢？编剧如果稍稍用心，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比如老保姆跟踪了他们一家，掌握了他们其实是一家人的证据，以此要挟进入别墅。然而电影让老保姆哀求了几句，就让这家人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下。这不是善良，这是疯狂。

后来的一切，都显得相当不合理。一家三口偷听忽然摔下，满地的狼藉主人发现不了，地下室入口成了视野盲区……

种种的不合理缘于不诚恳。电影不能诚恳地面对这个世界，面对生活。电影给我的感觉是，找到了一个奇思，然后发展成为一部电影。那些符号用不着多加思考和设计，直给就好。

《寄生虫》甚至舍不得批判任何人。电影里的社长虽然自私，虽然嫌弃穷人的味道，然而他和妻子已经充分给予底层信任，给了丰厚的报酬，开除有错的员工都要找理由。他和妻子最多是冷漠的有钱人而已。

上层社会对底层的压榨是这样的吗？完全不是。

《燃烧》里面，上层社会用信用卡，用消费主义，甚至用学识和见闻，来压榨底层，让底层轻易成为玩腻后丢弃的玩具。做这一切的时候，上层的人们甚至没有意识，没有罪恶感。

P2P爆雷的时候，你见过谁出来向受害者负责？烂尾楼的时候，你见过哪个开发商出来说明情况？环境污染了之后，你见过哪个厂商向村民道歉？

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你掏光家产赌一个未来，他的回答是，投资有风险，愿赌服输。你倾尽全力去找一个工作，他告诉你，你应该做不惜一切代价的那个代价。

这才是阶层的鸿沟。

《寄生虫》对上流社会的描述，仿佛挑夫说皇帝一定用的是金扁担。

《寄生虫》也舍不得批判底层。

底层的生活情况是这样吗？不要说去生活，去接触，只要看看那些纪录片，就知道不是这样的。徐童的《游民》三部曲，范立欣的《归途列车》，NHK的《三和人才市场》。生存资源实在太过匮乏，人脉实在太过狭窄。底层的生活充满了狡黠、欺骗、温暖和伤害。

他们实在不可能掌握那么多的技能，他们也实在不知道如何和上层社会打交道。《孝子洞理发师》里，一家人去参加总统的家宴，不知所措才是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哪里能像《寄生虫》那样游刃有余。

《寄生虫》对底层生活的描述，仿佛又在说何不食肉糜。

我幻想，如果《寄生虫》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这一家人真的是不停地寄生，他们吞噬一个又一个宿主，然后成为主人，消耗掉所有的资源以后又再寻找下一个猎物，那就好玩了。

因为我看到电影开头，一家人被杀虫剂熏得受不了，真的好期待他们体内的寄生虫爬出来。

影片有多处反转，不仅是情节的反转，还有类型的反转。所以如果你不小心被剧透了，可能会想要拿石头先砸剧透者的脑袋然后再砸自己的脑袋。建议观看正片之前不要看任何涉及剧透的文字，最好连预告片都不要看。未看正片就擅自继续向下翻阅者，后果自负。

主角一家四口挤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全家的制高点是一只马桶，在那附近蹭网效果最佳。蹭网是为了及时浏览招工信息。没有固定工作的一家人主要靠折叠披萨饼包装盒一类的零工勉强维持生计。

不过这家人没想到他们很快就“石”来运转了。儿子的朋友送来一块镇宅石，还带来一份工作邀约。儿子于是凭借熟人介绍，进入有钱人朴社长家，给朴社长的女儿当家教，改名为Kevin老师.

入职之前，Kevin老师就从朋友口中得知，朴太太为人图样图森破。实际一见之后果然名不虚传。话说一开始我以为的故事发展方向是Kevin老师母女两开花，同时攻略朴太太和朴小姐，结果他比我想象得更纯情，只是挖了朋友的墙角、勾引了朴家千金而已。

朴家小儿子被母亲过分高估的艺术细胞，让Kevin老师看到了新的商机，于是他把自己精于P图的妹妹也拉了过来，让她化名Jessica，成为朴少爷的美术老师兼艺术治疗师。兄妹俩都得到了很有钱途的工作，却没有就此满足。他们信奉的理念是“一家人就是要齐齐整整”。

妹妹用一条内裤设下圈套，成功让朴社长两口子脑补出一整套车震大戏，开除了司机，她趁机上前推荐她声称是远方亲戚、其实是她爸爸的老司机。这位老司机过去是开出租的，曾经拉着一个德国记者闯过枪林弹雨，获得了德国乘客的五星好评。朴社长夫妇一向对洋大人的品味深信不疑，既然德国人都说好，那肯定错不了，当场决定雇佣老司机。

最后剩下的一步是把妈妈也弄进来。为此爷儿仨要联手把朴家女管家赶走。影片笑料铺得十分密集，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老爸为了扯谎进行排练这一段。宋康昊被人教演戏，这个打破次元壁的笑点算是把影片的荒诞气质推向了巅峰。

为了庆祝一家四口全部拿到offer，他们趁着朴社长一家出去露营的机会，鸠占鹊巢，在朴家豪宅里开起了轰趴。这时天降暴雨，如果换成是我这种胆小的，肯定会第一时间开始担心：这种天气还怎么露营？主人要是突然回来可怎么办呀？然后战战兢兢地把房子打扫干净。可是主角一家艺高人胆大，继续嗨起来。

门铃突然响起，不速之客的到来揭开了这间豪宅不为人知的秘密。前不久才看了《逃出绝命镇》导演乔丹·皮尔的新作《我们》，两部影片当中推开密室门向下探索的情节极为相似，并且都以空间位置的上下来代表阶级地位。不过相比之下还是《寄生虫》这种说人话的电影看起来更让人觉得酣畅淋漓。

当然《寄生虫》也不是每一个情节都让我信服，比如前任女管家拿到主角一家的把柄之后却不立刻告发，对此我就感到难以理解。轻轻点击一下发送键，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即便会因此暴露丈夫的位置，他们的状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差，可是她非要拖到生出变故，难道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朝鲜新闻主播模仿秀多几个观众吗？

或许女管家的拖延症可以概括为“善良”，她不忍心看主角一家失去生计。这是一种底层民众特有的品质，因为他们面对压迫时往往没有太多选择，于是开始习惯性地优先使用委曲求全的战略面对一切情况。主角一家放前任女管家进屋，也是出于类似的心理。明知道来者不善，可是拒绝的话又实在说不出口。“善良”其实就是弱者习惯性妥协的一种好听的说法。

主角一家好不容易制服了女管家两口子，却又得知朴社长等人马上到家。四人手忙脚乱地收拾了一番，总算蒙混过关，还顺便近距离围观了主人两口子的沙发震。所谓的上流人士，就是要对一切细节都严格把控，不管是拧螺丝还是拧[哔]头，都要有规律的旋转，按照顺时针方向。

影片前半段喜剧效果的成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朴社长这对富翁富婆的“迟钝”的塑造。这种迟钝反衬出了主角一家的精明，也直接映射了社会成员能力与身份不匹配的现状。不只是大人，就连有钱人的孩子也隐约遗传了父母的迟钝。朴家的小儿子把自己画得像一只狒狒，明明毫无天分，却被父母当成天才。同样是童子军出身，主角的儿子最终解开了摩尔斯码，而他却解错了。如果小男孩早早把“鬼”传递给他的信号翻译出来，虽然会导致主角一家提前穿帮，却可以避免后面的流血事件。当然，这个小男孩也可能不是智能不足，只是单纯地漠视他人的求援。住在上面的人总觉得，把那些不属于自己这个阶层的东西隔绝开来，不让他们越界，就能天下太平。殊不知憋得越久，爆发得就越狠，最后只能迎来同归于尽。

上流人士其他各方面的感官都很迟钝，唯独嗅觉异常灵敏，总能一下子闻出不属于自己这个阶层的人身上特有的穷酸气。这仿佛是他们天生就具备的超能力，不仅大人会，就连小孩子也已经掌握了。主角一家四口刚刚成功实施计划，在朴家全员入职，就被小少爷识破了。当时小男孩说他们四个闻起来都一样，主角一家以为是他们用的沐浴液和洗衣液导致穿帮。其实跟那些外物都没关系，是他们骨子里那与上流阶级迥然的气质出卖了他们。在刘慈欣的《赡养人类》中，资本主义发展到巅峰的结果是“富人和穷人已经不是同一个物种了，就像穷人和狗不是同一个物种一样，穷人不再是人了。”现在这个世界的富人与穷人的差别虽然还不像科幻故事里那样夸张，但他们已经能够凭借生物本能甄别出身边的异种。

生活在上下两个世界的两种人，对同一种天气现象的感受也截然相反。富人眼里净化空气的及时雨，却是穷人眼里摧毁家园的洪灾。暴雨过后，两家人又聚在了一起，为的是给小少爷过生日。主角一家苦心经营的伪装计划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身为一家之主的老爸再也不去想什么计划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地下室里求救信号被漠视的“鬼”终于冲了出来，血溅生日宴会。

疯狂的袭击者倒在了朴社长的面前，后者看到的却不是一个逝去的生命，而是一团散发着穷人气味的臭肉。主角老爸终于忍无可忍，将刀刺向朴社长，然后遁入属于自己的下层世界。两个分属不同物种的个体在生命熄灭时又回归了同一种东西。苍蝇虽然会先扑向卫生条件较差的穷人的尸体，但是时间一久，当二者一起散发出腐臭，在苍蝇眼里也就毫无分别了。主角老爸的一刀临时性地抹平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儿子则制定了跨越阶级鸿沟的更加踏实也更为主流价值观接受的计划。只不过，那极有可能永远都只是一个计划而已。

《寄生虫》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最后身为欺诈计划主脑的妹妹的死亡。她是这一家人当中最机灵的，最后也成了背负所有罪孽的人。以她的才能，如果能从事正经职业，原本前途无量。可惜连通上下两个阶层之间的阶梯早就被暴雨冲刷得又滑又陡、难以攀登，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只好把自己的才智和精力用到歪门邪道上。一个社会该拿出给垃圾分类的坚定态度来好好引导和安置那些才能被埋没、被上流人士视为“垃圾”“寄生虫”的底层潜在劳动者，而不是只想着把他们填埋进深不见底的大坑了事，因为人毕竟不是垃圾，他们有向上爬的动力和决心。一旦被他们九死一生爬了上来，就要接受他们释放出攀爬过程中积累的怨气。他们会本能地先将刀尖指向那些跟自己一同攀爬并试图将自己拽下、借力上跃的狠毒同类，但是最终不会放过那些抛弃他们，还抽走绳梯、站在坑边掩着鼻子冰冷俯视他们的人。

要打破阶级的束缚，就要让每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为之贡献自己的才能和热情。所谓的“适合”，是一种介于“喜欢”和“擅长”之间的状态。比如片中的小男孩，喜欢画画，但是并不擅长画画，那么画家就未必是适合他的职业。找寻合适职业的途径主要是“挑战”和“教育”两种，这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主要的成长方式。前者高效而残酷，后者稳定却昂贵。两者往往相互交织，比如上课就是享受教育，考试就是经受挑战。任何父母奋斗的动力都是让孩子尽可能多获取教育之乐、避免挑战失败之苦，于是教育机会不断变得更加昂贵，而留给底层的挑战不断变得更加艰巨。理想情况下，每个人都能获得充分的受教育机会，而且想要学多久就可以学多久，直到有充分的信心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为止。可惜现阶段任何一个国家都负担不起这样的社会形态，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只能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供应少部分人。按照每个人的才能分配社会身份的办法难以实现，有钱人的小孩可以任性地去做他们喜欢但未必擅长的事情，而底层的孩子可能连自己擅长却不喜欢的工作机会都接触不到。前者负责书写“凭借自身努力追求梦想”的励志故事，后者则成了骨子里就透着懒惰和狡猾的社会寄生虫，生活在地底阴暗处，偶尔享受前者施舍的一点阳光。

去年入围戛纳的韩国影片《燃烧》同样探讨了阶层分化问题，锋利程度比本片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成想却轮到今年这一部更具商业片气息、类型元素堆得更满的影片斩获大奖。韩国电影人向来擅长以成熟的类型片拍摄手法反映现实问题。本片主演宋康昊上一部引起中国观众热议的影片也是这样一部典型的韩国现实主义类型片。可惜那部电影在国内刚火起来，就迅速变得跟伏地魔一样，不能被随便提起名字，结果就有一部分豆友跑去马丁斯科赛斯导演的同名影片页面大肆讨论那部2017年的新片，以此泄愤。我个人对这种行为反感至极，就像我反感某说唱歌手的粉丝霸占万磁王词条一样。目前看来，《寄生虫》对上流阶层的讽刺虽然十分具有普适性，但似乎对于咱们这边的大人物们的冒犯性还不算很严重，应该不至于遭遇跟宋康昊那部前作一样的下场。但是假如悲剧真的重演，也希望各位影迷能保持冷静，不要随便跑到类似《寄生兽》《毒液》这些名称相近的电影页面去“借地标记”，那样不光会招来别家影迷的白眼，更会惹得片中角色大发雷霆。

（发表于“澎湃·思想市场”）

张泠

一．“气味”，一种阶层标识？

多年前，在美国的爱荷华城公共图书馆，我在书架前浏览，忽闻一阵刺鼻气味。回头看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流浪汉，看似多时不曾洗衣洗澡。周围的美国人，若无其事地慢慢散去，无人掩鼻或露出惊讶神色。另一次在国内，与人类学学者朋友乘长途大巴车。一种刺鼻气味慢慢蔓延，车内封闭空间，几乎令人窒息。忽听司机大吼一声：“谁啊！把鞋穿上！一车人都快被你熏死了！”

这是两个关于令人不适的气味的片断，当然，更关于贫穷：气味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志。尤其都市空间中，人际物理距离远较乡村为近，尤其在摩肩接踵的公共交通工具如地铁与公车、或公共空间如办公室中 。体面出行的人们按时洗澡、换衣，也使用香皂、洗衣液、芳香剂、香水、口香糖等，试图令自己的气味变得令人愉悦，或起码不引起负面注意。 带有浓重气味的人，多因体力劳动而出汗较多，或无按时洗澡洗衣的条件，及为居住环境所累，甚至居无定所。各种资源被商品化的社会空间，“无异味”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奢侈。比如蔡明亮电影《郊游》（2013）里，举广告牌卖高级住宅的小康与两个孩子睡在无水电的棚屋，在公共厕所洗漱。陆奕静扮演的超市员工注意到小康女儿头发的异味，帮她在超市洗手间洗头发。

资本主义的现代都会，社区层级也可通过气味区分。中产阶级社区或商业区的气味被辛勤的清洁工人以各种化学制剂除去，成为“无味”的“透明”空间。贫困社区则充满各种混杂气味，这适用于芝加哥南部Englewood社区，或纽约哈莱姆与布朗克斯的部分社区。记得某年夏天在意大利巴勒莫开会，一位同行学者邀大家看世界杯比赛，我们穿过富丽堂皇的大街，在破败的后巷找到一片空地，看投影转播比赛。四周散发着垃圾气味。

这些联想，都因韩国导演奉俊昊电影《寄生虫》（2019）衍生而来。《寄生虫》关于住在贫民区半地下室贫困家庭的一家四口，因机缘巧合及高明骗术，为朴社长及太太的巨富之家打工，却因为偶然揭开地下室的秘密，而引发一系列悲剧性后果。这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关于贫富分化的故事，但导演本意只是呈现，并非为了批评富人为富不仁，也不是为了批判制造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这里没有真正的“坏人”，悲剧的发生由于误会与巧合的阴差阳错，并不一定必然。

如何在片中体现贫富差距？如许多观众注意到的，《寄生虫》中最显而易见的元素是强调“气味”。此处富人之所以为富人，并非他们“香”，而是他们“无异味”。对秩序与整洁的追求成为标准，包括视觉的与嗅觉的——朴社长担心女佣离职后，几天之内家里就会变成垃圾场，“我的衣服会发出臭味”。穷人之所以为穷人，是因为他们有怎么洗净衣服也无法摆脱的“异味”。他们的“穷味”，据妹妹基婷说，是久居半地下室的霉馊酸腐味。何况，窗外常有醉汉在电线杆旁小便；遇上暴雨，全城的污水会涌进他们的家，混杂着马桶涌出的污物。这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穷味”，穷人一家身在其中或许感受不到，到了豪宅、豪车里便显得刺鼻，被多颂迅速辨识出来、被朴社长轻蔑地描述。最后，也是因“气味”造成屈辱、愤怒、杀戮。

气味为阶层与其他歧视提供“合理化”借口，如冯小刚电影《芳华》中“出身不好”的何小萍，因家庭无条件经常洗澡、搭长途火车而被其他文工团员取笑有“馊味儿”。而且这“异味”已成为象征性羞辱手段，即使在她能够按时洗澡时，也被舞伴以此理由嫌弃而不愿与她搭档。若说“气味”只是《芳华》“歧视链”中的因素之一，它在《寄生虫》中则举足轻重，凌驾于其它阶层辨识、歧视与张力细节之上。因此有观众质疑：真正的阶级隔阂绝不仅仅是片中反复强调的气味，而是言行举止、话题、世界观等方面的鸿沟。“气味”只是表象，贫民窟里的基婷换装即可扮作出身优渥的伊利诺伊大学毕业生而获得朴社长一家绝对信任不合常理，其实几个眼神几句对话便会将自己的阶层身份出卖。因此，有中国观众对《寄生虫》的批评为：从获奖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电影《小偷家族》到这部“诈骗家族”，奉俊昊投机取巧，从“气味”入手，对阶级差异猎奇呈现，设置机械，表现夸张直白，缺乏更有力的社会批判与更有反思空间的隐喻——当然，《寄生虫》是部手法娴熟的商业片，不必对其思想浓度与社会指涉期望过高，但它得到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艺术肯定（上一次获得金棕榈的商业电影，是美国导演塔伦迪诺1994年的《低俗小说》），也是历史上获得此奖的第一部韩国电影。这自然影响到影迷对它的预期及对戛纳电影节奖项权威性的质疑，出现“戛纳今年是荒年”、“评委趣味有问题乱评奖”之类的批评，更有影迷为李沧东电影《燃烧》去年在戛纳的遗珠之憾抱不平。

二．地下密室、枯井与“塑料大棚”

若说《寄生虫》有夸张的戏剧性，《燃烧》则更多文学性：李沧东自己为作家，影片也取材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小说《烧仓房》与美国作家福克纳小说《谷仓燃烧》。它充满抒情，隐喻，气氛的渲染与铺陈，生活细节与质感的从容不迫的描绘，值得品味与思考的“闲笔”。喜欢《寄生虫》的观众会认为《燃烧》节奏太慢，能领悟其妙处的影迷会欣赏其“隐忍，克制，思考，洞察”。尽管与李沧东之前的电影《薄荷糖》（1999）、《密阳》（2007）、《诗》（2010）相比，《燃烧》更多了些奇情色彩，甚至使用了一些类型电影手法，社会批判的广度和面向有收缩，但并未流于表面，力道仍在。

《燃烧》与《寄生虫》都有与社会阶层相关的强烈空间隐喻。除了我们熟知的城市物理空间的横向/平面分区：富人区与贫民窟；还有纵向区隔：富人身居高处，如清幽山顶或豪华公寓顶层，可俯瞰城市芸芸众生；穷人则栖身半地下室、地下室、甚或不见天日的地下密室——社会“上层”与“底层”的空间化对应。如此，“异味”乐于光顾穷人的住所，阳光却恰好相反：《燃烧》里，即使惠美并非住在地下室，每日阳光也只短暂地路过她租住的狭小凌乱的房间；《寄生虫》里朴社长一家，享有整个大落地窗的阳光。本的高级公寓简约如旅馆，有上中产文化对整洁的执念；惠美原本凌乱的房间在她消失后也是如此整洁，是可供观者猜测的关键关联。

《寄生虫》中另一与空间、阶层相关的，为“主仆界限”代表的权威性。朴社长在豪车后座区域发现女性内裤而辞退尹司机，认为他在自己车上、尤其后座自己的空间乱搞为“越界”。判断金司机是否“越界”，则是要保持主仆而非平等朋友关系，不可推心置腹交谈，尤其忌讳开玩笑与质疑上司。金司机两次问他是否爱太太（在车上与多颂生日会扮印第安人时），第一次朴社长大笑，已有上中产阶级被“窥探”隐私的不适；第二次则面有愠色、公事公办地告诉金司机“今天算加班”。

《寄生虫》中的半地下室与地下密室，都是剧情中写实的栖身之所，《燃烧》中的枯井与塑料大棚，都似乎确有其事，又模棱两可，写实与隐喻兼具。钟秀多次向不同人物求证枯井的真实性，得到自相矛盾的答案——其实答案或并不重要。钟秀与惠美看到彼此的特别之处，如在枯井中见到施救者。可惜，终究在各自的枯井中挣扎，可能并无出来的一日。迈尔斯·戴维斯爵士音乐中，夕阳光线下，惠美除去上衣的纵情舞蹈，似乎已是她与世界相处的最后美好时刻，大家都不知道，她会是下一个“塑料大棚”。但无论沦落半地下室还是地下密室，除了个人（金司机与雯光丈夫）做生意跟风误判，也在于敲骨吸髓的跨国资本主义金融信用体系及与黑帮密切相关的肆虐的高利贷行当。惠美之所以沦为“塑料大棚”，也部分因为消费主义风潮与信用卡透支政策鼓励的过度消费的陷阱，她的“身价”成为“负资产”，因而在资本主义体系失去“人”的“价值”。而本是“超级价值”的。

钟秀对惠美谈起本：“年纪轻轻这样生活，韩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盖茨比”……开豪车、住豪宅的本，生命太过餍足和空虚，有种倦怠，也有种傲慢的偏执，想像自己如神、如自然法则一样一切尽在掌控、不留痕迹地烧掉那些大家都不屑一顾、影响观瞻的“废弃塑料大棚”。“盖茨比”们对底层的有限兴趣，是一种猎奇，如去非洲，或者去动物园。两次聚会中，本的富人朋友们如看猴戏般围观先后两个底层女性的表演，无论“大/小饥饿”的舞蹈还是讲述自己接待中国游客的情形。本礼貌微笑时忍不住打哈欠，前后两次，都在钟秀的观察之下。他的厌倦，意味着又一个“塑料大棚”要被烧掉，才会新鲜、刺激、好玩。本做事的原则是“好玩”，享受就好，在他看来，钟秀太“认真了，不好玩”（这大约也是李沧东的自况）。本的“盖茨比”本质，蕴含在隐性细节里，草蛇灰线，若隐若现。朴社长一家的“亲美”新贵气息，则堆积在表面，如日常说话不时夹杂英文单词、朴太太在美国网站购买多颂的帐篷认为“美国制造，必属佳品”、多慧补习英语、多颂被送去参加童子军而迷上印第安文化、基宇与基婷要化洋名Kevin与Jessica来获得朴太太信任、朴太太因基婷扮演的杰西卡在美国大学学成归来而放心聘为多颂的美术老师进行“艺术治疗”。至于“底层”人物，《燃烧》中钟秀的设置也突破一般“挣扎着生存、没有精神层面”的刻板印象。他大学时学“创意写作”、打算写小说。现实已是迷局，其他人或是故事的主角，或是编故事的能手，他则显得太过真诚。而这种或许有点朴拙愚钝的真诚，恰是《寄生虫》缺乏的。

《燃烧》的剧本写作非常缜密，层层铺陈，种种暗示，留给观众许多想像空间。影片开头钟秀父亲收藏的刀具、粉色女士手表、若无还有名唤Boil的猫，都是贯穿的线索。本家装修精美的洗手间的抽屉里，会出现底层女性的廉价首饰，他的战利品。他也会拿出精致的化妆箱，给受宠若惊的底层女性画眉，这或许只是另一个“塑料大棚”的临别仪式……这种外表优雅、内里邪恶的强烈对比本身，有触目惊心的力量。而装满了阴暗秘密的水库，也出现在李沧东另一部电影《密阳》中。奉俊昊在《寄生虫》中埋的线索，有朴社长称“以前的女佣（雯光）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唯一缺点是吃太多，每天吃两人份饭”（与后来地下密室中雯光对忠淑称自己用工资养丈夫的说法矛盾），也有多颂受到创伤后的绘画——朴太太以为是多颂的自画像，其实是导致他创伤的雯光丈夫。

三．谁是“寄生虫”：贫富与善恶

《寄生虫》与《燃烧》都是关于韩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都有穷人因愤怒持刀杀人的情节，但呈现方式与关注议题迥异，前者以三个家庭的关系制造惊悚情节剧，后者以三个年轻人的关系关注青年的现实与精神困境。以片中富人角色而论，《寄生虫》中朴社长夫妇为依靠科技创新而跻身上层的新贵，被表现为辛苦创业的“无辜”者（对家中员工无有剥削行为，太太更是善良单纯，即使朴社长偶尔摆摆雇主的腔调，似乎也罪不至死），并未背负资本主义的“原罪”。导演奉俊昊在访谈中说他想破除人们在韩剧中获得的对上层人士的刻板印象，选择朴社长夫妇的演员塑造友善、有教养的形象。《燃烧》中的年轻“盖茨比”本则更为复杂：莫名来源的巨额财产、“old money”的漫不经心、不必工作的慵懒，无论是“富二代”还是依赖当代跨国金融资本主义的食利阶层，本都更似“不劳而获”者。他对来自底层的青年惠美与钟秀表现得温文尔雅、进退得体，背后，则有更为阴暗的计划：烧掉废弃的塑料大棚——除掉那些无人会注意到的底层少女、当代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社会中即使劳作也薪资微薄可轻易被置换、没有消费能力的“新穷人/废物/垃圾”。在传统生产型资本主义社会中，用进步的观点看，不劳而获的人被视为“寄生虫”（如本）；消费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新自由主义逻辑中，有一个逆转：即使靠自己劳动生存的“底层”，因消费力低下，也被视为富人的“寄生虫”（惠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幽灵换了一副面孔存在，以“自然法则”掩盖非人性化的“丛林法则”的振振有词也从未改变。这是惠美与钟秀们面临的现实。

这些思考，是属于李沧东的。奉俊昊的《寄生虫》欠缺这样的深度，更依赖精心设计的戏剧冲突推进顺滑的类型电影节奏，人物（尤其穷人金司机一家四口）只为生存挣扎，从未思考过生存意义，或造成自己生存境况的结构性原因。这只是种求生本能，如全家人在朴社长的客厅里酒醉时忠淑嘲讽并激怒金司机的：他们只是“蟑螂”般的“寄生虫”，卑微地躲避人和阳光，无法摆脱失去尊严的无力感，但极端愤怒时可以是摧毁性的力量。《燃烧》中则都是善感的思考型人物，无关阶层。他们有关于“小饥饿”与“大饥饿”的讨论：处于社会底层的惠美与钟秀在“小饥饿”中挣扎（关于身体的、物质的饥饿），而由于善感和孤独与对不公结构的困惑，亦在“大饥饿”中，即，探究生命意义。

《寄生虫》是类似奉俊昊前作《雪国列车》（2013）的概念化寓言，更像话剧：时间、场景（主要是豪宅与半地下室两个对比强烈的家庭空间）、人物、戏剧矛盾集中。导演也坦言最初想写成话剧。可惜其话剧形式流于表面，所有精力都用来构建情节，缺乏话剧中人物性格、思想、情感深度的挖掘与激烈对峙，及有深意的潜台词（可参考瑞典导演伯格曼电影，如《秋日奏鸣曲》）。此处顺畅、高效的摄影与剪接都为叙事服务，保证其娱乐工业流水线作品品质，杜绝一切与叙事主线无直接关联的日常生活细节质感的“闲笔”，也因轻视与现实问题的对照关联，而成为自说自话的封闭世界，三个家庭似乎活在只有他们的社会真空里。剧情与细节的不合理之处被强烈紧张的不间断戏剧冲突掩盖。诸多符号堆砌之下，人物几乎成为提线木偶，忠实完成导演交给的叙事职能，也便难以有被观众认同与情感代入的可能（或者说，只有在某些境况与场景中才会稍有代入感，如金司机与妻子忠淑一家在朴社长家的客厅里喝酒谈及“钱如熨斗，可将一切褶皱熨平”，或随雯光进入地下室见到她丈夫的震惊）。

《寄生虫》中有些“黑色喜剧”的夸张桥段有时故作幽默而显得廉价，比如基宇初次给多慧补课在朴太太面前忽然握住多慧的手腕告诉她“考场如战场，脉搏不能乱”，比如金司机与基婷、基宇一起失足滚下地下室被雯光录像，比如雯光戏仿北朝鲜播音员嘲笑跪地举手投降的一家四口，再比如两家人为了争夺手机翻滚着厮打作一团……伴以夸张造作的音乐，确有丑化穷人达到戏剧冲突与喜剧效果之嫌，肥皂剧式的哗众取宠 。

对于背景、观念不同的观众，《寄生虫》工业化的八面玲珑使得它被解读出完全不同的趋向：有人认为它丑化矮化穷人；有人认为它美化富人同时仇富（“无辜的富人太惨了”）；有人认为奉俊昊的中产阶级经验与世界观使得他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对上层鄙夷，对底层恐惧，因而构建出一个“富人傻、穷人恶”的社会模型。这个模型将贫富差距道德化：富善穷恶，贫穷成为原罪。因此《寄生虫》看似关注贫富分化问题，却将社会问题（如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阶层固化、高利贷、失业率、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等）去政治化、泛道德化，而道德标准又松懈混乱考验观众：金司机一家人觊觎尹司机与雯光职位而陷害他们、欺骗雇主、基宇背叛将多慧托付给他的好友敏赫、杀人者可以逃脱等等……也有观众对片中草菅人命的杀戮感到不适，认为导演以轻浮游戏的态度消费贫穷者的苦难与沉重的社会议题，将之变成血腥暴力的感官刺激、悬疑娱乐，还要故作悲天悯人。而片中基宇要令父亲重见天日的美梦，竟是遵循新自由主义个人成功学的欺骗性范本与游戏法则，如拉磨的驴子面前那根胡萝卜：自己发财，买下这栋豪宅。

成长于中产之家的奉俊昊大学学社会学，后在韩国电影艺术学院学电影制作。他九岁时看法国导演亨利·乔治·克鲁佐的惊悚冒险片《恐惧的代价》（1953），毕生难忘。14岁立志成为电影导演，喜欢画故事板，也喜欢漫画。他对侦探犯罪故事兴趣浓烈，电影教育除了1970年代美国电影（如斯皮尔伯格、弗兰克海默、吕美特、施莱辛格导演的电影等），还来自希区柯克与韩国导演金绮泳（1919-98），影响到他选择拍摄商业电影。奉俊昊电影如《杀人回忆》（2003）、《汉江怪物》（2006）、《母亲》（2009）等都体现对韩国历史、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但大都停留在表面和直白寓言层面，最终服务于“好看的”类型电影。 奉俊昊的电影偶像之一金绮泳在朝鲜战争及冷战时期为美国新闻处拍宣传片而累积电影经验，后来擅长拍摄怪异恐怖悬疑电影，时常融入对女性幻想的情色因素，其作品以《下女》（1960）最为知名，这也是由阶层差异的表象引发的家庭伦理恐怖情节剧，一种去政治化与阶级化叙事，融入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电影奇观。《下女》的结尾，男主角说：“这桩悲剧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比如你我”——对偶然性的强调，在《寄生虫》中得以延续。如果说《燃烧》中因贫富差距产生的杀戮是社会矛盾的必然，《寄生虫》中的更像是去政治化的偶然巧合。如奉俊昊所言：即使没有坏蛋，不幸也可能发生，这是个不可预期的悲喜剧。

在奉俊昊看来，在这个资本主义统领一切的时代，我们无路可走。不只韩国，全世界都如此。他希望这部有滑稽、有恐怖、有悲伤的电影“令观众看时想跟朋友喝杯酒聊聊它引发的一些想法，别无所求”。可见导演与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是妥协的，渗透片中的是一种轻描淡写的、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虚无与犬儒，并无“电影可以促使观众思考、批判进而改造现实”的野心：反正资本主义就是如此，分析与批判它毫无意义，描述表象并接受现状且为观众提供娱乐即可。这种上中产背景导演以商业电影手法关注底层的方式，令人想起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的《罗马》（2018）：以旁观态度描摹甚至以剥削态度处之的去政治化表达，人物同样如空洞木偶无深度与主体性，电影手法同样炫技与匠气十足，如日式餐馆橱窗展示的色泽鲜艳的假菜，精致光鲜却乏生命力。

这也是商业电影在回应当代社会结构问题时的无力感，况且，“回应社会问题”也不是其本意，其本质是制造奇观、幻觉与娱乐，最大可能地吸引观众，达到牟利之目的。这与资本主义是同构的：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涉及严肃社会议题时，这些影片呈现出自相矛盾与精神分裂趋向，如英国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电影《三块广告牌》（2017），前半部分起劲地批判美国各种社会问题，后半部分又退缩回导演臆造的世界，消解了之前所有批判。这些远离现实问题的异想甚或童话世界，构建一个遵循他们自身逻辑的虚幻的闭合叙事，是与现实无甚交集的“平行世界”。在这个“平行世界”里，社会问题的常识被表面化地呈现，不会有分析与深入探究的可能，混杂各种娱乐类型，无论看似政治的还是去政治化的，都不必当真，“这不过是部电影而已”，它的意义结束在电影院里，不会被观众带出门去。因此当年苏联电影导演与理论家如吉加·维尔托夫（1896-1954）批判好莱坞式剧情电影对观众社会意识的愚弄与麻醉，而大力提倡“电影眼”概念与在观众中推广更与社会政治现实密切相关的非虚构电影。正如拉美“第三电影”的思考与实践者们批判好莱坞式商业电影的：暴力、犯罪、毁灭被改头换面为奇观供人猎奇把玩（因为“资产阶级每日需要一定剂量的可控暴力的刺激与兴奋”），将电影视为奇观、娱乐、消费品，将社会问题个人化，而从不问其真正内在的、结构性起因，缺乏解析和批判力量。电影作为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传播工具之一，只用来满足掌控电影工业者的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为跨国资本主义服务。如有观众评价《寄生虫》这类电影：对跨国资本主义及其电影工业财阀“小骂大帮忙”。

《寄生虫》中的半地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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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位于合井站7号出口步行4分钟左右地下房，对角线方向是Mecenatpolis，住在那边的你们是怎样的心情呢？”去年韩国某电视台Rapper选秀节目中，00年生李炳宰带着冷漠的表情向世界发问。

所谓“半地下”不是过去式，也不是像北京的月租地下室那样极度边缘化的存在。半地下住房为首尔几十万居民提供了体面又略显尴尬的生存空间。

和去年戛纳李沧东的《燃烧》相似，《寄生虫》一样重视空间的刻画。不过，海美的oneroom看起来要比基泰家的半地下更体面些。

半地下这种特有的住宅形态直指韩国的贫困，准确来说是首都圈（首尔、仁川、京畿道）的贫困。有数据表明，98%的半地下住宅都位于首都圈内（注1）。60年代起随着韩国工业化发展，大批人口移居至首都圈，住房供不应求，于是半地下住房应运而生。因此，半地下这一概念和首都圈是不可分割的。

正如《寄生虫》里呈现出的三个家庭的空间，半地下名副其实处在一种“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它虽然不够理想，但又和普通房产一样在不动产业界正常流通，租客也需要缴纳高额保证金才能入住。以麻浦区弘大附近为例，半地下单独Oneroom的保证金从300-2000万韩币不等（合1.7万～11万人民币），而租金则在35-55万（2000-2900人民币）左右，这大约是地上oneroom月租费用的70%。

因此，半地下只能说是“某种程度”的贫困、而非极端贫困。如果交不起几百万保证金，有更廉价的空间可供选择，比如考试院。

首尔大附近考试院众多，甚至还有考试生密集居住的“考试村”。此处条件普通的考试院，每月租金约为18-37万（1000-2100人民币）。考试院房间一般极度狭小，好处是无需保证金，不少考试院都会提供免费的水、拉面甚至泡菜和米饭。《请回答1988》中宝拉为准备司法考试搬去考试院居住，德善去看望她，打开房门她便直接爆出泪来，问姐姐“你就住在这种地方吗？”。

在2019年的韩国，司法考试已然成为历史。2年前，韩国法务部正式废除司法考试，而调查显示85.4%的韩国民众都反对这一决定。（注2）和宝拉一样，对大多数准备考试的韩国年轻人来说，合格都是通向另一阶层的成功跳板。这些考试可能是名门大学入学考试、司法考试、律师考试、外交官考试、行政考试等等。

在《寄生虫》中也有相关暗示，寄居于朴社长地下室的雯光丈夫在创业失败之前，很可能也经历了司法考试的失败。奉俊昊导演一向关注细节，在地下室场景中有给到一个书柜的镜头，书架子几乎全部是关于司法考试的书籍。这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这个人物为何如此精神恍惚。他或许也曾经挑灯夜读，在恶劣的居住环境中期待跃龙门的一跳，但却遭遇了考试和创业的接连失败。

和中国大城市相比，首尔租房的问题并不在于租金昂贵，而在于保证金。若想找到一处还看得过眼的房子，保证金至少要出到500万（3w人民币，1room基准）或1000万（6w人民币，2room基准）。因此，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会选择通过贷款获得保证金，为在首尔上学的子女租房。尽管要偿还利息，这依然是划算的选择。因为大多数房东都会乐意调整保证金和房租，保证金出多一些，房租就可以降得更便宜。由于大学学费昂贵，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甚至休学打工都十分常见。

韩国还有一种极具特色的租房方式，称为全租（전세-傳貰）。当保证金出到极高的水平，一般来说在1亿上下（58万人民币）时，租客甚至不用交月租。可以获得合同时间内的房屋免费使用权，期满时房东全额退还押金。全租房曾是无力购房的新婚夫妇的最佳选择，在90年代末，过半的新婚夫妇都在全租房中开启了新婚生活。而2014年之后，全租结婚的比例减少，结婚市场的两极化现象更加明显：近三分之一的人都选择购房结婚，而月租房结婚的比例也达到16%的历史最高值。（注3）

弘大附近的半地下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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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的租房广告中，中介会尽量避免直接使用“半地下”这一令人不悦的词汇，而是先将房子夸得天花乱坠，最后在文末委婉地提示一句，“您需要稍微下几层台阶”。这句话对于在首尔找过房的人来说，恐怕再熟悉不过了。在自尊心一击即碎的当代韩国社会，人们难以避免地活在他人目光和审视中。这种微妙的语态仿佛正是为了地下居民的某种尊严而存在。让“台阶”成为“半地下”的暗喻。

有趣的是，《寄生虫》中也多次出现台阶意象。如果说《雪国列车》中阶级是按照车厢节节水平排列，《寄生虫》中的贫富阶层则依凭台阶连接起来，是垂直分布的。暴雨之夜，基泰家三口从朴社长家逃出，一路奔回自家洞内，大量下行的台阶场景在此登场。

奉俊昊自白拍摄台阶能带给他某种快感。他继承了前辈导演金绮泳的衣钵，在制作《寄生虫》时，他参考了《下女》（1960），也研究了朱尔斯·达辛的《男人的争斗》及约瑟夫·罗西的《仆人》中的台阶。金绮泳的《下女》为韩国电影系谱内关于阶级不等的空间形态呈现创立了某种传统，林常树翻拍的《下女》（2010）亦是跟随了这种传统，若将《寄生虫》与它们相比较，则能发现阶级/空间的时代性变化。

如果不是通过幕后花絮，观众们很难发现朴社长和基泰家两处空间均系布景，前者位于全罗北道全州市，后者位于京畿道高阳市。那场雨夜的马拉松之路却绘出了一张现实中的首尔地形图。从城北洞坡道下来，穿过地下隧道，在厚岩洞天桥下停留，然后转至昌信洞和北阿岘洞到达目的地。从富有层空间拾级而下，回到半地下洞内的洪水灾难中，下行的垂直高度移动实在引人注目。

《寄生虫》中，家教将生活轨迹无从相交的两阶层联系了起来。而这样的情节来源于奉俊昊的亲身经历。大学时期，他也曾经朋友介绍，为有钱人家的男中学生做数学家教老师。据他回忆，那户人家住在带着庭院的复层别墅中，二层甚至还有桑拿室，这让年轻的大学生奉俊昊倍感惊讶。不过可能是因为经常和孩子玩、不务正业，教了一两个月他便被炒了鱿鱼。

几十年后的今天，这段个人史被奉俊昊移植进了《寄生虫》。朋友介绍的家教、首次访问时自动打开的大门、大理石地板的触觉、宽阔的空间和清冷的孤寂感，以及和女主人的初次面谈等等均在电影中得以还原。

多次出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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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韩国影评人谈起韩国电影现状时，经常提到电影系学生的转变。在作家主义风头正劲的年代，若是问电影系学生“想成为怎样的导演”，他们会回答洪尚秀或者李沧东。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多数学生的答案一致变成了“奉俊昊”。

1996年对于韩国电影界来说奇迹般的一年，当代韩国大师导演从96年起开始悉数登场，带着掷地有声的处女作悄然抵达。姜帝圭、洪尚秀和金基德在96年率先亮相，其后三年间李沧东、许秦豪、金知云出道。2000年的朴赞郁终于靠《JSA》扬眉吐气，同年2月19日，奉俊昊带着他极为怪异处女作《绑架门前狗》姗姗来迟。

影评人兼导演郑圣一做出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90年代末这批导演的作品将韩国电影拉入了世界电影的时区中，那么奉俊昊则将韩国电影带入了好莱坞的时间里。而这意味着国际性的角逐，毕竟向好莱坞看齐的绝非一两个韩国导演而已。奉俊昊自称是类型片导演，但又绝不会受限于类型片框架，而是自带一套法则，在类型的杂糅与更新中越走越远。

可惜的是，近20年过去，我们并没有等来“第二个奉俊昊”。其原因之一是活动在电影界的资本问题。奉俊昊在几年前也曾发牢骚说，像《杀人回忆》这种片子在2003年能拍出来，但放如今恐怕是不可能的。当代的投资者可不希望跟艺术玩火，更何况还有政治局势的影响。因为《杀人回忆》等作品，他在李明博在任时便被列入了黑名单。

媒体将《寄生虫》称为奉俊昊睽违10年的韩语电影回归作。此处若与韩国政治时间坐标做一下对比，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2008到2017年是以李明博和朴槿惠为代表的保守派政党执政的10年。《母亲》（2009）之后，奉俊昊果断与海外电影人合作拍起了外语片，于是有了《雪国列车》（2013）和《玉子》（2017）。这段期间他没有拍摄新的“韩国”电影，此处韩国加引号，意指反映韩国现状、且台词为韩国语的电影。

2017年5月，以文在寅为代表的左派政党重新入驻青瓦台。而就在次月，奉俊昊向媒体透露他启动了新片《寄生虫》，正在写剧本，并表示构思这部作品已经十年有余。奉俊昊是一个非常“合时宜”的人，整体温和中立。无论这个时间点是否只是巧合，在过去创作受抑制的10年间他选择进军海外，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总比拍摄抗日爱国大片要好。

《寄生虫》在韩国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在类似豆瓣的电影评分网站Watcha上，11万韩国用户为《寄生虫》打出4.2的均分（满分5），这成为奉俊昊的电影在该网站获得的最高分，甚至超过了《杀人回忆》（4.1）。在Naver电影条目下，16位电影记者和影评人给出9.06的均分，这是奉俊昊电影目前获得的最高分。

在韩国评论界一片叫好的大环境下，也有影评人勇敢地站出来给《寄生虫》泼冷水。影评人朴宇成（音译）提到，“《寄生虫》里摄像机的视线带有一种暴力性的欲望。”地窖中关于雯光丈夫的那些怪异镜头，将他变成了类似于变态或杀人魔一样的存在。他认为《寄生虫》将韩国的下层主体过度原始化并在第一世界人士面前展示，这是种“原始性的热情”，令电影变成了一种“刺激性的展品”。

《寄生虫》作为韩国电影首次夺得金棕榈奖后，媒体们也开始铺天盖地地报道。也有评论界人士对此持批判性态度：国民大众对《寄生虫》的极度热情和好评是否出自于盲目的爱国心理和民族主义情绪？

出演KBS新闻节目的一位影评人曾被主持人问到金棕榈奖的权威性，“当然很有权威了，就像电影界的诺贝尔奖一样。”但他突然向主持人抛出了一个问题，“请问您知道去年金棕榈获奖作的标题吗？”主持人表示不知道。于是影评人略带讽刺地说，“没错，正是这样，这是一个只有当韩国电影获奖的时候才会变得有权威的奖。”

这个有点冷的段子其实嘲讽了主流媒体的关注点，他们不关心戛纳，也不关心电影，只关心“韩国”。去年戛纳《燃烧》无缘大奖，李沧东提起来这事，说自己倒没什么遗憾，只不过舆论把入围电影节这个事情搞得像去参加奥林匹克、非得要为国争光似的，所以想起来感觉没拿奖好像对国家对大众很抱歉一样。

门户网站《寄生虫》条目的热评中，一位韩国网友这样写道：“光是能够不带字幕地看金棕榈奖获奖作就已经很棒了。”该评论获得了11856个赞。

奉俊昊在电影首映前曾经表示，“这是一部非常韩国的电影，外国观众大概没办法100%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韩国观众等这一刻确实等了很久，“不带字幕地看金棕榈奖获奖作”。

但如果这是大部分观众对《寄生虫》长达132分钟的观影时间做出的最具价值的回应，那我们难免要为奉俊昊感到可惜了。

参考内容：

*1: 민주정책연구원 <경제 이슈 분석> 2015-11호;

*2:경향신문 <법조계 ‘존치·폐지’ 둘로 갈렸는데…존치 찬성이 85.4%?>，原文：http://news.khan.co.kr/kh_news/khan_art_view.html?art_id=201512032222045

*3: 조선일보 <“신혼은 전세” 옛말… 3쌍중 1쌍 집 사서 결혼>，原文：http://news.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9/03/22/2019032200248.html

注：本文中暂时删除了对电影的个人评价。租房生态等信息来自个人经验及调查结果。

（修改版首发于虹膜公众号）

声明: 对于未经许可的转载将举报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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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结尾拉回到现实中

不出意外地，《寄生虫》引发了一场电影地震。不论是由此带来的资源字幕讨论，还是随之而来的观影热潮，这种小范围内的焦虑式狂欢让自诩为影迷的我感到一种充实与满足。同样的感觉在去年的《燃烧》登场时也体验到过，当然可能没有这么强烈。

作为近两年来入选戛纳主竞赛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和《燃烧》之间的比较好像是很多看完两部片子的影迷朋友都乐意去做的事。的确两部片子有一定的可比较性，除了电影节的竞赛经历（尤其考虑到最后全然不同的获奖情况），还都有对贫富阶级差异的指涉、对电影符号学的探究等等。考虑到自己水平有限的事实，我仅对两个片子各自结尾的（可以说是）超现实片段做一点讨论。

《寄生虫》里，当整个故事尘埃落定，父亲失踪的谜团也随着儿子解码后的信件内容而解开，然后奉俊昊给观众设置了这样一个结尾：儿子基宇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配合儿子的旁白，我们看到了若干年后衣冠楚楚的基宇买下了那个房子，和母亲共同享受庭院里的阳光，并和从地窖里走上来的父亲拥抱，紧接着镜头切给寒冬地下室里的基宇，电影结束。

衣冠楚楚的基宇买下房子

父亲与基宇涌抱

这好像是一个商业片很惯常的设置，当主人公在现实中受到压抑，他只能通过超现实的想象来对接下来的生活抱有希望，这也是导演让观众能够继续抱有希望的一种方法。区别于一般的商业片导演，奉俊昊在这个很短的片段里依然有独到的设计，主要在两点。

一个是搞定了那块石头的问题。超现实片段开始（也可以视作基宇的梦境开始）出现的是基宇的主观镜头，他将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那块石头放到了溪流中。这块石头无疑是电影里非常重要的意象，理解可能有很多，考虑到那场暴雨淹没地下室的戏里基宇拿起水里漂来的石头，我愿意把它理解为基宇对自身阶级属性的顾虑。所以结尾一场戏里想象中的基宇放下了这种顾虑，从而毫无顾忌地跨越阶级。我觉得这放在超现实片段里是很高明的。因为我们知道那块石头在佣人的老公砸基宇的那场戏以后就已经不知所踪了，现实剧情里面很难再把它写回来。但作为几乎贯穿整部电影的重要物件，给它设置一个最终的归宿是有必要的。而超现实片段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种抽象又和石头本身象征的东西相呼应。甚至更玄乎一点，我觉得在不同的段落里这块石头的重量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和我现在讨论的重点无关，大家有兴趣可以思考一下。

超现实片段里基宇最终放下石头

暴雨回家那场戏里基宇拿起水中的石头

另一个是对父亲人物弧光的完成。这里先要解释下阶级跨越的具象化。在这个超现实片段里，儿子基宇（和母亲）成功地实现了阶级跨越，最终买下了那栋别墅，但这个跨越的过程是抽象的，是通过儿子对自己的人生规划表现出来的。相比之下，父亲的阶级跨越是具象化的，即从地窖走上来。相似的设置在之前的情节中也出现过，那是佣人想从地窖上来向夫人报告真相，但在出口处被基宇的母亲一脚踹了下去。也就是说佣人一家没有实现的阶级跨越，父亲实现了。

超现实片段里父亲从地窖走上来

那么再让我们来系统地看父亲这个人物，他开始很窝囊，有人来家门口撒尿也无动于衷。后来在儿女的计划下有了工作，并对朴社长一家充满了respect（作为对比，佣人的老公直到死都处在这个阶段）。接着因为气味这个细节，父亲的尊严逐步坍塌，并最终犯下罪行，为了不被审判而把自己关在了地窖里。情节发展到这里，父亲好像被永久禁锢在了阶级金字塔的底端，是最后这个超现实段落让父亲实现了阶级跨越，完成了完整的人物弧光。然而超现实最巧妙的地方在于这一切都是假的，影片最后奉俊昊把镜头给了寒冬里呆坐在地下室的儿子，前面的一切只不过是儿子基宇的幻想。现实给了那些企图跨越阶级的人们狠狠一耳光，这种绝望与基宇眼神中若隐若现的希望形成的强烈反差，通过影片留给观众的最后一个镜头表达出来。

电影以基宇迷茫的眼神作为最后的镜头，让人联想起奉俊昊在《杀人回忆》的结尾以宋康昊那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作结，《寄生虫》里饼叔仍旧奉献了神级表演

总的来说，奉俊昊给《寄生虫》结尾设置的这个超现实段落是很有功能性的，或者说是趋向于封闭的，不管是人物（父亲）还是事物（石头），都有了各自的结局。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部优秀的商业片应当具备的，能符合观众的期待，也能给整个作品做结。那么李沧东在《燃烧》里是怎么做的呢？

在《燃烧》的结尾，经历那么多事以后，刘亚仁饰演的李钟秀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他把Ben直接约了出来，将他谋杀，并把尸体连同自己的衣服都放回Ben的豪车里付之一炬，最后在寒冬的火焰映衬下开车离开，电影结束。

谋杀Ben以后的钟秀在寒冬的火焰映衬下开车离开

这里要插一句，因为就我个人而言，《燃烧》的这个片段是极其震撼的，这种畅快的观影体验甚至超过了电影前面那个备受推崇的夕阳之舞。对比之下《寄生虫》最震撼我的不是结尾的超现实，而是前面父亲谋杀朴社长的片段。所以直接相比两个超现实片段对我而言其实高下立判，我只能尽力保持着所谓的客观理性来讨论。

回到《燃烧》的这个片段，我观影过程中最感兴趣的是它的真实性。在前面的情节里我们明显感受到李钟秀对Ben的怀疑，在他看来Ben可能是个变态杀人犯，而惠美很可能就是他杀害的。这么看来，最后钟秀用这样的方式为惠美报仇好像是情理之中。但再多想一下，这么做和钟秀的人设是有出入的。不仅因为他作为一个loser作家对Ben这种富豪的畏惧（《寄生虫》就告诉我们瞬间的情绪爆发不会受阶级差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钟秀是一个为了确认仓房被烧掉而找遍方圆好几公里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带着几分想象的怀疑就对Ben下杀手吗？基于这两点我判断这个结局就是超现实的，而这种带着思考的观影体验可以说极其畅快。

然而我不知道是不是李沧东担心作品太晦涩，他还是在电影里设置了线索。前面所述的结局开始前有个李钟秀坐在窗前打字的镜头。这个镜头是有指向性的，暗示后面的情节是钟秀小说里的内容。换言之，这也做实了后面发生的事是超现实的。我一直觉得打字的镜头值得商榷，如果去掉，让观众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看待这个结局的真实性会更有意义。

李钟秀坐在窗前打字的镜头

这个超现实片段里讲的东西信息量极大，有钟秀和Ben的情感表达（谋杀时的相拥），有钟秀整个行为逻辑引起的思考，尤其是烧仓房和烧豪车的对应，让片子的立意超越了简单的嫉妒和复仇，也超越了贫富阶级的差异和对立。那一刻Ben对于道德与生活的价值体系已经被钟秀所传承，他甚至放弃寻找仓房，而自己创造了一个“仓房”。当然这只是我有限的理解，对于《燃烧》的探讨已经有太多，不缺我这么肤浅的一个。我只是想说《燃烧》这个超现实片段的结局超越了简单的功能性范畴，是趋向于开放的，人们可以对它展开无穷的想象（不仅限于真实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和村上春树的原著里表达的那种多义性是统一的，而一部可以表达文学上的神秘性和多义性的电影实在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钟秀在谋杀过程中与Ben微妙的情感表达

做个总结吧，我觉得拿这两个超现实片段进行对比可以一定程度地看出《寄生虫》与《燃烧》的区别，奉俊昊与李沧东的区别以及商业片和文艺片的区别。个人而言，这两部电影我都喜欢（都给了五星）。《燃烧》是那种看完以后会不断回想与思考的片子：那只猫的意象究竟有什么作用？仓房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寄生虫》的故事结构与场面调度让我整个观影过程享受其中，看不到大银幕实在是可惜。

今年北影节的时候和朋友扯皮，我说韩国的电影大师我只认一个李沧东，如果还要算的话就加一个洪尚秀。然后戛纳立刻就给了奉俊昊一个金棕榈来回应我的胡言乱语。其实谁是大师的问题真不好说，但可以确定的是，奉俊昊和李沧东仍然在电影上不断地探索，接连拿出《寄生虫》和《燃烧》这样的作品，这是韩国电影的幸事，也是我们饱受技术原因困扰的影迷的幸事。

奉俊昊从评委会主席伊纳里图手中接过金棕榈

写于2019年8月7日

将要发于公众号 深邃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