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杜先生

如果喜欢卓别林的电影，那这部《凡尔杜先生》就一定得看。 作为默片之王，我们印象最深的永远是那个叫做夏尔洛的流浪汉，也并不妨碍在有声电影出现之后，我们对这位大师多一个维度去了解。 甚至多个维度。 其一：多了台词与对话，讲故事的手段丰富了，即使依然是黑白的片子，有了语言的加持，角色可以更加立体；一个不一样的卓别林会让你有些惊讶，但表演是加分的，也看得出大师本人想要突破以往的愿望，期待观众能接受改变； 其二：选择了犯罪题材，有真实的事件背景，影片营造出惊悚悬疑的气氛，但夸张的肢体表演和独具的表情依然有选择的保留，滑稽与沉重捆绑，轻松与惊悚碰撞，居然也不违和，这一点恐怕只有这个叫卓别林的人能够做到，黑色幽默已经在这部片子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只是当时可能还没有人会用这个词，所以，说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影片恐怕并不为过。 其三：开创性必然要体现到思想性上面，本片的思想性是值得讨论也是引起过争论的，尽管题材和角色与以前的影片都有较大差异，作者却依然想往批判现实上去靠，不知当时人们的感觉如何，现在看来是有些生硬，将某一犯罪的个例去影射战争和经济危机的现实背景无可厚非，但简单的归因却缺乏完整的逻辑性，想表达”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缺乏根源性的力量，恐怕这也是片子结尾较突兀和容易被人诟病的地方。 但大师在表现人性的方面始终是不输的，男主凡尔杜与街头流浪女初次相逢的那场戏足以与之前经典《城市之光》中夏尔洛与盲女相遇的段落媲美，一直都在熠熠生辉。 据说由于种种外在的原因，影片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几十年后的今天却收获了较高的评价，也证明了艺术大师的前瞻性。 过去需要现在来解读，现在或许需要未来去验证。 只需记录： 当下，本地遭遇COVID-19的第三轮袭击，封区，封路、封社区，全员每日一轮核酸检测，一切未完待续。。。

转载自得到听书《电影是什么》

卓别林为什么吸引人？巴赞并没有简单地讨论他如何制造笑料，而是从更本质的角度思考，卓别林引人发笑的机制是什么。他发现，这些笑料有一些共同特质，这就是“人与物的疏离”。事物好像有自己的想法，不再遵循人类规定的用途：本该好好走路的鞋子突然将人绊倒；本该被切开的面包开始围着人跳舞；人伸手去拿闹钟，闹钟散作一堆零件……这是一个处处不正常的环境。一般的喜剧在这里会有停顿，引观众发笑，而卓别林却更加高级，他一切如常地行事：绊倒后爬起来继续走，把面包从空中摘到盘子里……巴赞由此得出结论，这便是卓别林的喜剧性：用简洁的方式表现出小人物与世界的不融洽，最终，主人公用他的智慧化解现实遇到的种种麻烦。卓别林唤起了人们心中对小人物的同情和喜爱。 巴赞对卓别林最精彩的点评发生在卓别林晚年，它体现出巴赞的电影眼光远超同时代人。说到卓别林，人们都会想起那个戴着高礼帽、留着小胡子的经典电影形象。这个可笑的小人物实在太深入人心，以至于卓别林本人都被他覆盖。然而在晚年，卓别林抛弃了这一形象，拍摄了更尖锐、更讽刺的电影。比如，在1947年的电影《凡尔杜先生》里，卓别林竟然讲了一个杀人狂的故事。影片以20世纪初法国的连环杀人犯为原型，讲述在大萧条中失业的小人物凡尔杜的犯罪经历。为了抚养妻儿，凡尔杜不断骗取富裕老妇人的钱财，再将其杀害，最终被送上了绞刑架。这样一部电影极大地冒犯了观众，票房仅有可怜的五十万美元，批评家也大多认为，像这样尖锐的批判损害了卓别林的喜剧风格。 巴赞却激烈地捍卫他欣赏的人，为此同整个电影批评界展开了论战。他没有简单地为卓别林的社会立场辩护，而是将《凡尔杜先生》放在卓别林的整个创作中看。他发现，凡尔杜的形象正是高礼帽、小胡子的对立面：卓别林的经典形象是个完全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可怜人，他滑稽又纯真；而杀人犯凡尔杜却摸清了社会最冷血的规则，他可怜又可恨，引人深思。凡尔杜杀死了卓别林的经典形象，却加深了他的创作深度。巴赞将卓别林电影分为三个时期：早年的卓别林多扮演街头小混混，单纯引人发笑；经典时期的卓别林饰演小人物，激发了观众的道德感，让观众同情地笑；而在晚年时期，凡尔杜这类的人物超越了道德，让观众不仅仅发笑，还能沉思。《凡尔杜先生》非但不是败笔，还让卓别林实现了自己的电影进化。 可以看出，巴赞在评价电影作者时，有自己的方法。他会将电影放在整体中考量。他以突出的风格元素为切入点，以同类型作品作为参考系的横轴，以该作者自己的作品序列作为参考系的纵轴，寻找其中有差异、有转变的地方，探寻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们能够学习和模仿的一种方法。

deleuze说“卓别林不就是想告诉我们在每个人身上都找得到一个潜在的希特勒和一个潜在的杀人魔吗？”杀一个人让你成为罪犯，杀一百万让你成为英雄，不得不说凡尔杜的伦理观很正确。相比卓别林其他电影，这一部是最邪恶的，但也是最深刻的。电影最后凡尔杜没有做一点妥协，薄情世界里最深情的人。

友邻大河马说：“多读书，让自己变得更专注、更冷酷，以蔑视同这个世界及它的庸人们和解。”深以为是。

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这个世界，而不是像电影里那个傻白甜一样最终在男性的伴侣身上得到物质满足与社会肯定，靠近结尾处凡尔杜拒绝了这种女性的帮助，他宁愿去毒害中产阶级弱智女性（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卓别林的男权色彩）。同样，电影开始之初他对这位女性的帮助（施舍）不是恶魔在某一时刻的良心发现，这是纯粹的帮助与绝对的给予，这正是凡尔杜先生的做法。

这部电影令人折服之处，就是它没有像经典好莱坞那样去处理结尾，凡尔杜毫无忏悔的走向刑场，这里有着革命者一般的信念与英雄气质，堪称好莱坞主流价值观里的一股清流。结尾虽然仓促，但却掷地有声，发人深省，尤其狱中凡尔杜与律师和神父的两段对话。小时候课本里教导我们什么样的人生才有价值时，是《钢铁是怎样炼成里》那两句经典的台词：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长大了，也许凡尔杜先生才是我们真正的人生导师：

凡尔杜：神父，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神父：不，孩子，我希望拯救你，尽我所能。我来是希望你能和上帝和睦相处。

凡尔杜：我和上帝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和我冲突的对象是人。

神父：你需要为你的罪恶忏悔吗？

凡尔杜：谁又知道什么是罪恶呢？生为从天堂里掉落的上帝的天使，谁又知道它的使命是什么呢？不管怎么样？那还需要你干什么？

神父：孩子，我所做的事情就是用我微薄的方式来拯救一个在悲痛中失落的灵魂。……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

凡尔杜：为什么不呢？不管怎么样，我的灵魂本来就是上帝的。

齐泽克说电影里的人都经历两次死亡，一次是肉体性死亡，一次是符号性死亡。作为肉体的凡尔杜先生走向刑场，作为符号的凡尔杜进而得以永生。（略煽情）

故事开始时的那些场景甚至不像是舞台剧；准确地说，不像是在舞台上，而像是在实验室里拍出来的。它们散发出一种奇怪的气质（非常干燥——借用Mme. Bonheur的话——它让我口渴）：每一个动作都很特别，带着大量的细节，同时又充满一种斯特劳布-于叶式与叙事本身几乎脱节的茫然。不过也许可以说，这确切地反映了人物的处境。维尔杜先生相信，世界确实处在与本质脱节的状态：因此即使他为了养家糊口而犯下罪行，这也不会令他不安。这是一种布莱希特式而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情感。通过一连串绝不会在陀式作品中出现的喜剧元素，维尔杜先生的犯罪被表现为了一种去浪漫化的生活状态。经济危机和战争（文本中被过于紧密地串在一起）作为极具力量的道德符号构成了故事的转折点：主人公的罪行并无减轻却突然变得微不足道，即使他自己从未否认自己的卑劣，并且一旦无所牵挂实际上十分愿意去死。他并非在利用某些更大的（所谓“人性的”）罪行来为自己*开脱*；那是一种像郁达夫《沉沦》那样的浅薄象征主义，并且实际上令人反感[1]；他只是指出了一种反讽。我们看到，他救助的女孩后来嫁给了军火商（这真是具有社会现实主义力量的一笔）从而顺利进入了杀人者的行列：但她仍然那么快乐，她的面孔仍然那么明亮，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汽车上那个镜头接入Café Royal中阴暗舞曲的一刻多么令人心碎……但此处微妙的辩证法在于，她正是整部电影中那个讲出进步信条的人物。我相信，这不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嘲讽，而是深沉的、热内式的乐观：虽然我们（和她一样）被时代或处境所遮蔽——我们，换句话说，无非也是杀人者——但我们（和她一样？）却在某种脱离语境之处盲目地持有一种美好的信念；而的确，恰恰是在世界的这些缝隙和脱节之处（维尔杜先生像幽灵一样游走其间）我们能够发现某些真正的反讽。只有凭借这些反讽的光亮我们也许才能够超出自己，并且领悟到某种正义的轮廓。 最后，我觉得以上这些很可能只是一种幼稚的青少年式伦理观念的表述，它抒发着某种并不值得一提（因为没有真正实践意义）的浪漫情怀。 A-/A [1] 不过，像一些黑色电影人物那样，在某种意义上他其实千方百计*想要*让自己令人反感；但只要世界仍然如此，他就不太容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