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的夏天

    屈原的诗歌借男女情事隐喻正值意见，实在是再妙不过的手段，这二者同样的敏感、微妙、只可意会。感谢他老人家给我们留下的光荣传统。接下来的话，是我脑洞大开，失去理智下的呓语。

    李教授曾经是一个像白白一样的反抗者，中正纪念广场上的热血青年和在美丽湾抗议的木宏都是一样的真心实意。可当他在掌握权力后，很快的堕落成了自己曾倾尽全力反抗的对象。他是独裁者的化身，拥有无法抵抗的力量，决定着你的命运，对你为所欲为，调教洗脑，而你对此几乎无能为力。

     白白是第一只在雨天嘶鸣的蝉，她首先是一个被害人，然后是一个被裹挟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最后在王老师方律师木宏的帮助下，清醒的成为一个坚定地反抗者，我们姑且称这一过程为转化。 转化是艰难而痛苦的 。白白的经历预示了所有先行者的命运：几乎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满满的恶意，少人认同，众叛亲离，太多人愿意以被害者有罪的逻辑来捅上一刀又一刀。他们的命运大多数是悲剧的，只有足够强大并幸运的人才能够坚持下来并且告诉自己：世界是错的，我是对的。他们是改变世界的火种，没有那第一声在雨天的蝉声，雨就不会停。


 林律师是既得利益者的代表，她与李教授是极为亲密的利益相关体，为了维护家庭的完整，催眠自己相信独裁者的谎言，并愿为维护他付出伤己伤人的代价。同时希望反抗者们与独裁者停战和解，好好过日子（注意她在美丽湾事件中的意见）。

     方大状是非常了解游戏规则的人，拥有强大的执行力与意志力，更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可以随时转换身份，今天是既得利益者的代理人，明天是反抗者的代理人。社会需要这种人，他们可以如此轻易的开始或结束一场战斗，并能给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谈判条件，他们是润滑剂，是稳定剂。可惜的是，表面风光的他们，对自己后院的那一把火无能为力，只好视而不见。

     王木宏是未成熟而坚定的反抗者们的代表。他单纯幼稚，又不了解规则，在这个游戏里是战斗力只有五的废物。可他代表着某种希望，是一颗能长成参天大树的种子。如果他能够经历那么大的磨难后存活下来，他就会成为王老师。
 
    王老师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高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她是木宏与方大状的混合体。了解游戏规则，意志坚强，手段高超。幼稚的反抗者们经历了自我阉割之后就会成长为这种强大的中流砥柱，这是一个大侠般的人物。他们知道该做什么，如何去做，愿意与可争取的力量结成联盟，而又决不妥协。如果没有王女侠，李教授的统治将会永远继续下去。

    白白妈、小玲、利亚是被裹挟者的代表，是转化成功之前的白白。小玲和利亚更是成为依附李教授而生存的人，她们通过身体交换得到音乐深造的机会，习惯这种生存方式，无法改变。他们深陷入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中无法自拔。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独裁者，甚至成为帮凶。他们无法面对自己曾经的伤痛，没有反抗的勇气，外部的世界太可怕，只有装作沉睡，试图再做一个美梦。可他们是真正决定一切的关键，真正强大的力量，一旦他们醒过来，世界将会改变。

    一些同学和大众是不明真相者的代表，他们没有意识到独裁者的真实面目。仍然喜爱他，乃至崇拜他。

    人到齐了，他们开始碰撞。

    李的出场已经是独裁者的形象，上课时“你们不是不可替代”的下马威更强调了他绝对权力掌握者的身份。
    “听说李教授喜欢演奏不好的女生”（独裁者喜欢欺凌弱小）。

    白白没有父亲，从小缺乏男性偶像与保护者。本身又是一个文艺女青年，道貌岸然而又具有音乐家气质的李很有吸引力。

    李教授是高明的职业强奸犯，注意他在以兽性情欲的后入式犯案的时候说的洗脑词：“你其实很漂亮”“我会帮助你，让你留在乐团”“我会让你的音乐充满想象力”“倾听你内心的声音，它知道你想要什么”“我会保护你”。这几句话水平极高，其中既有威逼利诱，又有交换条件，更给了受害人以虚幻的安全感，为她留足了一线希望。李是一个好猎人，白白是一个好猎物。陷入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她很快开始装睡。

     圣诞节木宏的表白是唤醒她的第一声，无意识自残代表着白白反抗意识的觉醒。一个人伤害自己的原因，要么是想惩罚自己，要么是想要唤起他人注意。白白二者皆有，一方面，惩罚自己自欺欺人，无法追求真正的幸福；另一方面，以伤害自己的方式吸引外部力量的拯救。她成功了，王老师第一时间以一个拯救者的身份出现了。

      木宏打李教授的这一场戏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反抗者的幼稚与无力，也看到了不明真相者对独裁者的维护。
  
　 方大状以一则小小的新闻成功的勾起了白白身为女人嫉妒和不甘的微妙心理。这是唤醒她的第二声。她开始怀疑自己那被自我催眠出的爱情是否真的能够实现。

      李教授拒绝了自荐枕席的白白，这是唤醒她的第三声。独裁者的虚弱与恐惧让白白看到了反抗成功的希望。
　
　 方大状和林律师之间的交流极有默契。在战斗开始之前，她们已经在为了彼此代理人的利益进行和谈。这两个人不会要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林律师对白白的攻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独裁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白白取代自己的地位。最好的方法就是付出一部分利益，让她自动退出。

    李教授和林律师在床上的对话让我们看到了独裁者离开既得利益者的支持后会有多么虚弱惶恐。独裁者与既得利益者需要彼此支持，一家三口才是真的，不是么？

     庭审的过程是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各种势力粉墨登场。我们看到了他们真实的表现。这一过程极具戏剧化而又清晰。我就不多说了。

　 电影的结尾理所当然的残忍而团圆，独裁者被报应收走，垂死挣扎的既得利益者无能为力，方大状坚持到底义正言辞，正义得到了伸张。被裹挟的人质开始反抗。结果是光明的，雨停了，蝉在鸣。
 
     导演希望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失败的革命。

      如果李没有死，白白仍然会败诉，小玲和利亚不会站出来，在林律师的帮助下，李的独裁统治将会继续下去，方大状所能做的只是为白白争取到她的一部分权益。短暂的退隐后，独裁者会继续抬头。白白的自杀未遂和木宏的车祸，象征着反抗者将会面临的考验与严峻的现实。而满是垃圾的美丽湾和那件被收进箱子里的毛衣，更让人感觉希望中的绝望。

      除了命运和时间，没人能真的打败独裁者。独裁者不下台，装睡的人还会继续装睡，清醒的人也只是白白清醒。孤军奋斗的反抗者的命运从战斗开始就注定了失败。除非，他们能叫醒更多装睡的人。

    这电影的三个名字和某些角色都挺耐人寻味。

    王老师和王木宏是像是导演王维鸣在人生不同阶段的自况。无论是青春热血还是老奸巨猾，永远是意志坚定的反抗者。

    白慧华的名字似乎颇有深意:纯洁聪慧的中华人民。白白被白白干了一次又一次，还做着热恋的美梦。

    电影在台湾名为“寒蝉效应”，是什么让人噤若寒蝉呢？

    电影在内地名为：“不能说的夏天”，故事主线发生在十月十五之后，和夏天有什么关系。在我们国家，这么多年，只有那一个夏天是不能说的。

    电影的英文名为“（sex）April”，让我们想起那家名为april的餐厅。“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哺育着丁香,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记忆和欲望,拨着沉闷的根芽,在一阵阵春风里”——艾略特《荒原》 所有的故事，都在这段诗句里。

    鲁迅先生的铁屋子里，有熟睡的人，有清醒的人，原来还有一部分装睡的人。感谢所有的主创人员，让我看到了 A Chinese Film。也要谢谢木宏打开了窗户，让风自由的吹，蝉自由的鸣。

≪不能说的夏天≫，怎么说呢，因为这片的题材，原本我是非常期待，但看完才发现，与想像的差之千里，而且又臭又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太拖沓，甚至是拖泥带水的地步，还没等到正题就睡着了，等到后面发现根本不对味，与其它的犯罪题材根本比不上。看得我很累，本片让我非常的失望。总之，爱看不看。

大多数人是从社会的角度去看待这部影片的吧，尽管它确实也是这样呈现的：从作为背景存在的都更事件、台北学运、美丽湾事件，到作为电影主体的校园性侵事件，都旨在表现的弱势群体的“寒蝉”声微，却不能止的涵义。但是，作为一个女性来看这部电影，心情更为复杂。

电影塑造的女性群像都各自承受着伤痛：律师方安昱在职场上能干潇洒，在婚姻危机的面前却是无力而脆弱的模样；她的学姐林律师，面临丈夫的背叛却要勉力挽回名誉及家庭的完整；白白的母亲，则是作为“外室”的无爱进而冰冷的形象。

但是，最痛苦的莫过于作为核心人物的白白——追求独立就意味着与母亲关系的僵化，涉世未深就遭遇教授李仁昉的性侵，进而演化成复杂的暗黑“畸恋”。从必须保守“不能说的秘密”到被误会而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对一个封闭内心不自信的少女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精神创伤。

这种创伤，是“PTSD症候群”、“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样的术语难以形容的，所以导演才会不吝用血色来表现伤害的残酷性。郭采洁的柔弱形象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巨大的说服力。当你看到一个瘦小的女生躬起身体，惊惶地看着流满了血的手腕，喃喃地说“这是怎么了”，眼角淌下泪滴的时候，谁都有一种我见犹怜的心痛。

电影用了相当的笔墨来描述白白的内向与天真。她不知道该怎么跟陌生人说话，但是木宏帮她拎箱子进房间，她居然傻乎乎地就关上门请他吹冷气。她对教授，也因为他谈吐的潇洒而有意乱情迷的瞬间。在被凌辱后，她不知求助，反而被教授的言语所迷惑，发展成畸形的情人关系。

正是因为白白的内向，情节才得以推动，因为遭遇性侵者众，但唯独因为白白的痛苦分外强烈，事件才演化得一发不可收拾。也正是因为女孩的天真，施暴与迷惑者才更加不可原谅。

其实，不同于大陆校园性侵案件里的猥琐男主角，台湾的导演王维明有意识地令”禽兽“教授显得风采洒然，戴立忍尤其擅长呈现这种魅力：博学、幽默、优雅。

不能否认白白对他有仰慕之情，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改变性侵这种行径的恶劣性质。痞子蔡曾经有一部小说，写一个胖胖的、不是很有魅力的女生暗恋新竹某高科技园的高富帅，后被强暴。女生并没有因为这是自己喜欢的人而感到幸福，而是强烈的被凌辱感。强制性行为，对女性来说，带来的只能是身心的创伤。即便白白与教授发展成情人关系，每提到他的名字，她还是感到恐惧（医生语），并陷入无意识的自残。在法庭上，她一再强调，”第一次不是自愿的！“。

至于她幻想教授对她的喜爱，并误以为两人陷入爱情，作为成熟女人的方律师一眼看破，”这是一种幻觉“。敢在第一次与女学生私下相处时便借机强暴的教授，绝非偶然地、纯洁地爱慕少女，而是一个老于此道的”惯犯“。而借势权力的性，哪里有什么两情相悦！

其实，在此之前，影片便多有暗示。初入乐团，小玲告诉白白，”教授喜欢吹得烂的学生，吹得越烂他越喜欢“；教授约午饭，利亚表现得满不情愿。最后，果然也证明，她们也是遭遇性侵的对象。

所以，作为教授妻子的林律师才显得可悲。因为她执意要维护家庭的完整和丈夫的声誉，而不顾他背叛婚姻与伤害学生的事实。在法庭上，她咬定是白白”追求教授而不可得“。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在家庭面前失去自我，甚至失去理智，这与传统里盲从丈夫恨”小三“的家庭妇女，没有什么不同，这才是可悲之处。

不仅是教授的妻子，几乎所有人都在辱骂白白不知廉耻地破坏别人的家庭，甚至包括她自己的母亲，也要怀疑她”是不是你勾引教授“。性侵之恶，却要女性来承担骂名；被侮辱被损害，除非缄默不语，否则就要被怀疑被舆论加倍侮辱，似乎向来如此。这是这部电影，也是这个社会症结最暗黑无解之处。

在电影的最后，还可以有教授败诉身亡，妻子赴台北开始新生活，遭性侵的女学生们纷纷发声。但是，在真实的生活里呢？有多少”寒蝉“未敢言语，有多少伤害含糊过去？

在这部电影里，女性是正向的，所以电影才会有温柔的和解，让方安昱重获幸福的家庭生活，让她与王老师之间的友情复苏，让林律师挣脱家庭的噩梦去台北重新开始，让白白和妈妈达成谅解。在我看来，这就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电影，身处弱势的女性如何为自己争取，争取公义，争取独立，在争取事业的同时争取幸福。这种争取是倔强的，好像白白说”谢谢你没有跟他们和解“，又好像方安昱在法庭上愤怒的姿态；但是，它的内里又是柔软而温暖的，因为女性之间彼此的关爱，就好像这部主题阴郁的片子，用的却满是暖色调。但是，正如现实中，李仁昉的原型未曾获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离公义，离完美的生活都还那么遥远。还有多少未达成在等待我们去争取，在争取的路上又要历经多少孤独与不理解，多少破碎与眼泪。

　文/梦里诗书
　　
　　根据真实校园性侵事件改编，电影伊始实对《不能说的夏天》有着一同韩国《熔炉》那般的期待，但见其成片一面是剧情人物塑造的乏善可陈，另一面过多不恰当的旁枝末节，使人更难明其主线，《不能说的夏天》原名取意噤若寒蝉的《寒蝉》，只是这蝉声虽响，奈何凌乱。
　　
　　
　　
　　这是部有着鲜明台湾气息的电影，固有的清新化运用在电影中是一种得体的柔美，这次的郭采洁也一改《小时代》中顾里那女强人的面貌，渴望独立却又性格软弱遭受性侵女孩白白的形象，亦然演绎的入目三分，风格与剧情在电影中做到了绝对的契合，但在剧情人物的塑造上电影却是苍白的，这种苍白感并非源于剧情的缺陷，相反白白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般真的爱上了戴立忍饰演对其强暴的李教授，这是其有别于同类型电影的独到，也是其最能动人心弦的深思，电影人物剧情的苍白实在于导演渴望将每一位演员的人物塑造上都做到面面俱到，用一部电影的时长妄倾诉所有群像人物的故事，反而忽略了白白这一核心人物她的内心演化，电影在其深层次探寻上是缺失的，人物情感终还是浮于了表象。
　　
　　
　　
　　《不能说的夏天》有着太过浓重的野心，却未能有其相称的能力，电影从一开始就并不仅仅只是希望给人以单一事件的感动，而是寄予呈现台湾整个社会的诟病，从开篇的拆迁事件，到台北学运运动的侧面穿插，在到美丽湾运动，这些与主线剧情实并未有绝对的必要性关联，而这些辅线的穿插还采用了跳跃性发展，这使电影在后半部分走向了迷失，对政府不公抗争的元素绝非不好，他们都能使电影如同蝉鸣般发出强大的声音，但过多且不合理的运用使这蝉声变的杂乱无序，未能给人以循序渐进的观感，使其本应是巨浪的剧情冲击化作了波澜不惊。
　　
　　
　　这是一部同《熔炉》极为相似的电影，在电影的最后，恶者都未能接受法律的严惩，只是前者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引发了整个韩国社会的反思，而《不能说的夏天》却甚还未能讲好一个故事，两者的差别自不言而喻。（转载须注明：原作者梦里诗书)

　 郭采洁从《小时代》里那个泼辣，市侩，拜金，冷漠的大小姐转变到《夏天》里面的胆小，腼腆，单纯甚至是弱智的白白，这次角色的塑造是成功的。
　　
　　 故事很无趣。讲述的是一个大学的音乐叫兽强奸女学生的故事，女学生恐惧于叫兽的权利，不敢报案，甚至天真的误以为“自己爱上了叫兽！”就连在法庭上作证，也萎缩的解释成自己与叫兽的性行为是“自愿的！”
　　
　　 台下的观众无不骂娘，指责！怎么会有如此懦弱的女人？
　　
　　 “当李教授死后，利亚与玲玲等一干受害人都站出来指证李教授对她们曾经做出的兽行。。。。。。”片尾字幕出现时，我瞬间理解了电影要诠释的意义。
　　
　　 这不就是另一个版本的《让子弹飞》吗？谁赢他们帮谁！在强权政治没有倒台前，老百姓是愚昧的，无知的，胆小的，心怀敬畏的！他们不敢起来反抗，不敢发出内心的声音！
　　
　　 所以看似弱小的白白，实际上是勇敢的，她敢第一个站出来，尽管还是畏畏缩缩，语无伦次，但与那些缄默的人相比，已经强了很多不是？
　　

看到标题，你可能觉得。怎可能？唬烂的吧？电影怎么可能改变社会？别说不可能，电影真的有机会拯救世界。
 
『电影最棒的可贵之处，是社会对话。』这句话是戴立忍导演曾经在跟我们聊《不能没有你》的时候的一个态度。戴立忍导演当初举了巴西作品《无法无天》，因为该片讨论贫民窟里的毒品黑帮等议题，票房大热，国际关注度高，当年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改编剧本、摄影与剪接。
 
从奥斯卡殿堂红回来到巴西，据悉最后巴西政府因此下定决心研议贫民窟治安等问题。后来改良成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政府确实也因为一部电影的卖座而动了起来。
 
日前上映的《正义辩护人》更是拿南韩已故总统卢武铉人生上半场，为人权奉献的精彩纪实当蓝图。影片讨论当时被打压的异己声浪，最后男主角宁愿上法庭对抗政不公不义，上街头也不辞辛苦。


卢武铉后来成功当了政治人物，也做了不少他认为对的事情，特别是对美国与日本的政治立场采取强硬派。但他家族之后深陷的贪污丑闻也压垮他所有名望，后来选择跳崖自尽。
 
成为政治人物，一生可受公评，那些负面的，都是后来的事了。若非他当年争取人权，后来南韩能否终止威权路线？还很难说。《正》片在南韩大卖，达到观影人次1136万(南韩人口约5千万，相当于每5人就有1人看过)，一度成为本土最卖座冠军(今年又被《鸣梁》的1400万人次超越)。
 
相对来说，拿台湾最卖座的本土片《海角七号》创下5.3亿票房，推算约260万人次看过，等于全台每10 人才有1人看过。足见台湾整体观影人口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正》片大卖之余，更让新生代的民众对卢的生平感到好奇，因此与卢相关的书籍都瞬间销售爆增。电影带动民众对历史的观注度，而不应该只有浅碟式的沾边窥奇。

电影人有义务要说出『真相』。电影人也有义务要关心社会。电影作为娱乐大众的出发点之外，最重要的是『社会对话』。可能因为一部影片卖座之后，电影里所要说的，就会成为舆论的焦点。

例如南韩另一部好片：《熔炉》。这片也是改编真实事件，谈论一个聋哑学校里的多起性侵＋暴力事件。在官官相护之下，当年那场官司，留下很多遗憾。电影卖座之后，在社会压力之下，要求重新调查这起性暴力事件。后来该片成功唤醒外界关注当年真实地点，舆论压力亦促使警方成立专责小组，重新调查案件，当年涉案的其中一名63岁金姓教职员曾在2006年二审中被判缓刑获释，但于2012年7月5日金先生被改判为入狱12年。

这就是电影最伟大的地方。并非民粹。

《熔炉》电影里的那句话『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虽然目前真实世界中，被害者共七名家属后来有跟三个单位要求赔偿，分别是学校，国家政府，与光洲市政府。但在上诉时，法官认定性侵与教育全受损部分「证据不足」，判家属败诉，家属还要再抗告。这条漫长的道路，本来就不容易，但若非电影召唤起这么多讨论，当年的被害者家属恐怕永远没有机会。
 
台湾呢？台湾也有。南部某特教学校也发生了跟《熔炉》相仿的情况，能否有所改变呢？我不知道。但应该得到关心。
 
去年《看见台湾》与《十二夜》也都成功得到媒体焦点，前者甚至还得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角度不同，高度产生新的观点，让人看见台湾黑心商人与政府有多么紧黏，整个台湾被啃蚀成那样，能不心痛吗？你看了不会想要有所行动吗？《十》片中的流浪动物亦然，领养代替购买的观念也更该深植人心。
 
接下来要上映的《寒蝉效应》也是，改编起一桩真实性侵事件。当年多少女学生因此身心灵受到打击，若非一位勇敢的女学生愿意配合，恐怕没人知道在台湾的某一角正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
 
台湾也许久没看见法庭戏了，导演王维明调度得宜，光两位女星徐若瑄与贾静雯的针锋相对煞是精彩。郭采洁也表现称职，值得肯定。
 
这些作品都证明，电影不该只有通俗娱乐，更能肩负更高责任。讨论社会，改变社会。如果可以有机会改变社会，那应该是很多电影人的己志。
 
是否，不能没有你，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