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

对于鼎鼎大名的《钢琴家》，一直心而往之。因为是2002年的片子，再加上，听说获奖不少，冲着好莱坞模式的电影去看的，我又自以为是了一把。呵呵，还好自己之前的自以为是让我对这电影有了新的理解。 片中以二战为背景，以德国迫害犹太人为导火索，表现一个犹太钢琴家在长达近13年的战争时期内如何生存，并坚持下来。说实话，情节很简单，这么说下来，任何人想的都会是那个钢琴家是如何如何的坚毅，如何如何的坚强，如何如何的英雄，扛过那么久，并生存下来。其实，不然，片中的钢琴家就是一个人，一个超级普通的人，先是活着。 导演没有将我们的主人公描写的那么伟大，那么英雄，完全不是好莱坞喜欢的英雄模式。我们的钢琴家，会为了五斗米折腰，该有的气节在战争面前统统不见了。恼人的袖章，一边骂着不带，一边挂在自己的胳膊上；为了饭，乞求一份工作；为了家人，架子是啥？为了生存，跪了，求了，哭了；哪怕低声下气求之前的爱慕之人，哪怕装死人，哪怕那水到嗓子里快恶心的想吐，哪怕像过街老鼠一样居无定所……我们的主人公，在努力的，活着…… 中间钢琴家对于自己的处境到处找人帮忙的时候，我有点气愤，为什么不站出来，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去奋斗，哪怕死了，也是光荣的。 从一开始钢琴家拒绝朋友的当警察的介绍，到后来钢琴家被那个警察朋友救了，与父母分散，真的是成也钢琴，败也钢琴。到中间，钢琴家乞求朋友帮忙送信，朋友说“出去很容易，难的是你怎么在墙的那一边生活”，再到钢琴家卖表时说“饭比时间重要”，最后，钢琴家找到一个罐头，打开的时候撞见俄国上校，继而弹琴，继而交流，从始至终，钢琴家带着罐头，生怕不见了似的。处处彰显着一个人的活法。 电影终究是电影，就算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那终究是电影，那么就有电影特有的潜台词。德国大兵对一个犹太老人的羞辱；一个孩子的夭折；“若你刺我们，我们不会流血吗？若你们抓我们痒，我们不会笑么？若你对我们下毒，我们不会死去吗？若你加害于我们，我们不应该复仇吗？”；20波兰币一块牛奶糖，全家人最后的一餐；只有自己的时候，面对这钢琴只能动动手指头，使劲幻想着音符；生病的时候，手指依然在弹。 全片没有将钢琴家打造的像个英雄似的，就连搬砖的时候失误被德军打，一直受着，从未用手挡，朋友揶揄他说：真希望你弹钢琴比你搬砖强。我想做为一个年轻力壮的青年，出点力气应该不算什么，那么，就是我们的钢琴家在保护自己的手。 最后，翻过墙去，一片狼藉，渺小的他在废墟中无限被放大。在给德军上校弹琴的时候，那种自由奔放。战争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人的事情。上校手边的全家福，我想上校帮助钢琴家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钢琴家吧。 “战争结束后，你准备干什么？弹琴吧。”“你为什么穿那件德军的大衣？我冷。” 片中主人公台词不多，但是戏挺足。一个钢琴家，要演出的不仅仅是他的隐忍和坚毅，还有那双手。

他战战兢兢地搬来椅子坐在钢琴前，不安地抬眼看他，但又很快移开视线，那人的的烟灰军装，以及别在腰间的枪灼伤他的眼睛。他把指尖放在黑白琴键上，骨节僵硬，颤抖着不知所措。但只要跳跃那双沾满污垢的手，他就是音乐世界的神。

他从未听过这样悲怆动人的《升ｃ小调夜曲》，使他忘记琴架上的纳粹军帽，忘记德国军装肩上显赫的军衔，只在这首融入奏者全部苦难与哀伤的乐曲中蹙紧了眉头，若有所思。从听到第一个音符开始，他就感知到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嘤嘤共鸣。

这是1944年华沙犹太废墟。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战役，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而波兰犹太人，乃至全世界犹太人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他们被迫戴上蓝色大卫之星袖章，禁止进入公园和餐馆，甚至不准走人行道。拉德加斯特火车站更是所有犹太人的恐怖梦魇。大批的犹太人就是在这里，坐着装牲口的火车，被送往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

瓦拉迪斯罗·斯皮曼(Wladyslaw Szpilman)的亲人也在其中。作为波兰天才钢琴家的他，被一位听过他演奏的警察所救，才幸免于难，开始了四处躲藏，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

有一次他进入一所废弃的住宅寻找食物，不幸与一位德国军官狭路相逢，就在他静等死亡来临的时候，那位军官得知他的身份以后，却叫他演奏一曲。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当时斯皮曼绝不会想到，自幼热爱的音乐，早已使这名军官的内心充满对苦难人民的慈悲与怜悯。这位将来会有数十名犹太人请求赦免无罪的德国纳粹，名叫威尔姆·霍森菲德（Wilm Hosenfeld），出生于1895年，他像任何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一样，参加了纳粹冲锋队，两年后又加入了纳粹党。他为能够参与祖国的复兴而陷入狂热的心醉，完全没有预想到“卐”字标志即将给全世界带来的灭顶之灾。

二战爆发，霍森菲德再次应召入伍，１０月，他被派往波兰帕比亚尼采，管理战俘营。

就在这期间，霍森菲德对他所拥护的希特勒“平等”主义产生了困惑。他深深同情挣扎在纳粹铁蹄下的波兰人民，并为他所效力的组织的罪行痛苦万分。１９４０年冬的一天，霍森菲德看到一群德国兵毫无道理地毒打一个波兰孩子，随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所有的热情都熄灭了。看到我们的人在波兰的所作所为，作为一个德国军人，我感到羞耻。”

１９４２年，霍森菲德晋升上尉。他在驻地开了波兰语课，请来授课的是他一位波兰朋友的哥哥。当德国人节节败退的时候，这位教师对他说：“你们打败了，扔掉你的军装吧！我们会把你藏起来。”霍森菲德拒绝了，他说：“我知道上帝在诅咒德国人，但我不能抛弃我的同胞。”

霍森菲德对犹太人的善行，仍不能改变法西斯的穷途末路。1944年12月12日，苏军抵达，德军撤退前夕，他最后一次来到钢斯皮曼的藏匿地点，像往常的许多次一样，他带来了食物，甚至还留下了他的军大衣。他问了斯皮曼的名字，希望可以再次听到他的演奏。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７日，霍森菲德被苏联红军俘虏。１９４７年７月，他在战犯营中风，两年后拖着病体接受审判；１９５０年被判处死刑，后减判为２５年苦役，他被指控犯有侵害波兰平民罪。

直到这时，斯皮曼才知道霍森菲德的悲惨遭遇，他立即上书给政府请求帮助，得到的答复是：“如果他在波兰，我们可能给他自由。但是我们的苏联盟友不愿释放他。”

判刑一年后，霍森菲德再次中风，瘫痪在床；１９５２年死于狱中。

恢复和平以后，斯皮曼将这段经历写成回忆录《死亡的城市》，于1946年出版。但由于书中描写了波兰犹太人对当时苏联的不信任，遭到苏联查禁。直到90年代，这本书才改名为《钢琴家》在美国重新发行。2002年被波兰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搬上银幕，一举夺得第55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可惜，斯皮曼没有看到他的朋友霍森菲德感动全世界的场面，他于2000年7月6日逝世，享年89岁。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这对老友，56年后在另一个世界相聚，只是这一次，没有恐惧战栗，没有负罪歉疚。

“肖邦？”

“肖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