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君

试译自《Cronenberg On Cronenberg》一书

【请勿转载！！！】

———————————————————————————————

黄哲伦创作的《蝴蝶君》1988年3月在百老汇上演，并获得了当季托尼奖的最佳戏剧奖，曾在30多个国家演出。不出意料，在舞台上的成功令一大批公司都来竞标它的改编权，而David Geffen（《蝴蝶君》的百老汇版出品人、与华纳兄弟有合约的Geffen Pictures公司所有人）拒绝了它们。《蝴蝶君》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讲述了法国外交官Rene Gallimard和京剧优伶宋丽玲的离奇爱情：Gallimard并不知他的意中人其实是一位男性，并且是中国政府的间谍——只当他们双双因间谍罪被捕时，Gallimard才被迫面对宋丽玲的真实性别。
大约是被Cronenberg的执着兴趣所打动，Geffen很乐意让他在合适的预算下执导电影版，也愿意由黄哲伦来写作电影剧本。若是导演Cronenberg对黄哲伦的方案不满意，他可以再另起炉灶。“我说好，因为我是个懒人，而这是他的剧本，管他的。”参照Cronenberg的团队意见，这出戏的预算定在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17,000,000~18,000,000美元。余下的问题则全都聚集在剧本上了。
（导演：）
我开始跟黄哲伦讨论剧本，告诉他哪些是我所感兴趣的，哪些不是。在他的第一稿里有一条关于美国人在越南的支线，还有一些场景是往越南投弹。我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这出戏应该围绕两个主角，以及他们如何共处。” 显然，Geffen的经理认为剧本需要这些东西，令它变得电影化。但我们抛弃了这些从头再来。并且，原剧本里的性别政治太过于简单而标准了，人们天天都在报上读到这种内容：关于女性和性别的特定烙印。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得更微妙、更复杂、更动人一些。从戏剧版里我完全没有看到情感上的骚动——最后我是在洛杉矶看到了舞台演出，演得非常露骨，以凸显那种卡通式的本质。你仿佛在看一种图解式的、几种势力而非几个人之间的斗争。
我说：“首先我不接受你这个预设：所有在西方背景下的人都对东方的神话着迷。这个太过了，你已经预设了Gallimard的不利地位；他痴迷于歌剧《蝴蝶夫人》，他是个十足的呆子，他还在性方面非常拙劣。我认为这说明了你对自己的预设不自信，因为在技术层面来看这个预设，就该对西方世界的随便一个路人都有效，他甚至不需要看过《蝴蝶夫人》。”事实上，第一版的剧本始于年幼的Rene Gallimard趴在母亲膝头、看着《蝴蝶夫人》啜泣，同时在情感和欲望上都完全被唤醒了。我说：“这实际上将它设置成了一个特例，却试图从中反映一种文化上的共识。我们为什么不测试一下：抛开《蝴蝶夫人》的支撑，设定Gallimard从来没看过它。”
可以想见，有人会指责我的去政治化。我觉得，关于性别和文化神话学的政治内容确实是存在的，但它要更微妙，才符合我对“电影能做什么”的理解。在这个领域，电影对我来说是一种更为敏锐细腻的载体，尤其是它的台词对话，因此我必须要看到Rene和宋丽玲面对面地说出这些内容。在舞台剧里他们只是慷慨陈词，而剧本的结构令这点更加严重——Rene站在一个优势地位去回顾、评论自己的一生。这对电影剧本是另一回事，我觉得这样不好，因此后来修改了。Gallimard方面的自我意识太多了，这也来自原先舞台剧本的结构。


从剧作家自己的出版编后记中明显看出，黄哲伦作为第二代移民的美籍华人，他的兴趣点公开地甚至是根本上聚焦在《蝴蝶君》里的文化、性别、政治维度上。作家阅读了两段《纽约时报》上Gallimard（原型人物：外交官Bernard Boursicot）和宋丽玲（原型人物：时佩璞）的真实情况，产生出解构《蝴蝶夫人》的灵感。剧本所教诫的——种族和性别的刻板印象、政治和论争——与导演Cronenberg的政治理念相冲突，更重要的是，编导对这出戏在艺术实践上的可能性也有不同的理解。导演必须将它变成自己的故事——融注更多的异国血液，同时，在黄哲伦/ Boursicot/Gallimard的故事中发展出导演内在的兴趣：在身体和精神上“转化”的渴望与可能性。
（导演：）
记得当我接到黄哲伦的二稿，我有点起鸡皮疙瘩，并且理解了很多地方。我不打算去分析为什么，真这么做的话我就成了批评家。但关于“转化”的念头在我脑中驱之不散。关于蜻蜓那一幕是我创作的，不在黄哲伦的剧本里，也不在公演的舞台剧上。我把这一幕放进电影，它对我而言是完美、微妙又隐晦的：蜻蜓的出现是“转化”的结果。我认为Gallimard无意中响应了这一点，他将自己“转化”成某种我们不了解的东西。这个想法传达的理念是：真实是被人创造的，对我们来说没有除此以外的真实。Gallimard在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真实，并且由于他自己的原因，宋丽玲协助了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我之前做过，但可能不是这样来做。
某个时候我的摄影师说：“我真怀念你原先的台词”。我知道他的意思，但这也是这部电影的振奋点所在。你不能像在Naked Lunch或者Dead Ringers里一样讲台词。我不打算摒弃《蝴蝶君》的戏剧基础，我希望让它带有一种歌剧和话剧的风格。若是抛弃这些而让演员去说街头语言，反倒是一种错误。因为Gallimard正是在创造自己的歌剧，尽管他自己不知道。他为自己的人生创作了一出歌剧，并且要成为它的主角。因此我想到了这种“半戏剧腔”的对白，你可能会觉得“没人这么讲话”，但同时觉得“虽然没有，但他们在这电影里就应该这么讲”。要让宋丽玲来说出这些箴言，特别是当你意识到她的目的是什么、她如何帮助Gallimard创造他们的浪漫和幻想的时候。这应该是戏剧化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
有一个场景是宋丽玲坐在床上说：“我鄙夷这些服装，以及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的堕落玩意，但为了伟大舵手，我愿意这样做。”被强迫成为同性恋者，同时当然也爱上这个身份，需要并且渴望这一切，同时也被这一切所羞辱。这种有趣的杂糅物是剧本自带的，并非我个人的发明。这很令人产生共鸣——被强迫做一种你本身渴望的事，你几近绝望地渴望它，但它又是不良的，除非你是被迫在做。不过，正如剧本里一样，我们没有走进宋丽玲的内心，当她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少。
我认为这是“转化”主题的一部分。人们希望被迫而为。我说的不只是在性方面，这只是其中一种我们可能实现的隐蔽生活。他们的秘密生活提示了转化的可能性：允许你成为另一种人，并且释放出你的本色、你的过去、你的文化、你的情感生活，以及所有的一切。这是一件可怖的、也是无比诱人的事情。


Cronenberg让Jeremy Irons饰演Gallimard。我们第一次看到Cronenberg的男主角在别的故事里又一次登场，造成一种陌生的、令人惊惧的、又出奇引人共鸣的效果。Cronenberg的男主角是不是都只生活在特定叙事下的隐蔽地狱？他们既没有生命也没有未来，越过看不见的尴尬的命运或是表面上的自毁。只要一看到Irons在中国出镜——具体就像他作为Elliot和Beverly在Mantle诊所的惊人演出一样（参见“Dead Ringers”）——令人产生一种不安和紧迫的危险感。一个Cronenberg的男主角偶尔闯入了现实世界，我们已经可以预期他最坏的境况。
（导演：）
在这部电影里，Jeremy是Beverly和Elliot的结合物，更像Beverly。开个玩笑而已。说到这些场景以及如何演绎它们，如果有可供查阅的历史，往往会很有趣。它按照你的摄影师和工作团队的方式去运作。你们从来不会相互厌倦，因为在彼此挑战：不是对自我而是对工作的挑战。这很有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按预算去做事，我们不能把大量时间和金钱消耗在自我的事情上。我们仿佛在做一场流动的手术——非常紧张高效。和我共事的人有大量的事要做，包括我对剧本的残忍无情。事实上这尽管是我最高的一次预算，它也还是很紧张。我不想失去这种至关重要的感觉。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部完全不同的电影，但我觉得，“Jeremy和我会相互厌倦、因为熟悉了对方的路数而不再发挥出最大的能耐了吗？”不，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足够紧张敏锐，既安逸又紧张，我们并不视任何东西为理所应当。这才有足够的危险性。当然，尊龙在拍摄中也是一个强悍的存在。尊龙和Jeremy之间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他们很快改变了一切，因为在Dead Ringers里是Jeremy跟自己在演对手戏，没有旁人。在某种程度上说，尊龙是Dead Ringers里另一版的Genevieve Bujold。他在拍摄过程里一丝不苟地变成了个女人，他希望Jeremy甚至不要看到他作为男人的样子。他在拍摄中完全变成了个完美的女子。如果你要看女性特质，那么看他就是了。


《蝴蝶君》事实上是Cronenberg第一部在加拿大境外拍摄的电影。它一共在四个国家取景：中国、匈牙利、法国和加拿大，从1992年8月12月初。预告片在完成正片之前交由华纳去排片，却引起了预想不到的震撼，。Cronenberg将电影的景观拍摄和群众场面最大化，似乎是想将它做成一部史诗规模和视角的电影。但实际上，从电影自身显现出来的——Cronenberg首次境外取景的最高成就，是他降服外景的决心和手段。几乎是在一种反David Lean的手法下，中国长城摄人心魂的美似乎被用来承载那种私密而精致的情感。看起来像是Rene和宋丽玲亲自设计了这一景象，而非空落落地游荡其间、在这种大片奇景的触发下无意中参与了行动。
（导演：）
当David Geffen看了预告片，他说：“这是电影里的？我们是在推销电影里没有的东西么？”我说：“不是，所有这些镜头都是电影里的，但它不是David Lean那类型的片子。”我开玩笑地说过这是我第一出David Lean式的电影，因为这是预告片看上去的效果，一出像《日瓦戈医生》般的史诗。但事实上显然不是。华纳被震惊了，他们说：“你拍了一部在我们一直在重温的电影！上帝，一千七百万美元拍出了五千万美元的史诗！”因此他们非常兴奋。我的兴奋则因为自己用不多的钱拍出了电影，而我所感受到的一切在电影中都有完全确切的隐喻之处。
我不想像The Russia House一样拍电影，那是一种教训。它在艺术上不太成功，因为当中充满了对展现列宁格勒街景风光的迷恋。当你只希望看着演员的脸时，摄像机却转向了窗外。不敢相信摄影机为了拍建筑的葱形圆顶之类，究竟用steadicam做了多么频繁的移位。我就在想：“上帝，我不想犯这样的错误。”《蝴蝶君》里的事物在哪里就是哪里。不过，我还是希望捕捉北京后街小巷的景象，因为我从没见过它们，而不是司空见惯的天安门或者紫禁城。我不想变成一个游客，但这些建筑在电影里恰如其分，因为Gallimard确实爱上了中国。
镜头切换到Rene和宋丽玲在长城边的时候，观众可以喘一口气了。但片刻的松懈在对宋丽玲的一个大特写后结束了，那里没有360度地展现雄伟景观，长城不是一种装饰品。Gallimard被长城和在那里的宋丽玲引诱了，但他所感知到的比观众更多。是他（而非观众）为当时的景象所沉醉。
拍Scanners和Rabid的时候有很多街头戏，无法想象的低预算，枪战、坦克、爆炸、撞车，这些在取景地全是不可思议的（对我来说Montreal就是取景地，我不以那里为家）。所以这只是又一次出现同样的问题了：怎么样让它服务于电影？这其实不成问题，当然了，基本上这部电影就是两个人的室内戏。


Dead Ringers的曾用名是Twins，直到发现它与Ivan Reitman的电影重名而改。Naked Lunch则不得不和一批相似的作家题材电影竞争（包括Stephen Soderbergh的Kafka，还有科恩兄弟的Barton Fink）而在《蝴蝶君》制作期间，Neil Jordan的The Crying Game面世了，“我简直哭笑不得。”Cronenberg这样描述他自己当时的反应。Jordan的电影描述了一个IRA成员（Stephen Rea）起初绑架并准备处决一个英国黑人士兵，而后爱上了他的女友，结果却发现这个女友（Jaye Davidson）事实上是个男人。这犹如一枚在《蝴蝶君》性别转换线索后引爆的小炸弹。不仅如此，这出小成本英国电影赫然造成了美国电影市场上一场出人意料的大轰动。
（导演：）
当你开始拍一部电影的时候，它就像是将宇宙中的某种能量显现了出来，然后这种特殊的能量在各个地方、各自独立地开始爆发。现在到处都是关于异装癖的电影，我想等我们的电影推出，还会有至少十部类似的电影出现。如果一部电影拍出来，却没有别的片子与它有哪怕一点牵强的相似，那该多好。
我们将永远不知道若是没有The Crying Game，这部电影的命运又会如何，我觉得它们不幸地彼此相似。我说“不幸”是因为现在你无法剔除The Crying Game来看待这部电影。The Crying Game讲述了两个男人的爱情——其中一个不知道另一个是男人——一种甜美纯情、又在某种诡异情形下显得毫无威胁性的感情。出乎我意料的是，即便在中产阶级异性恋男性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喜爱这部电影。相形之下，我仿佛成了妖魔，但我认为，这是因为她（Jaye Davidson）太像女人了，即使“她”长着男性生殖器。有一个镜头是她剪了短发，你本应该觉得“噢天哪，她看上去像个男人”，但事实上并没有，因为短发的她看上去更加有女人味了。这就是我为什么选用尊龙（而不是一个与Jaye Davidson类似的人）来演。我不希望看到某个女性化得天衣无缝、像个变装皇后一样的无名演员，我要的是一个男人。当Gallimard和宋丽玲亲吻的时候，我希望这是两个男人在亲吻，我希望观众能感知到这一点。因此，相比于完全不希望公开这一点而启用无名新人的The Crying Game，我们的电影要开诚布公得多。
我试镜过一些跨性别者，他们过分地女性化了，除非看到他们裸体你才能相信他们是男人。他们过分完美了。我观察过其中一个人，一个录像带里的英国/中国“女人”，我说：“她不是个男人。她完完全全是个女人。”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不是我想要的效果，因为你必须先扒光了这个女人，再让镜头聚焦到她胯下，才能让观众知道你不是换了个人。这是种错误的欺诈，尤其当我看到这样一批候选人：他们的女装打扮令人信服，但在庭审戏里毫无冲击力，在囚车戏里毫无冲击力——看起来要么是个小男孩，要么仍然还是个女人，这都不对。《蝴蝶君》对我来说是一部关于转化的电影，这也是吸引我去做的原因。这里必须有成为男性的转化，如果找了这么一个完美女人来做，你就没法转化他们了。
只有Jeremy得到足够的东西作为协同，电影才会有说服力——Rene Gallimard拥有足够的女性特质来协同他，所以他能够创造出一个关于女性特征的幻象。我不希望把他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我希望观众理解为什么他没有看破真相。在电影的结尾你应该意识到这当中有一种意愿：他决定不去接受宋丽玲是个男人的事实，他有他自己的原因。原因很多也很复杂。
在《蝴蝶君》和The Crying Game之间还有很多平行之处，不只是在跨性别上，还在于跨种族和跨文化上，它们都发生在处于政治热点的环境下。所以这其中有非常多可以作为比较的地方，但它们还是很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作那番开场白大概是因The Crying Game的反响所致。令我欣慰的是，华纳兄弟的人看了说：“我们觉得你小题大做了，你应该忘了它，那是另一部电影。你应该就投入到这一部，它有它自己的生命。”


“那番开场白”指的是Cronenberg在一场试映上的一个尝试——缩小观众对接受尊龙作为女人的潜在问题。这才能在揭露出与The Crying Game相同的谜底后仍然震惊观众。那番开场白作了一个尝试：提前将谜底泄露给观众，告诉他们宋丽玲其实是个男人。但放映的结果显示，对观众承认这种确定性，并没有真正令他们得到所需的宽慰。观众仍然对这两个男人间的柔情与肉体之爱感到不安（后者在The Crying Game中是缺席的）。那番开场白，不论是否旨在劝诫“后The Crying Game时代”观众对揭示真相的期待，都令《蝴蝶君》更微妙的主旨得以保留。这个主旨在Jeremy Irons在庭审初见男装宋丽玲时的表情中，也许更富有表现力。
（导演：）
在那个脸部特写镜头里我们演绎了许多内容。其中之一是：“为什么她穿成这样？为什么她假扮成男人？”一个短促的笑，然后是一阵困惑，然后是这样一种感觉：“我反正是知道的，只是我不想去知道。”这是很复杂的。这也是为什么《蝴蝶君》在某种诡异的角度上来说不如The Crying Game那么主流，虽说你可能觉得The Crying Game是两者中比较边缘的一个。
后来我们意识到《蝴蝶君》在性别问题上令中产阶级更为不安。它在艺术上令我欣喜，在商业上却令我们沮丧。我自然是希望它能获得一个高票房，因为我希望人们都看到它；但在另一方面，我并没有对某些在The Crying Game里逃避了的困境作出退让。例如说，Stephen Rea饰演的角色本应该把那个黑人士兵处决掉，他应该枪毙他，这本来可以让电影变得更有冲击力，因为这样他的愧疚就会更深重。电影里让他去追捕那个人，然后让那个人被坦克轧死，这几乎是一个好莱坞式的处理方式：“我们不希望让观众不喜欢电影的主角。”而我不希望让Gallimard变得太令人怜悯。
片子里有一个关于“入乡随俗”的主题，Gallimard对自身的文化不满，从而抛弃了自己的文化、亲身投入到另一种文化中。这种做法是一种自我厌弃：就像有些人学习他国语言，嫁娶不同语言的配偶，完完全全地抛弃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父母亲朋、自己的生活轨迹去投入另一种文化。这是只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后来所接受的这种文化并不是你自己的，你永远是一个外人，尤其是对于中国和日本这样的文化。那里缺乏熔炉精神，他们不希望你变成中国人。
这一点在电影里也存在，对自我和对文化的厌弃并存。但因为我们不是在检视Gallimard的孤独过往，我们观看的是一个过程而非心理状态。对“转化”的渴望，变成一个完全的他者。我们一方面从文化上实现它，另一方面从性别上实现它。
如果说这个故事是关于被抑制的同性恋，那么就过分简单化了。如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结尾那种方式的自杀了，Gallimard不会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女子。这是复杂而陌生的，但我想其中的基础在于他对自己性取向的妥协。我不知道，如果我脱离了原有的剧本去拍电影，也许就不会在这方面更触近真实的故事。Gallimard的原型初遇他的宋丽玲时，宋穿着男装，作为一个京剧男旦被介绍给他，宋是一个非常女性化却身着西服套装的男性，并没有穿裙子。他们成为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一年之后的某个时刻，作为密友的宋丽玲说：“我真的爱上你了，你可以和我做爱，我们可以当情人而不只是两个男人。我母亲想要一个儿子，因为在中国只有儿子是被珍视的，当她已经生了一堆女儿后，她就说我是个男孩，然后把我当男孩养大，但我其实是个女人。”宋丽玲似乎感觉到：真实的Gallimard爱上了他，但他不接受自己出柜、和宋做一对同性恋人。宋不得不为他的Gallimard创造出一个女人，这真是很有趣的故事。若没有黄哲伦的戏剧，我可能对这个版本更有兴趣，但这样做的话故事就变成只是关于被压抑的同性恋了。


《蝴蝶君》最后立足于一个情景，在庭审之后，Rene和宋丽玲一起搭乘囚车经过巴黎：Rene在前往监狱的路上，而宋丽玲在被飞机遣返的路上。这为角色和观众提供了唯一机会去达成和解与理解。Rene必须面对宋丽玲生理上的性别。在The Crying Game里，Stephen Rea 饰演的角色一眼看到Jaye Davidson的性器官就呕吐起来，而受到愚弄的观众也被他的乔装所震惊。
（导演：）
Rene和宋丽玲在囚车的最后一幕是我的主意，因为我知道没法像舞台剧一样让这一幕发生在监狱里。宋丽玲显然不会被允许在Gallimard的监门外脱掉自己的衣服、大喊大叫而没人来阻止。而当它在舞台上游离地作为某种回忆出现，则没有问题。对于将这个电影经典场景置于囚车里，我仍有一些担忧。但你还能把它放在哪儿呢？它被设置在法庭和监狱之间。我们并没有在真的囚车里拍摄，这几乎是一场赌博。这个场景是很多人最喜欢的一幕，谢天谢地，它成功了，它仍然是两个人在一间房里的戏。
我不想展现尊龙的性器官，因为这就令整个场景变成围绕性器官展开的了。我觉得关键在于Jeremy一瞬间看到了它，这就够了，我不觉得观众也需要看到它。这跟The Crying Game非常不一样，因为你必须看到它，否则你绝不会相信Jaye Davidson竟然是个男人。在这一幕里的裸体（而非性器官）很重要，因为宋丽玲说：“感受一下我的皮肤，它还是跟原来的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不是要展现自己和想象出来的宋丽玲有多大差别，而是展现他们是多么地一致。
宋丽玲是这样的造物：被虚构出来的男性、女性、东方、西方。当宋丽玲不再是他们共同创造出来的形象，却仍在囚车一幕中鼓起勇气向Gallimard啜泣道：尽管不能与他们共同创造出的样子相比，他也仍然要爱它。这其实非常适用于很多一般的关系，当极力压抑的疑窦崩塌了，有许多你们共同创造的东西就会不复存在，有许多婚姻正是因此破裂。你们对彼此一清二楚，但你们并不喜欢自己看到的真相，因为这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你们就分手去和别人共同创造别的的什么了。
“只有男人知道该怎么去演女人。”这是剧本的台词，也是我想表现的。关于女性性别的观念是男性创造出来的，关于对方的性别特质也是我们双方达成共识的、为对方创造出来的幻象。这从某种意义来说很迷人，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又很可怕，因为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来说并不存在关于性别的真实性，也不存在完全纯粹的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这是Crimes of the Future的前提所在：当女人缺席的时候，男人会在他们中间发掘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并且保持某种平衡。我相信，你可以去创作一个关于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的故事，而男性和女性的特质也会在其中浮现。


在Naked Lunch里，Cronenberg也在同性恋和间谍的关联上游戏了一回：Bill Lee为了在Interzone隐蔽活动，“被迫”用致幻剂披上同性恋的伪装。然而在Cronenberg的观念里，这为Burroughs的真实性取向提供了别具一格的解决方式；而一些适用在Naked Lunch里的问题，在《蝴蝶君》里也有所继承。这一次，Bill Lee想象中的杀虫剂变成了非常真实的蝴蝶君宋丽玲，她操纵着不确定自己性别身份的、Burroughs的对应人物Rene。但与变换着虚拟政权的Interzone相比，《蝴蝶君》的政治语境是非常具体的。
（导演：）
革命是被人们所利用的。这里有个绝佳的例子：一个人说着“我几近绝望地要变成别的东西”，而后说“我不能拥有别的身体，我不能给你别的身体”，但同时他希望这能够实现，并且转向内在地去实现它。这也是我要减少政治内容的原因：你在电影中所见的政治要服务于未曾明言的意愿和渴望。所有关于红卫兵的事情，都是Rene所希望消除的过往——邪恶地、激烈地、残忍地、彻底地去消除。这是一种非常个人的冲动在政治上的表现。人创造了政治，若没有人类的渴望和疯狂，就不会有政治，所以对我来说，让这两者走到一起最好不过。
这方面如果做得太多就没意思了。我尽我所能地让它们保持平行。这也是在舞台剧中不那么明晰的。我尝试加一点什么，把宋丽玲安排得更巧妙些。在和Rene相遇以前她就是间谍了吗？未必。这是一种多么专门化的间谍——变装的京剧演员！我是这样跟尊龙讲的，当宋丽玲遇到Gallimard的时候，她用平常的甚至是挖苦的语调讲话，看到他上套了，就领他离开大使馆人员，以防别人拆穿她的男儿身，然后看看这能演到哪一步。她满足而兴奋地令他受到诱惑而爱上自己。而后她被他俘获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加进那一个镜头——宋丽玲的女佣淑芳从窗口窥视他们——这是拍摄中临时加进的。我希望暗示出是她告发了宋丽玲，而宋因此成为了间谍，否则她将因同性恋行为遭受严酷的劳教。因此她得以参与政治游戏，以此苟全。不管怎样，她是被迫去做一种自己想做的事，但那是带有附加条件的。
终于，红卫兵登场了，他们完全是另一股势力。这对于美国人的眼光来说并不是太熟悉，所以我加进了这句台词：“现在所有的艺术家都被认为是罪犯”，这个声音从扩音器传达到劳改营。我还加进了一段画外音：一个醉汉在谈论巴黎酒吧的左派学生。巴黎的人对中国人在干什么感到困惑，他们不理解。我当然意识到，他们怎么会理解？他们住在Santa Monica，大概20岁上下，什么都他妈不在乎。这种变化表明，这股新崛起的政治力量绝不会纵容宋丽玲。旧政权衰微了，才眼看着这种祸害发生，新的政权则不会这样，除非作为权宜之计来利用她。她的所作所为太堕落了，因此她要被送到劳改营。


《蝴蝶君》在观众中成功与否，基本上取决于他们能否接受这个概念：Gallimard至少在一定层面上被“宋丽玲是个男人”所震惊。这在剧场的形式下是很容易被接受的，而对电影版则遗留下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把布景、角色、行为变得更具体真实。真实的历史资料似乎显示，Boursicot和时佩璞共同生活了20年。在他1986年的庭审上，Boursicot坚称自己是为了爱情而不是金钱而泄密的，他还告诉法庭：“我们不得不对这段罗曼史保密，并且时常在暗处共处。这就是我犯下错误的原因，我从未完整地看到过他的性征，他非常羞怯，我以为这是中国的传统。”
而Cronenberg不但直面此事，还让Irons演的Gallimard成为一个有性经验的已婚男人（而非年仅20岁时遇见时佩璞的Boursicot），这种典型的Cronenberg式特点令电影的预设更富有冲突性。他们在黑屋中做爱，摄像机一瞥而过，从而使这个场景的挑战性更加倍了。
（导演：）
当看到囚车场景的时候，我觉得你已经预期到会有更多的东西发生。当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惊人的念头——或许你带走一个妓女，而她却是个男人。现在这个念头看似已经被我淡忘了，但事实上却无处不在！几乎没法找到一个妓女看起来像而事实上也是女人。我觉得只有当观众不接受Gallimard表面上的愚蠢时，才真是一件糟糕的事：他们觉得这像是一个不能运作的机械，那么你就麻烦了。但如果他们能设法让它在脑中运作起来，就算不错了。某种程度上说，我故意挪开了这个防护网——我抛开了所有关于Gallimard在性方面的呆滞笨拙的的限定因素，这些因素会让你相信他可能被骗，那我就不会用Jeremy来演了，因为让他在银幕上受骗很难令人信服。现在我正是想要Jeremy来表现，因为你能感受到一种被故意搁置的疑窦，他不是被人愚弄了，他是自己希望被骗。
我经常被众人的解读所惊讶，他们不能相信为什么Gallimard对宋丽玲的真实性别如此无知，因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要进行阴道性交，因为这才能满足一个男人，那么他怎么可能没有发现？众人甚至根本不愿意考虑他们可以通过肛交。我觉得Gallimard的真实原型仍然会否认这一点，而辩解说他是在时佩璞的大腿间交媾的。我在想，“对嘛，是在大腿间，再加上手和嘴。”我再多强调一些。宋丽玲捏造了一种假的中国文化，一种假的古代中国式做爱方法，并且做得美妙诱人。那个小场景下，他们在黑屋中——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做爱，她是用手在做？还是在她大腿间？或者是肛交？到底是在哪里？我觉得人们不得不接受：人实际上有多么诡异。在维多利亚时期，男人确实会过了20年仍没有看过自己妻子的性器官，这不是什么惊人的事情。人类的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从繁殖的机能上剥离开来，因此在现在看起来几乎是一种诱人的力量。其中有太多内容可以挖掘，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

———————————————————————————————

【一切以原文为准，请勿转载】

许多年后，当我想起我曾看过《蝴蝶君》这部电影，我想到的镜头会是那个捉蜻蜓幼虫的老头，他一脸灿烂友善的笑，对一脸疑惑的法国人高仁尼说：我捉了喂鸟的，送你一只。至于那个离奇的故事，我多半还会记得，但并不会大惊小怪了。

不知到那时候萨伊德有没有写出令他名垂青史的《东方主义》，蝴蝶君宋丽玲“统战”的灵感 ，多半得自这本书，西方的男子，东方的女子。西方对东方的理解是那么自高自大。而东方在西方面前又是如此卑躬屈膝，就算今日也仍是如此，我们相信西方胜过相信自己，就算爱国者嘴巴上说再多的爱国，内心仍是对国外心向往之，以女儿嫁了老外（非洲除外）为荣，以儿女能够定居国外为荣，在法国人高仁尼眼中，宋丽玲是不同寻常的东方人，她会讲英文，可以同自己交流－－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甚至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自己还高明－－很显然，宋丽玲于他的仕途大有帮助。他从宋身上，认识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中国”。他的坠入情网，乃至一错再错，并非偶然的奇怪现象。

柯南伯格着力恢复了那时的北京，比较珍贵的是，甚至捕捉到了那时中国人们的精神状态－－66年以前，中国人是如此快乐，一个新的国家，以及他的国民，充满向上的热情和对生活的爱，这就是我热爱前面提到那个镜头的原因。可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并没有享用几天好日子，《炮打司令部》就发布了。。。。。。

宋丽玲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中国许多需要立功赎罪者之一，为此他不惜牺牲特别的“色相”，其中一个细节是，他在家里读西方杂志被佣人举报－－这个佣人是个可恶的广东老太太，对偷窥二人的做爱十分感兴趣且表示震惊和不解。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补充完整宋丽玲的故事：解放前，他是出身贵胄的翩翩佳公子，好京戏，能票戏，然后出洋游学，遍览世界各地风物人情，在国外的大学里大开眼界（八成和赛义德是同学，或者是读过东方主义），然后他回国了，解放了，他的家人被打翻在地还踩上一脚，家产被没收，全家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父母多半已经被折磨至死，而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学问也无处可用，多亏年轻时票过戏，得以在戏剧院混口饭吃，还要接受劳动人民的监督和改造。被迫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假假真真之中，很难分清那些是爱，那些是间谍活动，正如《窃听风暴》里的窃听人被自己的工作改变，无论起因为何，宋在做这份间谍工作的同时，自己也发生了改变，起码，党性不纯了。

二人之间算爱情吗？有爱情没？若是几年前，我会被感动，被这种惊世骇俗所征服，站在高仁尼一方，来感叹法国人的浪漫和真情，来讴歌爱情的伟大。可如今不会了。宋丽玲的冷酷无情自不必言，就连高仁尼的行动也很可疑，他的自杀，出于羞愧难当更多过对爱情的殉葬。

但是，有一点他说的对，他曾得到过完美的爱。同性总是最了解同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确获得了完美的爱－－包括做爱。女人的高潮是很复杂的东西，很多“科学研究者”都说，女性自己搞自己，更容易获得。看高仁尼留给人间最后的话说，男人似乎也是如此。

真实的故事总是没那么浪漫的，蝴蝶君前几年在监狱去世，而仍然在世的高仁尼并不缅怀自己所获得的“完美的爱”。

仅就电影本身而言，柯南伯格细心周到，将故事缓缓讲来，移步换景，深沉严肃。是个好电影。法国和中国相同之处，大概就是对革命的盲目狂热，这是两个易冲动易被鼓动的民族，如今走向了各自的方向。

好的电影，可以和观众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将每一个镜头，留在不同的观众脑海，得以永恒。

不错，我是因为尊龙才看的这部片子。
 
所以很多细节在开始看的时候都没来及仔细体味，因为光顾着注意宋丽玲了——实在是太美太有韵味了。

很多观众把这部片子和同时代的《霸王别姬》相比较，并认为《蝴蝶君》在各个方面都比后者差了一大截，在影响力和获得奖项方面也远远不比《霸》。其实在这部剧本被选择作为电影拍摄时，就既定了这样的命运。导演自己在访谈里也多少透露了此片儿是有点儿小众的，看完片子以后我也这么觉得。

相比于张国荣，尊龙在外表上和气质上都更加硬朗，更有男人气。但很奇怪的是，这个男人在扮作女人时，却有着股骨子里透出的醉人媚意。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法国驻中国大使高仁尼与中国伶人宋丽玲发生的一段畸恋。看导演在阐述影片时的意思大概是想把高仁尼作为西方男人的一个代表去看东方文化，但我真的还是抱有一定的诧异的——原来绝大部分的西方人是这样看待中国女性的吗？
 
按理说发生在那个时代的异国恋会受很多限制的，但导演似乎没打算把重点放在这个更宏大深沉的主题上。这个故事仅仅是在纷繁乱世下只属于两个人的蝴蝶梦。外面的世界，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稍显符号化的背景。所以它看起来似乎更小众、更晦涩难懂。

对于宋丽玲这个人物，直到现在我仍抱有一定的疑问。他好像凭空飞来，又凭空飞走，让人颇为琢磨不透的一只蝴蝶。也许是故意对他的过往进行的模糊处理，以凸显故事只是重于表现他与高仁尼相处的过程，但我个人觉得稍有点儿没头没脑儿，对宋丽玲的塑造显得不够丰满。而对于高仁尼，则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塑造与动机。这一点估计和导演自己本身是西方人有关，他所站的立场使然。他对东方文化的阐述并不足以让我解开对宋基本的疑惑。

看完片子以后，我想很多观众在心里都会有这样的几个疑问——他们两个人到底爱不爱对方？两人之间又是谁受到的伤害更深一点？
 
也许是我比较冷漠的原因，对于结尾的两个高潮都没有太大的触动。在我看来，他们虽然都算是受害者，但一切也是他们一手铸就。
 
高仁尼被宋丽玲打破了原有的生活，打破了美好的梦境，打破了一直深藏在心底的那个幻象。可是，宋只能说是他全盘崩溃的一个契机。与宋相遇后的种种，几乎都是高自愿选择的沉沦。很多观众都会问，他疯了吗，发现不了宋是个男人？！一开始我也想问，不过在看过导演阐述后，便能理解这是有意为之。基本智力正常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发现自己的情人会有异样，而沉湎在自己的梦境中的高却对此一无所知。不得不说，这还真是一个富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法国男人，愿意用自身的陨落换取梦境的完整与美丽。极壮烈，又极自私。导演说到这段的时候，也谈了对于性别的一些感悟。不管男性女性，心里应该都描绘过对异性的美好图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男人演女人、女人演男人，去勾引同性，都有很大的潜力和魔力。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会变成自己爱人的样子，来填补住需要的空缺。

“所以这不是有点儿可怕吗，性别其实是没有什么界限的！”

是呢，是有点儿可怕。

再回来说宋丽玲。前面我已经表达了对此人物的一些疑惑，这让我觉得宋不够完整。当然推动故事情节方面的特质倒是足够了——他虽是个男人，却拥有女人都望尘莫及的风情。而且他狡猾、有心机、勾引男人的手段高明，除了性别简直样样胜过女人。我是后来才知道他起初接近高时还不是间谍，那便说明他开始的动机是想耍高玩玩儿。但爱情是火，玩儿火总是很危险的，一个不小心就容易燎着自己。宋在与高若即若离的几次接触后一点一点的陷进了甜蜜的漩涡。后来gong产dang才以同性恋胁迫宋丽玲当他们的间谍，而宋为避免严酷的劳改不得不与之合作（导演语）。这一点观众很容易忽略或者理解错误，至少我没联想到他被告发后才当的间谍，这算是一个瑕疵。对高的出卖，宋本身大概并没有什么愧疚之心，这段感情本身就是以欺诈为前提开始的，再加上些别的什么似乎也没关系。

要说片子里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一定是囚车里穿皮鞋的那两双脚的镜头——又残忍又讽刺。我想导演让尊龙来演这个角色是很合适的，末代皇帝里我就觉得这个男人骨子深处的东西，和溥仪的一些特质很像。在《蝴蝶君》的囚车里，那种有点儿高冷、有点儿固执、又有点儿脆弱的气质再次打动了我。之前的问题似乎得到了答案——是的，我想这个自私而诡诈的男人是爱高仁尼的。而失去更多的高仁尼可能只爱自己。

都说蝶衣痴，我看宋丽玲也是痴的。爱同性的卑微男旦，也许只能以女人的身份才能被世界接受，甚至被他的爱人接受。

“我还是我啊。”男人的眼里有一粒珠光。

而最终，他的灵魂也没能被认同。
　　
所以，这并不是一部真正的同性电影，这只是一场关于倒错的梦境。


　　
ps:铁叔真变态，嘻嘻嘻，每个电影都这么变态；以及尊龙怎么能这么美啊啊啊，那张侧脸海报简直一击必杀杀杀！还有他黏腻而低哑的声音！！有点儿好奇拍电影时会不会不好意思......不过这个大叔现在隐居去了啊，有点可惜。可以看出其实是个很内向的人吧，应该和他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哎......愿他生活愉快吧。

宋丽伶最后还是走了，留下仁尼一个人在监狱里疯魔，几分钟的独角戏是他最后的人生表演，那一刻他是蝴蝶夫人附了体。关掉播放器，脑子里面还在回放一段段的剧情，我承认我被这部电影深深吸引了，魇住一般地不想回到现实之中。
电影剧终时绝妙地让主角们掉换了身份，原本的蝴蝶成为了一个背叛的人，而原本可能成为负心人的人却成为了蝴蝶。至此无关乎东方还是西方，男性还是女性。无关乎时代与国际政治背景，我看到了一个人爱上了另一个人，尽管这个人不值得被爱，但他仍然义无反顾直至毁灭。
你说它凄凉吗？或是整出戏都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我不觉得，生活中虽然我们没有爱到去殉情，但还是会做出爱的牺牲，这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致的。但是当那些极端状态来到的时候，你是蝴蝶还是另外的那一个人。
如果这样问自己，我想很少有人会是蝴蝶。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去责备宋丽伶，他的心机，他的步步为营，他的当庭指证，包括他最后赤裸着身体自私地想召唤回曾经的爱，都不是罪过。他不是没有爱过，我相信他和仁尼在一起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活。但是他不能靠爱来生活，他要生存，一个旧社会戏子出身的人，在那个颠覆的时局下活着并且不受苦，他做了最聪明的选择。
他是极端的现实着的人，他在每次和组织接洽的时候都那么清晰地阐明自己的需要，他把握了多好的时机来说他怀孕的事情，又非常巧妙的让这个伏笔成为了继续获取情报的关键。这样的人却编织着最迷惑人的幻境，我想他是分裂的，爱着同时又背叛着。
他在囚车里说：“我是你的蝴蝶。袍子下面，一切背后，我一直都是我。告诉我，你爱我。”脱去衣服，他终于成为真实的他，再没有伪装表演，不需要妆容和绸缎，以一种初生于世的姿态，乞求爱。但是也在同时，蝴蝶的梦在他们之间真切地破碎了。
仁尼是终极的浪漫主义遐想，而宋丽伶则是活生生的人，他现实，欺骗，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对爱的追求，像你我一样。
所以到最后，可不可以坦然，那个殉情的人不是我。

这离奇的故事促使我不断网络搜寻，直到看到刘心武先生的这篇文章：
刘心武的文章

　　我正在家里心情大畅地准备行装,忽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不免吃惊——门外站着我们单位的一位负责人。
　　那是1983年初冬。我被安排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到法国参加南特电影节。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名单是由当时电影局长石方禹拍板的。当然,电影局还必须征得我那时的所属单位——北京市文联的同意。很爽快,甚至可以说是很高兴地同意了。第二天就要出发了。北京市文联的负责人老宋却忽然到我家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我把老宋让进屋,他也不坐,看看周围,我告诉他爱人孩子还没回家,他知道家里只有我一个,就跟我说:“有个事要嘱咐你一下。”　　老宋为人一贯温厚随和,但他话一出口,我不禁有些紧张了。明明头两天他见到我还提起去法国的事,只表示为我又能增加见闻高兴。他有事要嘱咐我,怎么早不说,现在风风火火地跑来说?
　　老宋个子高,真所谓虎背熊腰,我站在他面前,仰望着他。他十分严肃地嘱咐我:“到了法国,如果有人问到时佩璞,你要证实,他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创作人员。”
　　宋老又叮嘱一句:“你记住啦?”我点头。他就蔼然可亲地说:“那好,不耽搁你收拾行装了。祝你们一路顺风!”接着就告辞。
　　老宋走了。我暂无心收拾东西,坐下来细细琢磨。
　　我意识到,老宋突访我家,一定不是他个人心血来潮。
　　到了法国,我应该在有人问起时,证实时佩璞属于我们北京市文联的专业创作人员。
　　我能证实。
　　想到这一点,我心安。我害怕撒谎,哪怕是为正义的事业撒谎。老宋不是嘱咐我撒谎而是强调我应该说实话。我很乐于跟任何人陈述真实情况。
　　我是1980年从北京出版社调到北京市文联任专业创作人员的。直到1986年我又从那里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工作,并没有对专业创作人员评什么一级、二级……专业作家的做法。后来时兴那样的做法,我已经从事编辑工作,未能参评,从那以后到现在,我已没有专业作家的身份。但1980年至1986年之间在北京市文联任专业创作人员(也可以说是专业作家)那几年的情形,回忆起来还是花团锦簇、满心欢喜的。
　　那时候的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群真是老少几辈济济一堂,蔚为大观。老一辈的有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阮章竞、雷加、张志民、古立高、李方立、李克……壮年的有管桦、林斤澜、杲向真、杨沫、浩然、李学鳌、刘厚明……归队的有王蒙、从维熙、刘绍棠等……新加入的有张洁、谌容、理由等。因为人多,每次组织学习,必分组进行。我分到的那一组,除了上面提到的某些大名家外,还有一位资历极深的老诗人柳倩,他曾是“创造社”的成员。另一位呢,跟我友善的兄长辈作家附耳嘱咐:“千万别在他跟前提到艾青!”原来艾青于他有“夺妻之痛”;再一位呢,就是时佩璞。

　　开始我也没怎么注意他。有一天又去学习,他恰巧坐在我旁边。他堪称美男子,头发乌黑,脸庞丰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脸庞和脖颈皮肤超常地细腻。我估计他那时怎么也有四十岁了,心中暗想,他就没经历过下放劳动吗?怎么能保持这样的容颜?更引起我好奇的是,他里面的衣裤和皮鞋都很洋气,可是身上却披着一件土气的军绿棉大衣,那时候可是只能从军队里能得到的啊。　　
　　学习会休息期间,我们有对话。我跟他说,真不好意思,还不知道您是写什么的,是诗人吗?他就说是写剧本的。我就问他写过什么剧本?他说写过《苗青娘》,我就“啊呀”了一声。
　　我敢说王蒙他们可能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何谓《苗青娘》,那真是太偏僻的作品了!可我偏偏知道!
　　当然,我以前只知道有出京剧是《苗青娘》,并不知道编剧是谁。于是不得不再自我惊叹,我的祖辈、父辈、兄姊辈,怎么会牵出那么多七穿八达的社会关系,竟一直影响到我,有的甚至延续到今天。父亲曾和一位赵大夫有密切交往,而那位赵大夫的弟弟,便是京剧界鼎鼎大名的程派青衣赵荣琛,因而,我们家的人,在以往的程派青衣里,也就特别关注赵荣琛,也就因此知道些赵荣琛的秘辛。比如,上世纪60年代初,有关部门忽然夤夜造访赵荣琛家,说是对不起打搅,毛主席想听您唱戏。赵荣琛登上接他的汽车去了中南海。下车的时候,发现另有一辆车,接的是侯宝林。原来毛主席把夜里当白天过,白天是要睡觉的。进去后发现那是跳交际舞的大厅。毛主席跳舞间隙,再听段相声,来段京剧清唱。毛主席很亲切地接见了赵荣琛,让他坐到自己那架大沙发的阔扶手上,说你今天能不能唱段新鲜的?赵荣琛就说,那我唱段《苗青娘》里的二黄慢板吧。毛主席那时候也不知道何谓《苗青娘》,说生戏生词听了不懂,赵荣琛就扼要地介绍了剧情:此剧又名《羚羊锁》,剧中的苗青娘因金兵入侵与丈夫儿子离散,丈夫投入敌营,苗青娘后来也被掳去,在敌营她私下劝丈夫杀敌归汉,丈夫不从,还要加害于她,她就在儿子帮助下刺死丈夫,以明爱国之志。毛主席听了剧情,十分赞赏,说表现大义灭亲啊,好!又让秘书拿来纸笔,赵荣琛当场挥毫,毛主席直夸其书法漂亮,后来赵荣琛唱那段二黄慢板,毛主席就边看写出的唱词边叩掌细品。
　　我跟时佩璞说知道《苗青娘》,他长眉微挑,道:“真的么?”我略说了几句,他发现我非吹牛,十分高兴。我问他是否自己也上台演唱?他说当然,只是次数不多。他说曾拜在姜妙香门下,在北京大学礼堂唱过《奇双会》。哎呀,天下巧事到了我这儿真是一箩筐!我就跟他说,我哥哥刘心化是北京大学京剧社的台柱子啊,唱的是梅派青衣。他说那回他们在北大演出,前头就有北大京剧社的成员唱“帽戏”,我说指不定就是我哥哥唱《女起解》哩……我们聊得就更热乎了。
　　后来有一次,学习时我们又坐一块,休息的时候又闲聊。他问我住哪儿,我告诉他在劲松小区。那时候只有落实政策的人士和极少数加以特殊奖掖的人士,才能分到新小区里的单元房,我告诉他时不无得意之色。我分到一套五楼的两室单元。四楼有一套三室的分给了赵荣琛。刚听到那个消息时我兴奋不已,但由于赵荣琛那时年事已高,又有腿疾,拿那四楼的单元跟别人调换到另外地方的一楼去了,我也因此不能一睹赵荣琛便装的风采。不过我们那楼里住进了荀派传人孙毓敏,还有著名武旦叶红珠……时佩璞很为我是个京剧迷高兴,他说,原以为你只知道几出“样板戏”。散会时我顺便问他住在哪儿,他说在和平里,欢迎我有空去坐坐。他问我喜欢喝茶还是咖啡,我说当然是茶,咖啡喝不惯。他说那真可惜——他那里有上好的咖啡。他给我留下电话号码,又说,你要来一定先打电话,因为我也许在城里的住处。他家里有电话?那时候我们住在劲松小区的中青年文化人几乎家里都没有安装电话,打电话接电话都是利用公用传呼电话。所谓“劲松三刘”——刘再复、刘湛秋和我,都是到楼下那个大自行车棚里去,那里有一台宝贵的传呼电话。我记得有一次因为都在那里等着邻居打完长时间的电话,站得腿酸,湛秋就一再问我,怎么才能申请到私人电话?而时佩璞家里却有私人电话,更让我妒火中烧的是,他居然除了和平里的住处,在城里还另有住处!当时阴暗心理油然而生——《苗青娘》的影响,怎么也没法子跟《班主任》相比啊……(那时候因为和平里在二环路以北,被视为“城外”,现在四环以外才算郊区。后来知道,他城里住处在新鲜胡同,是一所宅院,住所里不仅有电话,更有当时一般人家都还没使用上的冰箱等电器)。
　　我当然没有给时佩璞的和平里居所打电话,也没有去拜访他打扰他构思写作新剧本的想法,只盼望下一次学习时能再跟他抽空聊上几句。但是,那以后时佩璞再没有出现,我没太在意,专业作家的学习会常会缺三少四,我也请过几次假。
当我已经差不多把时佩璞忘记的时候,在去法国前夕,老宋却突然来我家,特别就时佩璞的身份问题嘱咐于我。没得说,我一定照办。
　　到了法国,在巴黎住了一晚,第二天就乘火车去了南特。那是一座典型的西欧富裕城市,整个儿活像一块甜腻腻的奶油蛋糕。在那里每天要参加许多电影节的活动,我的神经高度兴奋,兴奋点几乎全跟电影有关,因此,几乎把时佩璞忘得一干二净。在南特期间没有任何人向我问起过时佩璞。 # 　　从南特返回巴黎,第一夜,我就想起了老宋,他那嘱咐我时的身姿神态宛在眼前,我就提醒自己:若有人问,一定要如实回答。当然,我也懂,如果没有人问起,一定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个名字。
　　在巴黎停留的几天,我多半是约上陶玉玲,用当时堪称大胆,如今已很时兴的“自由行”的方式,乘地铁加步行,到各个名胜景点观光,没有任何人认识我们,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人跟我们提出任何问题。巴黎的华侨领袖请谢晋和我们一行去看“红磨房”的演出;参观新奇有趣的蜡像馆;到华侨开的旅游纪念品商店购物;到有红柱头和龙图案的中餐馆吃饭……其间也没有任何人提起过时佩璞。在巴黎还有几位专门研究中国电影的人士跟我们聚谈,他们谈的都是中国电影,不涉及京剧,当然更没有什么跟《苗青娘》相牵扯的内容。
　　那是在巴黎最后一晚了。我跟陶玉玲逛完街,回到旅店,谢晋见到我就说,有位叫于儒伯的汉学家打电话到我们俩住的房间,说晚上想约我出去吃饭,聊聊天。谢晋告诉他,我可能会吃过东西再回旅馆,于儒伯就让谢晋转告我,多晚都不要紧,吃过饭也没有关系,他还会打电话来,一直到我接听为止。如果我吃过晚饭,他会带我去酒吧聊天。
　　于儒伯是那时法国汉学家里关注当代中国作家创作的一位。他多次访问中国,跟几辈中国作家都有交往。他在北京见过我,在法国报纸上介绍过《班主任》和“伤痕文学”。我既然人在巴黎,他来约会,没有理由拒绝。谢晋发现我面有难色,以为我是逛累了,就劝说:“人家是好意。你累了先躺一躺,到酒吧喝点鸡尾酒,你就有精神了。”他哪里知道,我是怕终于由于儒伯来问时佩璞。 　　于儒伯是个中国通,但有时候“通”得有些可怕。记得有一次我应邀到外地参加活动,住在我自己连名字都还记不清的旅馆里。刚进房间不久,电话铃响,一接听,竟是于儒伯打来的,我吃惊不小,忙问他怎么知道我到了哪个城市,而且还知道我住的旅馆,更知道住的是几号房间,什么事像侦探似的追着我来电话?于儒伯却只在电话那边呵呵笑。其实听下来,他找我也并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 7 　　那晚在巴黎,我还并不知道,时佩璞从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学习活动中消失,是应一个文化活动的邀请到了法国,而就在我们中国电影代表团去参加南特电影节前数月,他在法国因间谍嫌疑被捕,将面临起诉审判。绝不愚钝的我,已经敏感到,无论是法国人向我问起时佩璞,还是我答曰他跟我一样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都绝非一桩可以轻描淡写的事情。
　　我紧张了,甚至问谢晋要了些他所喜爱的威士忌喝。我希望于儒伯不再来电话,毕竟,我是戴过红领巾和共青团徽章的人,成长过程决定了那时的我绝不适应夜生活,哪怕是很雅皮的酒吧夜生活。那个时间段我应该上床睡觉了。　　然而电话铃响了。谢晋提醒:“找你的。”我去接,是于儒伯。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车就停在你们旅馆门口……” 　　我出去上了于儒伯的车。他驾车,我坐在他旁边。问好之外,且说些淡话。他开车太快,拐弯太猛,而且,妈呀,怎么要跑那么远?!什么鬼咖啡馆,非去那儿吗?
　　　终于到了。是一间很雅致,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朴素的酒吧。显然于儒伯是那里的常客,柜台里外的服务人员都和他亲热地打招呼。于儒伯把我引到一个车厢座,哎呀,那里怎么另有两位法国人?于儒伯给我介绍,人家也就礼貌地跟我握手。我只听清其中一位是一家什么报纸的编辑,另一位没听清是什么身份。我是否该再追问一下呢?心里这么想,却没追问。于儒伯给我推荐了一种淡味的鸡尾酒,后来又要了些小点心。他谈兴很浓,向我问到一些人,记得问到巴金,问到王蒙,问到毕朔望(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主任)……我心上的弦绷得很紧,随时打算回答他那重要的一问,“是的,时佩璞是我们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之一,他是位剧作家,写过一部剧本叫《苗青娘》……”但是,直到后来我说实在很疲惫,明天一早就要去机场赶飞机了,他乐呵呵地送我回到旅馆门口,挥手告别,祝我一路顺风,又说北京再见,并没有一句话涉及到时佩璞。
　　睡下以后,我在被窝里重温与于儒伯的会面场景,他应该不负有向我询问时佩璞的任务。他和我交谈中,不时穿插着用法语跟那两位不懂中文的法国人翻译我的部分话意,又仿佛略讨论几句。我仔细回亿推敲,其中一位确实是报纸编辑,另一位则应该是出版社的人士,于儒伯和我探讨的主要是当下中国哪些文学作品适合介绍翻译到法国。 　　回到北京,我很快选择一个只有我和老宋在场的机会,向他简单地汇报:“整个在法期间,没有任何人跟我问到过时佩璞。”
　　说完我就离开了。
　　1984年,我接到当时西德方面的邀请,去了那里。在法兰克福,一位德国汉学家说刚从巴黎回来,我就问他是否见到于儒伯?西欧汉学家是个小圈子,一般都有来往,若是汉学界方面的活动,一定会熟脸汇集。没想到他说:“你不知道吗?于儒伯死了。前些时候他开车去奥利机场赶飞机,半路上撞车,死了。”我一惊,跟着一乍:“是一般车祸吗?会不会是……”对方说:“就是一般车祸。谁会谋杀一个搞汉学研究的人呢?”虽然道理确实如此,我还是发了半天愣。
　　后来我跟小哥刘心化说起时佩璞,他还记得当年时佩璞在北大礼堂演出《奇双会》的盛况。他说时佩璞还跟关肃霜配过戏。时佩璞不仅能唱小生,也能演旦角,扮相极好,嗓音也甜,只是音量太小,“跟蚊子叫似的,若不坐头几排,根本听不清,那时候也不兴带唛。”但是,他听我说时佩璞是《苗青娘》编剧,却大撇嘴。他强调那是很早一位叫金味桐的先生专为程砚秋编的本子,但是程本人并没有排演这出戏,后来赵荣琛演了,但总共也没演几场,是极冷门的一出戏。
　　出于好奇心,我到图书馆去查,找到薄薄的一册《苗青娘》,是196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那个戏曲剧本署了两位编剧的名字,第一位是薛恩厚,第二位是时佩璞。再后来又打听到,时佩璞曾在云南大学学过法语和西班牙语,他与薛恩厚合编《苗青娘》剧本的时候,编制在北京青年京剧团。关于苗姓女子杀夫殉国的故事,不知究竟源于何典,但闽剧里早有相关的剧目,只是女主角姓苗而不叫青娘。1952年金味桐编写的剧本叫《羚羊锁》,羚羊锁是戴在女主角儿子脖颈上的具有标志性的佩件,是贯穿全剧的一个道具。儿子长大后与父母重逢,在父母发生去留争议时站在母亲一边,最后与母亲一起大义灭亲。将同样的故事改编成有所区别的剧本,在戏曲中是常见的事。薛、时的剧本究竟与金味桐的剧本差别何在,因为没见到过金本,无从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薛、时的剧本在弘扬爱国这一主题上,特别用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时佩璞的好奇心渐渐淡漠。
　　1988年我再次踏上法兰西土地,这回是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巴黎,有一天聚餐时,我忽然听见几位巴黎的中国华侨议论起时佩璞,内容是时佩璞1983年被捕,轰动一时,但很快人们就被新的轰动事件吸引,几乎把他全忘记了。可是,三年过去了,1986年法院忽然进行宣判,判时佩璞犯间谍罪,判他的情人、法国原外交官布尔西科犯叛国罪,顿时又引发了轰动。
细听那几位华侨讲述,事情也真该轰动,太耸听了啊!
　　　原来,布尔西科先在法国驻北京大使馆工作,是级别很低的外交官。他在一次酒会上见到了时佩璞,当时时佩璞被邀去表演京剧唱段,是彩扮演唱,扮相不是小生而是小旦。布尔西科为之倾倒,两人后来私下就往来起来。布尔西科一直以为时佩璞是女人,两人的关系最后发展到肉体接触,多次做爱。后来布尔西科奉调回国,但两人情深意绵,剪不断理还乱。再后来布尔西科谋到法国驻蒙古国大使馆里的职务,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跟时佩璞再续前缘。有一次布尔西科到北京找时佩璞时,发现时佩璞身后有个怯生生的小男孩,是中国人与西洋人混血的模样,时佩璞就让那孩子叫他爸爸。布尔西科没有怀疑,接受了这个意外的惊喜。后来时佩璞带着孩子来到巴黎,跟布尔西科团圆。但好梦难续,法国反间谍部门称掌握了确凿材料,布尔西科与时佩璞交往期间,不断把大使馆的机密文件带给时佩璞……
　　　最令法国舆论大哗的是,布尔西科直到1986年宣判时,才知道时佩璞竟是男子!而时佩璞虽然不承认是间谍,却对自己的男子性别直供不讳!法庭还出示DNA检测结果,那个男孩与布尔西科毫无血缘关系,根本就是一个从中国西北部找来的貌似中西混血儿的中国儿童!布尔西科当场精神崩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发生性关系后还不能辨别性别吗?后来媒体根据分别采访向公众解释,说时佩璞主要使用了两个方法迷惑布尔西科,一是他能巧妙地隐蔽自己的性器官;二是他强调自己是东方人,不习惯在光照下做爱,必须在黑暗中进行。这样,布尔希科竟一直以为自己在和女子做爱……
　　华侨的议论还有更多的内容,说是法国的审判结果出来后,在中国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时佩璞不是间谍,他是办理了正当手续被法国当局批准进入法国的。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施用“美人计”以获取情报。“时佩璞间谍案”对中法两国的关系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更有意思的是,宣判才过一年,1987年,密特朗总统就宣布了赦免令,既赦免了时佩璞,也赦免了布尔西科。那么,他们出狱后,还会再在一起生活吗?当然不会。到1988年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巴黎访问的时候,据说时佩璞已然流落街头。他到中国领事馆要求回到中国,领事馆以他没有中国护照并且已加入法国国籍为由加以拒绝。
　　他们议论时,我一直默默地听着。身边一位不住在北京的同行问我:“这个时佩璞是个什么人啊?”我就回答:“他原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他写剧本,京剧剧本《苗青娘》就是他跟另一位剧作家合写的。
　　就这样,在巴黎,我终于回答了关于时佩璞身份的问题。
　　我曾画过一幅抽象画,命意是“心灵深处”。那正是在我从“不惑”朝“知天命”跋涉的生命阶段。在那一阶段里,我不仅画水彩画,也画油画,有时更在材料、颜料和画纸的使用上“乱来”,完成后一般会在画题后注明“综合材料”。《心灵深处》就是一幅“综合材料”的制作。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生命历程,我开始醒悟,其实,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时尚……在表象之下,有很深很深的,难以探究却又必须孜孜不倦地加以探究的东西,那就是人性。在人,那活生生的躯体里,存在着一个神秘的心灵,在心灵的深处,时时涌动着的,究竟都是些什么因素?
　　　时佩璞和布尔西科的间谍案,确实没有搅乱中法关系。从官方来说,中国方面虽然坚决否认时佩璞是间谍,认为法方以间谍罪审判时佩璞令人震惊和遗憾,但表完态也就算了,不仅政治、经济方面的中法关系继续友好推进,文化交往也有增无减。刚判了时佩璞六年监禁,包括我们中国电影代表团在内的若干文化团体与个别文化人,仍前往法国参与各项文化活动,就是明证。
　　时佩璞确实爱布尔西科,布尔西科也确实曾把时佩璞当作东方美女爱得死去活来,这应该不算典型的“同志之爱”。时佩璞后来证实生理上并非双性人,也没有做过变性手术。时佩璞在法庭审判时说,他虽然任由布尔西科当作女子来爱,但他从未跟布尔西科宣称自己是女性。这申明对于法官确认他是间谍毫无动摇之力,但时佩璞说这话时眼泛泪光,使不少旁听的人士感到,他对布尔西科确有某种超越政治的情感的忠诚。据说两人同被赦免后,布尔西科对时佩璞转爱为恨,不愿再跟他来往,但到两人都越过了“耳顺之年”,时佩璞主动找到因中风住进疗养院的布尔西科,在他榻前真诚地表白“我还是深深地爱着你”。这应该绝对不是为完成某种使命才使用的伎俩,而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幽咽之声。
　布尔西科难以原谅时佩璞。他比时佩璞小六岁,当他被时佩璞激起情欲拥吻做爱时,才刚满二十岁。据说他们初次做爱后,时佩璞去浴室洗浴,布尔西科在朦胧的光影下,看到时佩璞下体上有鲜血,就激动地冲过去紧搂他,连喊“我的女人”,由此布尔西科对时佩璞给他生下儿子深信不疑。他们给孩子取的法国名字叫贝特朗,中国名字则叫时度度。时佩璞当然是欺骗了布尔西科,但直到法庭审判,布尔西科仍坚称他向时佩璞提供使馆文件绝不是为了金钱,而只是出于感情,那感情不仅是爱情,更有亲子之情。当时佩璞承认自己并非女子,不可能生育后,布尔西科一定感觉陷入了地狱。审判结束,他们被作为一对男犯关进同一监室,对于布尔西科来说那就是地狱的最深一层。他质问时佩璞究竟是男是女?时佩璞拉开裤子的文明链让他看,又再拉拢。这比魔鬼的拷打更疼痛!监狱出于人道考虑,很快将时佩璞移送别处。布尔西科用剃刀自杀未遂。
　　法国总统为什么赦免布尔西科?据说布尔西科先后提供给时佩璞的那些使馆文件都是保密级别最低或次低的。当然,作为法国大使馆成员,哪怕仅仅有意泄露一份最低级别的保密文件都属叛国行为。布尔西科给法国带来的损失确实不足道,他的浪漫痴情却颇令人同情,这也许是赦免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尽管布尔西科从那以后一直不能原谅时佩璞,但有人在他家中发现了一段写在纸上的话,大意是时佩璞毁了他的一切,但到头来被人欺骗总比欺骗别人好,他仍然宁愿时佩璞真是一个女子,贝特朗真是他的儿子……
　　法国总统赦免时佩璞,还可能是出于向中国示好——既然这个引起轰动的间谍案,社会舆论热点并不在政治、外交方面,那么,乐得施恩。一般人都认为时佩璞被赦后找到中国领事馆要求回国被拒,于是带着时度度隐居巴黎,但有细心的人士在1999年发现了一份《北京市卫生局统战处先进事迹》的打印件,其中列举的一桩“先进事迹”是:“旅法华侨时佩璞教授回京,他患有心脏病、糖尿病,我们安排同仁医院给予细心的治疗,他非常满意。”当然,那也许只是姓名相同的另一位时先生。
1994年初,我到台北参加《中国时报》主办的“两岸三地文学研讨会”。除了会议的正式活动,还和一些台湾文化人到茶寮酒吧聊天。有一次在茶寮里,是和几位很年轻的台湾文化人在一起,有的还在大学里学戏剧或电影,尚未正式进入文化圈,但他们思想很活跃,心气很高,话题也就都很前卫。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同志电影”,有的说到底还是台湾走在了前头,八年前(1986年)虞戡平就把白先勇的《孽子》搬上银幕。有的就说还是大陆后来居上嘛,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去年(1993年)不是在戛纳夺得金棕榈奖了吗?于是就有一位提到最新的好莱坞电影《蝴蝶君》,说是根据一个中国大陆男扮女装的间谍的真人真事改编的,那间谍案在法国刚刚尘埃落定,纽约百老汇就编演了歌舞剧《蝴蝶君》。编剧叫黄哲伦,是个ABC(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中国裔人士),这剧一演就火了。去年(1993年)华纳公司请澳大利亚导演柯南伯格把《蝴蝶君》拍成电影,本来非常出色,可真是“既生瑜,何生亮”,谁想到去年国际上同性恋题材的电影扎堆儿出现,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拍得有霸气,那光芒硬是把《蝴蝶君》给掩下去了!有的就说,柯南伯格特别请到尊龙来演蝴蝶君,尊龙也真出彩,但是怎么又想得到人家张国荣出演程蝶衣,“此蝶更比那蝶狂”,张国荣把尊龙给比下去了……他们在那里对“同志电影”品头论足、嬉笑怒骂,独我一旁沉思,于是对面一位女士就问我:“刘先生,您听说过‘蝴蝶君’的事情吗?”我答:“岂止是听说过。不过,我觉得,那个法国外交官和他之间,似乎还并非‘同志之恋’……”席间有位人士就说,他有刚翻录的《蝴蝶君》录像带,非常难得,如果我想看,可以请大家陪我去他家欣赏。在座先有女士尖叫起来,催着快走。有人建议他回家把录像带取来,在茶寮的电视机上放,他说:“那就犯法了啊!”他问我想不想去他家看《蝴蝶君》,我的回答不仅出乎他的意外,更令几位想跟他去看片子的人士失望,我说:“算了。以后总有机会看到的吧。”
　　　那时,我对“蝴蝶君”时佩璞及其风流艳事,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黄哲伦也好,柯南伯格也好,尊龙也好,他们通过电影能诠释出什么来呢?
　　又过了十年,2004年,我才得到一张电影《蝴蝶君》的光盘。本来就没抱什么期望,看完电影更是大失所望。其中只有一段涉及什刹海银锭桥畔的镜头,引出我若干伤感情绪,但那与电影中人物的命运无关,而是因为自己在那镜头展现的空间附近生活过十八年。我的反应属于“接受美学”范畴里的“借酒浇愁”。 ;
　　当然,看完《蝴蝶君》,我也不禁沉思。究竟时佩璞的心灵深处,涌动的是些什么东西?他还在巴黎吗?
　　今年,即2009年6月30日,时佩璞病逝于巴黎,享年七十岁。法新社马上予以报导,中国新闻社及国内一些传媒也有所报导,《南都周刊》还作为“封面故事”,给读者提供图文并茂的信息。存在过的肉体将在棺木里渐渐腐烂,心灵呢?是马上消亡,还是也有一个慢慢腐烂的过程?
　　记者们当然不能放过肉体和心灵都还存在的布尔西科,他们到疗养院找到风瘫的他,出乎他们的意料,布尔西科对时佩璞病逝的反应十分冷淡。他只是用游丝般的语气说:“四十年过去了,现在盘子清空了,我自由了。”谁能充分阐释他说这几句话时,心灵深处究竟是什么状态?
　　从网络上寻觅到一段京剧《苗青娘》里的二黄慢板,是赵荣琛生前留下的宝贵的录音资料,这一唱段,正是近半个世纪前,他深夜在中南海里幽咽婉转地演唱给毛主席听的:
　　骤然间禁不住泪湿襟袖,
　　　悲切切想起了国恨家仇,
　　　叹此身逢乱世我嫁夫非偶,
　　母子们咫尺天涯难诉从头,
　　　我好比在荆棘里挣扎行走,
　　我好比巨浪中失舵的扁舟,
　　　到如今断肠事不堪回首, :
　　对孤灯闻夜漏痛彻心头!
　　这段戏词究竟是出自金味桐,还是薛恩厚,抑或就是时佩璞的手笔?不管是谁所撰,总之,细细体味吧,搁在“蝴蝶君”自己身上,不是很有宿命意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