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

因为是工作人员，我自己看《四个春天》已经太多遍了，多到一抬表就知道走进这个厅大概会出现哪个镜头。但我没想到的是，整个后期都非常冷静的我本人其实在最近最后几遍看的时候，在这么熟悉的镜头里，好几次湿了眼睛。

说一些影片细节和工作细节吧，是屡屡感叹，不算爆料。

·全家聚会的时候，大家说“喝酒喝酒”，妈妈赶紧扔下手里吃的舔舔手指头举杯，舔手指头真是不要太可爱。看了好几遍以后才发现扔下的是个大鸡腿。我后来问饭叔：“你家都是妈妈吃鸡腿哦？”饭叔：“当然啊！”我们从小看了太多妈妈只吃鱼头鱼尾巴的散文，突然看见一家全家宠妈妈，给妈妈啃大鸡腿的家庭，真好哦。

·送腊梅来的邻居大伯对爸爸说：“谢谢您！”这里是，你收了我的礼，我反而要谢谢你，因为你是我尊重的人啊。腊梅在屋顶长了四年，爸爸第四年上去看，悄悄说：“黄的，不好看。”real耿直老人家。

·爸爸离开罗甸老家已经64年，但每年都要在自己的小家祭祖。

·和很多家庭一样，爸爸在家庭里的位置总是又巍峨又谦卑。97年的录像里，爸爸感叹半天“全家聚齐不容易”，全部儿女的反应都是：“啊？”潜台词是“你在说啥？”我都能想象得到镜头后面爸爸又慈爱又无奈的笑容。

·全家一起出游的时候，姐姐手上就拿个手机放着音乐挥舞双手唱歌，包是给爸爸背着的。真的就【我自己女儿我乐意宠着，多大都宠着】既视感。

·爸爸还帮导演扛过三脚架……应该就是那个后来我们解释不清的，1500元的三脚架……

·这个包包，在姐姐去世以后，佟畅抱着遗像说“妈，咱回家了”那个镜头里，静静躺在床边箱子上。

·全家一起出游的剪影里，姐姐拧了一个姿势，哥哥在给她摆拍照片。一点不带羞涩的。

·姐姐的病况应该发展得很快，因为脚趾上的指甲油，也就半个月到一个月前才涂过。

·有几场是这么接的：先是爸爸拿了一个硬盘给妈妈看“里面还有好多电视剧哦”，结果听到姐姐唱的《风雨兼程》，接着是爸爸在天井里的仰望，然后下雪了，老两口踏雪去女儿坟上。我们一直到定剪前一天，这首《风雨兼程》都只唱到爸爸在天井里仰望。出录音棚前一天，录音指导孙艾琳鬼使神差的把音乐拉长了想听一下，结果发现意外的严丝合缝，严丝合缝！我看完了几乎是手抖着让导演从楼上调色机房下来看。

·真的你们去看，这里的画面我们一点没动，姐姐唱到“山高水长路不平，携手共攀登”的时候，爸妈拄仗并行的背影，唱到“风光在险峰”的时候，爸妈就走到山路上了，歌声停下，妈妈叹了一口气：“唉……”严丝合缝！我们都傻了，大家都在说谢谢姐姐。

·爸妈走到山路上的时候，头顶有一只大白鸟，绕着爸妈飞——这个是饭叔的朋友们最早发现的。

·爸爸在坟边雪地里，用登山杖写的字是姐姐的名字：庆伟。我看着笔划认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哽咽了半天。

·给姐姐写包袱和烧包，用的都是外甥的名义，外甥工作也忙，也不在家，估计年纪小也不懂好多规矩。姥姥姥爷帮忙写好了，嗯。

·外甥佟畅的东北口音，也折射着姐姐生命的流变吧……

·爸妈用的都是专业登山杖，不知道是哪位儿女买的，还是自己网购的——超好！

·修这处声音，是七月的事，当时以为就定剪了。到十一月，艺术顾问王老师又亲自盯着修了十四个镜头，看不太出来的十四处修改，主要是把气质上的东西再稳一稳。

·缝纫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掌握不多的技能，饭叔写过，早年妈妈的缝纫绣花都是为了补贴家用，还在踩缝纫机的家庭真是不多了啊。声音这边很仔细的贴了一点缝纫机的声音。

·我们的很多声音，都是声音指导一点点和导演沟通，力图回到当时的空间、季节、空气，做了很久。这点我们一直非常坚持，如果声音不雕琢细致了，画面的观看也会被干扰。尽力了。

·“你把这里的鸡叫给去了吧，我总觉得太强调环境了，毕竟小城镇，这个鸡……”录音指导回头冷冷看着我：“去不掉，这里是同期鸡。”“哦好的，对不起啊，让同期鸡随便叫，随便随便。”我们后来就出现了“同期鸡、同期狗、后期蜜蜂、后期牛铃”……各种调侃。

·29.97帧率的问题最后也没有彻底解决，声画抽帧位置不统一。首映式当天，剪辑、声音、我站在主厅一个小角落里，一起说，哟，抽帧了……算了就这样吧。

·录片尾曲之前，大哥来我们家讨论方案。现在也都知道了，大哥是十岁上大学的神童，姐姐是八十年代大学生，饭叔中学辍学……那天我问大哥：“你们家谁成绩最好？”大哥随手一指饭叔：“他。”毫不犹豫。教育焦虑恐怕是现在城市中产最大的焦虑，在这个家看不到一点痕迹，没有人因为这个弟弟的学历不如哥哥姐姐，就对这个弟弟有任何歧视非议。

·所以我也无数次在说，如果我们从这对老人身上学习他们对子女的爱，那是完全没有交换条件的、纯粹的爱。你是我的儿女，我就为你骄傲，而不是你要考多少分你要上什么学你要多有出息。你看爸爸对导演说话：“哦，庆屹……”“庆屹你快来看，今年的燕子又来了……”这样平静有爱的语气里，看不出和对哥哥姐姐有任何区别。

·争气有早晚，45岁出处女作也很好；而且，养育儿女，何须一定要争气。争也好，气也好，都是给外人看的啊。

·暂时没了，但总觉得写掉了好多，想到再补。

一年多前冬天，大约11月初或中下旬，饭叔的《四个春天》刚刚粗剪完成时，曾和家人朋友一起到他和哥哥在顺义租的小院子去看片子。电影起始，画面仍是黑的，声音响起，我仍在说一句什么话，经已看过的朋友提醒，才知道是丧歌。心里很觉歉然，这时仔细去听，才发现音声的婉转幽咽。

那个粗剪版本的电影很长，大概有五个多小时。当天肯定看不完，大家都说先看一点。宝宝不时哭哼，朋友为了让我能多看一会，几次帮我把他抱到院子里去转圈。那时他已经很沉，冬天穿着外套，尤其难抱，我担心她累，又怕宝宝冷，时不时跑出，最后断续看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宝宝要睡觉，便到旁边一间房抱他哄了很久。天气很冷，郊区的冷比城里又更甚一些，出来时天色不早，他们也不再接着看，大家围在一起吃火锅。那次我零碎看的部分的印象，就是饭叔的父母在我们国家，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对父母。这难得不是说对子女的爱（虽然那种对子女不求回报、尊重其意志的爱也很难得），而是他们自己生命中充盈着艺术的氛围，对自然有意识的、醒目的观看。那一个多小时里很多是饭叔妈妈的镜头，唱山歌，做鞋，给亲戚扯药藤，使我分外觉得她像是地母一般的存在。直至前几天第一次看完全片，却觉得爸爸的形象在影片里更丰富了起来，对音乐的热爱，对家人润物细无声的温柔，都在一点一滴中表现出来。

饭叔爸妈都热爱音乐，对此也显然都有很高的天赋。饭叔爸爸会二十几种乐器（电影里当然没有将这些都一一表现出来），条件不足时自己动手做乐器，自己摸索着学，电影里时常有爸爸唱歌或拉琴的镜头。饭叔妈妈也会一些乐器，而电影里着重表现的，是妈妈唱的山歌。妈妈和她的好友余姨妈，是地方上唱山歌的好手，年轻时常常被人请去迎亲送亲的场合唱歌。影片里余姨妈和丈夫来玩，和妈妈回忆起从前和人家对歌，“那时候，跟羊凤的对唱，哉耶，她讲，哉耶这两个婆娘，尽遭她们捆得紧紧的，她们讲，平塘歌捆人哦”，“她们找不到路咯嘛，她们的歌唱完了嘛”。说着说着，两人又唱起山歌来：

春来桃花满树开，

一叶小舟荡波来，

今天同观那西湖景啊，

笑在眉毛喜在怀。

人无艺术身不贵，

不会娱乐是蠢材。

这句“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几乎可以说是电影一方面的概括与写照。这种对山歌、对音乐的热爱，也不仅仅是一家的爱好，而可以说是一地的风气，是整个地方的氛围的烘托，使得这里的人表现出那样浓烈的对艺术的爱，也不显得突兀。电影第二个春天里，爸爸94岁的二哥生病住院，姐弟三人陪父亲回到已六十几年没回的罗甸家乡，在医院的病床上，二伯甚至还和爸爸一起唱起了歌，唱完感叹，“好听啊”，“感动人啊，这首歌”。在那边的家里，也一直缭绕着地方歌曲的音乐声，青年的亲戚一边洗衣服，一边缠绵地唱着“哥哥好比芭蕉叶，妹妹就是那芭蕉芯”的场景，简直动人摇曳。

除开对音乐的热爱，饭叔爸妈另外难得的一点，是他们对于日常生活里诗意部分的格外敏感与由衷欣赏。这敏感与欣赏来源于他们拥有的丰富、温柔、友爱的内心。平平常常——在大多数人眼里可能是平平常常——的大地回春、万物生长，在他们留心的注目下闪起光来。他们述说这些场景时语气认真，态度欣赏，朴素的语言出乎天然，因此显出格外的珍贵与诗意。春天屋檐下的燕子，是一家人常常注目喜爱的所在，影片里妈妈描述燕子的话，照着写下来，就是绝好的文字，我在看的时候心里不得不为之一动，这是多么好的艺术的话！而她就那么自自然然地把看熟于心的东西说出：

哉哟，才好看哦，

呜——往到底下底下的，呜又到那边去，

到顶顶，一梭又下来，

一刺就飞到地下，

又昂到高头边去，哉哟，最好看了

说麻雀，“它一多多的来，一群群的来呢，也叽叽叽叽的，好玩意喂。这样就显得闹热，如果它不在这里，等到晚夜，你就去看那树子，这些麻雀怎么还不来呀”，也是极动人的话。影片里爸爸说的很多话，也都是这样，自然的，文艺的，流淌着感情的，难得的。他常常留意到风的到来，站在山坡上，看到远处，“松涛，松涛”，站在家门口的窗前，“你看风又来了，你看树影婆娑的。左摇右摆的”。还有两人一起到天台上种菜的地方找蒲公英球来吹着玩的片段，看预告片时，很容易将这种场景误会为投合观众的喜好，但影片中有了他们前后说的话，氛围顿时便变得不同了起来。吹光了蒲公英球之后，妈妈一边哈哈笑着说“完了完了”，一边又说，“过几天又来玩，过几天又来吹。过几天又成了喽”，使人一下子领会其童心。

他们又都有很强的好奇心，面对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电影里除开低沉的第三段，其他时间的春天看起来仿佛都很轻快，但其实还是可以从他们谈话、从爸爸九十年代和后来录制的旧视频里，看出他们度过了很长时间艰难的生活。其实一对平民夫妻，将三个子女养大，在那样的年代，就不可能是一件轻松的事。上山砍柴，开辟菜地，理发做鞋，每样都要自力更生。但他们常用的词是“闹热”，“这样就显得闹热”，“这样才显得闹热”，这里面有的是一种活泼泼的乐观与勤劳坚韧。电影里爸爸讲以前经历过的困难的事，常常结尾以“好玩”“有意思很”，明明是艰难忧愁的事，就这样轻轻地在带一点笑意的喟叹里过去了。

最后成片的电影，节奏已和我初看时大不相同。整个影片的线索非常清楚，也很紧凑，使人在看时，丝毫没有冗长之感，只是沉浸其中。纪录的特质使它看起来像是年复一年的碎片，但周而复始之中，“流”与“变”都在发生。第一年春天主要营造的是过年的气氛，以及父母寻常生活的展示：天井里大圆水池边的忙碌，蕨菜初生时上山打蕨菜、爬山，和亲戚朋友们一起上坟……在这种轻快的叙事中，父母的性格与周遭的环境显现出来。主要人物一一出现，后面故事隐秘的线索其实也已埋下，只是身为观众的我们，要到后面回想才能意识得到。第二年春天则着重于音乐在生活中的意义，之后便急转直下，第三年亲人逝去与回想，第四年缓慢的复苏，如同深冰的河流，在又一年春天终于裂开新的裂缝。人生的意义，老年的相爱与陪伴，生活的辛劳与诗意在这里凸显。

【以下有关键情节透露，不过个人感觉这个电影不怕剧透】

之前看有人说观后感的时候，常常说“泪点”。但是“泪点”显然不是这部电影的追求所在。作为一个平常泪点极低、对悲剧承受能力极差的人，本来我已准备好纸巾，后来整个观影过程中却并没有拿出来——并不是没有哭，而是可以控制在默默流泪的程度。从姐姐生病住院到去世、下葬，的确流了很多眼泪，但电影显然刻意避免了这种伤心欲绝的渲染，只有在不得不为之的伤心的顶点，才有一个自然的爆发（姐姐下葬时，侄儿跪在棺材头上，大喊了三声“妈”，是整个影片里我觉得情绪最为强烈的一幕）。这是导演有意为之的剪辑才会出现的效果，因此看的人虽然伤心，却并不会觉得受到折磨，或者可以说，在这个电影里，连伤心都是温柔的。这种温柔自然其来有自。余下绝大部分镜头，都是温软的、和暖的，像五月的风吹过盛开的金银花。我在看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忍不住笑了起来，为两个老人之间好玩的动作话语。

影片对出现的音乐的有意选择，也反映出导演从小在家庭里所受的熏染。四个春天，无数素材里，父母唱歌的镜头显然远远不止这些，而导演的选择，显现了一种隐隐与电影节奏、情绪、走向的呼应，无论是“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还是爸爸站在山坡上和坐在电脑前唱“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飞到了遥远的地方，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并不惋惜”，“让道路引导我们奔向前方”，观众不难在观看过程中感觉到这种暗流的联系。

关于电影中音乐的选择，我特别喜欢的，还有葬礼中两个当地老人坐着唱孝歌那段。这一大段使我感觉非常震撼。在这极度悲伤的场合，导演并没有去表现家人撕心裂肺的场面，而是让两个看似无关的老人在那里唱着孝歌，一句一句，把那么一大段词唱完，这手法实在是太“电影”了。那唱词兼具古意与现代，音韵宛然，使你在听的时候，觉得它既一句一句紧扣身为一个母亲的女子的命运，又暗暗指向了姐姐的一生。在电影之外，姐姐丧葬的一段，其实也是一段丰富的地方民俗资料，在使人了解贵州的丧葬习俗方面，也具有独特的意义。

电影的最后，爸爸和妈妈终于从丧女之痛中稍稍恢复，爸爸拿起一年多没再摸的笛子，说：“一年多没摸啦，都灰完了。”嘟嘟试吹了几声。年年过年要熏的香肠，在停了一年之后，也熏了起来。生活可能永远没法恢复到姐姐去世前那种完满的欢乐了，但是，在愁云笼罩的哀伤里，相互陪伴的人还是重新捡拾起快乐的片段，并把这快乐告知泉下的人，要使其也不寂寞。就像那种在坟上的七八朵七八朵一起开的桃花，“好多哦，那时你没看见，这蓬花漂亮得……”

素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4年的拍摄时间、250多小时的影片素材、1年零8个月的后期剪辑……使得这部即将登陆全国院线上映的纪录片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其他院线影片的独特气质，然而如果你热爱生活、相信真情，就会发现任何对这部纪录片的溢美之词都实至名归。

一、对生活的真诚凝视：“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

众多优秀的电影导演如伊文思、安东尼奥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小川绅介都曾强调在影片创作实践中对生命的凝视和倾听的重要性，只有用心灵去观察生活、摒弃虚伪空洞的陈词滥调才能拍摄出真正的艺术影像。《四个春天》无疑就是一部用真诚的眼睛去凝视故乡的人和风景的影片，正是由于这样的创作理念，才使得影片可以透过深情质朴的镜头捕捉到个体生命的生动气韵和自然风物的美好变幻。

（一）切近平视的拍摄视角和客观的人间观察

由于是拍摄自己的父母和熟悉的故乡，《四个春天》获得了纪录片创作中最难能可贵的拍摄视角，儿子目光的深情凝视使得观众可以最近距离地走近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而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使得导演陆庆屹的父母在镜头前毫无压力，自由本真地呈现原初的生活状态。

深情切近的拍摄姿态使得影片成功捕捉到了一家人四年间在小镇生活中的无数美好细节和暖心时刻。摄影机镜头自由欢快地游走在这个充满爱的小院里，两位老人相濡以沫的幸福生活和故乡小镇的和谐温情被真诚的创作者如实地记录在这份家庭影像上。更难能可贵的是，导演并没有因为是拍摄熟悉的家人和生活就过多地介入自己的个人感受。相反，导演选择了冷静节制的影像处理方式，通过如实还原生活中的自然片段给观者留下由自己经验去填补的感受空间。因此，在《四个春天》里很少看到人物的特写镜头和刻意的情感渲染，即使在后半段姐姐去世的悲伤段落，导演也依然选择使用中近景镜头去记录一家人生离死别的痛心时刻。

（二）深情质朴镜头下的坚韧生命力量

导演陆庆屹对父母最崇敬的地方就是两位老人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那种面对各种生活困境却依然“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在《四个春天》中最显著的体现便是一家人贯穿全片的歌声，大家时常会在饭桌旁、山间小路上随时哼唱起欢乐的山歌，擅长各种乐器的父亲更是常与母亲在庭院里开心地合奏。

音乐的力量不仅带给父母一个个明媚的春天也支撑一家人最终走过了姐姐患病、离世的艰难时光，两位老人并没有被生活的苦难所击垮，春天燕子归来时我们再次在父亲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笑容。天台上的花次第盛开，一家人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歌声又开始出现在这个可爱的院落里。

“坚韧而温柔的人，会对生活怀有感恩之心。”在陆庆屹深情质朴的镜头下，父母丰裕的生命力量被一点一滴地汇聚起来，最终形成了整部影片宝贵的精神气质。陆庆屹曾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影片中的“诗意”既体现在导演父母对生活、子女、艺术和自然的热爱上，更存在于人们在面对生命易逝和人生苦厄后依然能够继续乐观坚强地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中。

（三） 时间、空间作为重要角色

除了生动可爱的人物形象，在《四个春天》中另一类重要的角色便是时间和空间。片名“四个春天”就简明地点出了影片所记录的时间切片，全片的整体叙事结构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在这四个不同春日光景中发生的故事。大地回春、柳树新枝、刺梨发芽、燕子归来、万物生长等季节轮回中的风物变幻成为了影片的重点呈现对象，在这四年间的时光流变中出现了众多反复重复的日常场景，人与时间的关系及对自然变化的依恋便无声地通过镜头语言表达出来。

《四个春天》还使用了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中的“观物取象”和“赋比兴”手法来进行主题表达和电影剪辑，如姐姐在影片中的第一次出场以及孩子们过年归家的场景便与春日燕子归巢的镜头剪辑在一起。几次“燕子归巢”与“游子返乡”不仅是串联起故乡“四个春天”的重要时间符号，也是形象表述和有效承载子女与父母之间亲密关系的情感元素。

此外，位于黔南地区的故乡小镇独山也是作者镜头的深情凝视对象。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曾写道：“一部成功的电影，风景的质感必须要能够让人充满回忆和诗意联想。”在《四个春天》中，家中小院的天井、故乡的野山和平静的水塘等场景多次作为人物活动的重要空间出现在影片中，美丽家乡的自然风光不仅倾注着导演对这片土地和风景的情感，更是感染观众、唤起人们对故乡思念的重要因素。

将时间和空间作为重要角色，使得《四个春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回归现象学叙事的纪录片，它通过仰观俯察的观物方式让影像呈现出一种本真的生命质感，并与影片热爱自然和生命的主题完美地实现了契合。

二、现代性语境下的心灵救赎

《四个春天》对父母生活和故乡风物的本真呈现让观众暂时忘却了现代都市里的喧嚣生活，获得了一种人与世界和谐统一的难得生命体验。在这个世界里，父亲、母亲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并乐在其中，劳动不再是现代社会使人异化的生存手段，而是重新成为了目的和自由、幸福的显现。燕子是“四个春天”接连到访故乡小镇的使者，使用机械钟表和数字计量时间和季节的现代方式被影片摒弃，让生命回归到了久违的自然节奏和律动之中。

因此影片之所以能够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唤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共情的主要原因无疑在于成功用记录影像的方式暂时缓解了现代性语境下人类的心灵危机。海德格尔曾说，“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的错误的危险。”在这个“欣赏和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审美教育书简》席勒）的由众多无生命部分组成的机械生活世界里，人类被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每个人都把自己变成了冰冷机器上一个断片。对于处于无“家”可归状态的现代人的这种巨大矛盾困境，海德格尔寄希望于精神“还乡”，席勒则主张回到“审美的王国”实现心灵救赎，在那里人类摆脱了一切束缚，从各种物质和精神压力中解放出来，并恢复了遭到近代文化和技术时代割裂的人性的完整和自由。

此外，不同于其他类型影片被人为建构和操控的虚构影像，记录影像复制现实的独特能力也被格里尔逊、安德烈·巴赞、克拉考尔等众多电影理论家视为“对现代性中人类状况的一种深刻救赎”。通过复归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所言的“辛辣，珍贵和具体”的事物直接经验，记录片得以通过拍摄具体的“生活世界”而与被重新编码的拼贴、虚假的后现代拟像和媒介景观实现了成功的对抗。

因此，《四个春天》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重返自然规律的乡村生活的真实记录，对于纯洁本真的人性、充满爱的人际关系的温暖呈现，让人们重新看到了一种“完整性”和“无限的潜能”，而父亲、母亲对艺术的挚爱更是让异化、分裂的现代人重新通向自由之境，进入审美王国，并实现了内在统一。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极具象征意味，同时也是蕴含着导演最深切情感和奠定影片整体基调之处。姐姐死后，去山上的墓地陪伴女儿成为了老两口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女儿的坟边种上了土豆、辣椒等作物，让曾经荒芜哀伤的空旷之地开始出现了勃勃的绿色生机。在第四个春天的细雨中父亲、母亲撑着伞望向远山，再次携手唱起了那首熟悉的《青年友谊圆舞曲》。

同一个镜头画面中“生”与“死”两种视觉元素对比强烈地并置其中，在一个原本象征着死亡的空间场景中我们却被画面右边两位老人的身影所深深感染：在时光流逝的生命残酷中父亲和母亲互相扶持一路走过，他们维持着自己生命的尊严，并始终保有向上的力量。“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也在《四个春天》娓娓道来的影像叙事中得到了最终的体现，影片结尾以一组家庭影像日记的快速蒙太奇剪辑记述了父母的最新生活，他们快乐地在天台上吹着蒲公英、演奏起新的乐器……歌声再次回旋荡漾在故乡充满希望的春天里，歌颂着幸福的时光。

（本文首发于“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微信公众号，作者徐立虹）

即便《四个春天》曾在2018年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的最佳纪录长片奖，也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与最佳剪辑奖项，并且上映后口碑极好，豆瓣评分8.9分，但它还是一部容易让人忽视的电影。纪录片的形式，平淡的主题，不是大制作，也没有什么大明星加持——都让它噱头寥寥。上映几日都维持在1%左右的排片，每天也仅有不足百万元的票房。但相信我，它是那种最值得到院线一看的电影。

《四个春天》是一部以真实家庭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它主要讲述的是一对结婚50多年、恩爱俏皮的老夫妇诗意的退休生活。导演陆庆屹正是他俩的小儿子。陆庆屹曾是豆瓣红人，他在豆瓣上的两篇短文《我妈》《我爸》，以及相册里关于父母的记录，被广泛传阅，许多读者都羡慕他有这样一对可爱恩爱的父母。后来，陆庆屹换了一部带摄像功能的相机，每年春天回家，他开始把镜头对准父母，记录他们的生活。

《四个春天》记录的时间从2013年的春节开始，到2016年的春天结束。陆庆屹家在贵州独山，家中成员一共五个人，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他自己。和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陆庆屹仨兄妹都在外打拼，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与父母团聚，因此《四个春天》记录的时间点，也主要是围绕在春节前后。

《四个春天》剧照

父亲陆运坤是个退休教师，温和寡言，多才多艺，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怀抱着强烈的好奇心，他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好玩”。他喜爱音乐，多种乐器信手拈来，在纪录片里我们可以看到拉二胡、吹笛子、拉小提琴、拉锯琴、拉手风琴；他一直有记录家庭影像的习惯，即便已经80多岁了，还跟着儿子手写的操作步骤一点点在电脑软件上学习剪片、配乐和特效；他细心地观察着每年燕子的来来往往，为燕子来筑巢感到欣喜，也为燕子离去“心又灰几天”。

母亲李桂贤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是操持家务的一把能手，她做针线活、缝纫、熏腊肉、种花种菜。她性格比丈夫外向多了，俏皮可爱，大笑时总会带上语气词“哉呦”。她与丈夫一样热爱生活，有事没事，就会哼起歌来；与丈夫走到田埂上，兴之所至还会扭几个舞步。

父母感情极好，形影不离、琴瑟和鸣。父亲在这屋摆弄电脑，母亲在另一屋做缝纫；或者父亲在楼上拉二胡，母亲就在楼下做针线活。两个人都闲不住，都有自己喜欢的事。闲着在一起了，就有说不完的话，相互打趣。母亲双手忙个不停，父亲做好粥，一边说着“真香”，一边给母亲一勺一勺地喂粥。两人都热爱劳动，事事亲力亲为，一起到山里摘东西，一起种菜，一起熏腊肉，一起“每天为家里做一件事”……他们相互尊重爱护，关心柴米油盐，囿于昼夜、厨房与爱。

但生活并非没有苦痛。第三年春天将近的时候，姐姐因病去世，这是全片最意外也最重要的转折点。姐姐开朗乐观，一直是父母的开心果和贴心棉袄，她的离去让父母万分悲痛。父母似乎一夜之间老去，原本乐观的他们也开始变得沉默，他们经常翻阅往日的照片，看女儿的视频，到女儿的坟边开垦，也开始想到死亡的话题——如果夫妻俩其中一个先走，另一个怎么办？

两个老人内心是否已从丧女之痛中走出？不得而知。但最打动人的是，他们在悲痛中逐渐对正常生活秩序的重建。父亲开始剪辑往日的视频，养起了蜜蜂，对蜜蜂心心念念以至于让母亲调侃“你的蜜蜂差不多就像你的初恋情人”；俩人照旧到女儿墓前，但会哼几声曲；哥哥教会了父母微信，两个老人对这个新鲜事物非常感兴趣，第一次发语音时笑了半天，母亲“哉呦”个不停……

这已经是第四个春天，父母在老去，但生活仍然在继续；人生有痛苦，却依旧要走过。

《四个春天》以时间为线索，记录下了父母在四个春天里琐碎平凡的日常细节。如果从技巧的角度看，《四个春天》的确有着明显的不足，它并没有什么鲜明的电影意识。陆庆屹不是科班出身的导演，他一开始只是想做个普通的家庭录像，因此他有时会拍着拍着就停下来拍照片，完全没有考虑过记录的完整性、延续性问题。纪录片中许多独立的镜头和桥段都很美，但连贯起来时，却缺乏叙事的流动性。即便如此，这部纪录片依旧深深地将人打动。原因就如同一个豆瓣短评说的：“倒不是说这片子拍得多么惊世，主要是这对老人家太令我羡慕和感动了，这就是中国家庭最缺失的爱的教育啊，小时候梦想中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他们将岁月的苦难化为财富，展现出超乎常人的乐观、豁达、坚韧与感染力。”

《四个春天》剧照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对平凡的中国老夫妻活出了生活该有的模样：充实、坚韧、诗意、达观。充实、坚韧，一向吃苦耐劳的中国人都具备这样的品质，但让平凡的生活开出花来的诗意，却相对罕见。我有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朋友，曾跟我说过这样一个观察，他感觉中国人静态的脸与外国人的脸有很大的不同，这不是指涉五官上的差别，而是一种精神状态。如果你在十字路口看中国人的脸，可能会发现很多人的脸是耷拉的、严肃的、没有微笑的；相反外国人的脸，五官整体是向上提的，他们乐观、自信，“仿佛没有被生活欺负过”。

可每个人都被生活欺负过，差别仅在于我们该怎么对待生活。我们的文化和教育，似乎少了一种浪漫和诗意的生活观。按费孝通先生的论述，这与中国的乡土社会传统有关。费孝通说：“中国的家庭，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之间只是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这就导致许多中国式婚姻，实际上是无爱的婚姻，大家只不过是搭伙过日子。婚姻无爱，父母无爱，生活就无爱，而爱才是诗意和浪漫的根本来源。《四个春天》的生活之所以动人，是因为这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的爱情动人，他们平凡的日日夜夜都有着诗意流淌——爱浸润着每个细节。

《四个春天》撕掉了中国人不会生活、不懂生活的刻板印象，就像金马奖终评评审美国人白睿文看了该片以后，特地发文说的：“这是我在金马影展所看的34部电影中最感动我的一部。有太多的中国纪录片，把镜头对准了社会黑暗的一面……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电影。”但它的更大的意义在于，对国人做了一次正确的生活示范。它值得很多人——尤其是每一个身处一段婚姻关系中的人观看，你会明白，什么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爱的教育和生活教育。

——首发澎湃新闻——

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

导筒系列专访

《四个春天》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导演以自己年逾古稀的父母为主要拍摄对象，朴素而真切地展现了他（她）们在家乡小镇的生命状态，大量主观性的镜头让观者时刻处于在场者的视角，逐渐被深深代入到黔南地区的日常生活语境，劳作、歌唱、出游山野、探亲、丧葬、欢聚离别，无数客观而意外的细节拼凑出一幅充满原始诗意的人间图景，让我们深陷于对时间这一永恒命题的感思之中。

本片入选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纪录片竞赛单元。导演陆庆屹及本片监制，出品人赵珣接受导筒专访，畅谈这部回归日常，展示私影像之美的独特作品。

四个春天

Four Springs

贵州独山话 | 2017 | 纪录片| 彩色 | 105min

第12届FIRST影展纪录片单元入围

导演简介

陆庆屹1973年生于贵州独山县麻尾镇。16岁离开家乡到北京生活，目前主要致力于摄影及影像方面的自由创作，2018年完成首部纪录长片《四个春天》。

监制／出品人简介

赵珣，北京电影学院2011级导演系博士研究生，导演处女作《两个季节》入围2009年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竞赛单元，获第六届中国独立影像展年度十佳纪录片，第二届两岸三地电影院校学生作品展最佳纪录片。网络剧《最好的我们》联合编剧，《你好，旧时光》总编剧。

导筒单镜头访谈计划《未剪辑》 第1期：陆庆屹 详细内容见导筒微信公众号

专 访 正 文

导 筒：

创作这个纪录片的初衷是什么？经过了怎样的创作历程？

陆庆屹：

起源应该说是无意中触发出来的，可能是一直生活在北京的触动吧，因为我远离家乡的时间太长了，二十多年。在朋友的鼓励下写了一些家里的人和故事，写了我妈然后又写了我爸。当时在豆瓣上我爸那篇文章传播太快太迅速了，一夜之间多了七千多关注。

导演的父母出门前的合照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是这样一种状况，文章下面没有一个恶意的评论，全都是善意的祝福。我已经习惯了我父母跟我平时这样的生活状态，我就在想：这些东西就那么动人吗？

从这件事开始，大家的祝福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可能里面会有很多值得自己记录的东西。之前我的工作一直在拍照片，从来没有想过拍视频，也没有条件。那一年我正好也确实需要买一个相机，就买了一个带视频功能的，开始了无意识的记录。

《四个春天》剧照

一开始拍的比较甜美风，因为想拍一些贵州省南部的风土人情，而且我妈妈在当地是很有名的歌手。我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但不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在这种环境里面，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大家都很爱唱歌。这种邻里关系让我感觉在北京很难去找得到。加上我每年回家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回家的时候就想记录一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遥远的北京看不到的那些东西。

至于片子怎么发展还当时没有考虑，他们想说的我尽量给他们记录下来。因为我特别喜欢我爸妈，他们一举一动在我看来会觉得特别可爱，觉得应该全部记录下来，但那时候我还没进入拍视频的状态，拍着拍着就停下来拍照片，所以那些视频的片段会比较零散。

导演的父亲

比如说我爸系鞋带，把那草鞋穿坏了这段，如果说有意识的好导演会把这段拍的更好一点，我拍的比较琐碎的，当时停下来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才觉得非常后悔，当时确实没有太强烈的拍片意识。包括我最近回家的头几天和我爸爬山，感觉特别好，如果记录下来真的非常棒。一个老人爬上最高的山，我们从中午一直爬到天黑才到山顶。他有这样的坚持说明他爱这个过程，他很享受。我就只顾着拍照片去了，都忘了这个相机可以拍视频，那种自然的状态没有纪录下来很可惜。

慢慢的我才习惯的去按那个录像的功能，慢慢的进入到这个里面，一点一点的提升技术，包括意识的提升，到后面的拍摄可能就稍微好了一些。它的产生变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没有预测到会变成这样。自然而然的就跟我的生命，跟我的家庭一起出现。

导演陆庆屹为父母拍照

还有一方面我这个人是比较笨拙的，就是很难去打开思路。我看过一篇访谈对我触动很大，讲的是一个学电影的学生问侯孝贤导演，我们是学电影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拍电影，侯孝贤导演说你想拍电影就去拍啊，你不拍怎么知道开始。这句话在那一刻对我触动特别大，才让我有意识去做这个。我想既然已经拍了这么多素材，那为什么不继续拍下去，去完成一个片子。

我想感谢下我的亲戚，虽然他们跟我说你拍这些没啥用，都不给我们看，我说会有这么一天的。每天他们都会刺激我一下（笑），抱怨我拍这么多什么也不给他们看，但还是无所谓我拍他们的。类似要感谢的人多，好多场景在脑袋里晃来晃去。

导演陆庆屹一家人生活的院子

所以我觉得一旦有这样的意识我知道我会做的很好，我有这个自信。不管是怎么样的内容，至少它可以记录一些流逝的时光，我是留恋这些东西的。

当然我承认我不太懂，当时对电影专业一无所知。反正就这样子拍着拍着就有了一些经验，然后拍出了点画面。剪辑的时候也遇见了不懂的地方，就去豆瓣看了很多影评，豆瓣里面有很大的资料库让我学会在我的素材里逐渐抽出来有效的线索和信息。

那一年我买了2000多块钱的书，学电影知识，边学边剪。包括剪辑软件也是朋友帮忙装的，再去问朋友软件怎么用，前后大概剪了一年零八个月，有了个雏形，经过好多朋友包括豆瓣上没见过的朋友的建议之后，完成度得到了很多提高了。

导 筒：

片名为什么会叫做《四个春天》？

陆庆屹：

我算比较是资深的北漂，基本上只有春节才会回家，也只有那段时间才能近距离的拍摄我的父母。后来我拍的跨度比较变长了，我妈送我哥走的这些情况都让我很揪心。每次我去北京离开家的时候，我也只是通过电话、微信或者是我的想象去知晓得到他们的状态。但实际上他们到底会是怎样的状态，我不知道，对于这个我是很想记录的。

他们都很留恋时光，我家每年都会花很多时间去记录家人，99年一次火灾把这些记录的东西烧了百分之八九十，剩下的都还有一大箱。所以从我记事开始，我妈在每年的春天暖和起来的时候都会到县城里边，请相馆的人来给我们拍照片，这种习惯就传下来了，我也习惯春天会去拍，四年四个春天。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姐的事情，那一年回去记录下了这些东西时间段都在春天，也带有点冬天末尾的气息，但基本上就是春天的氛围。

拍到2016年的时候，我爸妈的身体情况明显受到我姐姐离世的影响衰老了不少。我非常担心他们看不到这个片子，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朋友说要剪出一个完整的版本给爸妈看。后边那些学剪辑等技巧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剪完的时候发现第一个版本五个多小时，太多东西舍不得、放不下，需要其他人来帮我筛选。

就算只给父母看，五个多小时也太长了，后来就精简到两个多小时，才有了到电影院去播放的机会。之后也没有继续记录，我爸妈是老人，身体在变得衰弱，他们特别要强，不愿意把这种衰弱的情况展现在屏幕上。

导演陆庆屹与哥哥、姐姐合照

对于生死的问题我真没有什么看法，我爸妈倒挺有看法的。经常跟我说，人生是自然的，生死也是自然的。面对具体的悲伤的时候当然是会有很多悲伤的情绪，但是仔细想一下，人就是这样，或者说人生就是这样的。我释怀之后不知道是情绪上越来越稳定了，还是我自己年龄的变化，或是爸妈对我的影响。我现在对生命看的很自然，我很怕死，但有时会想到真要死就死吧，就是这样，我会努力的活下去，有一点倔强。

导 筒：

你的父亲在20年前就有影像纪录的这种行为，这个非常少见。他用的是什么样的器材？为什么会去拍这些？

陆庆屹：

我翻我家的老照片，他俩结婚的时候连一口锅都没有的情况下也会去拍照片。具体记录的起源我也不清楚，但他们就是愿意去记录自己的生活。我猜想可能是饿着肚子去拍的，因为都是花不少钱去拍的。

导演父母结婚照

在我出生后每年，包括我有三个月的照片、六个月的照片、九个月的照片和一岁的照片我都有。我爸我妈会留着包括我哥跟我姐的完整的记录，99年的火灾也烧了一大半，我妈当时不在家，回来后看见家烧了，第一句话问的是：那些照片呢？还好抢救回来一点点，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对时光、对记录自己家庭的过程是有许多幸福感、爱在里面的，所以他们愿意去记录这些。

回想起来看这些老照片的时候感觉也很幸福，后来因为没钱了，95年的时候才还清了结婚的时候欠下的债。到了97年我姐工作，她给我爸买了一个小的用磁带的DV。他也没想到这个东西价值多少钱，也没想到我姐会买那个几万块的东西给他，他很兴奋，隔三差五就会跑到贵阳买那种小磁带，买完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用怎么回放。然后开始了解摄像机、大磁带、小磁带这些东西。

99年的那场大火把录像机也烧了，所以断了一段时间。其实如果之前有条件给他一个相机的话，我相信他也会时刻在用。我看到他自从有了这个DV之后每时每刻都放在手里，基本上任何时间、事情他都会录下来。很奇怪的、这是一种自发的纪录。

那段老录像里面为了精简剪掉了一些，他跟我妈去山里洗衣服，他会拍他自己说“大水牛，农民在舀水，最近干旱裂了”这类自发的展现出对生命表示赞美态度的时刻。他自己是不知道的，就是热爱生命和自然。它与自然是非常紧密的，在家的时候他会上山看一下春天来了，有这种踏青式的活动。那时候我爸都快80了，还上那种很陡峭的山，其实很危险，外表很儒雅的一个人，内心却很倔。

我觉得他拍这个其实是他享受生活、赞美生命等所有行为中的一种方式。这个东西可以具体，也可以很分散。例如玩乐器，也经常有人叫他去伴奏，主要是二胡，但是他对二胡的爱没有像手风琴那样多。我们看到的只是某一部分，那些老物件跟他喜欢的乐器是差不多的，只是呈现出来给我们看到的价值是不太一样的。我只知道他们的习惯是这么延续下来的。

合奏中的父母

包括前几天我爸给我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发给了我，因为我们那边没有葫芦，他知道我在北京种葫芦，我就给他寄了点种子。葫芦结果的时候他很兴奋，他最近行动有点迟缓，拍了些照片给我看，拍了一个视频，葫芦在家里环绕了一周。

你能感受到他那个兴奋的心情，虽然自己在衰老但是这个世界的美好其实是跟他的身体情况没太大的关系，对这个世界美好的认知，特别让人感动，对我爸妈来说甚至有点像宗教，感觉就是歌颂式的，那种对家庭的爱。他跟我妈说过此生足矣，他不会跟我说这些，因为他比较内向。

导 筒：

这四次回家拍摄了多少时间？

陆庆屹：

我在北京的工作是拍照，工作时间比较灵活，不用上班。刚开始仔细去想，到后来我就越拍越长，有的时候11月我就回去了，基本上会拍到来年四月份，差不多半年。但是贵州的春天很长，春节年初花就开了，到四月份才开始犁田、种稻，那个时候为了谋生还得同时拍照片干点活赚点钱。不能一直泡在这，虽然我很享受，最后还是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我爸妈非常理解，必须感谢他们，从来没有阻止我的任何选择。

我无论做什么他们都支持我，他们唯一的担心就是你做的工作对身体好不好，我爸妈问我最多的还就是身体问题。当时你习惯了不会觉得有什么，你再回头一想的时候，就会极其感动。我是极其幸运，尤其是我看到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冲突，基本上都是观念、控制与反控制上的冲突，我就觉得我们家这样特别幸福。

导 筒：

一开始使用的是什么机器？拍摄中间机器有没有更换过？

陆庆屹：

尼康D800贯穿整个拍摄。我必须要买的只是三脚架，纯粹为这个片子做的投资，1500块钱。时间上的花费就不好统计了。挺有意思的是始终没有换过机器，镜头也是自己常用的。

但是有时候确实需要韧劲来支撑自己坚持做这个事。因为扛着架子背着大包，有30多斤，我得前后在他们面前跑来跑去，尤其在山里是很累的，也很享受。有的时候我回放给爸妈看，大家哈哈乐乐，就觉得挺好的。

导 筒：

在影片里面有不少情节展示了爸妈在制作各种食物，包括他们在采摘的时候，你觉得饮食包括日常的吃饭在生活当中上是否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比如小腊肠

陆庆屹：

这个腊肠有好多人喜欢吃。但我们后来剪片子的时候就怕剪成舌尖上的美食那种感觉。在四个多小时的版本，好多朋友都说边看边流口水，吃的部分太多了。

导演母亲正在熏制腊肠

后来我一个做艺术的好朋友给我提了个意见，他是一个冷静的人，他说食物在我这个片子里面太抢戏了、太猎奇了、太专注于地域的琐碎事，因为那些食物都代表着地域的本身。我妈每天都在做各种东西，样式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家有的时候很乱，在这些事情上没法不乱。这也成了我家的一个特色，我妈想让我们在过节的时候能吃到当地的特色食物，街上买的跟以前的味道是有差别的。

《四个春天》剧照

所以他们的生活不沸腾，我爸就是浇花浇水，我妈有一种对生活的冲击力，她坐那一想，觉得应该做的事就去做，她有一种主动性，可能她性格里的那种豁达也来源于此，她做的时候挺开心的。舍弃掉的素材太多，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出一个关于食物的纪录片。

导 筒：

250多个小时的素材量，是怎么展开剪辑工作的？

陆庆屹：

当初看素材的时候光是过一遍就花了接近一个月时间。当时拍的机器还是有点不给力，当时看是没有问题，可后来拷到电脑里以后再回看的时候，经常有些黑屏导致那条就没了、废掉了。

导演家人生活的街道

还有许多由于我自己而产生的问题，比如说拍的很差劲，直接就造成了我很大的困扰，很多素材就直接没法用的。我说的250小时是总共拍出来的东西，并不是说我可以选择的所有素材。为什么我选择呈现现在这个版本的素材，我觉得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因为生活太庞杂了，必须有个线索让观众去了解这些内容。

虽然我想记录客观真实普通的生活，但实际上在选择之后还是希望做的立体一点。在想这个线索的时候，有很多拍的特别好的，可由于各种原因取舍掉了。有些特别好看的镜头其实是在一个普通的场面里面，通过你个人的选择，然后把它提美，但它不是真实的状况。

《四个春天》剧照

包括肯定得要考虑符号，这些符号和线索怎么串联成一个结构。因为我们和父母的关系还类似于北漂的这样的关系，而且我们时间上的视野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所以自然而然的会去记录。

我爸在很多年前开始去拍摄纪录的时候，肯定也会想到我们。到我去纪录的时候我肯定也会想到那些象征性的东西，会去选择。比如说腊肉每年都是标志，过年都去做这个东西。在一个时间线上的、与之相关的就保留下来，无关的就尽量精选，考虑的还是整体结构上的问题。

《四个春天》中制作的腊肉香肠

没有特别多想要表现，确实就想歌颂这样的人生。到了后期我在剪辑的时候，会产生没把他们当做我父母的想法，就是当做一个豁达的老夫妻那样去剪。有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因为你在审视作品时，肯定会越来越做的像一个剧本。太容易投入的话，很多东西选择会变得太个人化。因为我爸原来看的时候说他觉得这个片子是象征他们两个，这是他的观感。这个可能是我所希望的。

所以我很感动。他说我能在屏幕上看见我上屏幕，得感谢我的小儿子。所以这个我很感动，他的人生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他可能看到一种最初的愿望，就是我把这部作品献给他们，当然也献给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和喜欢、关注这些生活的朋友。但是这些感觉是慢慢扩大的，最开始的冲动就是献给他们，所以肯定是以他们为主线去建立。

导 筒：

父亲到底会多少种乐器？

陆庆屹：

和他以前在学校的乐团有关，影片里面出现了四五种，他会小提琴、二胡、板胡、京胡、三弦、萧、笛子、手风琴共8种。

导演父亲曾参加过校园乐团

以前吹过长号、小号、圆号，包括笛子还分好几种，小短笛、长笛，有一种特别巨大的大概两米长，那是一种非常低沉的乐器，但是它跟萧的音质不一样，比萧的声音可能还更脆。加上一种脚踏的风琴，我数过去大概有20种。

我爸是个学霸，他有很强的学习欲望。有一次我带了一个独轮车回去，我练了很久没练好，我爸那会儿都79岁了，他想去试一下，被我妈给喝止了，说那么大岁数摔着了怎么办，那个东西那么危险。我爸就看着那个东西眼睛很馋，因为他有一种好奇心，什么都想玩。

上大学的时候还踢球，发现他爱好太广了，他和我一样都是曼联球迷。他和我谈到人生的时候，他老是说老的时候不能自己玩了，那该怎么办。（笑）

导 筒：

父母对于唱歌非常有研究，能不能多聊一些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

陆庆屹：

他们两个是真的热爱音乐。而且我也热爱音乐。因为他们唱歌特别沉醉，特别忘我，我们家人都这样。我哥是搞音乐的，跟这一点也有关系。你们不觉得唱歌的时候很舒服吗？包括听音乐，你当成背景音乐听我觉得没什么，也无所谓那种。但你专职去听音乐就是听那个音色，我觉得特别享受。

我爸是随时也哼唱的，吹口哨之类的。我妈就挺逗的，比如说她拿起一把勺子，想起一首山歌来，然后她就唱。跟她有关系的东西包括生活经验，她随时都能唱。我们写文字的可能是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生活经验，搞音乐的是通过声音传达自己的情感。我妈可能是用山歌表达她的生活经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需求。我妈是当地歌王，在这个圈子我妈是超级明星。如果说阅片量，她看的戏曲太多了，她经常会不由自主的模仿。

有个片段我剪掉了，她看到电视里的跟着唱，接下来的片段是她在那跟着里面学着跳，她看过，她还说这个还不好学，她随时在吸收这些东西。我爸喜欢现代歌曲，我妈喜欢中国传统音乐包括所有的戏例如中央戏曲频道，我们有时候挺烦的，咿呀呀的（笑）。

我们有一次尝试了一下虽然知道肯定没有用，把电视换到了中央5体育频道，那也是我们唯一一次，然后我妈特别有意思的说：你还想不想要家庭和睦了？她那种回答很出乎意料。她经常会这样，你看她的说话我觉得可能跟山歌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对歌的时候是有技巧的，你得盘算着怎么去打击对方。她不会去直接攻击你，她就贬你。

我问过她，因为这些歌是口口相传的没有记录的，出现越来越少，也有厉害的歌友自己也会编词，但这种比例太少了，我问过她大约会多少。她说对歌唱个十来天不重样没有问题。后来我前几年想收集这个，因为那些歌词好多歌词在那种语境下特别美，可惜的是现在唱歌的人越来越少。我就问她你能记起来的全给我写下，然后她也做，写了厚厚的一本。

还能保留一些，歌太多了，跟我爸敬酒那个是敬酒歌，还有灌酒歌，敬酒歌是客套的，这是灌酒已经是下一个阶段。送亲歌、迎亲歌、筷子歌、以歌打歌这些种类很多。现在也没有很多人唱这个歌了，因为需要花时间去琢磨，现在的人需要琢磨挣钱弄房子，没那个时间，我觉得压力大也不方便。生活方式对于文化的追求影响太大了。不会再有那样的事情，现在不都听嘻哈嘛，我想可能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导 筒：

平时爸爸妈妈会吵架吗？会因为什么样的问题吵架？

陆庆屹：

这么多年他们只吵过一次。那次我爸在专注于一个事情，我妈让我爸去洗菜。然后我爸就说哎你别说了。就这样，这是他们吵架最狠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以前我跟我妈关系非常微妙，我们俩的脾气都很爆，一点就着那种。有一次我爸半夜跟我说，无论怎么样，你妈错了她也是对的。我就不太理解这个意思，他说首先她的出发点不会错，她的方式错了先缓一缓，其实也无所谓。我妈的脾气和我的脾气很像，就是生气不会超过3秒，很难生起气来，可能是受我爸影响。

导 筒：

当你经历了四年的拍摄，当它形成一个作品之后，你再回顾自己四年当中的经历或者说整个阶段你会怎么总结？因为家里的事情也有很多种情绪在更替，带给了你怎么样的思考？

陆庆屹：

我自己总结可以看我在豆瓣发的一条广播，挺感慨的，我后来也想了一下为什么叫四个春天，因为那个时候就要剪它了但是名字还没定。看到父母的衰老程度真的是有点担心，希望尽早能让他们看到，这个成功做到了也是象征了我愿望达成了。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能和许多朋友有更紧密的联系。因为他们都很关心我，形成了共同创作的情况，他们会给我一些意见，通过这些意见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到更多的人、更多的面貌。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另一个状态，是日常聚会里面不会表露的深层次的思索。再比如去创作一个东西的时候，有人跟你一同去思索，你会收获更深厚的情谊或者说更丰富的人生概念。

我觉得特别幸运的是从豆瓣认识了许多朋友，我从来没有在豆瓣上说过我在干什么，我每天剪十个多小时，除了剪片就是吃饭睡觉没有其他的时间。在剪辑这个片子的过程中我起床以后可能先拍点花草，但是中间有半年时间我就需要远离网络，半年没有上网，看我都没看。

那段时间进展的非常迅速，上网这东西确实来说挺分神的。这段时间里这个片子让我发现了我的才能。因为我的家庭成员喜欢表达，有比较艺术化的一个家庭习惯。我心里有很多东西想表达的东西，像是说画画这种东西我肯定做不好，但是电影却是可以让我做到并且做好表达的一种东西。

对于电影里需要的一些元素，我基本上都有一些涉猎。我认为我自己对电影的一些感悟，不管镜头的运动还是色彩、光线包括音乐，集中你所知的东西，只要你融合地去看，就会有一个好的表达。

总结来说就是我发现了我已经换了一个工作行当了，跨度还是挺大的，其实我一直在寻找一些表达方式，挣钱也算是一种吧，当然我不是一个挣钱的好手（笑）。电影可能就是我通过生命找到的，我这一生最好的表达途径。

导 筒：

你希望观众从中能得到什么？

陆庆屹：

每个人的观感不同，我不希望去对观众的评价做判断。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只要有一个人受到这个片子的感染，拿起手机、摄像机多拍自己的家人，多拍自己身边的生活，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了，这是我非常真切的一个愿望。

在第一次试映之后，有一个女生写了一个短的评论，看我的片子想春节回家的时候多拍下自己的家人，我深感鼓舞，非常非常开心，我也希望她多拍一点。不一样，你回忆里的想象没有这些影像素材那么真实的呈现，希望有更多人去关注生活，去记录一些，我觉得越关注越开心。

我希望能感染，因为每个家庭的构造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对同样的东西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面，我有什么好希望的。看就行了，这个我不希望提前说太多。

导 筒：

推荐一些对你的创作、生活有益的电影。

陆庆屹：

安哲的《永恒和一日》。那个片子太厉害了，我只能是赞叹。他以前的《雾中风景》我也非常的喜欢。我没法比较，但是一定让我选，我推荐《永恒和一日》，因为《雾中风景》稍微沉重一点。

再有就是匈牙利导演杨索的《红军与白军》，还有杨德昌的作品我也很喜欢，我最近的感受是大家总是说他的把控能力多是在文本上的感觉，就是说很沉静、很客观。实际上他对镜头的掌控能力和技巧特别好，只是他隐藏的特别好。

侯孝贤我最喜欢的是《风柜来的人》，《悲情城市》和《童年往事》我也很喜欢。我觉得华语电影中有杨德昌和侯孝贤挺幸运的。

对于我来说最黄金的电影时期可能是七十八十年代，欧洲的片子我最喜欢的是《四百击》。布列松的《扒手》我影像也很深，我不是那么喜欢这个片子，不过喜欢它的拍法。还有《偷自行车的人》也极其打动我。所以欧洲就推荐《四百击》和《偷自行车的人》。

我还特别喜欢小津和成濑巳喜男，这两个人我特别喜欢，但是喜欢的程度会变，有段时间更喜欢小津但是觉得成濑可能更高级。小津我最喜欢《东京物语》，在我的个人前十里面肯定有《四百击》、《东京物语》和黑泽明的《七武士》。成濑的《情迷意乱》我连看了3遍。对于日本来说是不伦，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你会觉得社会给人的束缚太不人性了，我觉得情感应该是第一位的。

小津我还有个特别喜欢的，叫做《浮草》，小津的我基本都挺喜欢的。成濑的我看的少，比如说《女人步上楼梯时》，好像也就看过几部，不过我都挺很喜欢。我喜欢的风格大概就这样，我不爱看大片，虽然说我也看，但是会犯困，大家都说节奏快，但是我觉得节奏单一了一点，都是那种哒哒哒，跟早期的朋克音乐挺像的，有时候跟压路机、冲击钻一样有时候会犯困。有时候也有好看的、刺激的。我看那个《头号玩家》开头的那段追逐戏太刺激了，我带着那个3D眼镜躲来躲去，被我朋友喊土，我那个朋友还打了我一下，挺逗的。

以前的港片也挺不错，中国大陆的片子我推荐《城南旧事》，技术可能有些漏洞穿帮。这些东西会让我跳戏。后来我又重看了好几遍，我觉得里面表现出来的中国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内敛。

吴贻弓《城南旧事》

导 筒：

电影史上大部分片子还是以家庭为主，它是更容易打动所有观众的母题，而且能够超越时间的。

陆庆屹：

真的是这样，因为伦理不管换到什么样的状态生存，爱恨情仇这些东西也还是那样，它是以人为主的。

导 筒：

中国人在伦理关系中，父母与下一代的代际关系超越了夫妻关系，这个和欧美很不一样。之前我们专访杨明明导演的《柔情史》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

延伸阅读：导筒x杨明明：女性，守住自己的领地

他们会觉得孩子终有一天离开你，他会有自己生活，但是夫妻一直走到最后的。在这个片子里面爸爸妈妈做到了，这个在当下中国的生活里能做到的很少。

陆庆屹：

我爸妈的开明不只是在这一方面。首先来说他们给我充足的选择权，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让我去做，在这个其中给我参考，尊重我的选择，从来没有阻止过我。除了小的时候要变坏那不行，除了这种之外所有的选择都是全部给予。

我外公的往事给我妈带来一种自由思想。包括我妈妈的那辈舅舅、姨也都是自己选择，我外公只有支持，然后帮忙想想怎么去做的更好，没有阻止过你选择自己的生活。这一点我爸我妈肯定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我觉得比较幸运的点。

导 筒：

父母和哥哥对这个片子怎么看？

陆庆屹：

之前春节的时候我跟我妈说过，看一下剪完的片子，我妈说好啊，那时候正好在吃饭，我说吃完饭再看，然后吃完饭出来就忘了。这个事情就忘了一年（笑），他们也没太当一回事。

导演父母准备过年饭菜

去年我去接他们的时候，我说接你们来北京看电影。他们问看什么电影，我说看你们的电影。我妈就挺激动，有点不知所措。看完了我妈挺悲伤的，我本来没想让大家知道他们在观众席里面，但我的朋友说漏嘴了，负责人就让爸爸妈妈说两句。

我爸说看见自己在屏幕上今天得感谢我的小儿子，然后他看旁边有很多人，他有点不好意思，后来也没多说。我妈说祝你梦想成真。我哥是一直不太敢看我的片子，他也不知道我会剪成什么样。我剪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让他看一眼，他也没有要求看。后来剪完后他看了，他说他抽了几个烟，这对于他来说是很大的情绪宣泄。

导 筒：

在后期制作的时候花了很大的精力，从配乐、剪辑、声音的角度给我们介绍一下？

赵珣：

导演的哥哥所学的专业是音乐，所以《四个春天》的配乐和片尾的音乐都是哥哥来编曲和演奏完成的。因为一开始这个片子只是家庭录像，要上院线的话需要做很多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再处理。所以这个片子进入到后期过程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开始帮这个片子，不管是专业的剪辑还是专业的录音师。特别高兴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王红卫老师作为这个片子的艺术顾问，也参与到这个片子的后期制作里来。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王红卫

我们现在的剪辑师是周肖林。今年也是张艺谋《影》的主剪，而且这个剪辑师这次我感动的一点是她没有炫技，她没有在里面去炫她的技巧，她是跟着饭叔的气脉在往下走。

周肖林

她做了很仔细的文案工作，她认认真真做了笔记，后来这个笔记也发给了我们。只要我们把删除的部分和颠倒的部分再调整一下，她那个文案工作已经到了可以直接拿来给我们做影片简介的地步了。她非常用心，不是说她直接上时间线就开始码字，她是在纸面上仔仔细细的完成考量和预案的工作。

我很欣赏剪辑团队，而且她还带着两个助理，更多跟我接触的是一个小男生，叫郜子瑜，最可贵的是他们没有把商业片的逻辑带进来。没有说我们剪了这么多片子我们是有经验的。他们是跟着导演的情绪和逻辑在走，这一点很难得。

郜子瑜

声音这一块因为导演之前就是拿相机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做到影院的5.1声道很艰难。我们现在整个同期修音的工作修了两个多月。差不多就两位，一天一天的埋头在那一条一条的修。

陆庆屹：

因为这点我真的是想拥抱下她。因为经常半夜给我发消息问，问的细到什么程度，是哪个片段里面当时状况是怎么样，问当时状况下人物的方位。然后你就想那个时间点已经两点钟，问题是第二天他还有别的工作，很负责。

赵珣：

这次制作很神奇，在制作上帮助这个片子的热心朋友真的很多。本来我只是想让王红卫老师给我看一眼，但最后王老师很认真的回复我，并且给了很多创作上的指导。

我想说我们的制录音总监孙艾琳，电影学院录音系刚毕业。这个行业一定是拼资历的，所以她现在署名的作品是《妖猫传》、《无问西东》，但是没有上到声音总监，都是负责声音的技术。

孙艾琳

后来在技术上我们碰到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次大家都吓了一跳，按说尼康相机是29.97帧（fps），不是30帧也不是25帧，然后我们要降到24的话，片子里的动作会跳帧、声音会变调。

我们围着北京跑了4个实验室。那一次真的急了，技术上怕过不去。先是到电影学院，希望导演系帮我们联系技术组。之后我们直接到了现在的后期公司再试。其实在我们自己剪辑的时候就已经试过两回都不行，直到后期公司用一个古老的方式解决了。

技术上面最后的解决方式是我们本来已经打算29帧强压24帧，然后强压出了问题之后我们再单帧的换，声音肯定会变高，我们再数字降调。然后声音这边当时艾琳就不行了，已经准备硬着来了，而且我们都没有看到，艾琳直接把这个问题甩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的校友群，这里面大概100个录音师。100个录音师那天晚上就在讨论这个项目到底该怎么做，没有预料过这个难度。

突然有一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知道29.97帧转24帧我知道了，突然有四个录音师就评论原来是你的事。结果全都在群里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后来用了一个很古老的方式，相当于胶片时代的转录方式。原理是用一个高清的放映机无损的放，同时用一个24帧的录机无损的录，用一个最质朴的方式给转过来了。

这个对视频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无损。当时我们已经准备去测量调和调之间的区别，因为录音工作很让人着急，并且说25帧转24帧的变调都很难接受，你们29.97帧转24帧还能听吗？我说那我也得做，最开始聊过做2.0还是5.1声道，后来就非常坚定我们是为了院线，一定要做5.1声道。

陆庆屹：

那一天我也在，我们去的时候，当她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她松了一口气。我当时没概念，觉得不就一个声音嘛。后来剪出技术细节的时候，我开始冒汗。

赵珣：

那天我们一个剪辑师带着素材去导演系，然后我们从时间线出，从素材出。然后我又赶过去，用各种方式试都试不过去。一种一种方式试，那天用穷举法穷举下来以后就说，不修了，你们那个声音变调了。把所有的剪辑软件都试过了都不行。还来还是夏总的主意，后期公司这边这次真的很用心。

陆庆屹：

实际上后期公司跟你自己弄完，然后像我爸那那样去剪辑是区别很大的。我没想到一部片子从开始到上院线中间有一万件事情，让我很感触。但是从我的角色讲，以为修修声音就得了。后来康总给我讲技术问题，我也没有特别在意，只是觉得他特别紧张。后来去后期公司的时候吓我一跳。

赵珣：

我觉得寻找解决问题这件事上很好玩，没有觉得很难受。那天所有的技术人员集体到场说我们准备各部门联合开会解决这个问题。

导 筒：

医生的话来说叫会诊。

陆庆屹：

对。然后艾琳还很兴奋，她没想到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说实话我还挺淡定的，当时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他们给我解释到底怎么一回事，我才开始冒着汗去听，我又担心它需要重新录。

赵珣：

说实在的我们挺开心。因为你平时做任何其他的任何项目都不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况。任何一个在电影学院的环境下摸爬滚打后他一定是摄24帧的。一定是在同期的时候把声音的问题考虑进去。但这次是所有人的一次挑战。有人挑战后，大家的兴奋度是会提升的，大家都抱着有问题一定要当天解决的态度。

陆庆屹：

艾琳跟我说你放心肯定能解决，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因为开始我们以为是为了解决技术的问题然后最后发现问题好像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困难。解决问题的同时激发了我们创作时的兴奋度，这个挺逗的。

赵珣：

现在所有前后期制作团队，包括合作公司都跟我们说，不着急拿钱。虽然说最开始给他们打了招呼，剪辑的时候给他们发了生活费，只是按生活费的方式解决他们在北京生活的问题。然后大家的反馈是对于院线电影来说这是一部很特殊的作品，没有人有异议。

导 筒：

后面有打算去哪些电影节？如果走向院线的话，想去怎样推广《四个春天》呢？

赵珣：

正在一个一个申报。电影节这个东西可能还是看运气的事情。所有的电影节，聊到纪录片的时候它也会聊到社会议题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发现大家对社会议题的关注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这个社会议题一点都没有也不对，但是我们的社会议题是藏的比较深的。所有关注社会议题的东西，它尤其在纪录片单元，它会先出来，所以我们的片子面对电影节的竞争力可能不是那么强大。

我觉得面对普通观众的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一个片子有一个片子的受众面。我不把参加电影节当作最终成果，因为这个也是我的小公司投的第一个片。本来是想自己有空干自己的事，结果这个片是半成品。很多小公司一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会先跑自己的电影节，有了电影节后面就好做事。我们真的没想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心态平和一点会更开心。

我和导演更想做的是和国内观众见面，尤其是全年龄段观众。我希望我们的父母都能过来看。因为大家都明白，我们的电影院受众很难覆盖到他们。我们现在在想怎么让儿女带父母，甚至能不能推出各种异地购票的方式、送爸爸妈妈电影票的方式，让爸爸妈妈进入电影院。后面我们会不断的推各种新的购票方式。比如说我买二送一，然后可以异地送。我们希望能以异地但是能尽量同时进场的方式让子女带着父母走进电影院，虽然现在只是在遐想的阶段。

我的确想的是让他们看，你说这部分观众跟电影节有什么关系。普通民众跟电影节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当然我们能走几个电影节就走几个电影节，我个人还是希望观众看到这各片子，尤其是对电影节毫无关注的人。

聊个题外话，这个片子我修的时候拿回家放给我爸我妈看，我爸看完特别生气。问我这个电影你卖的出去吗？我说我是专业的我说能卖的出去就卖的出去。他哼了我一下，我说你哼啥。你们知道老夫妻爱折腾。我一语不发我把我U盘抽了就回屋。

从这以后从春节到现在，六七个月了，我爸妈他们组了一个12人的团队，绕着全国旅行，已经折腾了4趟。而且我爸在开始做组织工作。我太知道他被这个片子影响了，我非常知道，他自己不认账。他会出门了，他以前在家就知道拿着个平板打斗地主，已经到了现在天天想和我妈一起出门的地步，我太知道是为什么了。

现在对于我来说后期有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怎样告诉我父母这个年龄层的人你是可以去看这个片子。我后面的重心就在这，电影节对我来说就相比较起来没那么重。

陆庆屹：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始狠下心来就去做。但是说当时也没觉得是多么大的困难，反正遇见问题就去解决，就这样。这可能是这一代老人传承下来的品质。

因为他们遇到的困难比我们遇到的多得多，真正的困难，生存的困难。包括他们去解决问题后得到的经验，这一代人是比较坚强的，他们的这些品质可能对我有些影响。

我至今没怎么弄懂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日常的诗学”究竟是什么。但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当我缓缓走在雨夜里回味它的时候，脑中却不自觉的蹦出了这几个字。特别是那个在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家，因为那方小天井的存在，因为有了这对热爱生活的父母住在那里，而格外显现出诗的气质。原来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建筑可以那么简单，而里面的生活却仍然可以那么丰富。

这方小天井在影片中重复出现了无数次。然而日常甚至平常的小天井因为时间和气候的变幻，因为导演镜头抓捕的随心所欲带来的真实感，因为父母不同的活动而带给我层出不穷的新意。众观全片，几乎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天井镜头。

影片中的这个家不新也不旧，和别家联立在一起。从外表看，它因为太过平常而完全为环境所淹没。四个春天，每一个春天的开始都几乎一致：进入一个不起眼的门，随之而来的是一条窄窄的小径，小径的尽头就是家之眼--陆家天井。昏暗悠长的小径尽头就是那精彩真实的喜怒哀乐的父母的日常生活。空间上的转折和叙事上的铺叙吻合得天衣无缝。

建筑空间上的中心和家的生活场所的中心同样在这方小天井中凝聚。它并不华丽也不具有传统古建筑那样的雕梁精刻。但它自有它独特的动人温暖。天井大概两层，高窄通透，留下一片方形轮廓的四角天空。这是我印象中贵州一带民居天井的尺度。方形天井的中心是一个圆形水池，水池的中心是一口圆井，圆井上盖了一顶纱布做的圆帽。水池的池台高约400-500，正是人可以随意坐卧的尺寸。台宽也做得极大，足有半米，以致它能容纳任何的锅碗瓢盆。母亲还在这个池台上切雪菜。浮石水草点缀池间，游鱼几尾，玲珑晶莹。作为一个建筑师的我，被这样一件充满功能充满愉悦充满身体性充满各种使用可能性的天井中的“家具”深深吸引。饮用的井水，天上落下的雨水，营目的池水在这方天井中交融却又分割。因为水源在这里 ，所以淘米洗菜在这里，烧水在这里，喝茶吃饭在这里，赏鱼也在这里。在第四个春天中，两人还拿出了古老的石磨盘在这里兑水磨豆浆。这真是把传统村落城镇中的井台空间搬入了自己的家呀。池台以白瓷砖打底，各种花色瓷砖点缀其间，清新明亮而不落俗。四周天井以淡红淡黄两色间杂的铺地铺砌。室外的天井经过这样的地坪装饰仿佛有了室内的感觉。如果仔细留意会发现此处的铺地甚至比室内更精彩。母亲将山上采来的金银花插在花瓶里，放在池台上，香气氤氲满院。世上无上的韶华由此渡过，也未为生长不出安贫乐天的勇气。

他们在这里拉琴，他们在这里欢唱，唱出“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宽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母亲拉开了她的红扇，左右摇摆，伴着父亲的琴音翩翩起舞。也许正是那欢快动听的歌声吸引了天空之上的精灵。燕子从四方之口中飞进来，衔着它秀翘的燕尾，来探一探这深口之下的空间。它们到天井的檐下做窝，叽叽喳喳，欢腾喧闹，整日儿唱着欢快的歌。父亲开心得像个小孩子 他用乡音欢呼“今年，燕子又来喽。”母亲却有点忧虑“我喊你爸少高兴点，以免将来燕子走了又伤心。”这是一家什么样的人家，日常的对话中竟然有着诗人般的赤子真心，那么可爱 那么淳朴又那么真实。他们在每一个春天和正归来的孩子们说“欢迎回家”，他们也在这里目送儿女们“离开故土即将远行”。电影中有太多迎来送往的场景都发生在这里。上一秒还是儿女忽还乡的喜悦下一秒就已经要依依惜别，劝衣加饭多敬酒。我看到了他们满目春光，也看到他们沉默不语，就像看到自己的父母。

家的二层，环绕天井设有挑廊，父亲有时候在这里跑步运动，一圈又一圈，有时候又在走廊的一头拿出他的萧，轻轻吹奏。导演在这走廊上用他的镜头固定了父与母在两个相邻房间里平行活动的画面。父亲弄着他的音乐，母亲踩着缝纫机。世界静寂，只有他们各自发出的声音。那种美好安闲的劳作，那种寻常的家因为镜头捕捉角度的独特而给人带来了崭新的诗意。

除了这方小天井中的寻常人的生活，导演时不时淡开一笔，将镜头伸向四角天井光口剪辑下的天空。它剪出明月穿过薄雾，它剪出蓝天上行云的流动，它剪出春雷雨夜，它剪出漫天升起的烟火，它剪出春燕呢喃在空中，它剪出蜂群密密层层的经过。它广邀风云日月，雾霭山岚，它将雪花请进来。这一切并不是我为了写作而刻意形成的排比，而是导演一次又一次通过镜头语言，透过天井的光口捕捉下的世界。静止不变的天井形态和仰视的角度，与随时间变化的万事万物间的对比和协作。它足够让我们想象现实中，它的变化又远远多于电影。流动的生活和轮转的喜怒哀乐都在它的背景之下。

天井上更有屋顶露台。父母时常爬上来经营他们的菜地花园。他们你一口我一口的吹散蒲公英，天真稚子之情无不抓住你的心灵。父亲也在这里找到了拉小提琴的秘密角落。露台边一株大树枝叶繁茂撑开一宇。迎春垂碧，黄色的花朵星星点点，将女儿墙掩映得生机傲然。

春去春又来。导演多角度的诠释了陆家天井的角角落落。它是这个片子里最抓捕我的场景。与那个罗甸山洞的精绝奇幻相比，这方以天井为中心的家却胜在平常，胜在无穷尽的变化。我抛开感人的故事本身不说，来絮絮叨叨的说它的拍摄场地，确实有种偏离主题的意味。但我以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以天井为中心的家的空间格局，这部电影将会失去一半颜色。我觉得陆家天井是一个具有天然的电影语言的场所。

图片来源：豆瓣《四个春天》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