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2021

先抛开意识形态，《革命者》值得影迷去影院去认真看。。。

非常非常高兴，徐展雄导演第二部作品在导演视听上有了巨大的提升，第一部是叙事格局超出驾驭能力＋被过度删减改台词，最后变成了一部残缺的作品，所以很难评价徐展雄的上一部导演作品。。。

但是在这一部中，他反而因为意识形态的某种确定性前提下，因为可以充分调动创作资源，反而在导演视听表达上找到了自己的一方“自由天地”（绝对的自由就不聊了哈[捂脸]），然后在这部电影里呈现出大量非常电影化的处理，完成度也很好，非常难得。。。

印象最深的是光影的处理，具体说就是“移动的边界线”，黑暗与光明的分界线、移动感、大反差，从第一场矿难的戏，到最后一场，我认为这个影像风格坚持了下来，非常难得。。。

所以看到很多出光影在人物和场景里移动的拍摄方法，当然这是对大时代背景与视听语言的暗合。。。

徐展雄不知算不算影迷导演（不是贬低，昆汀就是最厉害的世界级的影迷导演），就是从这部《革命者》里看到很多视听表达从经典艺术作品的来源，比如我能看到图二这场戏画面构图对米开朗基罗的致敬，还有一场戏像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当然哈哈镜追逐一场也能联想到很多主流商业区的处理方法。。。

还有因为全片是顺序、插叙和倒叙混杂在一起，包括颠倒切，整个剪辑思路也是依据人物内心情绪的诗性散发，而不是循规蹈矩的流水账，如果是平时，这种叙事剪辑思路对普通观众一定是挑战。。。

但是，赶巧儿，我猜买票来看《革命者》的，一定大概率已经家里刷完了《觉醒时代》，或者刚刚看完电影《1921》，如果你按照《觉醒》👉《1921》👉《革命者》这个顺序进行观看，哪怕你对1915-1927这12年的历史之前完全是小白，你也能通过前面两部作品，快速了解基本历史框架，然后再看《革命者》，就不会有任何理解障碍。。。

当然还有一些为了巧妙处理剧本来回跳跃的时间线的导演手法，比如转动的火车站钟表盘，褪色的海报，还有视效呈现的机械表内部来快速表现共产党成立早期全国各地紧密的咬合关系等。。。

很多细节处理，我不知道是剧本层面就已经处理好，还是导演层面在不断加码，理论上，作为电影创作，各部门主创发挥一流，也依然要很大比例归功于导演，因为至少要思维特别清楚，才能真能发挥出创作的合力。。。

所以作为第二部导演作品，徐展雄至少这部作品体现了他跟众多一线主创合作，特别是监制、制片团队彼此的高度信任，才能呈现出这种品质吧。。。

其中有一场戏印象深刻，李大钊和工人们在一面巨大巨大的天幕感觉的红旗下游走呐喊，大家手持着锄头等工人的工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在用视听拆解党旗的，很有意思，那场戏的镜头调度也异常精彩。。。

还有，必须得说张颂文牛逼，全片都是他的各种大段独白，果然继续是“大段独白专业户”，稳稳接住，太厉害了。。。

在我心里百变张颂文，应该是我个人2021年的年度男演员，非常佩服。。。

最大惊喜，表演方面是韩庚的蒋介石，没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依然表演的层次就出来了，男演员，就是不要怕老，霍普金斯不还依然影帝级表演在第一线呢嘛。。。

最后，要说应对现实当下的创作的建议，我能想到的就是很可能要重新观看前苏联经典电影，从《雁南飞》《士兵之歌》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一系列当年前苏联的电影美学。。。

理论上对现在主旋律影视创作应该是一个绕不开的学习参考。。。

因为目前整体几部主旋律作品连续看下来，视听很多还是好莱坞传统视听风格为主导，可能需要一些新的思路，一种是东方传统诗性的审美，一种就是真正强悍的前苏联经典电影的美。。。

总之，我对纯从好莱坞汲取营养，对于应对当下的中国主旋律创作是存疑的。。。

结论：推荐观看，难得的一部充分调动视听创作语言、红色又不太晃眼的赞美诗。。。

从制作上看 师承管虎，上接八佰，自程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以来，到妖猫传 八佰再到如今的革命者，中国影视艺术的制作水平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国产大片不再像过去那样过分的执拗于现实主义而摈弃形式主义。从本片看，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形式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光影的运用是目前国产电影的又一里程碑，极具感染力的镜头语言十分契合影片所表达的主题，再加上张颂文老师无与伦比的演技，堪称近10年最佳主旋律电影。 再回到影片细节，本片大致分为四大段，开头一段有点用力过猛，剪辑也较为碎。第二段蒋介石出场，光影的运用与蒙太奇剪辑相映成辉，乃本片最佳。第三段较平，为张颂文老师的表演回；第四段也就是结尾感染力十足，几处全景的构图都是画作，光的运用极其精准，值得拉片模仿。 总得来说本片上一流的制作，一流的演员，一流的故事和二流的导演。有明显的瑕疵，但架不住其感染力之强，还是值得去电影院看的。

1.感染力不够，这种片子不应该抑或让观众感受到人物的人格魅力，抑或感受到革命的热力量（或者那种坚定/坚持），可惜两者都没有，全程平平淡淡（至少我是这样的）。看这个不如看预告片，或者去B站随便找个混剪都比它好看且有逻辑。 2.时间线过于杂乱。全篇以李大钊先生即将被处以绞刑为原点，开始穿插以各种雷同且毫无感染力的故事片段，1918到1916到1922到1920到1917到1923（大概这么个逻辑），要是不认真读旁白都不知道演的啥。空间裂缝都没你这么不稳定。 3.人物杂乱，选角极其有问题。要么演技不行，要么容易出戏，要么气度完全脱离原本的角色。大多数兼而有之。而且，同样也是“不看旁白也不知道演的啥”，完全没有代入感。角色形象的塑造和剧情的安排也过于刻意、呆板、单线，一点也不饱满。每一帧都在告诉观众“这是电影的艺术处理”。lhl义愤填膺：“这不就是贺岁广告片，品牌方都想好了——中国银联”，太对了。 4.故事全程靠旁白推进。演一小个片段，然后花长篇大论告诉我发生什么，我来电影院读书了？ 5.有些镜头的确挺好看，但是绝大多数的光影过于夸张。（我的理解）光可能是要代表希望、未来、光明，终将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全程亮的眼睛都快瞎了，好比夜晚手机屏幕的亮度被调到最大，excuse me？此外，关于枪声的音效可以响得把我从无聊的呆滞中吓醒。 6.打动人的不是电影，是那个年代的历史。看完只能说觉醒年代yyds。 剧情、人物、演技、台词、拍摄手法以及各种细节都几近完美[强]仲甫先生和守常先生的形象简直刻在心里。

补充一下：①本身并非专业角度来评论这部电影，一开始只是写个短评，字数太多了系统建议改成影评就同意了，没想到获得了那么多的浏览量。我这影评和其它那种语言优美、“情真意切”的影评自然不可相提并论，就是简单的个人吐槽向的评价。②评价内容也很主观，但是也算是真实感受。不喜欢可以，你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请不要人身攻击。

刚好赶上了点映。在我心里可以给到4.5的。但是介于豆瓣就是不给我打半星的权利，算了。首先镜头语言非常的好，开篇挖出黑泥里的碑，扫去泥土，以红描字，雨化作血泪。革命者的鲜血，写下的是历史。虽然也有一些央视纪录片爱用的集体喊口号PPT转场和中间那段机械表转历史齿轮转动的隐喻。最喜欢的还是倒叙式的，每一个人与李大钊先生的故事而链接起来的以小见大。孙浠伦的报童看上去虽然不像12岁，可是守常先生抱着他哭的那段回忆穿插和苦痛，让人第一次落下泪来。蒋中正那段戏中戏中戏中戏的镜头非常好。我最喜欢的一段是，搭建绞刑架的过程。那种冰冷的献祭感和仪式感，是又讽刺又锐利的。在狱中倚着墙壁的那几个镜头，灯光构成的光影，双手做囚鸟和自由地飞。哼着的国际歌和友谊地久天长。以及等了好久的秦昊老师的陈独秀，有点不功不过的。一定是因为发际线让我出戏了，戴上帽子就好很多。但总归比坤的独秀好一些。再有就是在医院里倚在夫人肩头脆弱地念了三遍，他们有枪。委屈苦痛并作五味杂陈，却是非常好的台词。大家一起剃头发的临终一笑，是志同道合的人的战歌。先生一步步走上台阶，问他的，您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那一段戏，从自然听不见声音的到掷地有声的转换。他说你们要相信。那些说着我相信的人的脸，让我感到符号化和无动于衷，但是张颂文老师说，你们要相信的时候，我真的相信，他是笃定的，他是真的以身殉道的那个人。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总是挥洒热血，可是这一位李大钊先生，他从历史里沉甸甸地穿透了屏幕，他真的有滚烫的热血。他说要看见红旗插满神州大地，那个镜头的转换是，你心里有预料但依然会被击中。而且刚刚好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红旗飘着。至少不是为了完成作业献礼而献礼片，而是成熟的电影工业下打磨的关于李大钊先生与他背后那一个时代的二三事。而这个李大钊要远好于1921的李大钊，并且可以与觉醒年代里的李大钊先生一脉相承的对接。点映的映后谈，一个学电影的小哥除了说了说管虎之外，首尾都哽咽着感叹了两句，张颂文老师真的好。也是我的心声。另外就是一位与剧里李大钊先生女儿差不多大的小姑娘，看剧时抹了眼泪被点名问感想，说了一句我喜欢的，“那个年代的历史，也是有黑暗的一面的。”就让人会心一笑，自然是有太多黑暗的一面，光与暗从来都是伴生，不要装作看不见它，就已经是澄明的第一步。

毫无疑问，《革命者》是一部关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的个人传记片。然而，导演却使用了一种悬疑片中常见的非线性叙事法。倘若观众对李大钊的生平并不了解，那么在时间线紊乱的环境下很容易头晕目眩。尤其电影仅有120分钟，历史跨度却从1916年一直延续到1927年，长达12年。想要利用几百个镜头全面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李大钊，谈何容易。

好在，出演守常先生的是近些年口碑爆表的张颂文。他也的确不辱使命，不但演活了李大钊，也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这部电影。他为我们诠释了一个温柔却又蕴含着无穷力量的李大钊：善良，同情底层人民，坚决捍卫他们的权利，带领他们反抗剥削和压迫。恍惚之中，你会发现张颂文已经化身成为李大钊，在那些不疾不徐的演讲中，镌刻着一种永恒的信仰。这就是一个好演员，对一部电影近乎质变的提升。如果说这样的李大钊还不是一个百分百的理想主义者，那还有谁是？

张颂文演得好，电影的结构也足够精巧。双线叙事中，一条线为李大钊生命中最后20多天的“倒计时”。然而，这条线采用的却是近乎顺序的方式。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条“死刑线”。与之相对的，还有一条非线性叙事的“回忆线”。这条线才真正将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段祺瑞政府镇压学生等事件和李大钊同孙中山、毛泽东、陈独秀等人之间的故事抖了出来，让我们见识到一个书本之外的李大钊形象。

因为篇幅有限，很多幕后故事在电影中来不及交代。比如李大钊从日本归国，仅仅用了一幅画面。然而事实上，他正是在早稻田大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才逐渐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李大钊不但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抗议活动，也促使他做出从早稻田肄业归国的决定。电影中提到1916年冬天他从《晨钟报》辞职，和他的恩人汤化龙分道扬镳。汤化龙是一位立宪派政治家，也是李大钊的伯乐。除了赞助李大钊留学日本外，他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大钊早期的一些思想和政治立场。

由于两人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逐渐加剧，李大钊最终离开了汤化龙。这便意味着，他将一个人独自扛起大旗，探寻一条救国救民之路。这是李大钊人生旅途中迈出的关键一步，这才有了后来去上海结识陈独秀，一起创办《新青年》的故事。也才有了电影里十月革命爆发后，一名郁郁不得志的白俄维克托在上海枪杀报童阿晨的罪恶行径。在目睹了李大钊联合群众游行示威要求严惩凶手的英勇后，年轻的张学良亦深受震撼，也为他后来试图说法张作霖释放李大钊圆了场。

1926年3月的天津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联合8国公使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了包括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在内的种种无理要求，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抗议活动。影片中李大钊发出的那番“我也怕死”的言论，正是发生在这一出戏中。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段祺瑞执政府下令开枪，打死打伤了2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学生，这便是被称为“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惨案”。正是这件事让李大钊成为“刺头”，尤其成为奉系军阀的眼中钉。

在这次惨案中，一名年仅22岁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不幸惨死于军警枪下。参加完她的追悼会后，鲁迅先生愤而提笔，写下名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篇文章大家都耳熟能详，还被收录至中学语文课本。是的，《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女学生刘和珍，亦是这次大屠杀中的死难者一员。

说完这些幕后故事，我们再来看看电影中一处历史细节的还原。当然，这有几分残酷。我要说的正是那台从意大利进口的绞刑架，我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看到过它，如果记忆没有偏差，电影里几乎做到了百分百的完美还原。电影拍摄了绞刑架的安装过程，笨重的钢架被一一抬上去，旁边还贴着几张英文说明书，仿佛组装的是一件宜家买来的大型家具……1919年，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下令废除斩首的行刑方式，这标志着中国刑罚领域发展的一种进步。

但在执行绞刑时，因刽子手经验不足，李大钊被绞了三次，脖颈上留下了三道深深的血痕……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奉系军阀在这台绞刑架上动了手脚，以求最大限度地折磨李大钊。但无论张颂文饰演的李大钊多么甘愿为信仰殉难，历史仍然记录下真实的李大钊就义前那一瞬间：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北京《晨报》，1927年4月29日）

或许，任何文艺作品所能带给一个普通观众的震撼，都比不上这19个字吧。

电影从李大钊被捕后囚禁在京师第二监狱讲起，彼时距离他的死亡仅仅还有38个小时。

影片采用倒叙的手法，通过不断的插叙，采用不断闪回的方式，讲述了李大钊先生人生中的几个重大时刻，从“南陈北李建党之约”，到三万人参加的开滦五矿联盟大罢工，再到被段祺瑞政府血腥镇压的三一八惨案等等重大事件，讲述了他与张学良、蒋介石、孙中山、陈独秀、毛润之等人之间或敌或友的纠葛往事，从父亲、丈夫、师友、对手等多重身份和社会角色的八个人物角度，像拼图一样，逐渐把李大钊这个人物的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看过后不仅仅知道李大钊先生为何而死，也会更了解李大钊先生到底为何而生。

屏幕光影里的守常先生不再是一个印在历史书上的名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革命者》从营救李大钊这一事件入手，将整部电影的故事与情境浓缩在两天时间之内。张颂文老师浸入式的表演，让我们看见一个革命者的故事。在《革命者》里，李大钊先生不再仅仅是一个为了革命事业英勇就义的英烈，电影通过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片段把那些关于革命者的历史记录，一点点地还原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守常先生的故事带有人间的温度和烟火气，他对小小报童的怜惜，对学生的爱护，与妻子相互扶持的家庭温暖，与孩子们之间的父子情感，与毛润之等人的师徒情谊，与陈独秀惺惺相惜、共同建党的革命情谊，都在这两个小时的光影中表达了出来。

电影看到最后，一张慷慨赴死的脸，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

而这样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却被无情杀害了。

李大钊为什么会被杀死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看守所被绞杀，时年仅仅38岁。

第二天北京晨报刊登该消息时称“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二十名已被绞决矣，警察厅早为预备二十具棺木，所有棺木均暂停下斜街长椿寺听由家属戚友认领，计自二时至五时二十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里提到“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刑20分钟，而对他施刑长达40分钟之久。”

在死之前，李大钊曾提笔写下了《狱中自述》，其中写道，“舍我一人，而救千万人，虽死无悔。”

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锋和领路人，李大钊是革命人心目中的精神领袖，他被捕入狱后，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出面说情，努力进行营救。号称民国人脉第一人的杨度变卖家产“毁家纾难”地进行营救，杨度在营救中赞同北方工人劫狱的计划，但是李大钊坚决反对。北京国立25所大学的校长发布书面说明请求，同时又委派代表与张学良接触，希望能取宽大主义，一并交法庭处理。章士钊也出面游说奉系军阀的杨宇霆向张作霖说情。张学良也跟张作霖说，杀了李大钊就会招致天下骂名。

尽管社会各界不断呼吁对李大钊从宽处理，但奉系军阀依然没有放过李大钊，相反，而是迅速地以“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的罪名绞杀了李大钊等人。20人从提审到宣判用时两个小时，从公布“罪状”到执行也仅两个小时，不容许上诉，执刑时残酷地使用了“三绞法”。从入狱到判刑仅仅用了短短的22天，从宣布“罪状”到执行死刑，更是刻不容缓。

张作霖为什么一定非要绞杀李大钊不可？

1）两人积怨已久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政府，而后向孙中山发出邀请，北上共商国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背后也有李大钊的功劳。李大钊擅长做统战工作，注重改造旧军队，使他们倾向革命。冯玉祥与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已结识，而后又建立了深厚革命友情，在李大钊帮助分析利弊、力陈利害之后，冯玉祥毅然转向支持南方革命政府。冯玉祥就曾深有感触地讲过“教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925年11月23日，张作霖手下的干将郭松龄由天津带兵13列车赶赴滦州倒戈反奉，并致电张作霖，要求其下野，让位张学良。郭松龄曾出兵一度占领了锦州，逼近张作霖奉天老巢，虽然随后张作霖很快将郭松龄镇压，但这一事件给了他沉重打击，而成功策反郭松龄的恰恰就是李大钊。萧裕声在其著作里这样写道：“李大钊亲自作郭松龄等奉军将领的工作，联络他们参加反帝、反奉战线。”

冯玉祥反奉、郭松龄倒戈给了张作霖以沉重的打击，他对李大钊及其领导的共产党恨之入骨。

2）蒋介石的推波助澜

李大钊死后，北京《晨报》在其4月29日报道中提及：“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而这其中的“南方某要人”毫无疑问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占领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汪精卫此时尚在武汉，仍与共产党合作中。作为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的位置并不稳固。在国民党大会中，左派已经隐隐占据了上风，得到了苏联支持后，更是几乎压倒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而当时苏联五大元帅之一的布仑将军，早已在北伐军中隐姓埋名后辗转成为了前线总指挥，在北伐战争中苏联势力不容小觑。

北伐前，蒋介石制造了“三二〇”中山舰事件，打击排斥中共的力量，夺取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权。在北伐途中，为了控制国民党中央，排斥汪精卫，蒋介石曾在南京和南昌之间有迁都之议。对此，远在北京的李大钊亦有所觉察，并提出疑问：“国民政府定都何所，中外观瞻所系，岂能朝令夕更，视若儿戏？……如果不为一时军事上必需，即介石同志及总司令部亦宜坐镇武汉。”

一步步打压共产党的力量，蒋介石自己也从革命党人逐步蜕变成了新军阀。1927年4月12日叛变革命后，蒋介石更是加紧与张作霖联系，意欲除掉李大钊等革命者。接到蒋介石的一纸电文后，张作霖毫不延迟地进行审判定罪，当天立即处刑。

就这样，新旧军阀一起联手杀害了李大钊。

3）中东路事件

作为东北的土皇帝，任何企图染指东北的势力都被张作霖视为敌人。

满清年间，沙俄曾在东北修建了中东铁路，这条铁路是其控制中国东北的大动脉。因为种种历史原因，苏联并未完全落实《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在北洋军阀时期，原本满清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均被废除，但中东铁路的路权一直未被有效的回收。因双方利益之争，1925年张作霖逮捕了苏方派驻的中东铁路局局长伊万诺夫，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郭松龄倒戈期间，苏联把持铁路对张作霖进行要挟，让张作霖大为恼怒。

长期在北京主持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工作，李大钊不仅是“赤党党魁”，更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言人，与苏联素来不睦的张作霖，自然不会对李大钊手下留情。

对张作霖来说，绞杀李大钊可谓是一石三鸟，不但打击了想要与南方革命政府合作的军阀，还能向蒋介石示好，还铲除了苏联在中国的势力。

革命者的青春，永远都在

在那个黑暗残酷而又热血沸腾的年代，对李大钊来说，革命事业中最重要的人，无疑就是陈独秀。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宣告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仍在日本的李大钊立刻撰文呼应，这就是传颂至今的佳作《青春》。在《青春》一文中，李大钊激情表达了他“背黑暗而向之光明”的心愿，“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他在《青春》里是这么写的，最后也是这么做的。

1918年1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任教授，与早已在北大任教的陈独秀成为了同事。在北大共事期间，陈独秀与李大钊团结了一大批先进分子，进入其创办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组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1919年5月4日，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携手领导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入狱，李大钊立即展开营救行动。9月16日，经过努力营救，北洋军阀被迫同意陈独秀保释出狱。1920年初，京师警察厅准备再次逮捕陈独秀。李大钊得知后，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出京。彼时恰逢北方收账时节，李大钊雇了辆骡车，装扮为收账先生，让陈独秀坐在车内。为了避免陈独秀南方口音的暴露，李大钊出面办理了沿途住宿等一切交涉的事宜。在这辆雇来去天津的骡车上，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为美谈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岁月漫长，悠悠百年过去了，江山早已为之色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彼时当年下令处死李大钊的张作霖早已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而当初要求严惩他的“南方某要人”蒋介石早已兵败如山倒，只能退守在台湾岛，而李大钊死前念念不忘的“三十年后，必是赤旗的天下”的理想已经由他的学生毛润之实现。

守常先生已逝，但革命者的青春永远都在。

21世纪的我们，活在了革命者的理想中，而守常先生则永远地活在了我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