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门2016

我一般不看医疗剧，但这记录片的相对真实性，给予五颗星。 一个家庭是社会的小单元，医院又是个小社会，有悲欢，有离合，众生百态。一些事件可以成为社会现象级。 我所遇到的，就以生产来说，在医院可以算是喜吧，呱呱坠地这一骄傲的啼哭宣告一个生命的独立，带来了生气。 那还有没能啼哭的呢？比如剖腹取胎，产妇孕期发现胎盘植入膀胱，必须终止妊娠取出20周的胎儿，保大人的命;也比如检查发育畸形，放弃继续妊娠。在做这类手术的时候，我尽量避开看那孩子，心里过不去。 也遇到过，把产妇送出手术室，一家人都去病房守着婴儿了，而产妇在门口无人守候，默默流泪。 如果你听到，“孩子早产，正在抢救，需要转院进一步治疗，需要你签字。”而得到孩子爸爸的回应是:“是男孩还是女孩？是女孩就不救了。”会不会有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二十多岁的姑娘产后大出血，危及生命，子宫切除。

连续生了几个女儿，这次又是女儿，产妇问我们:“这孩子你们要不要？”面对这问题，我们能怎么回答？

一位48岁的妇女来做手术，告诉我她一直还没生过孩子，这是她做的第18次试管婴儿，年纪大了，卵子是别人捐献的，现在12周。我的确有些愕然，问她:“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她说:“我不甘心啊！”

男女平等吗？不。光从体骼上来说就已不平等，男性天生就会比女性强壮。在某些行业领域男女分工就会不同。

然后就是生孩子这事，从一个胚胎的着床，到胎心的搏动，然后发育到胎儿跳动，再到分娩。从早孕呕吐食之无味，到小腹便便，双脚水肿，到足月难以起身、下蹲弯腰，再到忍受剧痛宫口开全甚至侧切剖宫产下婴儿，这其中应是喜悦，兴奋，难受，怨念，痛苦相行的。这男性体会不到，怎能不爱惜。

男女可能平等吗？能。就像一部电影《隐藏人物》，价值认同，这就是平等。

孩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生孩子是一种使命还是义务？是不是真是自然规律？这个问题，我也还不知道。

孕6产2的产妇夏锦菊，体重仅有50公斤，为了要一个儿子受尽了磨难，嘴上说着“管他是儿子是女儿”。她在手术台上出血2000cc，眼看生命垂危，仍然不愿意切掉自己的子宫。她说：“我只有33岁啊。”虽然年龄与是否保留子宫并没有明确的逻辑关系。她心脏停跳两次，总共出血13000cc，相当于全身的血换掉了四次。自始至终，她的爱人都没有出现，这位消失的爱人“在广州有重要的生意”，似乎比自己的妻子还要重要一点。

云南来的产妇陈小凤，孕30周，胎盘前置，医保办不下来。她满脸麻木地躺在床上，一言不发。丈夫不停地抱怨借不来钱，哥哥东奔西跑，送来了手术费。大夫问：“你情况这样艰难，双胞胎生下来怎么办？”丈夫笑笑：“慢慢来吧，养大了不就好了。”好像孩子是见风就长的神童。为人父母的责任，做一家之主应当准备的条件，在他这里仅仅是一句轻飘飘的“养大就好了”。很难想象他的双胞胎女儿日后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怎么样的窘迫与困境。

孕5产2的曾宪春，胎盘前置，疤痕子宫，子宫内壁像纸一样薄。生了两个女儿，非要一个儿子不可。“我们农村习惯必须要个男孩。”曾宪春的丈夫说：“想当初我后悔不应该要这个第三胎，我觉得我媳妇好苦。女人太辛苦太可怜了。”丈夫眼泪汪汪。曾宪春非常幸运，手术顺利，母子平安。看见曾宪春的儿子，曾宪春的小姑子泪如雨下：“我哥之前只有两个闺女，一直以来想生个男孩。家里面就我们姐妹（兄妹）两个，为了保这个小孩，我们一家都好辛苦你知道不。”曾宪春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孩子多了就穷，可是没办法。还是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最好。”至于为什么“没办法”，为什么“最好”，曾宪春没有解释。

李双双来医院，最初的目的是打胎引产。28周的胎儿，地方医院的优生科曾经下过不是很理想的判断。李双双的丈夫与婆婆坚决要求引产，放弃孩子，认为这个孩子长大后可能不健康。李双双沉默着流泪，丈夫十分不屑：“别哭了，哭什么！”孩子被剖腹产拿出，医生咨询家属救治意见。李双双的丈夫满脸的不情愿。李双双的公公说：“我怕人财两空。”丈夫说：“按常规性的抢救吧，就看他自己的命了。”大概孩子的命真的不怎么样吧，李双双的儿子不幸夭折。

看尽人间冷暖，如此残酷又血淋淋的纪录片，最后话锋一转，落脚点竟然是“母爱”。讴歌伟大的母亲，赞颂女性对孩子无私的爱。可以说是十分讽刺了。

明明有那么多需要表达的。然而，在现实地反映了一切之后，把调子定在了“母爱伟大”上，不得不说这是《生门》最大的败笔。原本这部纪录片可以更坦诚、更锋利、更掷地有声。然而，它软绵绵地兜了一个圈子，走上了煽情的俗套。温情的音乐和每一个家庭洋溢的笑容，仿佛预示着他们经过了这次生育，会就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事实上，这些家庭大多是已经生育了几个女儿的，如果这样具有性别偏好的母亲对儿子怀有的是无私的爱，那么之前她们对于自己的女儿是否怀有这种情感？是谁给了这些可怜可悲母亲们和她们的家人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如果说因为性别歧视而遍体鳞伤的母亲们是观念的受害者，那么她们未曾出现的女儿难道幸免于难？

可惜的是，关于性别歧视的反思并没有出现在产妇及其家属的对话范围内，拍摄者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对“没有儿子要受歧视所以必须要生儿子”这一观点十分认可的交谈。除了在陈小凤的哥哥去贷款时借村里人的口说出的“制度应该宽松一点”之外，全片关于医疗保障问题的相关也涉及甚少。讴歌伟大母爱这一盒万金油被用在了电影结尾，仿佛春晚小品结局响起的“啊这个人就是娘”。母亲，这个在制度、习俗、生理上处处碰壁的受害者，被冠上了“伟大”之名后，就被迫将其收到的一切苦楚与迫害捧上神坛，也使其受害变得理所当然起来——这是源于神圣的母爱啊！并没有人把她们从性别歧视的死循环中拉出，或者试图将生育看作一种给女性带来负收益的牺牲，所有人，甚至包括产妇们自己，都惯于说：女人，都是这样的。这样的受害者伟大论，就如图受害者有罪论一样可怕。

难以理解为什么如此优秀而现实的纪录片却有一个如此拙劣的落脚点。即便仅仅是述而不评，也比这样的论点高明。“母爱”的立论，在将这些孕产妇的苦楚展示完毕后，又毫无顾忌地将下一批受苦的母亲推向一种生育迫害的悬崖，甚至没有多说一句话来警醒或劝阻。

《生门》很现实、很残酷。它展现了我国大多数人可能会面临的生育困境，把血肉模糊的真相展现在观众眼前：产妇肚子上巨大的血洞，带着满身鲜血、连着脐带的婴儿，一个个产妇的痛苦与挣扎，一个个家庭的矛盾与贫穷。这很好，非常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它其实可以更不平庸，可以更好。

看完之后找了很久这部片子的资料，找到一篇很深入的报道，分享给大家。

郑清明和他的两个女儿郑秋、郑心，名字合起来是“愁”的意思。

12月24日，“陈小凤”一家人在看纪录片《生门》片段。

一根脐带牵着一个婴儿在大银幕上晃过。他刚刚离开温暖的子宫，被一双大手，从哭嚎的产妇胯下接到人间。 　　有观众失声叫，“啊……”有人窃语“哎呀，我肚子好痛。” 　　女性真实的生育过程少有地出现在中国电影院的大银幕上。 　　导演陈为军今年47岁。他出生在山东日照的一个农村。他出生的年代，生育是一件粗粝而自然的事。孩子像长熟的瓜果，生在地上。黄土地上铺一层厚厚的麦秸灰，在深秋的一个午后，他“噗通”掉进一堆灰里。父亲拿着剪刀，在煤油灯上一进一出。咔嚓一声，剪断了他的脐带。 　　四十多年后，陈为军带着两个摄像师，想拍一部当代中国人生孩子的纪录片。 　　这更像一部中国式“战争片”。“战士”是产妇，她们的敌人有的是金钱或时间，有的是疾病或死亡本身。战斗结束时，有人迎来新生的奖赏，有人被死神召唤。 　　生死之间，有义无反顾，有得失的纠结，亦有深藏的人性和只属于生命的奇迹。 　　《生门》500多小时的素材，记录了80多个家庭。三年后，纪录片走进影院。每一个参与纪录片的人，都试图重新理解女性生育的本能，“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不定时炸弹 　　武汉人管宝宝叫“毛毛”。 　　郑清明带着妻子和她肚子里的毛毛赶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时，是凌晨1点多。他几乎是被另一家医院“逼”出来的。 　　“只有2000块一晚的病房”。郑清明没有钱。妻子是他在外打工时“带回来的”，没有社保。为了能报销，他让妻子冒用了外甥女的名字陈小凤。 　　“陈小凤”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她怀的是双胞胎，却是风险性极高的中央型前置胎盘。按照医生的说法，本应长在子宫后壁、前壁或侧壁的胎盘，刚好完全挡住了孩子出生的去路——宫颈口。孩子越大，胎盘压力越大，“就像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间会炸”。 　　郑清明已经历了两次“小爆炸”。其中一次，“陈小凤”站在地上，血淌满了两块60平方厘米的地砖。 　　他42岁了。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是村里最后一户盖起新房的人家。邻居的孙子都一岁多了，他的宝宝刚满29周，离足月还有8周。生死未卜。 　　他拼了命也要保“陈小凤”和两个宝宝。医院产科的病床成了他的“阵地”。 　　作为武汉市5家急危重症孕产妇抢救和转诊中心之一的三甲医院，这里2/3的住院产妇都是各地转来的疑难、危重和急症。 　　一个肾病综合征产妇，全身浮肿。所有亲人都劝她打掉孩子。因为年龄大了，怕再难受孕，她执意冒险保胎。还有一个重症子痫前期患者，高血压随时可能致命，她签了风险自担保证书，“想让宝宝在肚子里多呆几天”。还有的产妇羊水早破，靠躺在床上喝水、输液，“一动不动”。 　　她们占满了产科的54张床位。“战场”延伸到走廊的过道上。连护士台旁的一块空地也支起床，成包的卫生纸和衣物占去1/4，床边靠着陪床座椅和输液支架。 　　床的正上方写着，“幸福时刻——给宝宝一生最好的开始”。 　　妈妈们严阵以待，没有人知道“幸福时刻”何时降临。 　　过道里的加床半数没有屏风，吃喝拉撒没有隐私可言。像“陈小凤”一样的产妇，绝大多数时候都要躺在床上。因为出血多，“陈小凤”上厕所也在床上解决，靠的是一根导尿管。 　　用来保胎的硫酸镁或安保滴得很慢——“最慢时1分钟5滴”。摇摇欲坠的液体要在严密监视下，连续挂上很长时间。 　　因为长时间卧床，即使不断按摩，她们腿部仍会肌肉萎缩，“站都站不起来”。即使如此，只要肚子里有胎动，都算幸运。真正令产妇们提心吊胆的是，“有的妈妈，躺着躺着毛毛就丢了”。 　　学会彼此开解，成了持久“抗战”的必杀技。 　　“我羊水破得太早了，孩子现在只有两斤多。” 　　“我办公室的同事，出生才2斤，现在长一米八几……” 　　“小孩如果不好，你会放弃吗？”“不会，肯定不会。” 　　“做大人真难呀，真是太难了……” 　　“会有奇迹的。” 　　“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郑清明每天早上睁开眼，催款单会准时出现在床头柜上。最初护士会吆喝着送催款单，像是生活一次次向他吹起挑战的号角。 　　后来全科室都知道了他家的情况，催款单出现时便不再有人说话。 　　“没有钱，恐怕你的期望值要调整。”妇产科主任李家福查房时提醒，“血库的血没有钱是不好办的”。 　　李家福是这场“战争”里至关重要的人物。做产科医生25年，他一年操刀的手术近千台。在陈为军的纪录片里，他被视作“拆弹部队”首领——帮高危产妇渡过难关。 　　“输我的血行不行？”“你只能输400ml，解决不了关键问题。”李家福算了一笔账——一个孩子一万五，加上大人手术费，至少需要5万块钱，“5万块钱，你去哪儿买3条人命？” 　　5万块钱是横在郑清明面前的又一座大山。 　　他有着漫长的打工史。20多岁开始打工。抬过石头，打过混凝土，在上海家具厂打过杂。赚过最多的钱是170块一天，在烟台帮人扎钢筋。 　　到四十岁时，他终于攒了7万块钱，翻新了房子。“房子”是他人生中翻过的第一座大山。次年，他在打工途中认识了被拐卖的“陈小凤”。 　　“陈小凤”怀上双胞胎，是郑清明唯一一次感觉被老天“厚待”的时刻。如今，他靠在医院的墙上。焦灼和窘迫在他脑门上拧出几条青筋。 　　他唯一的期待是孩子能在老婆的肚子里多呆几天。“在肚子里，总比在保温箱里便宜。” 　　别过头，他擦了一把泪，继续给“陈小凤”擦拭身体。 　　三年后，电影上映。李家福跑到汉口电影院“暗访”影片的口碑。观众纳闷，“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钱，是李家福每天查房谈话中绕不开的话题，“一半以上都跟钱有关”。 　　按照经验，早产儿由于各个脏器发育不足，“28、29周的孩子没有五万十万，很难养活”。在中国，早产的费用对社会和政府来说，仍是一个未解难题。 　　李家福接生过一个最小600克的婴儿，“巴掌大”，住在新生儿科半年，花了25万。还有一个产妇，总共费用需要11万，家里把车都卖了，还差2万，“非常难”。 　　因为出不起治疗费，孩子没养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医院不会对产妇见死不救。”杨桂芬是“陈小凤”的主刀医生，她在电影院看了郑清明一家筹钱的过程——找信用社未果，借了几十家，不但挪用了亲友给儿子娶亲的钱，甚至还借了高利贷。 　　“该救人的时候肯定会救人，就像应该催你缴费就一定要催一样。”她说。医院曾不止一次救助过欠款的病人，有按期归还的，也有反咬一口，“谁让你当初救我的？”这使医生和医院感到尴尬，“既不敢说没钱我们也会救，也不敢见死不救。” 　　但郑清明自始至终都明白，能依靠的只有乡亲和自己。 　　一筹莫展时，他曾跑进离外科楼一百米远的器官移植中心。“你们收不收肾？”他前后拦了三个医生询问，差点惊动了保安。 　　“陈小凤”并不知道，郑清明比她哭得还多。 　　医院出门，一条马路之隔，就是水果湖。吃饭的空隙，他沿着湖边走，眼泪像路边的法国梧桐叶，簌簌往下掉。回到医院时，他递给“陈小凤”的是8块钱一碗的猪肝面，他肚子里一天三顿装的都是3块钱一碗的热干面。 　　“鬼门关” 　　除了钱，死亡本身也显得虎视眈眈。 　　夏锦菊是真正走过一趟鬼门关的“战士”。她在ICU睁开眼时，静谧的蓝光笼罩了一切。穿白衣的护士在一排排机器中间走来走去，气氛肃杀。她想说话，嘴里插了胃管，发不出一点声音。 　　力气远离了她。甚至，连眼球的转动也要耗费半数体力。术后3天，她总共失血1.8万ml，相当于全身的血换了4遍。 　　那是2013年，她33岁。供给胎儿营养的胎盘，长在了前两次剖腹产的疤痕上。不仅如此，胎盘穿透子宫肌层，植入了膀胱。 　　这是典型的凶险性前置胎盘。当胎盘像大树一样被拔掉时，“血像泉水一样冒出来”。在宝宝分娩出来的一瞬间，“失血达2000ml”。57岁的摄像师赵骅把镜头推上去，能从镜头里看到针线一样细的血，喷向不同方向。 　　怀孕3个多月时，夏锦菊从广州回到老家黄梅保胎。小县城的妇产医生天天往外赶她，“你就是个定时炸弹，”医生劝她打掉孩子，否则到时候大出血就像自来水管，关都关不住，“人财两空。” 　　她从未想过自己会“人财两空”。即使在第一次心脏停跳前，还在请求医生，帮她保留子宫。 　　心电监护仪显示过两次直线。在那个家人被要求“准备后事”的夜晚，她的腹部被止血纱布填满，等待最后ICU的介入治疗。 　　疼痛吞噬了她的记忆。银幕上，父亲一遍遍揉着她因疼痛而痉挛的手，抚摸她的额头。三年后，她对这段观众的“泪点”完全没有印象。 　　她唯一记得的是，穿着麻质西服的李家福朝她喊：“夏锦菊，你想不想见毛毛？” 　　她点头。 　　“想见就要坚持下去。” 　　她又点头。 　　她是产科的奇迹。 　　事后，好多医生护士跟她聊“八卦”，“在ICU有没有看到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 　　她说，“蓝色的ICU大概就是阎王殿、鬼门关的样子。” 　　阎王殿最终没有召唤她。11天后，她转回普通病房。 　　死神也眷顾了“陈小凤”。 　　孩子抱出来时，护士冲着郑清明喊：“恭喜你，一对姐妹花”。 　　“恭喜啥，我一点高兴不起来。”他担心的是“陈小凤”。他想到她幼年被拐的经历和40公斤不到的体重，害怕起来——出血止不住就完蛋了。 　　那一晚，他盯着床头的心电监护仪，一宿没合眼。 　　天亮时，42岁的他，觉得老天又一次放他一条生路。 　　更惊喜、更残酷的现实 　　在成为专业妇产科医生之前，李家福做过5年乡镇全科医生。1988年之前，他接生过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三个婴儿。 　　那时，他一手捧着书本，一手接生。 　　到了2000年，中国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作为医务工作者，他动员产妇到医院生孩子，以降低死亡率。2014年，中国提前一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21.7／10万，较1990年的88.8／10万下降了约四分之三。 　　在死亡率之外，他逐渐看到了比纪录片“更惊喜、更残酷”的现实。 　　25年来，他见过数以万计的孕产妇。有做了8次试管才怀上的孕妇，也有14岁就当妈妈的产妇。有陪着小三偷偷来生孩子的，还有带着几个男的来生孩子的，因为不确定哪个是孩子的父亲。 　　他还常跟警察打交道。2013年的除夕，120送来一个“三无”产妇。她没有身份证，没有亲人陪护，没有钱。她有的只是一个死在肚子里的孩子和不断的哀嚎。李家福报了警。最终，在警察的见证下，为她做了手术。 　　最让他惊喜的有两个。一个是三腔心脏的产妇。三腔心脏的宝宝，一般来说活不到2岁。那位产妇不但长大了，还怀孕了。在他的保驾护航下，宝宝出生，“是个奇迹”。还有一个是“瓷娃娃”的妈妈，骨头脆得像玻璃。她是中央型前置胎盘，像“陈小凤”一样，随时可能大出血。更可怕的是，她是RHA阴性“熊猫血”。她身材只有89厘米长，29公斤重，最后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宝宝。 　　社会对缺陷儿的容忍度也在增强。 　　他曾接生过一个特纳综合征宝宝。她比正常宝宝少一条x染色体。宝宝的临床表现可能是长大以后没有子宫、没有正常的卵巢和阴道，这意味着她将来无法怀孕。她的个子会低于150厘米，智力接近正常。 　　家属选择要了。 　　还有一个唇腭裂的婴儿。家属说，“我们一定要，生下来是猫是狗我们都要。”这样的事例总是让医生欣喜。“过去很多人都放弃了，你善待这个生命会有好报。” 　　最让他有感触的是，在他科室产下先天愚型（唐氏综合征）的一位意大利人。出院后，有一次，产妇把全家7口人的照片拿给李家福看，照片上，孩子笑得很甜。 　　“在我们国家，类似的情况，产筛出来就是要引产的，但他们看中的是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快乐。”李家福觉得这当中既有生命观的差异，也有福利制度的差异。 　　《生门》中，李双双一家因为孩子检查不到胎动，加上优生优育的咨询结果不理想，希望引产。“这是因为万一孩子有问题，家庭将来无力负担，社会支持也跟不上。” 　　从子宫，到阴道。从温暖的羊水，到大气层。在李家福看来，就像两个星轨的转换，宝宝会面临很多未知。有一部分会窒息而死，还有一部分内脏畸形在超声上检查不出来。这是医疗的局限。 　　在与死神持久的战斗后，妈妈们伤痕累累。 　　夏锦菊出院时，儿子刚满月。长期卧床使她的腿部肌肉萎缩，剖腹产的刀口限制了她的活动半径——走不出200米，就腹痛难忍。术后半年，儿子都不得不放在妹妹家托管。 　　“陈小凤”的两个女儿，一个1.6千克，一个1.61千克。“两个加起来，都没别人一个重。”孩子肺发育不好，体质差，医生保守估计，“需要20万治疗费用。” 　　求子不得的父母闻讯而来，通过护工来打探消息。他们愿意负担孩子的医疗费，并抱养其中一个。 　　“陈小凤”话不多，只管一直哭。郑清明心一横，拒绝了抱养孩子的人，两个全都抱回家，“生死由命。” 　　满月时，村里的乡亲去看，没一个觉得能养活。到郑清明家串门儿的妇女，至今记得孩子的“手脚像鸡爪子。” 　　别人都是两手抱孩子，郑清明一手托着，孩子的屁股落在手掌里，头枕在他小臂上。冬天寒风呼啸，到了晚上他就把女儿放在胸口，“害怕她们冷，更怕一翻身压死了。” 　　“战争”的奖赏 　　三年后，当夏锦菊和“陈小凤”作为主角，出现在银幕上时，在真实生活中，她们已经带着上一次“战争”的奖赏，投入新的“战场”。 　　郑清明把孩子抱回家后，自己瘦了20斤。他天天到村庄附近打零工，盖房子、修路、掏猪圈，来者不拒。即使如此，两个孩子喝奶粉的钱，“还欠一万多。” 　　他读书读到四年级，认识的字有限。一个“愁”字拆开，成了两个女儿的名字——郑秋、郑心。 　　在外面干了一天活的郑清明，一手抱起一个女儿回家。孩子在腿上坐定，他朝炉子里扔上一把柴，火烘烘地烧起来。他揽紧两个女儿，用粗糙的胡子激出一串嬉笑。这是郑清明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 　　更多时候，两个孩子黏着“陈小凤”。她们比同龄孩子偏瘦，像“猴子”一样抓紧她，把她扯得东倒西歪。孩子调皮，她就伸出巴掌打，打完再抱着哄。只要摩托声在家门前响起，妈妈就暂时解脱了。 　　夏锦菊成了凶险性前置胎盘的一个“标志性病例”。 　　2014年，李家福把她的病例拿到武汉市的同行中去做交流。后来还拿到全国性会议上讨论。 　　“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遇到。”李家福和同事感受最深的变化是，随着二胎孕产妇的增加，疤痕子宫、前置胎盘、凶险性前置胎盘的情况越来越多。“以前2500个病例才有一个胎盘植入，现在250个病人里就有一个是胎盘植入。” 　　除了孕产妇高龄，李家福用高剖宫产率解释这一现象。 　　“以前只生一个孩子，为了保险或怕疼，很多产妇选择剖宫产，剖宫产率达50%以上。”等到怀二胎时，类似凶险性前置胎盘成了剖宫产的远期并发症，严重威胁母婴生命安全。 　　夏锦菊一直与李家福保持联系。 　　因为术后大量输血，她最近刚去“把心肝肺都查了查”，还特意做了艾滋病检测。 　　夏锦菊1米5的个儿，三年过去，从术后的70斤长到92斤。抱着50多斤的儿子爬楼梯，她只能一步步挪上去。 　　4月份，在县城一家酒楼，她和老公为儿子举办了三周岁喜宴。儿子聪明讨喜，指着不同人的衣服，能准确说出，black，green，purple…… 　　没有儿子之前，夏锦菊是一个“像骆驼一样”的人。她务实、能干。她和老公在广州做服装辅料生意，自己把一家店打理得红红火火。 　　为了儿子和青春期的女儿，她回到老家做起全职妈妈。 　　像郑秋和郑心一样，3岁半的儿子无比依恋妈妈。夏锦菊上厕所的时间，他会哭着找妈妈。 　　理解生育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摄像师赵骅60岁了。 　　一枚小小的老花镜，腿上绑了黑绳，挂在胸前。两年中，磕磕碰碰，他戴坏了4副老花镜。他的老花眼二三百度，没眼镜的时候，全靠在武汉市电视台几十年的经验对焦。拍完《生门》他才算第一次弄懂了“生孩子这回事”。 　　他把几十年攒的私房钱都给了夫人，撂下大话，“你爱干什么就快去干什么。” 　　1983年，夫人在中南医院生下女儿时，还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他没有细腻的体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悉心伺候。 　　三十年后，他从中南医院扛回摄像机，妻子看得入神，连“眼睛都不眨”。 　　一个40多岁的的士司机，老来得子。赵骅跟着他返乡报喜，男人“上山祭祖，鸣鞭。”家族繁衍的仪式感令他动容。 　　还有一个早产的母亲，通过医院找到赵骅，想看看孩子出生时的影像。她的孩子出生后夭折，赵骅拍下的是那个生命唯一的一段影像。 　　生育，这个被他视为女性本能的自然过程，突然变得值得敬畏。“正是这种被忽视的本能，才使我们得以繁衍。”赵骅说。 　　生育也让走失多年的“陈小凤”想回云南找自己的娘家。她十几岁时被拐卖，因为不识字，至今不知自己叫什么，只记得村外的茶园和门口的大井。 　　命运诡谲。她冒用的“陈小凤”不但未能给减免负担，还成了孩子上户口的障碍。 　　她的两个女儿，是“陈小凤”之女。如果要更改出生证明，只有她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并经过亲子鉴定，才能更改。返回她的出生地云南，寻找她出生时的户口，成了解开这个问题的唯一一把钥匙。 　　导演陈为军曾有过一个“伟大”的想法。足够多的观众通过《生门》，会达成一种广泛的交流。在电影票房允许的情况下，或许可以探索成立一个早产儿救助基金，救助“陈小凤”一样的困难家庭。“生育和养育的成本和风险应由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 　　

第一次在豆瓣上评论，为此特地注册账号。 老婆说是她看过的流过眼泪最多的电影，没有之一。原因无它，老婆怀孕时患中央型前置胎盘，大出血入院三次，儿子31周早产，第二次入院就是在中南医院李家福医生手下，对剧中很多病例感同身受。 我是在武昌群星城银兴影城vip厅看的电影，居然全场坐满（当然全场也没几个座位），不知道其他看电影的人是抱着何种心态，反正我是被重新带入到六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中，看完已经是泪流满面，生命不易，且行且珍惜！再次被医护工作者的伟大所感动！

虽然我不常去电影院，但是我还是要说这部片子是我近年来在电影院看过的最好的一部。

看到这部电影是缘分，我今天本来打算看《我在故宫修文物》，偶然看到了这部电影，临时起意，买了《生门》。电影院大厅里没有它的海报，美团上没有它的评分，整场电影只有我一个观众。有孤独，有庆幸。

既然是影评就先说说它的制作。

视觉的刺激是最为直接的。这部影片因为是手持摄像所以摄影机的运动方式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这部纪录片使用最多的景深是特写，每个人的情绪不用语言解说，不用音乐渲染，就那么无声又强烈地呈现在你眼前。片中多次出现陈小凤丈夫的哥哥数钱时的手部特写，表现出陈小凤生孩子这件事情中，钱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还有在夏锦菊被下病危通知书后，夏锦菊的父亲抽着烟，熄掉烟，捂着头坐在手术室外面的长镜头特写，让荧幕外的我也为之揪心。

影片的叙事节奏和剪辑节奏把握地很好。其中有一段是夏锦菊躺在手术台上做手术，其中不断穿插新生儿在育儿室的镜头和夏锦菊的父亲在手术室外踱步的镜头，每个镜头停留时间三秒左右，不断快速切换，让观影的我心也一起提了起来。在很多紧张情绪刚刚结束的时候，镜头会切一个医院的远景或全景来转场，同时也给观众一个稍稍喘息的机会。所以，这是四个关于名悬一线的故事，可看完却不会有疲惫的感觉。

这部影片的一大缺憾就是临近结尾是时对母爱的强烈歌颂。我这么说并非是轻视母爱，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在片中我的确为母爱感动，但它强势又略显生硬的歌颂实在让我吃不消。就好比你后背有点痒，可让人拿九齿钢钯给了一下，虽然不痒了，但也挺疼的。（不过可以理解，不这么拍的话可能上不了）

以上是简短的影评，接下来想说说自己的感受。

有人从中看到了制度的漏洞，有人看到母爱的伟大，我看到的却是生命的来之不易和生而为人的幸运。有一句歌词这样唱到：“我来自偶然，像一粒尘土。”可在这部影片中，我看到一个生命的诞生是那样的来之不易，是那样被精心呵护。当小孩的脐带被剪断的一刹那，我的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

高中的我可能去电影院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但很幸运看到了这部好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