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山鱼谱

作者： pASslosS

历史题材，黑白片，一个多月前在韩国公映的这部影片乍看没什么卖点，却力压同期上映的《哥斯拉大战金刚》和《鬼灭之刃 剧场版 无限列车篇》成为周末票房冠军，实现了口碑票房双丰收。

李濬益导演，《素媛》《思悼》等高分韩影都是他的作品。出道至今，他拍了十几部长片，品质稳定，尤其当他选择讲述历史故事时，观众总能看得安心。

今天想聊聊的这部《兹山鱼谱》就是李濬益的新作，讲述了朝鲜王朝后期的学者丁若铨的故事。丁若铨被流放至黑山岛后一心编纂《兹山鱼谱》，书名里的兹山便是黑山岛。

1801年，正祖忽然驾崩。因忌惮天主教在本土的势力扩张会动摇政治根基，反对派对相关人士进行残酷镇压，史称「辛酉邪狱」，其中就包括了丁家三兄弟——丁若铨、丁若钟、丁若镛。

对观众来说，丁家三兄弟就是三种关于人生和信仰的选项。

丁若铨是三兄弟里的大哥，在家中总排行老二（三兄弟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丁若铉）。

其实在历史中，丁若镛才是三兄弟里公认的大才子，是备受后人赞誉的高光人物，可是李濬益偏偏以丁若铨为主角，的确惊喜。

丁若铨在影片中的出场是不讨喜的。这个人表面上看有点狡猾，还没啥原则，他本不要做官，但后来在谋求一官半职时讲话又很直接，口口声声说自己要为王权服务。

面对拷问，对天主教极度忠诚的丁若钟因信仰被斩首，丁若镛也不卑不亢，宁愿以死来自证清白。 三兄弟里，只有丁若铨一秒「叛教」，而他给出的理由是：此时恐怕连上帝也抛弃了他，还是活命要紧。

正当观众有足够的理由去看扁他时，其个性里的「随遇而安」又显现了优势——被流放的丁若铨不但没有因失势表达任何愤恨，竟然还笑得出来，他对胞弟说「比起恐惧，更多的是激动」。

到了黑山岛，他遇到了好学又有野心的岛民张昌大 （导演和编剧对张昌大的身世改动很大，下文内容以电影为准） ，并开始对那片海域里的生物产生浓厚兴趣。

他以儒学知识换取捕鱼经验，不仅记述鱼类，还有海禽和海菜，对不了解的事物保持着科学的探究精神。

他虽然贵为「两班」，却不顾身份亲自下海抓鱼。

「两班」是什么？

当时宗室之外的臣民分为良民和贱民，良民里又分四个阶级，「两班」就是良民里的最高阶级，也就是类似于丁家三兄弟这样的贵族统治阶级或是学者官吏。

所以影片从台词到构图，处处都显露着儒家思想里讲求尊卑贵贱的礼数和对君主制度的维护。

比如丁家三兄弟被流放到荒蛮之地，已有「罪臣」之名，但当地百姓还是尊其为座上宾。

当然，这可能是心善之举，但反映出的真相也很现实——「贱民」永远是社会中底层的底层。

而且朝鲜王朝时期阶级制度规范极为严格，不同阶级之人不准许通婚，孩子只能继承母亲的阶级。 比如昌大的父亲虽然是进士，但由于他的母亲是庶民，所以他也只能是庶民。

丁若铨与昌大的身份相差悬殊，在当时，「两班」只被允许研习儒学，任何贱民的工作都不能去做，而贱民就算饱读诗书，若非「两班」后代，便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读的也是无用之书。

很明显，昌大是因为不甘心才读书，既不是痴迷于求知，也不是想通过学识抵达人性之善。

李氏朝鲜的正统思想是朱子学，昌大想把朱子学当作敲门砖，再以他所理解的「正统」朱子学清理整个系统。

昌大轻蔑丁若铨，也是觉得天主教是邪教。他认为接受天主教精神内核的人都是叛贼，其实是把朱子学与王权和民族性捆绑在了一起。 他直接批判丁若铨是把书「学歪了」。对他来说，如果知识不能服务于君王，就是无用的东西。

他怀才不遇的心理也从这里来，先是因为无法学习而愤恨，后又因为有学识却无法做官而愤恨。

昌大所遭受的各种贬低都可能让他对权力更加着迷，而这些也均被观众看在眼里。

比如片中设置的两个人，一个是丁若镛的弟子李江海，同属「两班」人士，他却因昌大的贱民身份而看轻他「不会作诗」。

另一个则是在海上漂流许久、机缘巧合之下谋得官职傍身的投机主义者。昌大明白，对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正衔二品大夫」才是能够救急的。

所以在《兹山鱼谱》的缝隙里，时刻萦绕着两个问题。

其一是「什么算是真正的知识」，其二是「无法学以致用的知识是否有必要去学习」。

昌大苦读四书五经，奉朱子圣学为其意识形态「本位」，他认为这是唯一且绝对的真理，并以此来衡量世道风气。

当时世道的确不好，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被施加重税，民不聊生。

片中有一幕很讽刺，邻居因交不上税，连锅都被抢走了，昌大的愤恨却都挥泄在读圣贤书上，而且给出了一个颇具文人优越感的评价：「朱子圣学不够稳固」。

同理，后来得知连死人也要交税，他又将其归因为「朱子圣学被践踏」，其实直指体系内的当权者，即那些辜负了朱子圣学的贵族和士大夫。

但是任何思想流派都有缺陷，贪婪的人会在教义的「缺陷」中沦陷，将已知的一切教条化并用于规范和统治，而不是继续探索和自我革新。

其实儒家学说和天主教都不是原罪，人才是。

丁若铨举的例子是极为恰当的，西洋人相信「地圆说」，因为他们相信科学，但他们仍然信奉天主教，尽管天主教在很多观点上违背了真理。

既然知识能够灵活兼容，那么他也可以运用圣礼学接纳西学，看似水火不容，其实能够相互借鉴，本质上也有许多共通的道理。

丁若铨在片中经常展现这种「融会贯通」，前脚解读着孔子，后脚就可以借鉴耶稣。

这正是昌大没能透彻理解的地方。因为被朱子学里根深蒂固的君主制洗脑，他误以为儒学是排外和不兼容的，而其他思想派系一旦有所异议，就是邪恶的，需要被消灭的。

相较之下，丁若铨对社会的期许要更加理想主义和现代化，他期盼着「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不需要君王的那种世道」。

这样的观点让丁若铨与身处远方的弟弟形成对比，也让他与昌大分道扬镳。

忧国忧民的丁若镛笔耕不辍，著书无数，涉猎范围极广，而丁若铨在当时只写了《松政社议》和《漂海始末》，手里这本《兹山鱼谱》还是专门研究海洋生物的偏门之作，于当下于现实世界都像在做无用功。

他想要探究的东西会动摇君主制，进而牵连亲属，所以他再度放弃了，就像他当初叛教一样。如果很多人会因此被杀，他会把信仰埋在心里，并不那么纠结于「铁骨铮铮」。

在电影中，观众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点：但凡有丁若铨存在的地方，都仿若一个现代社会。他平等待人，虽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伟绩，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身边的很多人。

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他也愿意倾听一个地位比他低许多的妇人的想法，甚至娶她为妻。

其实导演李濬益在采访中已经讲得足够明确：

「丁若钟把天主教当作宗教，丁若镛将其作为性理学的补充品吸收，但丁若铨把西学当作哲学来接受。」

所以丁若钟为信仰献祭自己，这是选择了崇高；丁若镛从西学中提炼出「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的一面尝试解决民间疾苦，但这仍然基于对君主制的绝对信任。

反观丁若铨，他将西学内化为生存哲学，绝不是在黑山岛「出世」，而是在小小天地里找到「入世」的新选项。

他编修鱼谱的做法绝非机械操作，也不只是用文字复述，因为定义所见之物更加需要调动不同领域的学识，还要通过实践和观察去考证，此外，对物质的归纳整理和分门别类不仅需要哲学思考，还要参照实用性。

他始终在学以致用，只是成果被世人轻视了。 所以昌大的选择也无非就是这两本书，丁若镛的《牧民心书》或是丁若铨的《兹山鱼谱》。

这个选择，哪怕放在当下也依然生效。

昌大选择了《牧民心书》，但他做官后发现自己被束缚了，读了多年的圣贤书最后都沦为谋求官职的工具，反倒违背了那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除了对东亚思想交融史的复盘，《兹山鱼谱》的视听美学也能记上一功。

虽然最初选择黑白色调是预算不足的无奈之举，但它完成得干净利落，丝毫不平庸，虽然不一定如实还原了历史，其所塑造的空间却足够匹配这个故事。

比对现今多数院线片，其实《兹山鱼谱》的叙事节奏是偏慢的，而且把想说的该说的都铺在表面，似乎很想正正经经地为观众讲透一个道理。

这的确让电影显得浅显了些，但作为观众，你还是会感激它能把这么个道理直白地讲述出来。

因为在近些年的亚洲电影中，大多数本该直指问题本质的历史题材影片都心虚地借用了宏大叙事，想要与当下共鸣却又惧怕严丝合缝的剖析，处在一个不尴不尬，欲言又止的位置，最后的成品经常阴阳怪气。

《兹山鱼谱》倒是举重若轻地搬出了知识的两种「实用性」：

通过读书，人们可以在体制中攀爬，这是一种实用性，也是内卷的肇因之一。

而另一种实用则是将知识用于生活，正如丁若铨在信中写道：

「活成不断向上飞的鹤虽然不是坏事，但即便身上沾满污水泥浆，也要活得像兹山一样，虽外表看着黑暗却生机勃勃自由自在，也未曾不是有意义的事啊。」

这部影片是如此平和地在与观众探讨「生存之道」，探一探「反抗」和「犬儒」中间的路到底有多宽。这样的影片，是真的稀缺，也是最被当下需要的一类。

分叉小径引着三人去往不同的路。

丁若锺自投罗网，大义凛然喊出信教宣言，让人联想起《沉默》里，愚昧贫穷的村民，即使耳朵滴血，被倒吊埋在坑中，仍拒绝踩踏木质圣像的坚守。

丁若镛心中有君臣父子，以儒士的高洁，愿意以死以示清白。

丁若铨一开口即不同，狡黠地宣誓与邪教划清界限。

所以丁若锺被处死，哥哥丁若镛和若铨得以苟活。

临别时，丁若铨安慰即将分别、忧心忡忡的若镛，“不要苦于一时的耻辱，既然还活着，就要努力挽回，连着已逝之人的耻辱。”他也是如此实践。

对于儒学一派，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刻印在脑海中，永不会反驳的鸿鹄之志。被流放，意味着再也无法实现抱负，对于所有心怀理想的儒生，是毁灭性的打击，在远离权力中心之地，蹉跎岁月，等待召回，多么难熬且无望。

但是丁若铨却像苏轼一样，“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黑山岛找到了乐趣，和昌大一起识鱼，与可居嫂一同饮酒，埋首编纂鱼趣之书。

昌大发出圣礼学被践踏的感慨，是因为痛恨为吏不仁，为官不义，他背诵经史子集，望跻身两班，实现《牧民心书》的抱负。

丁若铨对着昌大痛斥“圣礼学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被践踏”。是因为从小熟诵儒家经典，践行其中“格物致知”的部分，暗合西学，摒弃“忠君”，所以不敢再著书立说，怕以“谋逆”株连家人。

“魟鱼要走的路，只有魟鱼知道；鳐鱼要走的路，只有鳐鱼知道。”

当昌大与跳出“君为臣纲”的老师决裂，出走官场，却发现《孟子》描述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同世界，早已被颠倒，决绝地弃官而去，只可惜斯人已逝。

相比于他，丁若铨才是这昏庸世道的独醒之人，信天主教也可，当天主教宣扬禁止祭祀，与千百年的孝道文化相冲突，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比起信徒的生命，不信也可。

与昌大站在小船上，讲解“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时，他的脸上仍带有虔诚。

可以说他识海物，悟心性，是“格物致知”，也可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可以是基督平等的信仰。这也和《沉默》的人结尾相似，罗德里格斯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被迫公开宣布放弃信仰，被火化时，妻子却偷偷丢进一个木雕的圣像。暗处寂静无声的反抗，也许才是丁若铨所谓的抽象“西学”精神，即实用主义为先。

三兄弟都没错，丁若锺选择坚信，始终不悔，丁若镛一直“先天下之忧而忧”，笔耕不辍，最终从山野被请回朝堂。丁若铨至死未受召唤，在书写《慈山鱼谱》时溘然辞世，无喜无悲。

在大浪淘沙的现今，《牧民心书》或《慈山鱼谱》都被渐渐遗忘，但是精神抉择的阴影却始终浮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之上，这才是导演隐然未昭的野心，即使是丁若铨，都未处理好其中的关系，难道所谓的平等，是建立在保留师徒之间的跪拜礼之上么？

有时候传来的一套价值体系，还需要整个土壤，仪式赋予宗教神圣的意义，有时候，也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留或不留，自成一说。

我之前重译了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该书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儒家学问在现代社会失去了现实有用性，因为科举制度取消了，选拔官员不再需要儒家学问，皇权也不再需要儒家学问构建的世界观，所以儒家学问只能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干干净净，作为过去辉煌的象征，而与当下政治无关。

这个论断大致是对的，但我一直困惑的是作为一种价值和信念系统的儒家，在脱离了现实有用性以后，是否还有生命力。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读钱穆，读到他引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会心里一热的。后来书读得多了，反而对那套话语无感了。再后来读什么都带着批判的眼光，读来读去，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兹山鱼谱》这部电影，让我感动的是里面表现的“性理学”。所谓“性理学”，也即朱子学，是当时朝鲜科举考试的内容，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唯一“真正”的学问。被流放的丁若铨固然极其精通这套学问，黑山海岛上的渔民昌大也向往并深信这套学问。这是建立在书本和文字基础上的知识，也是社会阶层区隔的坚实壁垒。但是丁若铨理解的“性理学”还有另一个层面，也即电影里解释《大学》第一句的那段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昌大查了字典，每个字都认识，但什么意思不明白。丁若铨随口就给解释明白了：“大学之道，在于显明我们自身本有的光明的德行，在于亲近民众，在于回归到圆满的本性中来。” 这个解释其实更接近于王阳明的心学了。也正是有这种对于本性之光明的坚定信念，丁若铨才会觉得性理学和几何学数理学等等西学是不矛盾的，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也是了不起的知识，满足好奇心本身就足以成为目的。昌大认为像四书这样记录下永恒真理的书，才是真正的书，而丁若铨觉得实证知识也是值得记录下来的——海客的游记，海洋生物的习性——这才是真实。因为丁理解的性理学是一个开放系统，所以才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去接受西学，甚至是渔夫的知识。

我一直觉得儒家知识体系里最有现代精神和包容力的就是阳明学，因为它是一种向内的探索，而不是向外的。内圣可以接续各种各样的外王，甚至可以不要外王。内圣，最要紧的还在于一种人人平等（皆可成圣人）的核心价值。如果不相信人人平等，不相信在本质上人性都是相通的（如果不是相同的），那么政治设置上的区别、权力分配上的高下，就不会消失。如果儒家在现代社会还要有生命力的话，谈孝道，谈牧民，谈亲亲尊尊，谈和谐社会，都很难唤起被现代性深刻塑造过的独立个体的共鸣。当然，很多人在今天谈儒家，原本也不是为了去彰显个人性，而是更看重其“治道”。但那种“治道”，在脱离了科举和官僚制度以后，也不过是肤浅的装饰品罢了。

1. 看了二十分钟，还不错，丁若铨问可居嫂，您是不是也嫌弃我是负罪之人啊？“不不，您很英俊”，笑死我了！！！

可居嫂低情商：谁让他一个劲灌酒还去海边瞎得瑟

可居嫂高情商：那个......大人他贪杯了，又去海边散步才出事啊

2. 画面真的美，月下独酌，波光粼粼的海面，孤月高升，这就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3. 加分加分！可居嫂也是个神人，”大人也和普通人一样，觉得种子重要，地不重要，觉得父亲重要，母亲不重要“厉害厉害。

4. 越看越伤心。

5. 所以真实里昌大到底如何的？

6. 昌大，你听了老师说说天主教的话，就要洗耳朵了，殊不知中国有句话就叫“洗耳恭听”，最终你还是听进去了

《兹山鱼谱》这部电影看完有两个月了，一直没写，是因为看完了并没有特别想说的东西。我一般看点东西都有吐槽或者赞美的冲动，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有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很多影评都把《兹山鱼谱》中主人公丁若铨的人生和苏东坡来做对比，都非常遗憾这样的作品本来应该是我们来讲述，但却没有。真的没有吗？写《苏东坡传》的文学作品有好几部，拍苏东坡的电视剧就我知道的也有两部，并不是没有。如果说电视剧和电影不是一个载体，没有拍出思想高度，那么早年间有一部电影《王勃之死》也拍得非常好，那种幽怨空灵，是真的打动过我，大可不必人家有什么你就一定得有什么。何况贬官逐臣这种内容，自先秦时期的比干屈原起始，就一直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在古代做个官要想有个好名声，要是没被贬过，都不好意思自称文人，什么风骨、什么清流，没经过被贬至升值，都轮不到被称颂。正因为逐臣太多，便不觉得稀罕，这是名臣文人一生必刷的履历，只有被贬过，才有资历流芳百世。我上一本书《香草美人：楚辞芳草图谱》刚写到屈原，因此并不觉得这样的内容离我的创作有多么遥远，或许这就是我看完后没有动笔的真正原因，实在是觉得这不算是个事儿。

当然对当事人来说，那真的是非常痛苦的，设身处地地想，那确实是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身，但……但东坡已经把该讲的都讲过的呀，我们何必再多言呢？何况讲什么能讲过他们讲的呢？这又回到上面说的，我们实在是对这样的境遇和心理太过熟悉了，有一万个逐臣经历过，有一万个文人写过诗写过词写过文章，我们从小就背，烂熟于胸，一点都不陌生，谁还不知道王勃写完“秋水共长天一色”后在二十九岁时渡海而死，李白刚“轻舟已过万重山”不久就捉月升仙了呢？这早已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并没有一下子被打动的地方。

就以苏东坡论，记得《承天寺夜游》吗？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处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与吾两人耳。

苏轼在黄州已经四年，又新来一个朋友张怀民。一夜月色入户，两人把臂同赏，莫逆于心。何处有一丝悲泣？但这天是真正应该悲泣的。就在稍早的傍晚，他的朋友过世了，他从承天寺夜游归来，就收到了报丧之讯，当晚又写《记故人病》一文记之。这个老友，是读《黄州快哉亭记》大赞的人，于是记故人病也不那么悲伤了。

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

千载之下，使人读书至此，只记得“藻荇交横竹柏影”一句。空明性灵。

家居婶

就像道友@掠水惊鸿说的，丁若铨是因为信天主教被贬到黑山岛，用天主教去对抗儒家的腐败，显得很中二，是迷路后问道于盲。社会腐败是结构性的问题，和儒家没有任何关系，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教派都会腐败，这是人的本性问题，什么教都解决不了。作为文学创作——当然电影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门类，反映的是创作者自己的天问，如何在逆境中求得内心平静。丁若铨在海岛上最后靠一本鱼谱传世，电影拍的是他如何呕心沥血、油尽灯枯写完这本书，用弟子张昌大的角度去讲述丁若铨最后的生命，好像还是在替他不平，觉得这样的好人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不该穷途末路困死海岛。但一定是这样吗？有才华的人就该位居高堂吗？就要雄心欲把星河挽，诛尽奸贼庙堂宽吗？或许就像我们在网上发言，觉得社会舆论不能被傻笔们占领，就得做一个键盘侠，把戆徒们骂死。张昌大出仕，看到士大夫阶层统治阶级是如此黑暗丑陋，恨不得杀尽贪官污吏，还庶民朗朗乾坤。既然做不到，也不能同流合污，于是挂印归乡。这又印证了一句中国老话：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于是又回到文章的开头，为什么没有打动我的地方，因为就是这样呀，前人话已说尽，没什么可说的了。

之所以时隔两个月来写这篇影评，是看到道友@掠水惊鸿 转发的一篇影评，已及她的点评：

其实苏东坡固然文学丰伟，但并没有冲破系统用更高的视角来审视系统。在中国我想过一个半人有点像，半个是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只是他的著作层次不高。一个是方以智。他们都在寻找儒家系统外的第二类知识和价值。

关于张懋修的《墨卿谈乘》到底算不算一种致知格物的学术作品，我和@扫书喵 有过点争论，她认为不算，只是明朝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炫耀作者见识的博物著作，不够高级，也不是对当地风物的观察描述。我则情感上偏向于，他在流放后写这个，多少是对个人和儒家系统的一种绝望。他的父亲实际上已经把修补匡正儒家官僚系统这件事，做到了人力所能到的极致，他见识过，个人也取得了考试最高荣耀——状元。但他还是见证了父亲的失败，和父亲方法论的崩溃。所以去写点博物知识的书，是一种突围和排遣。

方以智就更贴切，他不但个人在系统内失败，他的系统都崩溃爆炸了，转而去研究西学和科技。《方以智晚节考》是很好看的一本书。我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起初用天主教去对抗儒家的腐败，很中二，看着是迷路后问道于盲，不过在他和自然相结合后，回归人和自然本身，开始思索和发现真正的道路。

我正是看了她的这一段话，才想起我的切入点。方以智在明亡之际流寓两广，接触西学，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写了《物理小识》《通雅》等著作，我在写植物书时经常会参考他书中的知识。但我不想说方以智，方以智的世界太绝对，明清鼎革，国亡君殁，山河破碎，这样的大倾覆一般人遇不上，因此遁世是唯一的出路，方以智后来出了家。我想到的人是嘉道时的吴其濬，他是河南人，而且是有清一朝唯一的河南籍状元，曾任兵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湖广总督，云贵总督，湖南、浙江、云南、福建、山西巡抚等职。

丁若铨的“辛酉教狱”事件发生在1801年，吴其濬是嘉庆二十二年（ 1817年）的状元，这两人生活的年代差不多，丁若铨被流放到黑山岛，改黑山为兹山，写了《兹山鱼谱》。吴其濬一直在当官，没有遭过什么贬谪，宦迹几遍半个中国，这让他见识广博，写了《植物名实图考》38卷，《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云南矿产工器图略》《滇南矿厂舆程图》《滇行纪程集》《军政辑要录》《奏议存汇》《治淮上游论》《念余阁诗钞》及《弹谱》等。按现在的说法，他是一个博物学家、植物学家、本草学家、地理学家。

丁若铨和吴其濬这两人的经历没什么可比性，唯一相同的是都对自然产生了兴趣。丁若铨的后半生生活在海岛上，天天看到的是海鱼，于是成了鱼类学家；吴其濬和古代所有的好官一样，关心农桑，自然而然成了植物学家。人一但对自然产生了兴趣，那就天地为之一宽，终身不改其乐。没有一个博物学家是愁眉苦脸的，大自然有治愈万种忧郁的神力，我相信丁若铨在写鱼谱时是快乐的，而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皓首穷经，眉头紧锁。电影中薛景求演的那个模样，还是被刻板印象误导了，好像做学问非困苦不能。其实进入这个领域之后，所有的烦恼都不存在了。就像我出门拍花，收到一个新种那种满足感，给什么都不换，就算徒步七八个小时，爬上五千米高的流石滩，坐十几个小时盘山路的车，吐得掏心挖肠，啃干面包喝溪流水，都不会觉得辛苦。推己及人，丁若铨能从渔民那里得到一种新鱼，同样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才是他从黑山岛搬到更远的什么岛去的目的，他想得到更多的新种，丰富他的书稿收藏。

张昌大驮来了一条巨大的海鱼

电影创作者若不能体会博物学家眼中的世界，就不可能拍得出他思想的境界，如果只从文学或电影创作的角度去想像博物学家的精神世界，那是不能相融的。我从写小说到写植物文化丛书，心境的变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写小说时会被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所左右，时哭时笑，脑子从来没有空闲，任何时候都在想情节，写植物书稿时哪怕查拉丁学名翻古籍词源都兴致勃勃。因此可以说，写《兹山鱼谱》最后完稿的丁若铨，一定不是电影里那个样子。这就是我看完电影后没有第一时间写影评的原因，电影没有打动我，没有表达出能够凭一人之力写出一片海域里能够收集到的鱼类品种的博物学家的那种达观来，如果他还是电影里描写的那个模样，那就成不了一个博物学家。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是一样的，心中的世界，就是笔下的世界。

师徒对饮

丁若铨写成《兹山鱼谱》，他已经不是一个儒家学者，也不再是一个天主教徒，而是自然之子。与他相对的，是他的弟弟丁若镛，在当时名望还高过丁若铨的大才子，在被流放的十八年里，写了百余部著作，主攻方向是关于国家赋税与财政的《经世遗表》，指导官员制定政策的《牧民心书》等。从他最重要的两本书名就可以看出，丁若镛在十八年的流放岁月里，又从天主教徒回归到了儒家学者，他始终在忧国忧民，替主政者谋划经世纬地之策。当初“辛酉教狱”的丁氏三兄弟，二弟丁若钟问了刑，算是殉了道，三弟丁若镛归了儒，大哥丁若铨见了天地，证了心志，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三弟丁若镛

诚然《兹山鱼谱》的序言里提到了渔民张昌大，是渔民张昌大引领丁若铨进入了海洋世界，但用张昌大来作为丁若铨的对照，还是浅薄了，不如用丁若镛回归儒家来印证丁若铨发现的自然天地，这样殉教者丁若钟的死，才具有灵魂拷问之声。

师徒互学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李濬益，在2013年拍了《素媛》，在2015年拍了《思悼》，都是韩影史上算得上名号的作品。我在上一篇给《骗子》的影评《骗中骗，计中计，局中局，贪欲一念成地狱》里写过，《骗子》的导演张昌原是李濬益的副导演，那个李濬益，就是这个拍《兹山鱼谱》的李濬益。李濬益的作品都有人文关怀和悲悯之心，张昌原的首部作品《骗子》里却看不到，这个学生，还差老师很多。

《兹山鱼谱》设置了多个主题，但都浅尝辄止。天主教与朱学礼教的冲突，入仕为民与明哲保生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些主题都有所涉及，但可惜均流于表面。电影最终变成了一道流水账，平铺直叙地讲述一段值得讲述的历史。好在剧作用心，仍然值得一看。

它的价值表现在历史的演绎上：抛弃宏大的概念，从日常生活入手。这是值得赞赏的。我们不知道是创作者刻意为之，即贯彻“历史无非当下之事”的思路；还是借由一种剧集模式置入，碰巧达致的效果。总之，人物多少算是可信，因为有对内心的冲突和成长的转变深入的刻画。

作为历史正剧，为了取得戏剧效果，《兹山鱼谱》不时坠入流俗的插科打诨，让人多少还是有些不适应。在对日常生活的呈现上，本该着眼于那些能揭示本质的瞬间，而不是烂俗的套路。电影最大的败笔或许是丁若铨的忘年恋，并诞下孩子，一种过度生活化之后的景观呈现。另外，后半程草草叙完收场，也不及前半段来得有力。

对于我们这些对朝鲜历史不甚了解的人来说，《兹山鱼谱》对史实的记述有很高的价值。它不只是简单地还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还细致透析了过去朝代的政治体系与社会结构。西方宗教的入侵、人在传统与信仰间挣扎、社会的等级制度、民生凋敝、为官不仁的现象，以及被作为潜规则普遍接受的腐败等等，都让人看到了不受历史约束的人类社会本质的运作法则。

如果能抓住一个主题进行深入阐释，情况或许会好很多。对于丁若铨这个人物，朱学礼教与西方天主教两种不同信仰对他所产生的撕裂，并非一次简单的事件。他也不是断然抛弃一种，拥抱另一种。他所言“凡是美好的都可以拿来”显示了他开明的思想观念。即便他信仰天主，但要让百姓放弃祭拜祖先，他还是选择了背弃信仰。

这说明丁若铨是真正为社稷和黎民考虑的清官，与电影里只知道剥削百姓、不把穷人当人的官员有别。而在昌大身上，他之所以断绝师徒关系，选择入仕，也非他的野心使然；根本原因是他相信只有进入仕途，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学识，为百姓造福。在内心，他还是尊崇和信奉丁若铨给予他的教诲。

最终，昌大以个人的良善硬磕朝政的腐败，无异于以鸡蛋撞石头。他自然是失败的，他身上的困境和挣扎，同样也是他的老师丁若铨曾经面对过的。昌大只有以这种理想破灭的残酷方式才能获得成长。这是摆在所有青年人面前的难题；理想与现实，孰轻孰重？每个人都要借助自己的经历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