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

这部电影一上映有很多争议，看了一下多是冯小刚导演与王健林、王思聪之间的，与电影本身倒是无关。导演是导演，电影是电影。导演在现实生活中引发的争议，跟电影没有关系。决定看这部电影，是基于对刘震云的信任。我挺喜欢刘震云的小说，他对于民间小人物的书写，很有意思。《我不是潘金莲》，从“民间女子告状”切入，这一场好戏应该很好看。

说实话李雪莲这个人物，如果在现实中让我碰到，我会犯怵。“事情不是这个事情，理也不是这个理。”她反复说出的这句话，是电影的驱动力，结果既荒诞可笑又悲凉深重。这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是李雪莲陷入其中的那个世界，她认定的“理”是基于民间百姓的日常情理，决定着她生活的价值和看问题的视角，她不明白离婚弄假成真，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却为何无人能为她伸张正义，她死活都不明白；另一个，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现代社会”建构的法理体系与官僚体制，任何人事纠纷都依据法律来进行处理，所以王公道当然会判决李雪丽告她前夫结果为输，这是个“正确的判决”，却导致一连串的后果，从王公道一直到上面的各级官员，也死活都不明白。

电影的张力就在于此：李雪莲的“理”与现代社会的“理”是相冲突的，两者绞在一起，戏剧性就出来了：李雪莲以一己之力，扳倒了一众官员，而后者对她毫无办法。但对李雪莲来说，却毫无成就感，因为她要的就是从“我们是假离婚”到“我不是潘金莲”，这个无人能帮她解决。十几年来，她一遍又一遍地“犯轴”上访，自己整个生命动力都寄托于此，而她因此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电影结束前，那个因为李雪莲被罢免的县长，一脸风尘地坐在她对面，告诉自己现在回老家做点小生意，看到那时我也不免对他有同情之心——他的一生就因为这个女人而改变，想想真是又荒诞又悲凉。

电影让我感觉新鲜的，就是这些官员的形象。从王公道一直往上走，到县长，到市长，到省长，再到中央首长，各个演员拿捏得很是到位。首长那一场戏，从开始说只是来听听，到后面震怒发飙，演员那个分寸感真是好，真是栩栩如生。在这个体系之中，底层官员与中层官员的焦虑与惶恐，都来源于“官位不保”，李雪莲无意之中拿住了这个“命门”，从而把他们搅得寝食难安。电影中官员很多“笑点”，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呈现出来，会有他们的“形势所迫”带来的荒诞感。这个分寸，其实比较难拿捏的，这点冯小刚处理得当。

回到李雪莲这个人物，我认为这是范冰冰到目前的演员生涯中塑造最成功的角色。最直观的感受是：看电影时，我忘记这是范冰冰了，这就是李雪莲。偶像演员常碰到的瓶颈是：观众知道这是偶像本人在演戏，但是对偶像饰演的角色没有任何认同感。李雪莲这个人物是“轴”的，她的迷惘痛苦悲伤，都源于此。范冰冰吃透了这个人物，她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语气神态、脸部的表情，都是李雪莲这个人物的。当她得知前夫车祸遇难，那个难以置信又悲痛欲绝的神情，范冰冰表演得很有层次感，细腻动人，让人印象深刻。

最后，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构图方式，圆镜头是在李雪莲老家，方镜头是在北京，最后宽镜头是万事皆休之后，我觉得与叙事的内容很贴合。不得不说，每一帧镜头都是一副好画，这在以前的观影经验里真是少见这样考究的。这部电影，可以说是2016年我观影里的前三名。

        在谈潘金莲之前，我想先提三部电影：《教父》《发条橙》《本杰明·巴顿奇事》，因为这三部电影也是由小说原著改编而来，读过原著，你再看电影，发现电影比原著小说的故事更具有艺术水准，在电影语言的表达上，很好地诠释了文本的影像化。现在来看《我不是潘金莲》，今天晚上在暨大礼堂观看的超前点映，对比小说文本，你会发现电影改编掏空了故事的丰富性。
       第一：细节。小说中的很多细节，比如李雪莲的两个孩子、中学往事、假离婚起源等，是推动李雪莲在故事中行动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塑造她性格的关键张力。然而，这些在影像文本中没有了，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情节来填补。
       第二，故事背景设置。先前提到的三部电影，年代、时间这些故事背景都交代得很清晰。原著作者刘震云，河南延津人，原著构筑的故事，透过人物日常生活方式和语言，我们很清晰地知道故事发生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然而，冯小刚在分享会上说，他选择了江西的婺源作为李雪莲的生活的小县城。把河南文化嫁接到南方小镇，移花接木把原本的文化体系瓦解得支离破碎，正如冯小刚所说：“这故事不可能发生在朝鲜，还没出门就被崩了。也不可能发生在美国，拦住美国总统，美国总统说这事不归我管，去找法律吧。这事只能发生在中国……”，同样，这事也只能发生在河南，里面的乡土文化、官场文化、生活文化，都是河南的。
       第三，人物形象。读完小说文本，李雪莲、郑重、马市长、王公道等一伙人，形象丰满、性格突出。电影里面，只有李雪莲相对可以给人留下深刻影响，其余人物，过于脸谱化，我这里就提一个郑县长，小说里面，这个人是很强势很有魄力很有政治能力和心机的人，电影里面却把这样一个人弱化成了一个病怏怏的人。归根结底，文本故事和影像有一条鸿沟。简单这么说吧。

导演徐克是一个技术狂人，几乎每部电影都要在技术上有所创新，他的每部电影都会让你觉得他把华语电影的技术边界又拓宽了。
导演张艺谋是一个视觉狂人，大红灯笼高高挂，金陵十三钗，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英雄……视觉冲击力有时候几乎要喧宾夺主，超越主角们的表演成为表达影片讯息的最强元素。
而导演冯小刚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类型片狂人。在《天下无贼》以前，他基本被大家直接定义为京片子喜剧导演。在那之后，他又拍了古装悲剧《夜宴》，战争片《集结号》，公路爱情片《非诚勿扰》，灾难片《唐山大地震》，历史片《1942》，拐回来拍了一部甲方乙方2.0《私人订制》，而到了2016年，他又拍出一部为女性权益摇旗呐喊的《我不是潘金莲》。
 
是的，没有听错，一直以来，甚至到了电影宣传期还是我们印象中的直男癌，冯小刚导演，拍了一部，为女性权益摇旗呐喊的政治讽刺喜剧。
这个世界真拧巴。真的。
 
但这确实是从视觉创意到精神内核都很妙的一部电影。我用“妙”是因为这部电影在剧情上是存在瑕疵的，但是它优秀的地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而是一种创新和超越。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优等生，卷面分考了个七八十，不拔尖，但是附加题全做对，而且解法很天才。

华语电影在此之前，还真没有这样的。
 
（一）
先分析一下这部电影最奇特的地方，圆形画幅。

圆形画幅视觉上美不美？
可以肯定的是，在圆形画幅的衬托下，这个烟雨江南的故事，被拍出了一种古典，隽永的美感，很多画面截图出来恍若孙君的摄影作品。而这又是一个关于女性的电影，所以在这种温柔的笔触里，不知不觉间就多了很多女性的柔美，在这种柔美画面的感染下，观众的心也会变软，无形中又会增加对画中人李雪莲的同情。

 
那为什么圆形画幅是美的，而到了北京就要变成方形呢？我在预告片里第一次看到圆形画幅的时候，想到的是这个：
 

苏州园林里大量使用了圆形的门和窗。它们的作用是用一种少即是多的方法，缩小画幅，把眼前大片的风景简化，取其精华。圆形画幅不仅对于构图非常有帮助，这保证了绝大多数画面结构都很和谐，而且画面中的任何一个点距离画幅的边缘，都很近。这就使得圆形画面不适宜拍任何剧烈的动态（因为一有剧烈的动作就跑出画面了），所以整个电影感觉特别的静美，这是一种由和谐带来的静美。
 
然后就是颜色。苏州园林由于追求一种亭台楼阁，绿树掩映的效果，一般光线都不强，视觉色彩以绿色为主，而绿色本质上是由三原色里的黄和蓝构成的。这种色彩的组合与电影画面非常吻合，不信我们来看（截图来自豆瓣剧照），
 
绿色组：

蓝色组

黄色组

发现了吗？这上面9张剧照里的所有颜色，我们都可以从苏州园林的那个门框框里找到。如此神奇。

所以，视觉效果上，这是一个小魔法，我们对于江南有一种潜意识里的园林审美，而我不是潘金莲里用圆形画幅和绿，黄，蓝三种颜色，不断去戳我们潜意识里的审美G点，非常江南。画面中古典韵味很大程度来源于此。或者即使我们没有通过画面联想起江南风光，园林审美作为一种屹立几百年的视觉风格，放到电影里一定是经得起我们的挑剔眼光的。
 
那么，为什么到了北京就换了方形画幅？

方形画幅一方面是为了表现北京的秩序，严谨，规则（想想那些方方正正的会议室，整齐划一的倒茶场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代表北京的颜色是红色（李雪莲进京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大红灯笼）。而江南的绿色是由三原色里的黄和蓝组成的，唯独没有三原色里的最后一种颜色，红色。一旦有红色进入圆形的画面，会瞬间破坏我们刚才脑海中的意象，变成不和谐的元素。
 
以上就是圆形画幅被拍的这么美的秘密。它对叙事也有所影响，在圆形画幅下，几乎没有人脸特写。一旦出现人脸特写，整个画面将全是脸，因为留白太小了。所以整个电影全部戏剧情节都以半身和全身的方式来呈现人物。

有没有再一次觉得眼熟呢？
 

这是一种小人书的呈现方法。与日本漫画讲究分镜不同的是，中国的小人书几乎都是大平面式的呈现。为什么呢？因为小人书不依靠画面的震撼和角度的拟真，靠的是故事本身的起伏和张力。看过的人可能有印象，小人书每翻一页，故事情节就会有一个波动。所以小人书总是让我们觉得故事回味深远，而不会像漫画一样，对某一页的人物特写或者狂拽炫酷的场面念念不忘。
 
而又因为小人书故事情节的波动特点，它们总是会选择《三言二拍》这种甚至带着强烈荒唐狗血色彩的故事。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特点是什么？荒诞。是不是还挺搭的。
半身和全身的画面风格不善于表达人物情绪，但善于表达戏剧冲突。当只有李雪莲一个人侧面在画面里的时候，她看起来总是在走向一个远方我们看不见的目标，这就突出了她的奔波，她的追求。

比如这样，

而她和其他人一起站在狭窄的圆框里，则一种天然的对峙，对抗的感觉，仿佛两方代表着各自的立场互不相让，即使不看台词，看站位，也能感受到人物关系和剧情张力。比如这样（实在是豆瓣剧照没图了），
 

最后，远景还有一个重要作用，突出轮廓，弱化五官，凸现人物。
 
范冰冰没有使用特效化妆，所以肤色虽然变了，但五官没变，即使淡妆之下还是精致艳丽的。圆形画幅会更多地使用远景，这样突出她的轮廓而不是她的五官。轮廓可以通过发型，服装的变化很容易的改变，突出容易改变的轮廓，模糊不容易改变的五官，显然这种摄影风格对帮助观众入戏很有帮助。
 
看这张图，即使都遮住脸，模糊衣服，后面那位一定是美女，因为她舒展的动作，飘散的发丝，玲珑的曲线，柔软材质的衣料，都在你的脑海中提醒你，这是美女。前面那位一定是农村妇女，因为她拘谨的坐姿，粗糙的线条，劳动人民才有的袖套和雨靴，也在脑海中暗示你。这就是轮廓的力量。
 
对于官员群像的表现也是一样。影片中出现了十几个官员，但即使你把官员们的轮廓全部刷黑，你也知道这是个官。为什么呢？他们的衣服。剧中所有的官员打扮都是一个风格，仿佛一种新式官府，长大衣，材质偏硬的领子，全身藏青色或者黑色，发型都是一丝不苟的保守梳法。这是官员们的轮廓。通过远景的方法，突出了他们的轮廓，强调了他们的共性，而弱化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长相。减少了我们对十几个角色的记忆负担，也暗示了一件事“他们都是一样的”。
 
圆形画幅只是个是噱头吗？远远不是。无论是美学还是叙事上，它都是为电影服务的。
 
（二）
 
再来谈剧情。看电影的过程中，每隔十分钟我都要在心里数一下，这到底是讲官场政治多一些，还是女性权益多一些。最后发现，其实这两者讲的还是同一件事，尊严和平等，不分男性女性。
 
范冰冰演的李雪莲，她到底在纠结什么？她有什么理是过不去的？她一个法律上明明理亏的人，凭什么靠着一股小强一般的韧劲，突破正常的制度，用拦路高官的野蛮方式，一告十年？
 
首先，李雪莲当然是个法盲，她身上体现的是没有受过充分法律教育的农村妇女身上法律意识的淡薄。法律程序上离了就是真离了，不存在假离婚。她是完全理亏的。
我相信她在这十年的过程里，一定已经渐渐意识到了，她在法律上是告不赢的，而且她告了十年的行为，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好处。
 
那她为什么还要告？她在争什么理？
 
找人帮忙杀人也好，反复告官也好，她要的是一个感情上的支持和肯定。感情上她是站理的，所有没有在感情上支持她的人，一起杀，一起告。
 
她争的是一个感情上的理，不是法律上的理。她要争的不是法律上自然人的权利，她要争的是身为一个女人在感情上的平等和自尊。她要争的是，她要让所有人达到一个共识，秦玉河对她是感情上的背叛和欺骗，骗她离了这个婚，秦玉河伤害了她，是个禽兽！

甚至到了后来，秦玉河说她贞操有问题，是潘金莲。这事传遍了全县，李雪莲要争“我不是潘金莲”。当时围观的大叔不想管家务事，息事宁人地说：“雪莲，你走吧，这事说不清楚。”
 
怎么就说不清楚了？！事实摆在眼前，婚前有性行为和婚后通奸谋杀亲夫，完全不一样好吗？！“我不是潘金莲”我就要说清楚！
 
所以纠结在李雪莲内心里的，是女性的感情和尊严，纯感性的东西。而我们看看她从男性世界获得的反馈。
 
     李雪莲为了出气，找弟弟和屠夫帮她杀人。整个谈话的实质是，交易。屠夫与李雪莲睡一晚去杀人是否划算，李雪莲帮弟弟买车，为报恩去杀人是否划算。
     李雪莲为了讨公道，一路告官，告到北京去。甚至把所有的官员都撤了一遍。但她还是不解气，“我不是潘金莲”这件事，依然没人帮她还一个公道。
     李雪莲不想告了，说牛帮她想通了。县长不相信，逼她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书进一步挑战了她的尊严，“我写了保证书，不就说明我过去十年是没有道理的？”
     李雪莲和赵大头产生了感情。赵大头用强迫的，毫无尊重的方式和她发生了性关系。好在李雪莲对他有感情，就要放弃告状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交易。赵大头也欺骗了她的感情，她的真心和尊严。
     最后，前夫秦玉河死了。她的精神支柱塌了，她要自杀。护林员告诉她，“你去对面那片树林自杀，他们护林员是我的死对头。”天啊！还有人想要利用她的死！
 
难怪李雪莲告了十年也不解气！真的是她无理取闹吗？不，她要的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在情感上的理解和尊严。而整个男性世界，要么骂她，要么烦她，要么怕她，要么利用她，但没有一个人给她平等的理解和尊重，没有一个人去关心她法律以外，道德以内受到的背叛和迫害。

要么像屠户和赵大头那样，只认同她的肉体价值，要么像县长市长那样，只是把她视为一个“农村妇女”，一个拖延了十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用居高临下的，线性理性的，知识分子文人式的思维，去看待李雪莲的问题。所以李雪莲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离婚证盖了章，清清楚楚。至于李雪莲是不是潘金莲，他们真的没有人在乎的，只要李雪莲不要再去告状，才是最好。
 
看似李雪莲要挑战的是官员，不，她要挑战的是整个男性世界看待她的方式。

她始终没有得到，所以她纠缠了十年。即使牛都劝得动她别告了，男人劝不动她。

谁能给李雪莲一个救赎？我觉得大概是柏万青阿姨吧。
 
男性那边的情况也一样啊。故事里的男性也面临同性间的平等和尊严问题。
整个社会，机关里，企业里，上级对下级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呢？李雪莲的事情，终究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而且判决都是对的，可就因为她告到了首长那里，从市长到县长到法院院长，被不分青红皂白换了个遍。他们作为一个员工，真实的政绩呢？是不是缺乏了一点尊重。

下级对上级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首长明明说，我是来听的，我不想发表讲话，结果还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下级拱着讲了套话，首长这个时候也是别扭的。一屋子人还拿出笔认认真真记录着。每次画面中出现两个以上男人的时候，总有一个人，能让你看出谁是领导。前一秒钟趾高气扬，下一秒钟点头哈腰。这可能是下级对上级的讨好，但也算不得尊重。
 
故事的结尾特别精彩。
市长对县长说，我们要体会到老百姓的问题，去帮他们真实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只想着抱住自己头顶的乌纱。帮助李雪莲的要义，是不要再把她当做一个“农村妇女”，平等对待她，理解她在感情上需要尊重和支持的需求。

最后尾声的时候，已经脱下官服，穿了普通POLO衫的前县长，和李雪莲在北京相遇了。前县长不再急着解决李雪莲的“问题”，他们像老友一样，坐在桌子的两侧，李雪莲终于把全篇都没有人能撬开嘴的秘密和盘托出。

千帆过尽，平等和理解终于发生了。一个紧紧闭合又坚硬无比的贝壳打开了。
这是整个电影的魔力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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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赞同表演是电影的短板，整个电影的表演是精彩的。

通过远景的方法，所有的官员都是去个性化的，区分度反而不高，这是导演的刻意为之。大鹏和张译比较出彩。大鹏领到了一个全篇最搞笑的桥段，而张译饰演的投机主义者贾聪明，区分度最高，急于领功的样子也是惟妙惟肖。

范冰冰饰演的李雪莲，对得起自己演员的称号，但是离一名杰出的演员还有距离。
李雪莲好演吗？我觉得难度非常高。一个女人如果不够美，不可能被叫成潘金莲。可是只要稍微把李雪莲往美了打扮，观众又会倒吸一口冷气“啊！这不是范冰冰吗？”范冰冰不用演，大家都会觉得她是潘金莲，可是冯小刚就是要让一个最像潘金莲的人张口说出“我不是潘金莲”。我觉得这是他选范冰冰的最大用意。

不是说冯小刚要挑战自己，而是这个选择是最契合影片主旨的。一位李雪莲，即使是艳丽如范冰冰，只要她公道在理，没有婚后通奸，谋杀亲夫，她就不该被泼脏水，大家就都欠她一句“你不是潘金莲”。

范冰冰的完成度实际上是很高的，尤其是第一次拦车，边说边有泪珠直接滴落下来，以及发现赵大头利用她，第二次遭遇情感背叛两场戏很出彩，她在戏剧的关键时点上功课是交足的。她的问题在于表情的细微控制能力上，自信满满的女明星和苦大仇深不被理解的农村妇女是有差别的。有一些特写镜头里感觉她确实注意到了，但她没有全篇hold住这个状态。还要继续努力。
 
夸了一大通，讲一句bug到底在哪。整个电影视觉，剧情，表演都没问题，可是差了一点，就是刻意感重了。李雪莲需要感情上的理解和支持，可是通篇怎么只有她一个女性？（除了大鹏一言不发的妻子）女性是在这个故事里最能够理解李雪莲处境的人，可是李雪莲没有闺蜜，没有父母，没有女性亲属（居然所有的亲戚都是男的），官员队伍里也一样，一些大场面里能看出，是有女性官员的，但李雪莲同学一位女领导也没有遇上。一群直男，为了解决她的心结，傻傻地猜啊猜啊，就是猜不到。

快来一位柏万青阿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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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0 更新

影评发出去是不爱打补丁的，可是看到过了一年最高票还是这是法盲的闹剧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再补一段。

这部电影是不是法盲的闹剧？
很大程度是上，是的。但这却反而是《我不是潘金莲》好电影的重要原因。
首先，只要法院没有改判李雪莲赢，电影的三观就没问题。

百度百科里法律的定义是：
法律，是国家的产物，是指统治阶级（统治集团就是政党，包括国王、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并管理国家的目的，经过一定立法程序，所颁布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国家的统治工具。

所以法律是一个维护秩序的工具，只是被赋予了权威的工具而已。它的核心目的是有效率的决断是非，所以法律一开始就是效率的，而不是完美的。否则法律也不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修改。

法律的不完美体现在：情，理，法，这三件事情，虽然大部分时候是重合的，但有些角落并不能完全地覆盖。有些情况，占情不占法，还有些情况，占法不占理。
举个例子：富人请税务师帮自己做税务规划，结果合法避了很多税，甚至可能比穷人交的税还少。
这合法吗？当然合法。但合理吗？赚得多的富人，交的税比穷人少？不合理。赚得多的人应该多缴税。

世间的故事这么纷繁复杂，我们需要有一个万花眼去看待。《今日说法》是法律的角度。而文艺电影并不是普法节目，应该是承担更多感情和人性的角度。李雪莲的前夫，恰如那个合法避税的“富人”，他利用了法律的规则，完成了对李雪莲的一次全身而退的背叛。难道就因为他的手段更漂亮，我们就要否认他背叛的实质，不能给李雪莲以同情，不能否定前夫对她的污蔑，肯定她身负的冤屈吗？

如果用今日说法的标准要求一部文艺片，这世间所有的热血都会像规则一样冰冷死板。
《今日说法》的责任是普法，它讲法律。文艺电影给复杂扭曲处的情理一点光，它讲人性。各司其职而已。


凭什么被撤职的官员们这么冤枉？

电影里的官员确实冤枉。但追究李雪莲就找错根源了。
官员的冤屈却不是李雪莲造成的。李雪莲一个农妇，哪来的法力把一串官员拉下马。
到底是谁害得官员们被撤职？
李雪莲告自己的状，稍微仔细听她故事，就知道法院判得对。
那么压根没有仔细调查案件，凭借农妇一面之词，就大发雷霆的谁？
因为上级大发雷霆，就完全罔顾事实和下属真实政绩，撤了一串乌纱帽的是谁？

电影里已经告诉你了呀。官员们的冤屈不在李雪莲，而在这里。
事实上，这才是整个荒诞的故事真正荒诞起来的原因。


秦玉河老婆的抑郁症？

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很有趣。
秦玉河在李雪莲怀孕期间和现任妻子结婚了。感情上现任妻子是小三无疑。小三把原配折腾流产，原配把小三折腾抑郁，这算天道好轮回。
另一个角度来说，李雪莲遭受了感情的背叛，最后却把另一个女人弄到抑郁，而这段感情里最大的恶人秦玉河受到的道德和舆论攻击最小，这值得一声叹息。

冯小刚的电影，常常像是为了捡拾那些被鲜肉偶像挤出荧屏、窝在北京胡同里的老牌演员，号召而起的一次用实力说话的集体亮相。《我不是潘金莲》有着非常出色的群戏，串联了众多男性角色，像张嘉译、张译这样演员的存在，总是无形给人很踏实的感觉，至于范冰冰饰演的女主角，他们是把这朵花衬托的更夺目了，还是衬下去了，去看电影吧。

今年电影市场泡沫的破碎趋势，其实给很多电影从业人员敲了警钟，比如演员，演员本就该试着去驾驭不同类型、挑战自己的角色，若无视戏路越来越窄的危险，或者顾虑形象将自己留在舒适区，演艺生涯就会变的前途未卜，很多合适的角色也就擦肩错过了。学不会再深入不同的人物状态，拿出使人信服的演技。在翻云覆雨的电影界，这决定着他们演员道路能走多远。这话倒不仅适用于演员。

大众对于范冰冰的印象多半停留在一个时常红毯亮相、拍光鲜亮丽时尚大片的范冰冰，她在荧幕中塑造的种种角色并不讨彩，因为那是一个个空洞的花瓶角色，中国电影长期的浮夸、虚假，本能而怯懦地回避、冷落人们真实生活的所在，从某些意义上说，可坑害了不少纵有抱负理想的演员，悄无声息地榨干了他们身上的朴实、演才，让他们变成了不沾一丁点土的“豆芽菜”。我想看过《苹果》、《观音山》的人，自会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范冰冰愿意接拍这部电影，在形形色色的男人之间游走盘旋，勇气胆识值得称赞。其情形一如冯小刚在《老炮儿》中，在一群不遵循道义、行事风风火火的小鲜肉里争一口江湖老气。

在《我不是潘金莲》之前，范冰冰与冯小刚也合作过刘震云编剧的《手机》，影片中范冰冰饰演的出版社编辑，是葛优角色严守一的秘密情人。她的艳俗放浪，连番的电话勾搭，导致最后严守一家庭破裂，与新的爱人也催生出信任危机。所以偶然听到走进影院的观众把《我不是潘金莲》，大都简称为“潘金莲”，不禁觉得好笑，冯小刚导演与范冰冰合作两次，拍的她竟然都是“潘金莲”。

这部政治尺度很惊人的电影能够顺利拍摄发行，更多得益于编剧刘震云与导演冯小刚的圆滑机智，刘震云的小说语言非常独特，唠家常似的几句话就能准确勾勒一个人物。他有把一个荒唐无稽的事情讲到最后使读者信以为真的天赋。兴许在这里刘震云得到了他的律师老婆帮助，《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内核不是一个展露出尖锐对抗姿态的伸冤案例，而是刻画一个“李雪莲”这样的“固执”农妇，为一件“家务事”、为了脱掉“潘金莲”的恶名，而近乎荒谬地上访了二十年（电影中缩短了十年），最后以一个意外事故收场。这样巧妙的设定，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出闹剧，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不必太当真。但若这个故事随便换个人设，其锋芒力度便会昭然若揭。很多尖锐的东西，目前我们只能以闹剧的形式呈现。以怎样的心态看这部被划入喜剧类型的电影，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相比原著小说的百无禁忌、直白凶猛，冯小刚拍的可谓谨慎又匠心独运，短了不少戾气的攻击性，或者是他故意把观众的目光支离散开了。比如在电影中，围绕李雪莲家乡发生的情节，均以圆形画幅呈现。取景地江西婺源，雨雾笼罩、林屋排列、古色建筑等场景，在不占画布一半的圆形中，每一帧都是一幅引人陶醉的山水风景画，极具美感。李雪莲与官员再激烈的冲撞舌战，也很难改变这种淡雅别致景色氤氲出的迷惑性，它像是完成了对敏感地带的消声处理。在北京的上访，冯小刚又用手机屏幕式的立长方形，《新闻联播》般的领导人会议报道，来表现权力中心的规则与凝滞。最后又使用窄宽荧幕做了一个伏笔的收尾，想想都大有门道。构图，暖寒的色调运用，也可玩味有趣。

但比起老谋子那部题材相似的《秋菊打官司》，巩俐造型的惊叹世人，土到掉渣。范冰冰的农村妇女造型显得没有那么夸张，棕色长袄搭配斗笠，颇有几份江湖侠气。尤其是许多段李雪莲走在落雨的道路、桥梁间，伴随着密鼓声，我们看不见她的面部表情和眼神，额前几卷长发迎风摇散，沉默坚毅，体内蕴藏着满腔的力量，像身披重担的女豪杰，去揭露挑破大小官员自利贪图的丑陋面目。

自然很多观众会把目光投射到影片“官场”揭露的层面，李雪莲的存在仿佛便是为了勾连并展示各级官员的样貌，来说“天底下乌鸦一般黑”，她本人倒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了。电影的多处段落，也完全没有范冰冰的身影，而是被一些领导人推诿责任的吵骂、遮掩的反思语录替代，李雪莲则一个人走在买凶杀人、拦车和闯大会堂的道路上。雨里来、雾里去，像鬼一样缥缈的范冰冰，在人面前被冻的红扑扑的脸蛋，看久了倒显得天真可爱。个人感觉在这里她的演技还算在线，到电影后半段，局势反转，她不再摇尾求人，再不给任何男人正眼看，也很好表现出了无人理解的孤独，但内心又不渴求这些人怜悯的情绪。

这与原著小说的编排有异曲同工之妙，李雪莲的故事被放置在超长的序文里，而一个讽刺上访文化的黑色小幽默确被当作正文。尽管看似许多官员围绕着李雪莲愁的焦头烂额，但李雪莲并不重要，对任何人都不重要，不然她所执拗的东西，不会拖了数十年无人问津，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给我们留下更深印象的只是官场的变动，一群没有更高精神趣味的中年男人在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中衍生出来的争夺饭碗的勾心斗角的千姿百态。

“官场”一词的说法应该来自民间，或者是群体内的自嘲。它看似与我们十分遥远，但每当我们需要做什么，哪里犯了错误，或者它主动来刁难时，我们的生活就会被完全搅和进官场，目睹其真实一面，并不得不与它处处配合，发挥“忍”术。我们实在受了它太多窝囊气，却还总要高声歌颂。像我的长辈家人，他们对政府服务机关的看法大都是它不会为人们排忧解难，却是带来忧难。李雪莲凭借一己之力，把一层层搞得天翻地覆，市长县长三番五次亲至家门做动员工作，对观众来说，更多是呼出一口恶气，过过干瘾。李雪莲上访换置到现实中，立即就会变的惨不忍睹。官场总是有一面是令人恐惧的东西，一面又是荒诞可笑，刘和冯都取了它荒诞的一面，舍去了那令人恐惧的一面。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李雪莲风风雨雨的数年，便是“一入官场似海深，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但这话倒不仅仅在说李雪莲，小说中还出现过一个叫董宪法的专委，总觉得是因为自己太正义，不懂得官场礼仪，职位才一直上不去。当正义变为灰心时，便有些得过且过，深觉得还不如在牲口市场倒腾牲口伢子快活，当自己也因李雪莲被撤职时，他甩下一句“去球”，真去倒腾牲口伢子去了。他很恰当形容出了混官场的这些人的真实心情写照，也难怪电影结尾处，李雪莲偶遇被她撤职的县长，对方也反而觉得自在安然，开始真正理解李雪莲的处境和所求。尽管不快活，官场还是像一个旋转的漩涡，像卡夫卡《城堡》的描述一样，指令经过无数层传递到土地测量员K.身上时，他并不知道究竟在执行谁的命令。在官场里没人能以超脱的姿态观察自己的处境和变迁的环境，他也不得不和城堡里的所有人一样，像个螺丝钉一样，被不自觉地被裹挟进去，半辈子也不能从中抽身离开。一路勾心斗角，一路处心积虑。

但我觉得还是不应该说电影全是围绕着他们的，单独看李雪莲的线，其实也能看出很多典型的中国现实剖面，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剖面。

在得知前夫去世，自己的状再无法告下去的时候，失控的李雪莲蹲倒在菜市场，嚎啕不起。不得不说范冰冰的哭戏还挺能打动人，病后的一段她短发凌乱，脸色烫红的差，进入状态撒开演了，是感受到了李雪莲这一路的遭遇曲折吧。她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在果园上吊。后来她却又心态转变接受了这个世界的面目，怪诞而又有些灰心地笑起来，不置气了。这时镜头才给了范冰冰演了全片也没求来的面部特写，她在为自己感到可笑。

纵观李雪莲上访之路，她有许多次动摇和不坚定，人情世故的冷淡欺骗和由之而来的失落情绪，几次影响了她的选择，但都没有打倒李雪莲的生活热情。第一次李雪莲静坐市政府被拘留，心身受挫死了心，心想前夫肯承认错误便不再追究，好生过日子。前夫却把她逼进了道德不洁的死角，李雪莲不得不重归上访路。十年后再次死心的李雪莲，听了老牛的意见不上访，问题却又被官员激化，后又中了厨师大头算计她的骗局，怒火再难平歇。

能跟李雪莲说话的这头牛也别具意味，知识分子常说“对牛弹琴”，大概就是他们对待没有文化的人的态度。有多少知识分子，把农村生活的那些女人统称为“农村妇女”，觉得他们丑陋、刁蛮、不讲理，差不多是地球异类。刘震云访谈中说他讨厌知识分子的这种无知，他们口口声声在说所关注的乡村议题，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丝毫不重要。他们忽视和没想到的，却是那些人生命的一切。人与人的不理解，或者引申到他们各自代表的群体之间的不理解，已经畸形扩大到了这种程度。

就好像那些被李雪莲折腾的死去活来的官员到底也没想清楚李雪莲究竟想要什么：她仅仅是为了脱去“潘金莲”的帽子，还是就是对他们行政无力的报复？

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单独剥离出来，事情就会突然变的很好理解。李雪莲与丈夫为了多生一个孩子，假装离婚，怀孕期间，丈夫出轨跟别的女人好上了。无论怎样丈夫在伦理上没有尽到责任，放在人情社会，我们都会站在李雪莲这边，可惜人情规约没有强制力。李雪莲上访其实是走上了一个错误的告状方向，她开始寻求冷冰冰的法律条文的帮助，在法律制度面前，她前夫的行为没有任何问题。

但李雪莲如果没有选择上访，情况可能会更加难堪。就像原著小说中，决定不再上访的李雪莲立刻选择了去果园上吊自杀。

中国乡村有着相当高的自杀率，学者吴飞在根据自己多年在河北某县城的田野调查，出版了一本名叫《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的人类学书籍，很是精彩。根据大量调查、口述，吴飞认为乡村的自杀行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精神疾病类的自杀，和“受到委屈”而自杀。这些非精神疾病类的乡村的自杀往往是“神圣”的、“取义”的，把他们送上绝路的是“受了委屈”、“自己的正义得到歪曲”、“人格受到了损害”。而自杀，不是示弱，恰恰是一种抗争。是威胁说：自己不是那么没理、也不软弱，这是追求正义的姿态、也是对他人实施惩罚。

人情的正义并不具备强制力，即便你理解李雪莲，你也只能道德谴责她的前夫；甚至在最亲密的家庭关系中，更可能包庇非正义情况，家庭中的任何矛盾也都被视为应该被化解。这时想要伸张正义的人，如果始终不愿意咽下这口气，被逼到边缘地带时，一种选择就是通过自杀来为自己伸张正义。另一种选择就是寻求国家强制力来干扰他的家务事，把国家当作最后的正义依靠。

显然，受到委屈的李雪莲，在各种熟人关系里“正义”无法得到伸张时，便走上了第二条道路，寻求国家援助。但国家选择的是用消极的手段来应对、积极的手段回避，“家务事”或者说公民的尊严是他们并不想管理的事情。像《我不是潘金莲》最后的定档海报中，圆形红色背景的李雪莲，茫然而没有答案地望着我们。而周围的男人，要么是轻视她，要么是想从她戳开的口子里得到自己的利益。

可以说，李雪莲如果自杀了，便会成为乡村自杀案例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件。尽管国家有各种理由认为类似的家务事难以清断，但当当事人不得不跳离乡村礼俗，把国家当作最后的正义之地来为自己寻求正义时，逃避绝不是国家应该采取的姿态。就好像李雪莲可以给牛讲明白的事情，如果有任何一个官员不再以“对付”的心态而耐心聆听，并不会一直得不到纾解。

这部电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是，以下犯上倒不是说不可以，但你必须能耐小，没什么污点。比如李雪莲，在县政府门口静坐，要越级上访，把有牵连的官兵吓的兵荒马乱。你该说，抓起来不就好了！扔进派出所，随便找个罪名编排一下。问题就坏在李雪莲老实巴交，一个罪名找不到。不然费那么大功夫——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