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

敦煌在中国，敦煌文化在世界！ 一共十集的纪录片，从历史，人文，舞蹈，绘画多方面解读了敦煌。 仿佛看到了一个人的出生，发展，辉煌，寞落，被人欺负，晚年又被万人敬仰，爱戴的过程。 这其中有悲痛，更有无数人的热爱和坚持！ 它是世界历史文化的宝库！ 更是中国历史少有的现存史料！ 我不是文人墨客，也是艺术工作者，但真的震撼了，为古人的智慧和无数的付出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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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探险者来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拿到欧洲去呢？”当这个英国人第一次展示他在中国搜集的文物时，当地官员只是这样淡淡地问了一句。他叫斯坦因。斯坦因 有人说他是那一代最惊人的探险者、考古学家，也有人说，他是盗贼，是骗子，是丝绸之路上的魔鬼。 1907年初夏，他第一次来到敦煌。 敦煌位于亚洲中部，东经93度，北纬40度。它北临蒙古高原，西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邻青藏高原，这个位于中国甘肃西部，这个仅有十八万人口的小城市，曾经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咽喉要道，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1000年前，曾有四条道路从这里通向西方。十几个世纪以来，这里曾经汇集着来自欧洲的货物和文化；来自中亚的语言及文字，来自印度的艺术和宗教；它们在这里与中华文化全面交融。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献，被称为人类进入中世纪历史的钥匙。但是，当斯坦因来到时，这个沙洲小县已经被中国人遗忘了。陆续登场的是西方人。他们有英国人，过去的一个世纪，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商船，飘扬着他们的米字旗；有法国人，在东南亚丛林里，已经布满了他们的身影；有德国人，他们已经在中国山东建起了欧式洋房；还有俄罗斯和亚洲新崛起的日本，他们正在中国的东北开战。 当这些国家越来越强大时，古老的中国仍在沉睡。 王道士　　 1900年，斯坦因在中国新疆开始了他第一次探险。与京城轰轰烈烈的庚子战乱相比，他的身影有些微不足道。但是，这一年敦煌城外的一个小人物，不经意间将他和这片山崖连在了一起。 当天“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缝，”在一个叫王圆禄的道士写给慈禧太后的信中，藏经洞的发现颇有一些神秘。之后他说，“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壹所，内藏古经万卷。” 藏经洞里原来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也有，有佛教的、道教的等宗教的一些经典。 “还有呢，这个官方的文书，也有私人的文书，就是好多经济的文书。什么户口、账本、地契什么都有，这都是第一手材料。” 这是春天的莫高窟，在这片延绵近<?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两公里的砾岩峭壁上，分布着上下五层，持续开凿一千多年的七百三十五个洞窟，对于所有的游客来说，来到这里，藏经洞是一定要看的。 藏经洞的发现在敦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王道士雇了一个人在这间甬道内写经。这个人休息时，经常将点旱烟的芨芨草插到墙上的缝隙中。这天，芨芨草居然一下子深入到墙体中，他小心地敲打了一下墙壁，里面传来了一阵空洞沉闷的声音，密室就这样被发现了。 当异域的探险者们逼近时，封闭的宝库敞开了大门。 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禄，关于他的记载只有他的一篇墓志铭，于是我们得知他来自湖北农村，八九岁时因为饥荒来到西北，他曾混在军营，却又“历经魔劫”，最终出家当了道士。应该说，如果不是藏经洞的发现，历史是不会记住这个不识字的道士的，藏经洞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小人物的一生。这之前，敦煌当地人称他为王阿菩，意思是他有菩萨一样的心肠。人们还说他很节俭、很辛苦，一年到头都只见他在四处云游化缘。 对于藏经洞，王道士的心情很是复杂：这些经卷虽然珍贵，但他能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呢？他挑出一些佛经写卷和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士大夫们，但是，没有人对这些经书感兴趣。他年轻时当兵的上司延栋，一位驻扎酒泉的满族官僚甚至觉得这些古代写景经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的好。 这是今天的兰州，一百年前在这里当时担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收到了敦煌县长汪宗翰送来的一批礼物，几本来自藏经洞的绘画和经卷，现在看来，叶昌炽是当时最有可能将藏经洞文书留在中国的学者。 从他的《缘督庐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位进士出身的学究隐隐感觉到了这批古物的价值，他建议甘肃藩台把藏经洞中所有古物运送到省府兰州保存，藩台衙门的回答是，没有经费。 这一年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件大事，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 这一年，负责全省考试的叶昌炽去了酒泉，但没有再往西去敦煌。县长汪宗翰更甚，他住在敦煌却没有去过藏经洞。酒泉距离敦煌三百公里，藏经洞距离县城不过二十公里，两位读书人就这样与历史上的一次大发现失之交臂。而此时，欧洲人斯坦因正不远万里地想敦煌进发。 英国和俄国互相监视，日益怀疑对方向新疆扩张，全把眼睛盯着衰老的中华帝国。当年的斯坦因这样分析了亚洲中部的局面。他们两个国家实际上都做好了将来有可能作战打仗的这么一个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知道，中亚细亚那个地方的地理情况， 这张照片记录了斯坦因沿途进行地图测绘的情景，而这一张是他对冰山进行的专业勘测。“我们是个向前行进的大旅行队，出骆驼外，还有十五匹马，三十头毛驴。”如果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者或者是民间的探险者，他有这样的能力吗？ “看到我们的路线与野骆驼的足迹相交叉，我想到了玄奘笔下那些让旅行者迷路的魔鬼。”在沙漠的漫长旅途中斯坦因总是随身携带两本书，一本是《马可波罗游记》，一本就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伴随他的还有一条名叫达夫的小狗。 对于一般人通常产生畏惧的沙漠，他却说，我时常希望再次回到自由宁静的沙漠中去。这张照片就是当斯坦因经历了几个月时间冲出塔克拉玛干沙漠后在冰河边祈祷的情形。 这时已经到了1907年春天，“当看到北面荒凉的山峰遥遥在望时，我高兴起来，地平线上一次又一次出现烽火台，这些都好像是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顺利开始的好征兆。” 1907年春天，在千佛洞的洞窟前，五十七岁的王道士在等待斯坦因的到来。七年了，藏经洞里的这一堆残书故纸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不仅如此，藩台政府还责令王道士对其代为看管而一分钱不给的。 斯坦因来了，他身边跟随着一个中国师爷。他的驼队带着很多大木箱不知做什么用；其实这些箱子都是空的。敦煌人仍与马可波罗时代一样虔诚。 “在几乎垂直的砾岩峭壁上，有许多昏暗的洞窟，这奇特的景象使我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看到的早期意大利的绘画。”一百年以后，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而一百年前，斯坦因说，“这里是一个被世界忘却的地方”。 这是夏天的沙洲市场，这里距离莫高窟二十公里。斯坦因刚到达敦煌时，曾和敦煌知县王家彦一起吃饭，之后他给知县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他和中国人打交道，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他取得了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什么呢，清朝的官员非常看重你的官衔，中国人非常看重你官的大小。 这是斯坦因来到中国时所持有的护照，护照上的职位是英国大臣。他是如何获得这一称谓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这是王道士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他第一次见到大人物屈尊住在帐篷里。此时，敦煌县城里弥漫着不安的气氛，农民们正在抗缴官粮，而偏僻的莫高窟此时显得格外安静。 “这是一个能使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共同疯狂的神奇宝窟。”斯坦因一生都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夜里将一天的行为和想法都记录下来。他还带来了一个照相机，这些照片是斯坦因在莫高窟停留期间拍摄的。而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藏经洞的外观，通过这张唯一保留的照片，我们看到了当时藏经洞口摆满经书的情景。 “他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脸上不时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对王道士斯坦因是这样形容的。 斯坦因来时，敦煌一年一度的浴佛节刚刚结束，这个习俗一直保存到现在。这是斯坦因为王道士拍摄的一张照片，也是王道士唯一的一张近景照。 “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情感。”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斯坦因却始终无法进入藏经洞。 这是敦煌榆林窟，在这里有一张著名的玄奘西行的壁画，玄奘是斯坦因最崇拜的人。他发现，这个被称做唐僧的和尚在中国家喻户晓。 在这张斯坦因给王道士拍摄的照片中，王道士身后的壁画非常显眼，这是王道士刚请工匠画的唐僧西天取经图。斯坦因发现，每当他向王道士描述自己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沙漠时，平静的他就流露出兴奋入迷的表情来。 他靠聪明，不是靠幸运。王圆箓和斯坦因经常吵架呢，一吵架的时候关系一僵的时候，他就给他讲玄奘的故事。斯坦因会动脑子，他说你看当年玄奘把经从印度取回来，我是从印度来的吗，我的中国助手告诉王道士，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经卷托付给他。而现在，我这个从印度来的玄奘的信徒要把这些东西重新带回印度去。 这一天，王道士将一束经卷交给了斯坦因。夜里，翻开佛经时，斯坦因居然发现，在经文的边页上有两个字玄奘。记得那是很热的一天，外面空无一人，我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来到藏经洞前，在那里我见到了王道士，他显然还有些紧张和不安。王道士终于引领斯坦因来到了藏经洞前，向斯坦因敞开了藏经洞的门。 “他鼓足勇气打开密室门洞，借着道士摇曳不定的灯光，我睁大了眼睛向阴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层堆在那里，密密麻麻。”现代学者胡适曾说，藏经洞是座和尚博物馆，其实它远不止此。 斯坦因一脚踏入藏经洞，一千年前佛国的世界，世俗的生活，西域王宫的奢华，丝绸商旅的艰辛，都历历在目。 “厚大的卷子用的都是很坚韧的纸，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室时无甚差异。” “有一个大包裹。里面全是稀薄透光的绢画，绘有美丽的佛像，颜色调和，鲜艳如新。”这是斯坦因第一次看到这些经卷时发出的感叹。 藏经洞口 莫高窟第17窟 九十多年后，一位中国学者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亲手触摸这些敦煌写本时，是这样描述的，“有的写本纸张非常好，展开时哗啦啦作响，有一种卷子压了金箔，有一种经卷有十二种颜色。纸张很结实，厚度像现在的打印纸。”　 这是北京地铁建国门站，每天经过这里的人们都会看到这幅壁画，这就是佛教经典《金刚经》，它的原版，已经被斯坦因从藏经洞中带走，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刊印日期的印刷品之一，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如今，它成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最珍贵文物之一。 “我决定放手一搏，我应允蒋师爷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四十锭马蹄银，必要时可以翻倍，以换取全部的经卷。” 在一夜的狂风之后，第二天清早，斯坦因发现满怀疑忌的王道士干了一个通宵，将挑出来的所有藏卷又运回密室中去了。斯坦因知道了，他无法得到全部的经文。但是王圆箓同意收下斯坦因200两银子，让他们把九千多卷文书和五百幅佛像绢画带走。事后，斯坦因很得意地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在欧洲，只要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就要这些钱了。有的学者提出来，他是买的，买的就是公平交易，这完全是两回事，这是一种骗取。 这张照片记录了斯坦因车队离开敦煌县城的情景。这时，在县城里，农民发起了暴动，焚烧了县衙。没人留意在偏僻的莫高窟号称装箱能手的斯坦因已经大功告成。二十四个大木箱里装满了经卷和书画，当他最后看了一眼这里的主人时，千佛洞刮起了这个春天的第一场沙尘。 十个月后，王道士迎来了第二批外国人——伯希和的法国探险队。 伯希和，这一年才二十九岁，精通十三国语言，法国人夸他英俊优雅，有点儿军人作风。他的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快赢得了王道士的好感。他还带来一名专业摄影师，对莫高窟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拍摄。 这是当年破败的莫高窟，这个小牌坊和古汉桥如今早已不存在了。而今天的莫高窟最著名的九层楼在当时也只有五层。几个月前，当伯希和在新疆时，他看到一本佛经，这是公元八世纪的写本，出自一个叫藏经洞的地方。于是慢条斯理的他直奔敦煌而来。 在莫高窟，他对洞窟进行了第一次详细的编号。“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八年来，我曾认为该洞中的藏经已大大减少。”在西方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伯希和进入藏经洞。 这张由摄影师努埃特拍摄的照片，是今天我们了解当年藏经洞洞内状况唯一的影像资料。透过这一人高的经卷，我们甚至能看到在墙壁上隐隐约约的壁画。 “当我置身于这个宝库，三侧都布满了一人多高的卷子，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原本他非常担心斯坦因将宝贝搜罗一空，但很快他发现，因为不懂中文，斯坦因给他留下了许多。 他说：今天是个节日！他决定要将全部经卷翻阅一遍，在烛光下，他用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前十天，他每天拆开近一千捆卷子，创下了每小时打开一百捆的记录，他戏称这是汽车的速度。 1908年5月27号，伯希和离开敦煌，他用五百两银子换得七千卷藏经洞文物。离开敦煌的第二天，就是伯希和的三十岁生日，这肯定是他一生中所能得到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1909年9月4日，北京的六国饭店，在京的学界名人几乎全都参加了招待伯希和的宴会。会上，他将随身携带的一箱敦煌写本精品公开展览出来。使得著名学者罗振玉等人大惊不已。当时中国的宋版书已很稀少，忽然有人带来了从未见过的六朝隋唐古写本，整个北京学术界震动了。 1909年冬天，清政府下令，押送剩余的经书进京。经书并没有装箱，只用草席草草遮盖。从敦煌到北京，一路都有经卷丢失。 这是北京的广化寺，1910年藏经洞文物运抵北京时，这里开始兴建中国第一座近代的国家图书馆。中国的国家图书馆比日本晚了四十年，比法国晚了一百二十年，比英国晚了一百六十年。但是押运的官员竟直接把大车开进了自己的家里，挑选精美的经卷据为己有。因为怕被人发现，他们将万张的经卷一撕为二。 这是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经洞文物，后人总结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敦煌，粘走壁画26方，取走唐代彩塑一尊。俄国人奥登堡，拿走敦煌文文物三百件，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购得四百件。今天，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上十多个国家。 这是春季的敦煌，这时距离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当时著名国学家陈寅恪曾这样感慨。 道士塔 “我的儿子今年十岁了，有一次他看一个电视节目，介绍一些来自吐鲁番敦煌的壁画，和雕塑等文物是怎么被分割装箱运到柏林的，我的儿子说，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七十五两银钱，可是被夸大到十万两，村民们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他当然拿不出，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在华尔纳写给斯坦因的信中，有好名声的王道士却因藏经洞晚节不保。 1931年，王道士死在莫高窟，从发现藏经洞以来，他从未离开过这里。对于这个瘦弱的，经常带着一脸笑容的道士，有人说他是他是藏经洞的发现者，莫高窟的维修人，也有人说他是目光短浅的宗教信仰者，是有小聪明的中国农民，是出卖藏经洞文书的罪人，中国文化史上的**贼。一百年来关于王圆箓的历史定位一直争论不休。 这是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这是巴黎吉美博物馆，伯希和从敦煌带回来的文物大多存放在这两个地方。 回到欧洲后，伯希和成为世界上最权威的汉学家之一。有人这样评价他，“没有他，汉学将成为孤儿。”但是，在这张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公开信中，中国的学者们将伯希和冠以盗贼的名分。 1930年，七十岁的斯坦因最后一次来到中国，但从这封南京来电中可以看出，他被中国政府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在新疆，他一直被处于严密的监视中，最终，被逐出中国。 这是英国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斯坦因从敦煌带回来的文物大都藏在这里。2008年，这里的学者向我们摄影组展示了一百年前斯坦因带来的敦煌唐代写经。 西方人说是斯坦因发现了藏经洞，八十岁时他死在阿富汗，他的墓地建在异乡的沙漠，他说，沙漠是自由安静的，他喜欢这里。他这样为自己写下墓志铭，马克.奥利尔.斯坦因通过极为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的旅行，拓展了知识领域。不知为什么，对于1907年的敦煌之行他只字未提。 在斯坦因去世的这一年，中国大地上正进行着二十世纪最惨烈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这一年，一个曾从法国学习绘画的名叫常书鸿的中国人。带领十多个志愿者从战火中来到敦煌，从此，西方人在敦煌的探险史结束了。 《敦煌》：第二集《千年的营造》解说词 他叫彭金章，今年70岁，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49岁时来到敦煌，开始了一段与莫高窟为伴的考古生涯。 二十一年来，他时常往返于大泉河两岸，河边的林荫小道此时秋意正浓。河的另一边，绵延一千六百多米的崖壁上，大小不一，排列着七百三十五个洞窟。如此大规模的窟群因何而来，又是如何建造的，一直是他考古研究的目标。 在莫高窟有四把钥匙，可以打开这里的四百九十二个洞窟。中国文化千余年来存留的奇迹就在这一扇扇窟门背后绚烂无声。那思维禅定的瞬间，那融入慈悲的微笑，在那色彩与线条之间流动的乐章，带领我们穿越了久远的历史长河，重现昔日永恒的时光。 这是公元848年，在敦煌从安史之乱开始的战乱局面已经持续了九十三年。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张议潮的人幕兵集众发动一场血战，收复了多年战乱的敦煌城。 三年后，唐王朝在敦煌设置了归义军，收复失地的功勋将领张议潮被任命为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接到任命后，张议潮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仪式。在后来为他修建的功德窟——莫高窟156窟的南壁上，那次游行的壮丽场面被绘制成为一幅壁画长卷，至今保存完好。 在修建洞窟的时候，张氏家族在前室北壁上留下了一方题记，它对后来人研究莫高窟营造历史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墨色因墙体的斑驳而模糊。有幸的是，在藏经洞发现了当时题写时所留下的纸稿，在这份名为《莫高窟记》的题记中，整个莫高窟营造的缘起渐渐在字里行间浮现。 这是前秦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366年。中国北方正处于五胡十六国的战乱纷争，人们对和平生活充满向往，佛教也开始走向兴盛。丝绸之路上往来印度和中原的僧人也络绎不绝。这时有一位名叫乐僔的出家人，向西行游途经敦煌鸣沙山，忽然看到前方千佛现出真容，熠熠金光将他笼罩。经历了这片神奇的景象，乐僔不再行走，他决定在鸣沙山东面的崖壁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 和所有的研究员一样，彭金章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洞窟打交道，在这些已经经历了一千余年时光的洞窟里，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被忽略。 “底下壁画上头又画壁画，可是这个洞窟据说这样子的，你看，下面，最下面的，白的，素面，因此说在北凉壁画底下是没有壁画的。无画呢比北凉还早。北凉是420年前后。”学者们推测这是崖壁上现存最早的洞窟之一268。主室只有一个人的高度，<?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一米多的宽度，南北两侧共有四个小窟，里面只能容纳一人坐下，这就是专门用来坐禅修行的禅窟。学者们无法断定这是否是莫高窟第一个洞窟，但能够推测的是，乐僔当年所开凿的也是一个禅窟。 洞窟这个建筑形式源自佛教的故乡印度，释迦牟尼曾在石窟内“西向结跏趺坐”，远离城市喧嚣，并且冬暖夏凉。莫高窟最早的营造便因坐禅修行开始了。 第285窟壁画. 这是多室禅窟当中的一个小禅室，看，这是禅床。自从佛教传入西域后，沿途开凿了许多石窟寺。这些开凿的山崖，大都由粗砂岩或砂砾岩组成。莫高窟的地质结构属于第四季酒泉系砂砾岩，适合开凿石窟，崖壁前方就是宽阔的大泉河，由南往北由此经过，现在几近干涸。 一千多年前从三危山的沟谷中涌出各股泉水汇流而下，大泉河碧波荡漾。河边成片的白杨树林，映着碧蓝的天空，气候宜人。这里距离当时的交通要道敦煌城不远，但又相对偏僻，适合开凿修行，于是便开始了延绵千百年而不中断的洞窟营造。 在早期洞窟275窟内，南北两壁的墙上有几座小小的屋檐，这是典型的中原建筑风格-阙。小小的阙形龛内，交脚的菩萨恬然微笑。随着时间的推移，崖壁上出现了这样专门用来礼佛供养的洞窟，这些洞窟改造了印度的窟形，并加入了中原文化的痕迹。但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这些早期洞窟空间较小构造简单，在崖壁上零零星星并没有形成规模。 一直到公元439年，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北魏攻克北凉，凉州一带众多工匠由于战乱纷纷迁来敦煌。此后，洛阳也来了大批官宦，僧侣、工匠，正是这些徙居敦煌的人们，在莫高窟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开凿，并给洞窟造型带来了新潮的中原审美风格。 这个285窟正是那个时期营造的最好见证，窟的西壁有佛教印度教的天神，线条流畅、丰满圆润，是受中亚西域的影响又在敦煌被本土化了的形象。而在窟内的其他地方却已显露出当时盛行的中原风格。 “你看这个菩萨，面貌清瘦，身材修长，戴着高冠，大袖，这种在中原广为流行的画风，不再限于画纸上的丹青风流，而跃然于莫高窟的壁画间。画像砖，画像石里头可以找到的，也是中国的。” 让人更叹为观止的是285窟，覆斗形的窟顶，不同文明的印记在这里碰撞融合。中国神话中的雷神、飞仙、伏羲、女娲和佛教中的摩尼宝珠都汇集在了这方形似倒斗的穹顶上。四面斜坡的结构能分散，窟顶上方的重力使洞窟坚实稳固而且空间宽敞，从而成为了莫高窟的营造中最为普遍并延续不断的样式。这本身也是佛教石窟传入中国后的新创造。有如此深厚的中原情结，开凿了这个洞窟呢。 考证一个洞窟的主人，供养人画像与题记对于学者尤为重要。供养人一般是指奉献自己的资产，造建洞窟的人，他们的形象往往被绘制在洞窟内，并附有题记。 “大代大魏大统四年，这个时候正是东阳王元荣就任瓜州刺史期间，” 在285窟，位于说法图下方，长达一个壁面的供养人画像中，有一些穿着王公、嫔妃的服饰，在当时能以王者身份出现，最有可能的就是瓜州刺史元荣。“很可能这个就是，这就是他们东阳王夫妇。” 东阳王元荣他是第一个长期牧守敦煌的中原王室成员。在敦煌期间，他曾出资请人抄过大量的佛经。藏经洞遗留的原件当中，有一份《仁王般若经》，末尾写到：“佛弟子元荣，既居末劫，生死是累，离乡已久，归慕常心，入法之钱，即用造经。愿天生成佛。”从这段发愿文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身处异地他乡的元荣希望通过佛教寻得安宁与祥和。 莫高窟也逐渐转变为来自四方的人们祈福、免灾、开窟做功德的神圣场所。莫高窟在经历千余年沧桑后，得以幸存也并非一帆风顺。 公元557年，又一次朝代更替发生在北方，北周王朝取代了北魏，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换了三个皇帝。时局动荡，越来越多的百姓选择出家，数量竟逐渐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给统治者带来了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威胁。 终于，北周武帝在公元574年下诏灭佛。在这场浩劫中，敦煌地处边陲有幸未受到破坏。 十五年后，隋炀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将旗帜插满天下。杨坚出生在陕西的一座尼姑庵，由比丘尼抚养到十三岁，使他跟佛教结下了因缘。登基后杨坚下诏，修复前朝废弃的寺院，并在敦煌大造舍利塔。他和儿子杨广都注重发展西部，使河西的生活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 短短三十余年的隋代，莫高窟造窟高达近百个，崖面上的洞窟由星星点点逐渐连成一片。 开凿洞窟首先要构思出洞窟在崖面上的位置和样式，继而开凿甬道，甬道挖出后，继续朝着崖壁上方及四周扩展，石沙从甬道排出，既安全又便于操作。窟顶成型之后，便向下挖掘，直到整个洞窟的样子被凿出，再根据需要进行装饰工序，一个洞窟才算完成。 由于劳动工具简单，无数的工匠一铲铲挖掘，一笔笔勾画，正是他们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用双手铸就了整个崖壁的辉煌。 96窟.九层楼 莫高窟在外观上，最为显眼的就是位于石窟群中段的标志性建筑—96窟，又叫九层楼。红色楼阁依山而建，气势雄伟。 1999年，对于考古界，96窟的历史原貌一直是个迷。就是那个秋天，彭金章带着这个谜团，领导了一支团队，对这里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在这一次发掘中彭金章发现，一层地表下面还有一层截然不同的地表。随着挖掘的深入，彭金章紧张的心转变为难以言喻的欣喜，民国、清代、元代、西夏、唐代各时期洞窟的地面先后显露。整个九层楼营造时的历史原貌浮出了水面。 那是在公元684年，武则天当政，朝中关系极为微妙，此时，薛怀义、僧法明等僧人便伪造了《大云经》来讨好武则天。因疏中说自己是弥勒下世，女子为王，武则天甚是欢喜。弥勒为音译，意译为慈氏。所以当690年，武则天如愿以偿登上皇位时，便自称是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那时全国兴起了一股大造弥勒像之风，96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凿的。 窟内只有这一尊弥勒塑像，所以又称大像窟。它的形象据说就是依照武则天的面容而塑。专家们推测，像这样高大的洞窟，开凿时极为困难，首先要在崖壁的高处挖出一条甬道，然后向上挖出崖顶，再逐渐下挖，并在第一条甬道正下方凿出第二条甬道，挖出的石砂从下方的用到排出。就这样依次向下，直到地面。经过精确计算甬道的位置也恰能增加弥勒像的采光，佛像的胚胎是在挖掘洞窟时由设计预留下的崖壁砂石加工而成的。 根据专家们推测，营造这样大型的洞窟往往要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完成。对于96窟开凿的经过，当时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在公元966年的一次重修中，就使用了木匠五十六人、泥匠十人，而这次历时十天左右的重修，只换了两层木构而已。以此看来，96窟在建造时的工匠规模是多么庞大。 远久后的今天，我们能感受的，只有那大唐帝国恢宏无比气度的象征。前流长河，波映重阁，那三百多年前只有一个洞窟高悬的崖壁到唐朝年间已经是计窟室一千余龛，莫高窟在唐朝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时修建的，这其间一些纪念家族洞窟营造而刻写的石碑，成为了今天研究洞窟渊源的重要史料。 修建于中唐时期的148窟是一个开放参观的洞窟。窟的前室里这块石碑从洞窟落成之时就屹立在此，就像一位千岁老人对我们讲述着前尘往事。 唐天宝十四载，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驻扎西河的军队被调往中原平叛，敦煌防务空虚，陷入了各种势力的乱战中。加急的求援信向中原王朝发出，整个敦煌城在重重包围中开始苦苦的等待。可是援军迟迟没有音信，命悬一线的孤城中人心惶惶。最高军事首脑周鼎萌发了弃城逃跑的念头。就在这时，他却意外的接到了邀请，去莫高窟观礼一座新开的佛窟。 这个窟的形状类似于民间的棺材，这是涅槃窟独有的样式，涅槃是经过多年修行终于摆脱生老病死的轮回，达到一种寂静常乐的永恒境界。那环绕着释迦摩尼涅槃像长达三个壁面的经变画图解了佛陀涅槃前后的庄严场景。窟顶上方的千佛又宛如一方佛国净土的苍穹如梦如幻。这个窟的主人叫李大宾，是当地的望族。涅槃窟的落成，在敦煌烽火连天的时候曾鼓舞着军民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 大漠的冬天已经来临，李大宾所做的一切最终没能打动周鼎，他决定弃城而逃，临行前被军中部下当即逮捕缢杀。接下来敦煌军民在孤城中苦苦坚守十一年，最后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军被迫放弃。往事已随大漠风烟远去，记载历史的石碑上大唐陇西李府君几个字赫然在目。 除了这些由世家望族修建的大洞窟外，崖壁上由黎民百姓出资修建的小洞窟占了绝大多数。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107窟由晚唐的一户人家营造，除了家庭成员外，身份卑微的奴婢也拿出自己仅有的所得参与建造。壁画中奴婢身份的母女俩衣着简单朴素，母亲在题榜中说，她们出资绘制了六身释迦摩尼像愿舍贱从良。敦煌世世代代的人们不论财力的多少，在这里寻找自己精神寄托的期望从未间断。 天宝十四载，也就是公元907年，安史之乱爆发了。 这个时候，中原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陷入了一片混乱，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唐朝的实力。终于在公元907年，离敦煌一千八百公里的都城长安化为废墟，历史从此进入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 而敦煌由于地处偏远，管辖相对独立，在中原群雄割据的时候，这里却无有战争。公元914年敦煌迎来了一位新的统治者曹议金，他主张对近邻修好，重视农牧业的发展。敦煌城再次恢复了一派繁华的景象。经济的繁荣，加上历代开窟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莫高窟的开凿开始了一个以大洞窟为主流的新阶段，这也是它营造史上最后一次黄金时代。 61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窟主就是曹氏归义军第四位统治者曹元忠和他的夫人。这是一个中心佛坛窟，正方形的主室面积有一百九十六平方米，最高的地方有九点五米，相当于今天的三层楼房。由于空间巨大，开凿洞窟时，留下了一块崖体，用来承载窟顶重力，并在上面绘制各种富丽的装饰，形成了这种典型的殿堂风格。 这个时期的洞窟样式也已经完全中原化，在曹氏时期一系列大规模开凿及对历代洞窟的重修后，莫高窟也逐渐形成了历史上最大的规模。 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大多集中在崖壁考南部的洞窟中，学术界大致以此为依据把莫高窟分为了南北两个区域。 南区从南北朝到元代相继诞生了禅窟，中心塔柱窟，覆斗顶窟，涅槃窟，大像窟，中心佛坛窟，共计四百八十七个。这些时代风格鲜明的洞窟内，有壁画四万五千多平米。壁画四万五千多平米，彩塑两千多尊。 而莫高窟的北区，洞窟分布疏密不均，残缺不全，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敦煌考古的沙漠。但北区洞窟的作用是什么，和南部洞窟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对于彭金章而言却充满了吸引力。 出乎大家的意料，一批又一批的文物被先后发现了。长年被忽视的二百四十三个洞窟终于有了自己的门牌号码，“一百二十七，三米二一百二十八……”不论酷暑严寒，他的脚步踏遍了北区的每一个角落。 “这有烟筒，烟道，看，黑黑的，是不是啊；这里呢，用瓦砖封起来，就像现在的圆的烟筒一样，烟都出去了。这有个台，放一点儿做饭用的东西啊，或者放个灯之类的。” 经过考古证明，这里曾是僧人们居住的僧房窟，修行的禅窟，储藏粮食物品的仓廪窟，埋葬僧侣的瘞窟。和南区礼佛的殿堂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石窟寺院--莫高窟。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一声声开凿的叮当声，犹如一声声不倦的叩问，从历史那端传过来，又传开了去。 五代宋初期间，海上贸易之路兴盛，莫高窟的开凿也止于元代。明朝嘉靖帝封闭嘉峪关，沙洲民众内迁，敦煌莫高窟进入了凋零的时期。 而这座宝藏历经尘封，在20世纪初将重新被世人所知。中国、古印度、古希腊、中亚文明，四种古老的旋律在这里汇成了千古绝唱。 无数虔诚的心曾踏上这条路途，朝圣这片荒芜当中的精神家园。她历经战火的纷飞，灭佛的萧条，奇迹般地留存至今。历史中的人们无论是否留下了姓名，他们对崖壁献上的旋律如今仍在空中回旋。 佛光. 2007年4月23日的上午，我们的摄像机在鸣沙山上拍摄到一段奇异的景象。这是否就是当年乐僔看见并曾感召过他的光芒呢？ 彭金章写道：“我也曾看见过这样神奇的景象。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不会来，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来了也会走。一年中，秋天是敦煌最美的季节。那碧蓝的天空，那金黄的白杨叶子，这一些都让我深深地沉醉。” 《敦煌》：第三集《藏经洞之谜》解说词 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风云际会，见证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和广袤辽阔的中亚地区无数的历史变迁和盛衰荣辱。 当朔风和黄沙蚀尽最后一丝荣光，敦煌也无法跳出盛极而衰的宿命。衰落的敦煌被人渐渐遗忘，直到公元1900年，“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道士王圆箓夸张地描述了他在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过程。愚昧的王道士怎么知道他挖出了亚洲最伟大的古代文化宝藏。 敦煌也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数年之内，藏经洞内的典籍书画被各国探险者割裂瓜分，流散到世界各地。 如今，平静祥和的敦煌依旧保持着它与生俱来的文化热度。人们已经习惯于打那个闻名世界的小小洞窟称做“藏经洞”。 在今天敦煌的莫高窟，藏经洞的正式编号是十七窟，位于第十六窟内甬道的北壁。这件文书现藏于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从题记中可以看到，它写成的时间是大宋咸平五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只是现在所知发现于藏经洞的文书中有题记的最晚的时间。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002年之后，也就是说，在藏经洞被重新凿开之前，这些珍贵的文献已经沉寂了近九百年。 虽然敦煌文献帮助我们破译了不少扑朔迷离的历史密码，但是藏经洞的性质和关闭的原因，却一直是个谜。对此，学者们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数量众多内容纷杂的文献会被储存在这里呢？我主要认为可能是避难说，主要是受战争的影响；那么敦煌的僧侣们呢？为了避免这些藏经受到战争的破坏，而把它们封存在藏经洞之中。” 除了“避难说”，对于藏经洞的形成，敦煌学者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藏经洞的东西，实际上是被古代的敦煌僧人所废弃的一些物品，这种观点我称之为，‘废弃说’。” 根据已有的敦煌文献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佛教典籍占了藏经洞文献的近百分之九十，而其中很多的佛教典籍，又与始建于公元834年前后的敦煌三界寺有关。 据记载，自西晋僧人竺法乘最早在敦煌建寺弘法开始，历代僧俗都在此地营造寺院。晚唐五代，敦煌的官方寺院有十七所之多，三界寺便是其中之一。 那么，三界寺与藏经洞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公元900年前后敦煌发生战事，三界寺在战火中被焚毁，收藏于寺中的全部佛教典籍随之损毁殆尽，劫后的三界寺开始重建，但寺内藏经匮乏，不敷供养诵习之用，如何重建经藏，成为僧人们面临的迫切问题。 《三界寺一切入藏经目录》 这件写巻名为《三界寺一切入藏经目录》，它长达<?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六米，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写卷的题记中说，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径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宏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 “三界寺的藏经呢，实际上是由道真和尚主持完成的，经录的下面有题款，题款的日期是长兴五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公元934年。” 此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连年的征战使中原的社会生活处处水深火热。而悬隔数千里的敦煌一地却保持了相对的太平。 除了道真和尚以外，三界寺一定还有其他的僧众参与搜集经卷，对寺院来说，经藏是血脉，不可或缺。 道真和尚在这几十年中是如何搜集佛经的呢？ 敦煌文献中有这样的文书记录，“三界寺张僧政将去，法华经抄壹拾贰卷，阿弥陀经抄柒卷，梵天问疾经壹卷”，这是当年道真和尚亲笔写下的借条，由此看来，借经抄写是当时道真和尚和寺中其他僧人为三界寺补充经书的手段之一。面对卷帙浩瀚的佛教三藏，以个人之力缮写经卷以为功德供养，当然是杯水车薪。 在中世纪的写本时代，佛教僧团有专门负责写经和管理经书的机构，经司。参与写经的经生有出家人，也有在家弟子。缮写经文有一定的报酬，不过，三界寺相对于城内的大寺来说，地偏人少，寺产不厚，他们请人抄写经本，数量必然非常有限。三界寺里的经卷应该还有另外的来源。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一颗最耀眼的明珠，千年之前，来自南亚、地中海、中亚等地的文明就已经在此汇聚，中亚西域佛教更是在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今天，每逢传统的佛教节日，敦煌莫高窟前总会热闹非凡。当地虔诚的百姓会聚集到这里，进香拜佛，在道真和尚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为了祈求佛祖的保佑，经常向寺院捐赠佛经供养，以个人或者家族出资缮写佛经，再把这些佛经捐献给寺院，这部分佛经就成了供养经。 这件写巻里记载了一位名叫康秀华的施主为寺院出资抄写《大般诺经》以为供养的事情。他一次向寺院捐献了银盘子三枚，总共三十五两，还有麦一百石，粟子五十石，另外还有化妆品叫做胡粉，胡粉四斤。当时四斤胡粉就是六十四两。 “按当时的价格来折算，就是一两银子相当于五石麦子，这么一个价格。那么胡粉的价格多少呢？胡粉的价格就是一两胡粉也相当于五石麦子，这样折算下来，就是六十四两胡粉也就是三百多石麦子左右。那么三十五两银盘子折下来，也就是一百五十多石麦子，总共是六百石。一部大般诺经也就是六百卷，正好在这个价格上，这个价格是当时一般老百姓掏不起这个钱的。” 众多捐经者的名字大都不为人知，从这些残留下来的题记和文书中我们可以感知他们施种福田时的虔诚，更有人为了捐施倾其所有，以换取内心的幸福和安妥。 由于三界寺地处偏僻，规模也不大，要在短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藏经数量，仅仅靠信众供养也是不够的，僧人们还要另想办法。雕版印刷发明以前的写本时代，书记宝贵难求。所以敦煌各寺院一直有将本寺部分闲置或损坏不全的佛经写巻相互交换补充的习惯。 于是，到其他寺院去搜求成了道真和尚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他满怀希望地叩响每一家寺院的门环，每一扇寺门的背后似乎都蕴含着可能。他四处奔走，在高山大漠戈壁风沙之间艰难的穿行，慢慢的黄沙故道上经常看到他风尘仆仆的背影。 “像道真和尚向敦煌地区其他寺院里头乞求佛经这种行为就称为乞经，那么敦煌地区乞经呢，它很复杂。就是说，它不但是敦煌当地的寺院之间它的佛经交流的一种手段和渠道。那么道真和尚呢？他向其他寺院乞经，同时很可能他也向中原地区乞经。” 另外，敦煌地方政权每年还派出使团，使团中除了官员还有僧人，这些僧人除了请求经书，另一个目的就是巡礼，到中原地区的名寺古刹礼拜和学习。这种频繁的交流使的敦煌地区的佛教深受中原佛教的影响，敦煌地区逐渐盛行起了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信仰。 也许，道真和尚也曾是出使中原使团中的一员，这位满腔赤诚，黾勉努力，持之以恒的沙门后来成为总管敦煌僧团事务的最高领导人。道真和尚为了完善三界寺的经藏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在敦煌经卷里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是公元987年，勤勉一生的他大概在这之后就圆寂了。 三界寺收集佛经的工作持续了多年，在道真和尚和其他僧人不辞劳苦的努力下，三界寺的藏经从无到有逐渐丰富起来。 公元1006年，地处敦煌西部的于阗王国被一股外来势力灭亡，大西北再次陷入新一轮的动荡之中。消息传到了敦煌，战争即将降临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沙漠中的这片绿洲。莫高窟附近的三界寺内气氛变得异常凝重，僧众们担心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藏经再次遭受灭顶之灾，他们紧急商议应对之策，最后决定，把三界寺全部的经卷和佛教供养具立刻封存起来，以躲避可能的战争灾难。 经过周密勘察僧人们选择了三界寺附近的一个洞窟，这个洞窟是晚唐时期敦煌地区河西都僧统洪（巩？）和尚的影窟。河西都僧统就相当于今天当地佛教协会会长的职务，在洪和尚圆寂后人们为他建造了一个影窟，也就是纪念堂。 三界寺的僧人们将洪和尚的塑像请出影窟腾出地方，来保护那些来之不易的经卷，经过整理，所有佛经都搬入洞内，码放整齐，为了万无一失，洞窟封闭之后，僧人们请人在封闭的整面墙壁上绘制了壁画，以掩人耳目。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灭亡于阗王国的那股外来势力并未东进。公元1036年，西夏王朝攻占了敦煌。 由于西夏也信奉佛教，敦煌佛教并未受到影响。按着常理推测，如果藏经洞关闭是为了躲避战争，而战火并未降临，，佛经又是僧人们日常必须使用的东西，那么理应是重开洞窟的时候了，事实上，三界寺的僧人再也没有打开藏经的洞窟，者又该作何解释呢。 针对避难说的种种疑点，有的专家提出了另一种推测，废弃说。也许它能为我们破译藏经洞的前世今生。 “它们实际上是被当时的敦煌僧人认为呢，失去了使用价值，没什么用处了，所以，敦煌的僧人就把它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处理的方式把它们封存在一个洞窟里面，因为是一些他们认为的废物，没有用的，所以封存以后呢，也就不再管它了，不再开启它。” 方广锠先生几十年来为了编纂《敦煌遗书总目》走遍了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的主要机构，是迄今为止中国敦煌学界查阅敦煌遗书原件最多的学者。 被今人奉为珍宝的敦煌遗书，真是如专家所说只是当时的废弃物吗？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段端，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与西域诸国交通的要冲，沿着这条丝绸之路西来的佛教也较早的在此传播。 这是农历四月初八在敦煌雷音寺进行的法会，相传这一天是佛祖释迦摩尼的生日，每逢此日，僧尼都要举行仪式，用净水灌浴释迦佛像，所以称浴佛节。百姓们也到寺院中进香许愿，祈求佛祖保佑。 在一千多年前，敦煌地区经常举行各种佛教法会，法会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转读佛经。今天的法会中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仪式了。 敦煌文献中记载，在法会中转读的佛经首选位列大乘佛教经典首位的《大般若经》，人们认为，这部汉译达六百卷之巨的经书是镇国之宝，只要转读此经就可以积累莫大的功德，所有祈求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对《大般若经》的狂热崇拜，使得这部经书的使用率很高，损坏的速度也就最快，在藏经洞中，就有大量的《大般若经》的经卷。佛经长期流通，时间长了难免损坏，为了保证经典的正常使用，敦煌寺院经常在僧团的统一安排下，进行经典的清理检查，发现破损及时进行修复或者重新抄写替换。 遇到破旧重复的佛经便剔除出来，堆放在寺院的某个指定的地方，这个存放残旧经典的地方，僧人们称之为故经处。年复一年，这里积累了很多破旧的经书，可是这些破旧的佛经为什么要这样一直对方保存呢？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敬惜字纸。 “传统有仓颉造字鬼哭夜这么一种说法，因为人本来就够厉害的，文字呢，认为是夺天地的造化的，人要是创了文字，那鬼绝对就治不了人了，鬼就害怕了。所以对文字的一种敬畏的心理使得人们对于写了文字的这个纸张，都是非常珍惜，不能糟蹋。” 另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敦煌的纸张要靠内地转运过去，有限的来源使得纸张非常珍贵，因而敦煌各寺院对纸张的管理都十分严格。 在僧团专门负责抄写经书的机构，写经之人领取几张纸都要一一记录在案，抄写完毕必须将纸张如数交回。如有抄写错误，则须在纸上写一个“兑”字，然后凭这张纸去领取新纸。为了节约纸张，通常每张纸正面用过之后，还会反过来使用它的背面。 既然纸张珍贵，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封存的经卷中还有大量背面未曾使用的卷轴式经卷呢？据专家考证，这与五代以来雕版印刷的技术进步有关。 公元971年，四川地区开始雕版印刷，佛教三藏的总集《大藏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组织刻印的雕版大藏经，因始刻于北宋开宝年间，后世称为《开宝藏》。 这里是位处南京的金陵刻经处，它始建于1866年，至今仍然保持了传统的木雕刻板印制佛经的方式，在这里记录了经书的制作工艺。 首先把待印的文字写在宣纸上，反贴于木板，然后用手把纸搓掉，墨字便留在木板上，再用刀将每个字的笔画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书板雕好以后，先用刷子蘸墨在书板上刷一道墨，接着，把宣纸覆在板上，另外用干净的刷子在纸的背面刷扫，把纸张揭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 这样一块块书板，一纸纸书，周而复始，再经过各道工序线装成册，一本书就这样完成了。 最早的雕版《开宝藏》经本大部分已经亡佚，所幸我们还能通过《开宝藏》的覆刻本《赵城金藏》看到它的大部分内容。《开宝藏》的刻印先后历时十二年，共雕版十三万块，最终于公元983年全部完成。《开宝藏》印刷完成以后，北宋王朝将这部大藏经输送到了辽、西夏、高丽、日本等地。 敦煌地方政权与北宋王朝一直有着朝贡关系，他们也数次向宋王朝乞求赐予金银字藏经都得到了赏赐，这次敦煌也得到了《开宝藏》。敦煌地区的佛经因此丰富起来，同时经济的发展也是的纸张不那么珍贵了。这样看来，残破的卷轴式经卷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在保存下去了。 “藏经洞的遗书绝大部分都是佛经，佛经就是佛、宝、僧三宝里面法宝的代表，既然是法宝的代表，那对于佛教徒来说是无比神圣的，即使它用破了用旧了，也不能随便处理，要有一个妥当的方法。 在敦煌莫高窟呢，它恰巧有很多的洞窟，而且呢，经过清理，出来的佛经非常多，那么这也因缘凑巧，他们就选了这么一个合适的洞窟，把它放在洞窟里面封闭起来。” 如果废弃说成立的话，废旧的佛经似乎是被很恰当的处理了，然而，在藏经洞中还有大量的从东晋到北宋时期的官府文书以及社会经济类文书，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晚唐五代时期，佛教是敦煌地区的官方宗教，在百姓中影响非常大，当地佛教教团的僧官都是统治敦煌地方政权的座上宾，甚至成为官府中的高参。藏经洞的原主人洪和尚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河西都僧统，管理河西地区的宗教事务，并以其身份参与地方政务。随着世俗政权的巩固，当地官府对佛教教团的控制也日趋加强，甚至百姓出家也要通过节度使同意。 这是一件度牒，上面记录着公元938年官府批准一位姓张的女子出家的内容，“有女胜莲，生之乐善，闻佛声而五体俱欢，长慕幽宗，听梵响而六情顿喜。今为父王忌日，广会斋筵，既愿出家，任从剔削者，故牒。” 而这幅敦煌壁画更加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期女子梯度的情景。 剃度 藏经洞里，晚唐五代时期的官府文书往往都与佛教寺院有关，而另外一批晚唐时期的官府文书是因为僧人利用它们的背面抄写佛教文献所以保留了下来。 敦煌因为同中原地区的广泛交往，自古农业就十分发达。今天，这里依旧保留着传统的农耕方式。而一千年前的敦煌壁画就用简洁写实的线条描绘了百姓农耕的场景。在晚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僧人们也可以拥有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经济生活，从事农耕劳作，拥有寺产，还要按着官府规定承担赋税，甚至服兵役和杂役。由此看来，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中出现借据、房契、账本等社会经济类文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包罗万象，既有大量的儒家经典，也有后世罕见的异质宗教的文献，还有古代西域少数民族的文本，以及大批表现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类文献，为我们了解当时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鲜活的记录。另外，藏经洞中还有大量用于供养的绢画等精美的艺术品。 让我们按照废弃说的观点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形。 在藏经洞封闭前，敦煌佛教教团的都僧统召集各寺院的僧官统一布置了各寺院清点藏经的活动，清点工作完成后，各个寺院清理出来的淘汰物品需要作统一的处理。经过详细的讨论和实地考察僧人们发现洪和尚的影窟大小适中，于是决定把淘汰下来的物品放入这所洞窟。各类经文文书及供养品就此不见天日，在黑暗中封存了九千年。 公元1900年当藏经洞被发现时，这些经卷文书依然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那里，虽然道士王圆箓不断地翻弄，但是直到1907年斯坦因到来时，藏经洞还是基本保持了原貌。依据他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对藏经洞的描述，有专家认为，藏经洞中的汉藏文佛经是按照佛教经录分帙存放的原则摆放的。其他种类文字的文献以及绘画也都按分类存放在一个个包裹之中。既然是废弃品为什么还要加以如此认真的处理？对于这一疑问，废弃说似乎也没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所谓敦煌遗书是被古代人废弃的，这绝对不意味着说我认为敦煌遗书没有用处、没有价值，因为古今人的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敦煌遗书在我看来，它有文物、文书、文字三方面的研究价值，所以它是一批中华民族，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一批文化瑰宝。” 藏经洞内的汉文敦煌遗书共有五万八千号左右，此外还有一些绢画及其他文字的遗书。今天，敦煌遗书已经成为我们跨越时空与古人交流的桥梁。 这幅《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这卷唐代舞谱用文字将那个时代的舞姿曲调记录了下来。而这些有关《坛经》的文献，是我们对禅宗这个中国佛教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宗派的早期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解读。另外，从敦煌遗书中还可以看到中国书法字体的演变、书籍装帧演变等细节。 敦煌藏经洞是一个真正的藏宝洞。在它开启后，在世界人文学术中产生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遗书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西域和中亚地区历史的资料宝库。 无论是关于藏经洞封闭原因的避难说，还是废弃说，都仅仅是依据历史碎片做出的猜测，还远不能圆满地破译这个千古之谜，或许，谜底最终也不会显现。 莫高窟里美轮美奂的壁画，喜怒安详的彩塑，和藏经洞里的珍贵文献，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历史的脉动，因为在莫高窟，历史与我们近在咫尺。

《敦煌》：第四集《无名的大师》解说词 第3窟（元）北壁千手千眼观音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出名的绘画大师，但他们的作品却很少流传到今天。战乱、毁灭、流失和野蛮的破坏，将他们绝大多数伟大的创作永远埋葬在了历史的深处。知道我们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这个隐身在大漠里的美术馆。 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一千多年间，<?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四万五千平方米的壁画，在这里保存了下来。这是历代无名大师们为我们留下的艺术珍宝。然而，历史上关于他们的记载却几乎是空白。现在我们只能从零星的壁画题记和敦煌遗书，去追寻这些大师的踪影了。 这是正在前往敦煌的画匠叫史小玉，他的生活和经历是我们根据学者的研究,用真实的历史片断拼接出来的。他的名字出现在莫高窟第3窟的西壁上，那幅名扬四海的千手观音就画在这个洞窟里。有人断定第3窟的壁画就是史小玉所画，但还有一些人认为他只是元代的一名游客。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将追随这个曾在莫高窟驻足或生活过的真实人物，接住他来解读那些辉煌灿烂的敦煌壁画。 让我们回到公元1351年，这一年，史小玉从甘州来到了敦煌。 此时这座交通西域的重镇正由元代宗室速来蛮镇守，速来蛮崇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佛教依然是这一时期敦煌各民族最主要的信仰。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会鹘文、梵文、藏文，这些都是敦煌当时最常见的文字。现藏于敦煌研究院的六字真言碑，就是用这六种文字分别刻成。碑文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 公元1348年，速来蛮出资在莫高窟刻立了这块石碑。三年后在他的筹划下，位于莫高窟壁前的皇庆寺也迎来了第一次重修。 那是一个面向东方的峭壁，用木制栈道和阶梯连接的数百个洞窟像蜂巢般挤满了黄色的壁岩，那里就是敦煌的千佛洞。在同行工匠的描绘下，史小玉对即将前往工作的地方充满了期待。 徜徉在这些古老的洞窟之间，当年僧侣们打坐修行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史小玉看到的这些画像，是莫高窟留存至今最早的壁画。 莫高窟的创建始于禅僧们的开窟活动，修禅需先观像，观像如同见佛。这些形象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僧侣们修行时观想禅定的需要。而这些壁画描绘的是佛陀在前世发生的各种故事。依照佛经的记载，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因为经过累世的修行，做了种种牺牲，才最终得道成佛。 史小玉看到的这幅壁画，是佛陀的一个前世萨埵太子的故事。 再一次出游中，萨埵太子见到几只老虎即将饿死，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身体喂食它们，不料，老虎连撕咬的力气都没有，萨埵太子便用竹尖刺破喉咙，从山崖跳下，饿虎舔食他的血液恢复体力后，才吃光了他全身的肉。 不知不觉，刚到莫高窟不久的史小玉已经看遍了这里较早期的一批壁画。它们都是创作中国历史上今天称作南北朝的时代。 那时，中国的北方动荡不安，战火纷飞。中国的思想文化也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裂变。饱受苦难的人们在因果轮回和苦修超度的佛教信仰中找到心灵的慰藉。佛教就在这个时候兴盛起来了。 从单纯作为修行的的一般洞窟逐渐发展成寺院式的佛教活动场所，莫高窟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圣地。 而洞窟中除了描写佛陀前世修行的各种壁画外，还大量绘制了释迦牟尼今世成佛，以及他成佛后度化众生的故事。这是释迦牟尼从投胎入世到成佛说法的生平传记。 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图 这是为恶作乱的五百个强盗在佛陀的度化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故事。这些通俗易懂的连环画，说法的佛陀，瑞光相接的千佛，无疑是信徒们了解佛教最好的入门教材。 不过，真正吸引史小玉的，并不是那些曾经感动过他的佛教故事，而是先辈们用笔用色的技巧。史小玉发现，这些壁画的人物形象多半是半**，他们不但动作夸张，而且面容、神情充满了沉静和神秘的色彩。这种鲜明的外来印记，他在中原的绘画中是从未见到过的。从一位年长的画师那里得知，这是一种用强调明暗来表现人物立体感的晕染法，画史上也称“凹凸法”，它曾经在敦煌流行了数百年。 这是我们拍摄的壁画画面，由于颜料历经千年的蜕变，现在晕染的过渡层次已经变得模糊，他们变成了粗黑的线条而给人粗犷的印象。 这种绘画技巧，最初来自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之前，中国人肯定不知道什么是佛像啊，什么佛教壁画那一类的。那么随着这个佛教传过来之后呢，佛教艺术这一套体系它也传过来了。所以在早期的佛教壁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印度的风格、中亚的风格，中亚呢就相当于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一带地区。外来的佛教艺术为中国的传统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洞窟营造的兴盛，来自中原的画风，也融合了进来。 公元六世纪，一批洛阳来的画匠，为莫高窟的壁画换上了新的面貌。面对这些新面孔的菩萨，史小玉感受得到，他们与印度、中亚的距离一点一点远了，而与中原的距离一点一点拉近了。他们都换成了当时中原流行的“秀骨清像”瘦体宽衣、细眼薄唇这种潇洒秀丽的正是南朝大画家陆探微的绘画风格。中原的衣冠文明，南朝的名士风流，逐渐成了当时莫高窟的时尚。 在史小玉生活的元代，敦煌已不再繁华。但在丝路贸易繁盛的年代，不绝的商旅，行脚的僧徒，都来往于这个重要的枢纽城市。来自中原、印度、希腊、波斯的艺术和文明，在这里历经了千百年的汇聚和交融。如今，这些高低错落的石窟，就像是一部壮丽无比的佛学图典，一座风格绚丽多变的艺术宝库，让史小玉，也让每一个后来者震撼不已。 皇庆寺的积沙清理结束后，史小玉开始加入殿内壁画的绘制工作。 从学者的研究了解到，壁画的绘制在当时已是流水作业，这些被伯希和劫掠到法国的画稿就是唐代敦煌画匠绘制壁画是参考的模本。而壁画在起稿填色和题写榜书时也有详细的分工。尽管如此，敦煌这些巨幅壁画仍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绘成。 壁画和文人的画作不同，很少有署题姓名的，这致使画匠的名字至今鲜为人知。在藏经洞出土的数万遗书中，我们仅找到了一段对五代画师董保德的记述。作为公元十世际的一代画行领袖，董保德不仅画技高超，而且家资丰足，生活优裕。事实上，大多数画匠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然后是疾病。 “这个普通情况下，一般就是两顿饭，一顿早饭，一顿晚饭，早上是它有一种食品叫做馎饦，这个晚饭是指给两枚胡饼，这个胡就是说用西域人的做法做的。现在有一种饼我们叫大饼，新疆叫馕，那个馕可能原来就是说的胡饼。” 在莫高窟的生活是寂寞而清苦的。虽然他们中很多人足可跻身伟大的艺术家，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卑微的命运。“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是官家婢”。敦煌遗书中的这首诗，正是他们境遇真实的写照。 第103窟维摩诘 这是莫高窟重要的礼佛场所，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在皇庆寺主持的介绍下，史小玉注意到洞窟主要的墙面不再是南北朝流行的那些故事画，而是他正参与与绘制的经变画。 经变画就是用画像来解释某部佛经的思想内容。 这幅唐朝的西方净土变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佛国净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方极乐世界。佛经说，极乐国土，天乐常鸣，花雨漫天，那里用黄金铺地，用七种宝物装饰楼阁。那里没有痛苦只有欢乐。于是，画匠们借用人间最美好的景象构筑出了这个美妙其余的天国图景。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佛国世界大家都生活得很幸福，每天都听听音乐，看看舞蹈，那样美好的世界，所以普通人都很向往啊，我们都想去啊，想去好啊，你就得跟着我们念佛啊，你就来修行啊，那么最后你就可以到佛国世界了。所以当时佛教是这样来宣传它的那些教义。它很形象。” 经变画纯粹是社会安定生活富足的时代由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当隋王朝统一天下后，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得以结束，中华文明在唐帝国的开拓下进入了一个辉煌的盛世，人们对佛教的信仰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 为了加快推广各种深奥的佛教理论，经变画应运而生。透过这些和大唐风采一样大气磅礴的壁画作品，史小玉感受到了曾经盛世的繁华。先辈们绘制的这一个个人间的天国，正是虔诚的信徒对来世美好的祈望。 自唐朝开始佛教净土信仰便已深入人心。今天，在莫高窟留存下来的一千零五十五铺经变画中，描绘净土的经变画就有近半数之多。 或许因为观音菩萨可以帮助人们解脱现实世界的苦难，观音信仰在唐朝也非常盛行。当时，民间一度出现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信仰盛况。无论是山林中遇盗的胡商，还是行刑前将死的犯人，或是波涛中行驶的海船，三十三种危难中，只要口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观音便会化作各种身份前往救助。 这是根据《妙法莲华经》部分内容绘制成的观音经变。由于经变画没有固定模式，无从借鉴，画匠的想象力在创造中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人们熟悉的世俗生活景象被大量绘制到壁画里。甚至本来是男性特征的观音菩萨也被改造成了女性形象。这是莫高窟最美的观音菩萨，娇柔妩媚，宛若一位唐代的贵妇。她所在的洞窟因此被称为美人窟。 公元713年，唐玄宗改年号为开元，唐朝进入了辉煌的“开元盛世”。史小玉最为仰慕的画圣吴道子，便生活在这个时代。吴道子高超的人物描法，有“吴带当风”的美誉。粗细变化的笔墨之间，人物“天衣飞扬、满壁风动”。莫高窟第103窟的这幅维摩诘像，就颇有吴道子的画风。 维摩诘是古印度一位在家修行的居士，虽身在世俗，却精通佛法。 这幅经变画说的是他和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激烈辩论的故事。维摩诘深受中国士人阶层的喜爱，他的形象也因此被换成了中国的士大夫。在中国文化精神的改造融合下，来自印度的佛教不断接受着中国新的阐释。 这些种类繁多的经变画让史小玉的内心一直无法平静，它们在展示着佛教发展轨迹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疑团，是谁创作了这些流传千古的壁画作品。 千百年来，莫高窟一直是当地佛教信徒重要的精神寄托。但对史小玉来说，这里更像是一座规模宏大的艺术殿堂，一幅绘制了千年的画卷。在这些流光溢彩的画洞中，到处都能捕捉到大师的身影。李思训是盛唐时期的大画家，他创作的青绿山水画曾经风靡天下。在他的影响下莫高窟的壁画也呈现出了一派金碧辉映的大唐气象。 中国画的透视方法被公认是一种散点透视法，但这些唐代壁画却让人看到了焦点透视法，它讲究中心对称式两侧的景物形成的斜线与中轴线相连，形成一定的透视感。而西方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了这种科学的透视法，比唐朝晚了六百多年。 以线造型是中国绘画的主要手段。一直以来，史小玉也在努力追求用线条直接表现生命的神采。洞窟中历代壁画的杰作，正是临摹学习最好的范本。 这些脱壁欲出的野牛和猪群出自于西魏画工的如花妙笔，这幅隋代的维摩诘像可谓线描造型的典范之作。“笔才一二，像已应焉”这是画史所说的疏体画。 在历代先辈精确入微的描摹中，史小玉熟知的各种线描技法都得到了纯熟的展示。画技之精妙非凡不由得让他产生疑惑，它们完全出自敦煌画工之手还是也有中原名家到此作画呢？据画史记载，隋唐时代画坛名流画工名匠无不从事壁画创作。当时洛阳长安两地的寺观到处可见名家的手笔，壁画成了他们展示滑画技的舞台。 这里是陕西省西安市，这座千年前的古都如今依旧繁华，但那些名师的真迹早已消逝在战火的尘烟中了。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敦煌和长安之间的关系来往非常密切，所以很多敦煌的绘画上呈现的水平和中原可以说是一个样。现在中原地区的绘画没有保存下来这么早的，但是在敦煌南北朝一直到隋唐那都保存的完好。所以你要了解宋以前的绘画的发展，你非得看敦煌壁画。” 这位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临摹一幅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壁画，画中佛像的衣纹犹如出水的薄纱，这就是画史著名的“曹衣出水”，笔法刚劲稠叠。这些曾经只见于文字记载的伟大创造，竟在默默无闻的画匠们手中奇迹般的保存下来。 先辈们的智慧，博大深厚的佛教文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流传至今。千余年的绘画精粹在这里一览无遗，这大大出乎了史小玉的意料。原本只是到敦煌谋求生计的史小玉决定住下来，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为千佛洞绘制一窟让后人膜拜的杰作。 一千多年来莫高窟兴旺的香火吸引了大批民间画匠迁来敦煌经营生计。依靠师徒相授，他们绘制壁画的手艺在这里代代相传。 在墙壁上作画手腕悬空无处依靠，同时肩部还需要很强的持久力才能使手臂保持平稳。在昏暗的洞窟中他们就这样画出了极其流畅的线条和精美的壁画。但是，这些经历了千百年的壁画为何还能如此光彩鲜艳呢？ 这是唐代敦煌画匠磨制颜料的用具，现藏于敦煌博物馆。在石杵的顶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使用的红色颜料。经过科学研究发现，这是一种无机矿物质。 长久以来，敦煌壁画的颜料大多是取自天然矿石，像朱砂、孔雀石、云母等等，不仅如此，一些外国宝石也会被加工成颜料。这些是五代画匠们使用的调色碟和用青金石加工成的蓝色颜料。青金石是一种出产于今天阿富汗一带的宝石，具有美丽的天蓝色。这些矿物颜料都是经得起日光照射和湿气侵蚀额稳定颜料。正是它们的大量使用，莫高窟才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绚丽夺目色彩缤纷的佛国世界。 不过，和唐朝富丽堂皇的敷色风格相比，史小玉更推崇神气兼得、轻淡雅致的作画境界。赵孟頫、黄公望、倪瓒等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原最著名的大画家，他们主张作画要“简古”、“澹泊”、“清新”、“萧散”，以至后世也都把“平淡”、“柔润”作为艺术的最高格调和正宗。而这种重意境、重情趣的中原文人画风，也正是史小玉一直所倾心的。 榆林窟 这是敦煌的榆林窟，俗称万佛峡。窟中这幅普贤变堪称古代山水画的杰作，画中壁立的群峰突兀的奇石，院落和楼宇在云烟之中若隐若现。无论是布局设计人物造型，还是笔墨的运用，一派超凡脱俗的雅逸风度。和中原大画家们相比，敦煌画工的绘画技艺并不逊色。 但自宋代以来，这样的艺术交融在敦煌壁画中便越来越少了。元代时期，当雄心勃勃的统治者把权力的版图扩张到东南亚乃至地中海的同时，也将贸易的重心转移到了海上，河西走廊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莫高窟的营造走向了停滞。在敦煌默默守候了六年的史小玉，一直没有机会在千佛洞画上一窟壁画。 直到公元1357年，由于元王朝的腐败，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前赴后继，战火的硝烟渐渐弥漫到敦煌。也许是为了祈求安宁与和平，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一个新窟即将在莫高窟开凿。史小玉如愿成为了新窟的画师。依照捐资者的意愿，史小玉要绘制的最重要的内容——两幅千手千眼观音的画像。 这是莫高窟南区的最北端曲折的小道是古代敦煌通往莫高窟的必经之路，位于入口的第3窟就是史小玉即将工作的地方。 每天，当莫高窟迎来第一缕阳光的时候，是小雨就来到洞窟中勾绘他心中的图画。为了能有接近纸上做画的效果，史小玉趁泥底没干就开始描线着色，随后，他用表现衣服转折有致的折芦描，表现丝绸光滑细软的行云流水描，表现头发飞举飘扬的高古游丝描等等不同的描法，将各种形体质感和人物的神情动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如今，在这些笔墨的背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史小玉那份激情和沉浸，这千手千眼观音慈悲容颜的深处，似乎还描绘着一幅美丽的愿景。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军攻破了元大都，元朝灭亡。四年后，明朝大将冯胜在河西设置了嘉峪关，敦煌被抛置关外。昔日繁华的敦煌逐渐变成成了游牧之地。在慢慢的流沙中，史小玉的名字，还有莫高窟的壁画渐渐被人遗忘。 这是莫高窟的北区，1945年考古学家在这里意外发掘出一具尸体，据说，那是一位积劳成疾病死在洞里的画师。他叫什么，又画了些什么？没有人能知道。 这就是莫高窟的第3窟，小小的洞窟常年锁闭，不多游人开放，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莫高窟极为珍贵的壁画精品，不过，它们是否是由史小玉所画学术界尚未定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壁上依稀可见的题字“甘州史小玉笔”，现在已经默默消失了。但史小玉的另一处题记，仍为他真实的身份留下了各种猜想。“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上报四恩下资三愿息……”。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莫高窟这座由无名大师们缔造的石窟画廊，已经成为艺术家们的朝圣之地，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敦煌古远的世俗生活，丝绸商旅，舞乐文明，都将因为它们重新呈现在历史的舞台。 《敦煌》：第五集《敦煌彩塑》解说词（上） 公元935年。五代晚期。此时正是敦煌望族曹氏在河西的统治管理时期。已有六百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仍然在开凿建造之中。 作为莫高窟里的一位普通塑匠，赵僧子在这座新建的洞窟中已经连续工作了数月之久。 看着一个个刚刚完成的塑像，赵僧子总算松了口气，当他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到洞窟口时，阳光迎面而来，刺痛了他的双眼。那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传说中的佛光。 赵僧子已经算不清自己是莫高窟的第几代塑匠了，那些从北凉时期就伫立在各个洞窟的彩塑佛像，安静的记录着这里曾经开创的辉煌。 然而，到了赵僧子所在的时代，这座佛教圣地的繁盛程度已经大不如前了，战乱让敦煌这个曾经连通东西方各国的枢纽，变成了翰渺沙漠里的一叶孤舟。 史册上记录的各地络绎不绝的朝圣的信徒、文人墨客还有艺术家们，早已是明日黄花，只剩下寂寞的开凿声。 值得欣慰的是，前朝各代的塑像作品并没有受到战争的无辜牵连，依旧完好的保存下来。尽管一次次改朝换代引发的战乱让许多庙宇毁于一旦、佛教塑像作品惨遭破坏，但恰恰由于敦煌莫高窟远离中原地带，才保证了伫立此处塑像的安宁和完整。 对于赵僧子来说，能够在前人创造的辉煌下继续自己的工作，无疑是最大的幸福。这门塑像手艺被祖祖辈辈传承下来，延续到自己手中，就像是一种宿命的继承，一种血脉的传递。正是因为历代的塑匠们怀着这样一种虔诚的心情，这些用心血塑造而成的塑像作品，才能让今天的我们叹为观止。 这大概是赵僧子所没有料想到的，在遥遥千年之后，他和他的同行者们亲手塑造的彩塑，会出现在小学生的课本里。而敦煌莫高窟，这座经历过兴起、繁盛、没落到沉寂的圣地，当被再次开启之时，仍以它曾创下的浩瀚佛国的姿态让世人为之震惊。 敦煌莫高窟,保存着十个朝代的洞窟四百九十二个，彩塑两千余尊，浮塑一千余身，其保存古代彩塑之多，历时之长，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 图 彩塑卧佛头像 如今,唐代以前的佛像彩塑已经寥若晨星，现存的仅有甘肃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南禅寺等处。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莫高窟是中国最重要的彩塑艺术宝库之一。 从早期的北魏到隋到唐然后再到五代，“整个的这个敦煌彩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彩塑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另外也可以通过彩塑能够看到我们雕塑发展的历史，这点很珍贵，因为它完整的保存下来。” 1962年，二十五岁的何鄂来到了敦煌，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正如何鄂自己描述的那样，来到敦煌是她一生当中一次重要的际遇。 推开厚重的大门原本幽暗的洞窟顿时明亮起来，站在沉寂千年的佛像下面侧耳倾听，她似乎能听到来自遥远古代的叮叮哐哐的开凿声，还有工匠们工作时的细碎耳语，当那些恍惚间的时空交错感渐渐远离，一切归于宁静的时候，这个年轻雕塑工作者的心情开始澎湃起来。 “我觉得敦煌艺术像大海一样，我自己只能说，就是在大海里体会到一点自己的感动。我不能说我是一个这方面很深的专家，但是我觉得，我深入到大海的一滴水里头，给了我无尽的感受。这点上我觉得终身都要感激古代人的创造。” 这些充满了生命力的彩塑作品，给初到敦煌的何鄂以最强烈的震撼，让她至今记忆犹新。她曾经一度想探究那些给予了这些塑像鲜活生命力的创造者们到底姓字名谁，师承何处，但却无法找到答案。 那些未曾载入任何史册资料的创造者们无声无息地将一生的心血倾注在这一尊尊的彩塑身上，而谁又能把这些才华横溢的民间大师们请到艺术史的台前来？ 幸亏我们在莫高窟72窟的壁画上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是我们领略到他们当时塑像时的风采。 这是72窟南壁中央绘制的壁画，画面描述的是凉州圣容山瑞像佛头的安放过程。但是，当我们把镜头对准局部却可以看到当时工匠们制作彩塑的具体场面，这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彩塑，特别是大型彩塑制作的宝贵资料。 这些画面中的彩塑工匠们大概也不曾想过，千年之后的人们正试图通过蛛丝马迹寻找着他们当年的身影。 敦煌石窟的岩体构造属于酒泉系砾石岩层，是由细沙和砾石沉积粘结而成，因此不能雕刻造像，只能采用泥塑，塑匠们在人工制作的木架上捆绑苇草，草外敷粗泥，再敷细泥，压紧抹光之后，再涂上白粉，最后彩绘。这种工艺，后世称之为“彩塑”。 孙纪元，是1953年来到敦煌进行彩塑研究的工作人员，对于彩塑详细的制作工艺，孙纪元有着细致地了解。 “古代艺术家研究了很多办法，你如果不懂这些办法，你现在用泥来塑像，塑完了以后它就裂了。干燥过程、收缩开裂，就没办法画了。所以古代匠人在敦煌那地方用传统的技法制泥。” 赵僧子用来做塑像的泥是当地的泥，而他和泥的方法则是他的同行先辈们流传下来的老方法。为了保证塑像不会发生开裂的现象，而且便于上彩和保存，赵僧子的同行先辈们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他们试着加入了不同的植物材料和细沙，一次又一次的做着试验，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完美的制泥和塑像方法，逐代传承下来。 “土里边再加上百分之三十的细沙，沙子不管你和成泥或是干燥的过程当中它不收缩，加在里面，然后为了防止它开裂，又加上棉花、麻、麦草三种东西，最后塑完了以后这个像不收缩。” 今天，这些历经千百年的塑像依然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古代工匠们的智慧让我们钦佩。 赵僧子所处的时代，是五代晚期。当时，敦煌的统治者——曹氏政权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敦煌权贵都热衷于开凿莫高窟。为了大规模营造洞窟，曹氏还效仿中原地区，设立管办画院。当时，敦煌专门承接画塑业务的民间画行，都有细化的级别和分工，赵僧子就受雇于这样一家民间画行，他已经做到了都料级，这是塑匠中的最高级别。不过，这只能证明他具备娴熟的塑像手艺，对于他的生活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在封建社会，我们这些工匠身份相当低，而我觉得我们古代的中华民族灿烂文明更多的是这些无名的巨匠创造的。” 何鄂是1962年来到敦煌进行彩塑研究的工作人员，从1962年到1974年，何鄂在敦煌待了整整十二年。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临摹敦煌彩塑里面的精品，这些任务都是由当时叫研究所的美术组来安排我们。当时，敦煌的人也很少，洞子静悄悄，就你一个人在塑这个像的时候，觉得这个像特别美。在洞窟里临摹前人留下的作品，一呆就是一两个月。除了吃饭睡觉外，几乎不再跨出洞窟一步。” 也许就是这种工作方式，让何鄂这样的现代雕塑者们与古代的塑匠们，有了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他们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忠实的临摹者前人留下的作品，这些忠于原作的艺术，既是对昨天历史的传承，又是对今天现状的储存。 “我们进洞子临摹就可以零距离和彩塑接触，包括它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那么这种临摹方式让我们从中悟到了好多东西，慢慢的品尝出敦煌彩塑它的韵味来。” “通过临摹你才能深入研究古代雕塑的特点，你经过自己亲手来做，做很多菩萨、佛像、天王、力士，你都做，做完了你现在脑子里头把这些资料都存在脑子里，深刻的记忆。”（待续） 千年之后，当工作人员在洞窟里临摹塑像之时，也许，耳边依旧会有叮叮哐哐的开凿声，时空交错之间，他们也许会遐想千年前塑匠们的工作与生活。 完成了洞窟工作的赵僧子回到家中，家里还有一个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赵僧子觉得是时候把自己的手艺传授给儿子了。赵僧子的儿子还没有成年，他对于父亲即将传授给自己的塑像技艺有些兴奋，也有些迷茫。佛是什么，为什么要给佛塑像呢，这些端坐在洞窟里的佛陀究竟来自何方，伴随着千百年来人世间的沧桑变幻，他们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这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三个洞窟之一，开凿于公元430至439年间，即北凉时期。这尊交脚坐式的菩萨像显示出的各种特征表明，它源自西域犍陀罗艺术。 法国吉美博物馆是当今世界上著名的收藏亚洲艺术以及宗教文物的博物馆。在这里收藏了一批早期犍陀罗风格的塑像。“广义的犍陀罗呢，它的范围是很大的，包括西北印度呀，包括阿富汗，还有这个巴基斯坦，以今天的白沙瓦地区为中心的非常广袤的区域位置，我们把它叫做犍陀罗地区。” 佛教初期，并没有佛陀的形象，一方面是因为佛陀本人反对偶像崇拜，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认为，非凡的佛陀不能以具体的人像来表现，所以，信徒们用菩提树、宝座、爱三峡，爱三论塔、舍利和佛足印来象征佛的存在。 关于佛像最初的起源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但是多数观点认为，佛陀像首先制作于犍陀罗。在这里偶们试图追寻历史的遗迹，看看是否有我们熟悉的身影。当这种佛教艺术沿着不算平坦的丝绸之路辗转来到敦煌之时，我们明显看到了外来文明在这里留下的深刻印记。 正如希腊人赋予了印度佛陀那属于希腊审美的形象一样，敦煌的塑匠们，也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本土文化悄悄的渗入了这西域远道而来的佛陀形象之中。 于是，这些远道而来的佛陀菩萨们，悄然换上了中原特征的薄衣宽带，还有那佛陀脸上的神情，安详、坦然、超逸，你从他的眼缝、脸颊、嘴角乃至身姿上能清晰的读到，这是东方人特有的含而不露，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艺术效果。 图塑像 敦煌的塑匠们，正把一种外来文化消化到自己的文化肌体中，而这种非凡的创造性也推动了彩塑艺术的发展。然而，当这种创造力衰退的时候，也许就是这片佛国光芒逐渐湮灭的时候。 赵僧子希望能将这种塑像技艺传承下去。但是身为一名塑匠，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也许是不幸的。当他向自己的儿子传授彩塑技艺时，也许偶尔会发出无奈的叹息。因为赵僧子见识过隋唐时期最辉煌的彩塑作品，但是，他却无法在前人达到的高度上再有所建树。 曹氏政权尽管热衷于莫高窟的开发，却只是把佛的洞窟当做了自己的家窟，供养人的画像占据着甬道的两厢，甚至比佛陀菩萨们的塑像还有突出显眼。佛像的塑造水准也在迅速的走向衰落，越来越程式化、没有神韵，没有生气。赵僧子只能通过一己之力，一心一意地塑造寄托着芸芸众生美好愿望的佛陀形象，他希望造的更加完美，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融入了生命的信仰。 “我觉得他们虽然贫穷，但他们肯定是有理想有愿望，比方说，希望保佑家里人的平安，希望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希望自己的儿女们都能够代代相传。我想这些每个人都是会有的，我认为他们可能是把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希望、自己的理想，都寄托在自己一生从事的这个工作中间去了。我觉得他们是用生命揉到自己的作品里去了，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他为什么做的这么好。” 和那些创造了敦煌莫高窟无比辉煌的工匠们一样，赵僧子也将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寄托在亲手塑造的佛像上。为此他献上了所有的心血、所有的热情。在结束了漫长的辛勤工作后，他也许会在这片广阔的佛国之地漫步巡回，在自己前辈们塑造的佛陀菩萨像前虔诚祈告，他或许也会暗自遐想，如果自己生活在隋唐时期的敦煌，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结束了三百年分裂的局面，而一统天下的隋王朝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同时它也秉承了自汉代以来的富国之道，即打通丝路经营西域，加强和西域各国间的交流。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敦煌也随之愈加繁荣，这使得隋代的莫高窟蔚然一新。短短三十年间，隋代开建和重修的洞窟多达九十四个，几乎是乐僔开凿莫高窟两百多年来总数的一倍。 热衷佛教艺术的隋文帝曾经明文要求为佛造像，要雕刻灵相图写真容，确立了形神兼备的艺术主张。这一主张沿着畅通无阻的丝路传到敦煌，很快影响到莫高窟塑匠们塑像的风格。于是，隋朝的彩塑开始血肉鲜活起来，也更合乎真人的身体比例。佛国一旦把人们的现实愿望纳入其中，佛教艺术便有了活力。 而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势的时代，中原文明远播东西方诸国，而东西方诸国的文明也被唐朝容纳吸收，这段蒸蒸日上、朝气蓬勃、充满民族信心和自豪感的历史环境，培育造就了敦煌彩塑艺术发展的顶峰。敦煌彩塑，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之后，终于，在唐代大放异彩。 这时的敦煌彩塑，塑像技艺更加成熟，手法更加细腻写实，人体的技法表现从正面及半侧身扩大到全立体的彩塑，其对人体解剖结构的把握，肌肤的质感都刻画的深刻入微。 这是我们通过电脑三维技术复原的释迦牟尼塑像。这尊主佛伫立在莫高窟205窟的佛龛内，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沧桑，这个佛龛内的大多数佛像都已经残破，但是通过电脑三维技术我们还原了它最初可能的摸样。 这是堪称国宝的莫高窟第45窟塑像群，正中的释迦摩尼是中国式佛像的经典作品，他端坐在八宝座上，袈裟随身垂落，于庄重肃穆中略带松弛自然。大弟子迦叶微耸的眉头，苦涩的嘴角深沉的目光隆起的胸骨，仿佛在诉说这位僧人不一般的人生。这尊佛像充分展示了唐朝写实主义的技法，无论从各个角度都充分考虑到人体的真实比例，可以说是敦煌莫高窟写实主义的代表作。 阿难… 这一尊是45窟中的小弟子阿难，其低眉信首之间透现他天性的平和与顺良，特别是身体侧倚双手紧握，惟妙惟肖地表现出这位小僧人的亲昵可爱。这一铺七身塑像一朝佛教的审美观对称排列，老少刚柔，相合相成，可以说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绝世之作。 如今，为了更好地研究和保存敦煌彩塑艺术，敦煌研究院通过3D技术将45哭的这些彩塑数字化，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使得人们从电脑上就可以感受到敦煌彩塑艺术的魅力了。 这是敦煌莫高窟中最美的一尊释迦涅槃像，释迦摩尼肢颊侧卧，姿态安逸舒展，衣纹流畅，表现了佛陀解脱生死轮回后一种安静平和的精神境界。然而，这尊释迦像如此安详地沉睡之后，也许所有人都不会想到，隋唐时期的敦煌彩塑盛世也渐渐落下了帷幕。 正如赵僧子所担忧的那样，当历史进入三百年以后，骨肉相离的痛楚，颠沛流离的折磨，赵僧子对塑像的追求也因此成为一种美好的寄托，一种执着的信仰。然而，他一个人的努力，并没有办法改变整个时代。敦煌彩塑终于还是在世俗化的趋势中没落了，那个曾经无尚辉煌的佛国最终沉寂。 遥遥千年之后，当后人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开启了敦煌石窟尘封已久的大门，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佛国曾经的光辉，更是创造了这些光辉的包括赵僧子在内的历代巨匠。 这些伟大的作品，将时间凝固，彩塑艺术，将永久的传承。（本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