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德黑兰

1963年，为建设一个世俗化的伊朗，巴列维国王发起了以农业和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白色革命”，很快让伊朗成为全球第九大经济体。但是，腐败也像瘟疫一样肆虐开来，“从荷兰买花，法国买矿泉水，地中海买野味，非洲买水果”，权贵集团的荒淫和贪婪激怒了普通民众。与传统手工业密切相联的巴扎（波斯语“集市”）商人对工业化分外恐惧，开始利用他们手中不受政府控制的庞大资金支持反国王的力量。1979年，由于美国的迟钝和软弱，愈演愈烈的革命迫使巴列维下台，流亡国外15年的霍梅尼终于等到了机会，拉开伊斯兰革命的帷幕。

1979年10月22日，巴列维前往美国治病，伊朗的反美浪潮益发高涨，强烈要求美国交出巴列维；11月4日，愤怒的伊朗大学生和民兵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将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扣为人质。旷日持久的伊朗人质危机，成为震惊世界的头号新闻。

为营救这些人质，美国至少展开了两项行动，一次是被称为美国特种部队作战史上最大噩梦的鹰爪行动，还有一次是中情局（CIA）大获成功的“假电影、真救人”行动。2012年，在伊朗核危机和以、巴纷争的背景下，本•阿弗莱克描述中情局救人行动的《逃离德黑兰》，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

利用“假电影”在伊朗寻找外景地的机会，救出躲在加拿大使馆中的6个美国人的计划，显然是异想天开，但也正因为如此没有遇到什么波折。买剧本、成立工作室、开新闻发布会、打广告等前期准备工作，为后来的胜利大逃亡奠定了基础。好莱坞善于自嘲及其被左翼把持的现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影片对巴列维毫不留情，正是他的腐化和特务统治引发了革命；对霍梅尼的批判也直截了当，占领大使馆、暴尸街头、假枪毙已经说明了一切。

伊朗革命卫队的士兵对“假电影”的草图发生兴趣的镜头，表明人性都是相通的，好莱坞与伊朗、东方与西方，心理上的距离或许并不象政治家和宗教领袖想象的那么遥远。遗憾的是，对于整个影片来说，这样的闪光点实在太少。

《逃离德黑兰》最聪明的地方在于，在一个合适的时期选择了一个合适的题材。影片对时代氛围的塑造下了大功夫，导演生怕观众忽略了自己的苦心，在影片结尾特意用几张剧照和新闻照片作对比，搂着AK47的波斯美女、翻越大使馆的学生、被吊死在起重机上的犯人，都是历史的真实还原。

巴列维世俗化、西方化伊朗的努力，并未因其政权垮台而全部付诸东流。即便在霍梅尼只手遮天、全面施行伊斯兰革命的时代，伊朗社会也无法抹去巴列维的印记。伊朗宪法确定“三权永远分立”的原则，总统和议会分别通过直选产生，权力之间有着一定的监督与制约。这一切在影片里未能得到点滴的反映，伊朗民兵的形象也是千篇一律的粗暴，缺乏立体感。

加拿大媒体有足够的理由对《逃离德黑兰》感到不满，因为影片抹杀了加拿大大使肯•泰勒在营救行动中的关键作用。肯•泰勒当时为这6名美国人提供假的加拿大护照，冒了很大的风险，被认为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加拿大最为重要的外交胜利，影片篡改历史是对这位英雄的侮辱。阿弗莱克看到报道后亡羊补牢，修改了影片最后的附言：“CIA营救德黑兰的六名滞留者的过程得到了加拿大大使的全力帮助，至今这个故事已经成为跨政府国际救援的不朽典范。”

说实话，从来就没喜欢过本•阿弗莱克。无论是他青春无敌时期的《心灵捕手》、《珍珠港》，还是他演而优则导的《城中大盗》，共同的缺点都是匠气十足。《时代》周刊的意见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尽管《逃离德黑兰》着力讨好奥斯卡，但就质量而言，仅为平庸之作。”（媒体用稿）

看完这部片最大的感觉是，过分渲染了营救过程中紧张的戏剧气氛，而影片中被救的六名沦为道具，其余在押人员更惨，整个的沦为背景，伊朗被完全刻画成暴民涌动的罪恶国度，除了拿人工资的伊朗小保姆，其他全部伊朗群众全部是不讲道理的法西斯，吵个架就能掏出枪把人给崩了。乍看之下，黑白分明，体现了美国投资方举贤不避亲的立场。但是再一琢磨，又觉得这种一根筋的描写方式恰恰对美帝和CIA正面形象的塑造都无益，伊朗人质解救过程反而是反组织化的个人决定，大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作风。

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荣誉属于国家，倒霉事个人去背，解救出6个人变成影片重点，其他一直扣押在伊朗的人质可算倒了血霉，每天坐黑牢不说，还得被头戴黑帽，体验模拟枪毙的真人游戏，足足关了一年多，全部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美国人，因为他们的国家庇护了一个亲美派的独裁分子。

美国政府拒不移交前伊朗国王非常的具有官僚主义的作风，一是则众目睽睽之下，被独裁国家的暴民一要挟就服软，国家面子上过不去，是对恐怖主义的投降，与美国一贯自诩的人权至上泱泱大国形象不符，二则想扶植自己人当伊朗的一把手，方便美国人发大财的愿望就得落空，美国财团不答应。所以个人生命荣辱什么的得服从国家大局。

国家这种词汇最具有迷惑性，和什么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一绑，就叫人忘乎所以的把政府等同于国家。伊朗人质危机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很简单，国家连累了个人，后来国家派个人去营救，最后救出六个人再拉出来当做国家胜利的业绩进行展览，安抚大众。还有好几十号人关着呢，得转移大众的注意力，人民暂且沉醉于美国式感动中，也好稍微缓解一下执政压力。还关押着的无名氏们，美国政府看起来也没卖多大的力。影片里不是表现的重点，政治里也不没有作秀的本钱。

什么国家利益，还不就是某届总统能不能连任，政党利益能不能续命，说白了，还是政党背后大财团真金白银的流水账在作祟，吵的欢的都是没捞着切实好处的屁民们和虎视眈眈的在野党，媒体们为了个人扬名立万，抢新闻，威胁人质安全的报道得白宫压着不让发。

反而是国家的结成，衍生出官僚主义，人人有责任又人人没责任，以国家这个名义去拍板决定一些个人的生死，被决定的人没有发言权，万一国家做错了决定，黑锅还有恐怖分子背，民众的怒火，国际舆论的哗然，都一股脑倒到伊朗去，要是私下营救失败，可只能被人耻笑执政党的愚蠢了。美国在这里面可是兵不血刃啊。

只要一个不是太傻的领导者都会在关键时候果断的牺牲掉个人，反正不是自己家人。遇上这些棘手的国家矛盾，权衡的东西太多，事关当权者名声，而他们的名声等于权力、金钱，当然不会像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草根们容易大脑充血了。

所以正义自由这些词汇太美好太抽象，落到个人头上就很容易被组织给挤压掉了。

我们看到影片里最感人的反而是与官僚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他们没有被组织给脸谱化，保留着个人是非判断和价值取向。

最伟大的人，其实就是没有被组织给同化掉的，他们没有把自己变成组织的一颗螺丝钉，而是在某些时候，变成了让组织棘手的一个钉子户。

所以作为生活在权力笼罩之下的个人，千万别被组织给迷了眼，千万别干被人给卖了还帮人数钞票的傻事，千万被指望组织上领导上，只有自己是最靠得住的。

天下政治一般黑，美帝筐里也有烂桃子，但最后毕竟人质都释放出来了。搁咱国家，估计被抓被杀从头到尾都没人知道。

影片中有很多感动人的画面，印象深刻的有二个。
一是当飞机起飞时，六个经历逃脱、藏匿和铤而走险的人含着眼泪拥抱在一起时，伴随着舒缓的音乐，那时的我也彻底放松了。看得越投入，在那一刻，越能感觉到内心的松弛和精神的放松;
另外一个，也是我觉得很和自己经历相似的是探员Tony面对是否要放弃营救行动时的矛盾心理。当我们构想出自认为很伟大的想法，之后一步一步按着计划实施，眼看要实现时，遇上阻碍，那时内心是翻来覆去的痛苦，在坚持和舍弃间徘徊，只有有相似体会的才有如此感受。
套路虽然是固定的，但每次的表现和表达方式不同，总会觉得耳目一新。最后在机场那段太精彩，面对各个关卡时大家的表情和表现，都值得反复观看。尤其是面对伊朗军队时，用表演的方式去说服，堪称经典。

有人说这是一部美国爱国主义教育片，暂且不研究本阿弗莱克是不是有那份拍中情局马屁的心，也不清楚这部影片能不能达到一点点影响美国人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效果，但如果真有那么一点点影响的话，美国人应该多做点功课，将真实事件了解的彻底一点。
好在美国政府不会和谐主要的信息来源，所以任何一个声称‘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都容易找到相对完整和全面的真相。


从wikipedia上看到几处比较有意思的小真相分享：

２０１２年９月电影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后，一些评论说这部电影夸大了美国中情局在这次救援行动中起到的作用，而最小化了加拿大政府特别是当时的大使泰勒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泰勒在采访中说：‘实际上，加拿大政府对那6个人负了主要责任而中情局只是一个小的合作伙伴，但我明白这是一部电影而你必须要吸引住观众。’电影为了保持戏剧效果增加了一些虚构情节。比如在购买6个人回国机票时出现的危机不属实，事实上机票是泰勒大使夫人分别从三家不同的航空公司买的两张一组的三组机票。还有，在影片中，大使泰勒提出必须要关闭官邸，这样6个人就面临毫无选择无处可去的境地。实际上，这个是没有的事。
导演对这个做出解释：‘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电影本身并不是一件真事。应该允许我们采取一些戏剧性的处理。只要它有着尊重事实的精神。’‘最重要的需要真实表现的东西是---比如，美国与加拿大的外交关系。’
另外，影片中表现出英国和新西兰使馆拒绝收留逃离中的6个美国外交官。实际上，新西兰使馆的外交官为他们提供了帮助，其中一个还驾车将他们送到机场。而英国使馆实际上先收留了这6个人，只是之后发现藏身地点并不安全才将他们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加拿大大使官邸。英国使馆除了这6个人，还帮助了更多的美国人。美国领事事务官员Bob Anders也说：他们（英国使馆外交官）为了帮助我们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我希望英国人不会被电影冒犯。英国政府对我们很好，我们会永远感激。
当时英国驻伊朗大使John Graham说，‘我听到这个（影片对英国使馆角色的表现）第一反应是很生气。之后冷静下来了，但还是感到恼火，因为电影制作人将这一点表现的那么不符合事实。我的顾虑是希望这一不准确信息不要变成人们对１９７９年德黑兰事件的一个误传。’
导演对这段的解释是：‘我斟酌斗争了很久，电影的表现某种程度上对新西兰和英国并不公平。但是我只是想创造一种这６个人无处可去的紧急状况。我并没有有意要贬低谁。’

一

2012年12月30日，周日。这个冬夜，88岁的加拿大人约翰-薛顿（John Sheardown）在渥太华一家医院去世。33年前，当伊朗人质危机爆发时，薛顿是加拿大驻伊朗大使馆的二把手，任首席移民官。危机延烧期间，侥幸脱逃的6名美国外交人员通过他获得加拿大使馆的庇护；其中4人在他住宅中藏匿近3个月，直到他们在加拿大使馆的帮助下随前来救援的美国特工逃离伊朗。

在薛顿去世前2个月，反映当年这段历史的影片《逃离德黑兰》上映，反响热烈。然而在影片中，约翰-薛顿这个人物完全没有出现，甚至连名字也未被提及。当年6名“留宿客人”中的马克-里杰克（Mark Lijek）看过《逃离德黑兰》后说，电影与他们亲身经历的差异，是那些被电影所忽略的人和事；这当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帮助、收留他们的加拿大人的“勇气、热情、绝对的友好和人道精神”。“如果不是（薛顿）的热情欢迎，”里杰克说，“我们可能会自己试着再躲几天。那样我们就会被抓住。”

1979年11月4日逃出美国使馆后，在接下来的一周，5名美国外交人员（包括首席移民官鲍勃-安德斯、里杰克夫妇和斯塔福夫妇）先后转移了5次；期间，英国使馆、新西兰使馆及瑞典使馆都曾冒着风险帮助他们，并未如影片所说的驱逐他们。（独自脱逃的李-沙茨在转移到薛顿家之前一直藏身于瑞典使馆。）

首席移民官鲍勃-安德斯（Bob Anders）的加拿大方对等官员是约翰-薛顿，两人是一起打过网球的朋友。在脱逃后头几天，安德斯就曾打电话向薛顿求助，薛顿的反应是：“你们怎么不早一点来找我呢？”安德斯告诉薛顿，他们一共有5个人。薛顿答：“把他们都带过来。”不过，尽管薛顿不惧风险热情相邀，5个人还是因对使馆安全性心存疑虑加上不愿麻烦、连累朋友，暂时没有答应前往。直到11月10日，他们感到形势危急，再一次向薛顿求助。电话里，薛顿对安德斯说：“Hell, yes, of course. Count on us.”

在英国人的帮助下，5个人乘车转移到薛顿家中（李-沙茨之后也从瑞典使馆来到薛顿家）。他们离开的落脚处是一名美国外交官的住宅——这名外交官已在美国使馆内沦为人质。宅子里有个热心的泰国厨师，叫Sam，这几天帮了他们许多忙。离开时，5个人中惟一一个身上有钱的安德斯想给这位泰国朋友一点回报，但Sam不肯收。告别的时候，尽管情谊渐深，他们还是没有告诉Sam他们将逃往何处。离开后第4天，这座住宅遭到突击搜查。

为降低风险，加拿大使馆将6个美国人分成两组：一组4个人（鲍勃-安德斯、李-沙茨和里杰克夫妇）住薛顿家，另一组2个人（斯塔福夫妇）住加拿大大使肯-泰勒（Ken Taylor）家，逢感恩节和圣诞节夫妇俩去薛顿家与其余4人相聚。泰勒大使告诉他们，加拿大总理乔-克拉克（Joe Clark）已同意为他们6人提供避难，并决心帮他们到底——在危机结束或能帮他们逃出伊朗之前，加拿大使馆会一直为6个人提供庇护。马克-里杰克回忆说，这是自美国使馆被占领以来他第一次相信他们最终将逃离伊朗。

二

约翰-薛顿时年56岁。他是二战老兵：18岁加入加拿大空军，开轰炸机。在一次作战中，他的飞机被击中，他开着破飞机从德国踉踉跄跄回到英国才紧急迫降。还有一次，他两腿都断了，在凌晨3点爬到一家酒馆，把老板吵醒，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来喝。

伊朗人质危机爆发后，他是加拿大使馆第一个收到脱逃的美国外交人员求助请求的人。他的反应很明确：“Let’s go get them.”他采取的救助行动迅速而有效，甚至连大使泰勒可能都没有他这么负责尽职。

6名“客人”中，除了最为年长的鲍勃-安德斯（54岁），其余5个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里杰克夫妇：29岁，25岁；斯塔福夫妇：29岁，28岁；李-沙茨：31岁）。年过半百的薛顿留着白胡子，嘴边常抽一支烟斗，被年轻的留宿客人们当做父亲，叫“Big Daddy”。

为了客人的安全，薛顿为大家买生活用品和食物时，得分几趟去不同的商店；他还得用啤酒和钱收买拾荒人。薛顿的住宅有20个房间，他和妻子泽娜（Zena Sheardown）为客人们提供了非常舒适的食宿条件。客人们不能出门，日日靠听收音机、看书、打牌、填字游戏及大量喝酒消磨时间。危险的气氛一直环绕着他们：来敲门的陌生伊朗人、可疑的电话、车被搜查、薛顿家与革命委员会有关系的伊朗园丁，还有街道那头的坦克，驱之不散。薛顿的房子是租的，这期间，伊朗房东有意把这房子卖掉，泽娜需要跟他周旋，还得藏好客人，应付上门看房的伊朗人。有一次，一架直升机在薛顿住宅上空盘旋，客人们赶紧趴到窗户底下不敢动弹，直到直升机飞离。

“我们本来就已生活在危险之中，”泽娜回忆说，“家里藏了‘逃犯’后，危险肯定加深了。”但加拿大人没有因为惧怕危险而遗弃他们的美国朋友。

三

1980年1月25日，两名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斯（Tony Mendez）与胡里奥（Julio）抵达德黑兰。到达后，两位特工曾走近已被激进分子占领的美国大使馆，看见使馆周围的高墙上张贴的歌颂革命的宣传标语和海报，想着围墙里52个已被劫为人质近3个月的美国人，其中包括3个未暴露身分的中情局特工。但他们救不了这些人，他们要从伊朗带走的是美国使馆之外的6名外交人员。

尽管当门德斯和胡里奥到达时，加拿大使馆留在德黑兰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多，并且因为凶险的政治局面正准备全数撤离，但美国的救援行动还是得到了加拿大方面的鼎力支持。

加拿大政府在召开内阁秘密会议后，同意为6名美国外交人员提供加拿大护照，并在美国中情局建议下，通过外交渠道寄来满满6邮袋的身份证件和资料；加使馆派工作人员开车在使馆与机场间往来，形成规律，以防1月28日凌晨美国人乘车去往机场时惹人生疑；他们帮助培训6名美国外交人员，使他们说话行为更像加拿大人；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斯的工作一路都有加使馆工作人员协助，包括1月28日凌晨8个美国人（6名外交人员和2名特工）前往机场都由加拿大的车和司机护送到，而此前加使馆也发出电报，放出消息说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剧组将离开伊朗去别处取景。当然，这些电影都没提。

另一方面，电影中门德斯的Argo救援计划所遭遇的种种障碍与考验在现实中几乎都没有发生过。

在薛顿家第一次见到6名救援对象时，门德斯实际上向他们提出了3个备选方案：除了Argo计划，还有“考察农业的食品经济学家”和“寻找工作的英语教师”两个选项。门德斯内心希望他们选择Argo计划，而6个人也的确很快就决定选择Argo——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觉得伪装成一个电影剧组，可使6个人聚在一起，彼此照应。没有人提出反对。

电影中伊朗文化部官员陪同门德斯等7人讨论《Argo》的取景、游览巴扎并遭遇危险的情节也属编剧创造。事实上，门德斯在德黑兰期间，伊朗当局没有找过他。在1月28日奔赴机场前，6名“留宿客人”没有出过门，他们一直窝在薛顿家中，在门德斯和加拿大人的指导下，熟悉各自的角色，背诵各自的台词。

离开德黑兰前一天（1月27日）白宫突然取消救援行动一事同样没有发生过。事实上，在出发前往伊朗之前，门德斯曾收到白宫要求暂停行动的指令——因为当时总统卡特决定听取报告，以亲自考量行动是否可行。但仅仅30分钟后，门德斯便收到新的指令：“总统刚刚批准了寻找计划，你可以继续你的德黑兰任务。祝好运。”

取登机牌时被告知没订机票的惊险一幕自然也不是真的。事实上，门德斯与胡里奥在1月25日清晨到达德黑兰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前往瑞士航空公司办事处确认他们已预订1月28日凌晨5点飞往苏黎世的8张机票。（第一件事是去希尔顿酒店登记入住。）

至于片尾的高潮——登机前遭遇伊朗革命军阻拦、盘查以及最后革命军开车追飞机的情节（把这么愚蠢的事栽赃给伊朗人，不太厚道吧？），的确惊心动魄，但也的确没有发生过。事实上，当天这个来自加拿大的电影剧组在梅赫巴拉德机场的通关与登机可称得上顺利。海关工作人员的检查可称懒散，看到8个“加拿大人”也并不格外留意，只有一位工作人员简单询问了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科幻电影”《Argo》无人过问，德黑兰的妇女小孩也没有拼出他们的脸部照片，革命军也没有来找他们麻烦。

不过在当时伊朗肃杀的气氛下，对6位眼看即将逃出深渊的美国外交人员而言，即使一个小意外都动人心魄。比如过关时，一名海关工作人员拿着众人的护照，突然转身走进了办公室——一会后他出来了，原来是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瑞士航空的飞机也因为机械故障晚点了一小会，但在那等待的一小会里《Argo》剧组成员的心里一定是令人屏息的焦灼。

终于，8个人在德黑兰清晨的冷风里踏上飞机。登机时，移民官安德斯看见飞机机身上印有“AARGAU”字样——这个与“Argo”颇为相似的词表示这架飞机来自瑞士的阿尔高州（Aargau）。安德斯捅捅门德斯的手臂，不可置信地对他说：“你们安排了一整套，是吗？”

他们逃离德黑兰的同一天，加拿大使馆留在伊朗的工作人员也全数撤离。据薛顿的儿子罗宾（Robin Sheardown）说，父亲离开伊朗时，“失去了一切”，包括“房子、家具、衣服、奔驰轿车和银行账户”。这些财产损失后来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但罗宾说，父亲关心的只是6位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危。在此后的新闻报道中，薛顿的名字甚少被提及；自然的，大使泰勒的光芒把他掩盖了。

四

门德斯是中情局冷战时期杰出的情报工作者与伪装技术专家，曾在越南、老挝、印度、苏联等国执行秘密任务，战绩卓著，故事传奇。他是拉丁裔，出生于贫寒人家，做矿工的父亲在他2岁那年因矿难去世。离开美国前往德黑兰之前，门德斯把婚戒和钱包留给妻子，再一次在家庭生活中缺席；他不能告诉她此行去往何方，也无法承诺能否平安归来。在瑞士苏黎世机场等待去往德黑兰的航班时，已有数十次敌后救援经验的他，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因为恐惧和伤感而颤抖起来。

他当然当得起一部电影来呈现他甚至歌颂他，但是当我们试图还原历史真实，再来对照这部《逃离德黑兰》，心中不能不涌起不安。

从1979年11月10日到1980年1月28日，在落到革命者手中的美国人可能沦为人质甚至被吊死街头的德黑兰，6名美国外交人员在加拿大使馆庇护下有惊无险地度过近3个月，而中情局特工门德斯和胡里奥只在德黑兰停留了不超过4天。固然，是门德斯策划了Argo方案，并犯险来到德黑兰带领6名同胞逃出，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框架到底是“美国孤胆特工用一部假电影拯救6名同胞”，还是“加拿大人不惧风险倾力保护6名美国外加人员，并帮助中情局特工将6人带出伊朗”，其实并不难鉴别吧？8个人能从梅赫巴拉德机场顺利通关登上飞机，也许是因为这个拍电影的故事令伊朗人信服吧，但是否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伊朗革命委员会的管控并没有那么严密规整呢？是否更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拿着加拿大护照，是友好的加拿大人呢？

起码，门德斯所策划的“科幻电影”《Argo》没有任何伊朗人认真过问和考察过，而加拿大人为营救所做的绝不仅仅只是担任“保姆”而已，伊朗人也没有那么愚蠢和凶恶。

我能够理解想要创作一部类型片的编剧和导演对改编历史以满足“模式”的需要。这是一部惊悚片，它需要一个孤单英雄的主角，而且只能有一个；别人的故事，不管是营救者还是被营救者，都别来抢戏。于是，将其他角色削弱甚至枪毙（不管历史究竟如何），给孤胆英雄的作战任务设置众多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障碍，并用各种惯用的好莱坞套路刻画他——比如官僚系统的混乱低效与特工英雄的孤独明智，比如与之分居、无法靠近的妻儿与独居的凌乱生活（尽管现实中门德斯并未与妻子分居），比如白宫取消救援行动后门德斯通宵不眠与酒为伴，并在早晨最后一分钟决定一人对抗全世界将6个美国同胞救出来（你已经知道了，这也不是真的）……

最后，这个“模式”完成得似乎非常完善，但也非常陈腐。因为模式化，它对历史的改编并不公平；因为模式化的情节需要，它忽视了真实历史中人与事的复杂与丰富，却以历史的名义创作出人们早已在好莱坞电影中看过无数遍的桥段，而人物的面目，不是刻板老套（如门德斯），就是模糊不清（如6位“留宿客人”）——更有一些真实而充满色彩的面目，被无情地丢弃了；因为模式化，片子的价值观如此平白、陈旧而“主流”，缺乏反思空间。其实，真实历史和人性的复杂和丰富（包括男主角门德斯），一定不比一个削足适履后得到的“模式”更有趣、更动人吗？

或者，起码别用“纪录片般”的“历史感”来包装这部娱乐片吧。对历史不该这样轻慢。

五

在《逃离德黑兰》上映后，导演本-阿弗莱克打电话给约翰-薛顿，为影片中没有出现他和她的夫人泽娜而致歉。阿弗莱克后来说，在影片开拍前，他就充分了解薛顿的事迹了，但后来因为“长度、戏剧性和成本”而放弃薛顿这一角色。他说，他为此有一点伤心。

阿弗莱克曾说，《逃离德黑兰》已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

2012年11月10日，约翰-薛顿的家乡安大略省温莎市市长宣布每年这一天为全市的“约翰-薛顿日”，以纪念33年前薛顿接纳6名“留宿客人”的正直勇敢之举。听说消息后，缠绵病榻的老人薛顿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说：“太好了，我的家乡将会记得我。”

薛顿一辈子为国效劳，在世时自有其不如意，到晚年作为二战老兵的他得到的医疗护理也不理想。但起码，如其子罗宾所说：“我真高兴，他在他去世前听到了这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