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

如今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焦虑，但马百娟们显然连观看这部电影的机会都没有。观影的应该都是徐佳们，相信教育能改变命运，努力打拼着。而袁晗寒们，她们的焦虑，或许跟中国的教育有关：郑琼导演说她觉得我们目前的教育都是在往成功学上走，基本不关注人生的意义。这样看来，袁晗寒们的焦虑真的是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从影片中也能看出她似乎家境优渥，导演讲起拍摄缘由才知道，原来人家姓赵的。所以说袁晗寒这条路不是谁都能走的，这种焦虑也不是谁都配得上的，末尾马百娟的父亲对着拍摄人员说再拿两万块钱来，不给就不让拍了，现在才知道你们是私人的，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共产党呢！魔幻。电影中两个魔幻镜头都来自马百娟这条线，还能说什么呢？

但总的来看，他们都比之前过得更好了，马百娟全家从山沟里搬到了城镇里，徐佳大学毕业进去了公司，袁晗寒开了家公司。但他们的焦虑仍然没有解决，生活还要继续。

"生命没有贵贱之分，但生命的状态是有的"。影片里最扎心的就是马百娟那条线了，袁晗寒也承担了全部笑点，而徐佳呢，大家都是从那里过来的，看电影时无非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开着上帝视角审视着。对"阶级局限性"这个从初中历史课本就开始有的词如今深刻地理解到了。

"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吗

前阵子，《后浪》很火。

这部片，看后对后浪有感而发。

导演郑琼说，从2008年动念准备、2009年开始拍摄、到2015年底完成后期、到2018年6月上映，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因为是独立制作，前期拍摄经费全部用的是她的个人积蓄，过程非常波折。

整部片子，基本是哭着拍完的。片子记录了6年里（2009-2015年），三个不同阶层的孩子逐渐长大成人的过程。

片中的三个小孩，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的家庭背景、社会背景、经济背景。每个人都要去找自己的出路。

一、2009年，三个不同的孩子

马百娟，12岁，山沟沟里的小姑娘（甘肃会宁）

马百娟是个山沟里的小姑娘，她的小学全称叫“甘肃省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小学”。

她的小学，全校一共只有2个老师、5个学生。马百娟是里面最大的孩子，已经12岁了，才上二

他们家一直住着窑洞，全家的开销一年（2008年）不超过50元。

每天早上起来，就用水壶倒一碗水，然后把馍馍（一种当地的饼）在水里一泡，就这样吃了。

放学回家，马百娟要从井里打水、喂猪、做饭、干很多农活，还要收糜谷。路途中他们要下一个非常大的陡坡然后再爬上公路。

全家吃的也很简单，就是顿白面鱼鱼（类似疙瘩汤但是没有菜）配着一小碟咸菜。

农村的孩子，都有一个憧憬——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

校外，就是光秃秃的那片山。马百娟和同学的绘画课就是在山头上进行的。她把大山画在纸上，里面有她对世界的憧憬，也有对北京的向往。

马百娟很爱学习，也很喜欢上学。她每天都要大声朗读课文。

她朗读的声音很像一种独特的歌声。

她有很多憧憬，也很想去尝试。她一直说自己上完小学后，要上初中。

在山头上，她带着浓重的口音读着自己写的作文：“我以后要去北京上大学，上了大学后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块钱。因为我家面不够吃，我还要盖房子、挖水井、因为我们没水吃…”

徐佳，19岁，城镇小青年、高考复读生（湖北咸宁）

徐佳属于农民工的一代，爸爸觉得他们没有文化，在城里打工受了很多屈辱。就算爬在地上也要让孩子上学。

在经历了两次高考后，徐佳的成绩依然是497分，又一次的失败，让徐佳觉得老天爷是不是在耍他。

他甚至有过想要轻生的念头。

但是这一次，徐佳又一次选择了回家复读，他要上更好的大学。

8月25日回到咸宁，27日就开始了他的第三个高三学习生涯。

徐佳说，复读本身让人觉得有羞耻感、有压力、有恐惧。而自己有段时间，整个人都会冒汗、手发抖，完全做不了题。

徐佳的母亲在一家纺机厂做工，她觉得儿子以后找工作，外面都要有文凭、会做事的。而且城里的孩子有选择，但自己没有选择。反正徐佳已经这样了，也不差那一年了，就再赌一年。

能上大学，在他们村子里很少很少。徐佳说：“像我们这样的小地方，村里要是能出一个大学生，是很了不起的事。”

徐佳的压力很大，他很在意考试结果。但是，他还是会调整心态安慰自己。他的父亲去世了，但他心里一直在想，也父亲的坟头前发过誓：“自己一定要考上大学，把录取通知书拿给爸爸看。”然后找一份好工作，给妈妈一个好的生活。

但命运还算是善待徐佳的，他最终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还算是不错的学校。

对于小地方的孩子，高考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体现公平竞争的方式。

徐佳说，他现在考上大学，妈妈心里真的很高兴，每天也在尽最后一点力，帮自己完成学业。

袁晗寒，17岁，美院附中辍学生（北京）

袁晗寒是一个17岁就退学的美院附中的北京女孩。

和前两个孩子不同的是，她的父母是北京人。从小就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初中、高中在美院附中。与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和空间。

袁晗寒抱怨自己的老师，说她总是以跟自己较劲为乐趣。还模仿老师的口气：“袁晗寒，你告诉我，你今天留级了，你有几个16岁？告诉我，说！你有几个16岁？”

有一天她接到妈妈电话：“袁晗寒，咱们卷铺盖回家吧。”她很诧异，特别不愿意回去。因为自己新买的小被褥睡的不到两天就要放弃了。但是妈妈已经办好了休学。

她退学后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去处理大把无聊的时间。

袁晗寒的家住在一个胡同的大四合院里，她觉得自己在家呆的很烦，每天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每天在家幻想，自己要做各种东西，然后就开始看书，不然就是看电影。每天，她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看电影。

身在福中的袁晗寒也很恐慌。但她恐慌的并不是没事干，而是担心自己会不会一直这样没事干。她认为如果这个状态只是一两个月或者半年还好，但如果这个状态持续几年，足以把自己逼疯了。

她说，自己的妈妈说总想开一家咖啡馆。她觉得有戏，价格也能承受。但后来咖啡馆没有开。

她还想做一些装置、想排话剧。后来开了一个酒吧，甚至还去过性用品商店卖东西。

袁晗寒说：自己没有想过以后的生活要做在哪一个阶层的人，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她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想被饿死，就不会死的。如果真的想死，即使再富有，最终还是会被饿死。

二、三年后（2012年），三个孩子的变化

马百娟：

当导演再次见到马百娟的时候，她家里已经从窑洞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有玻璃窗的砖房。但是，马百娟已经准备退学了，准备和她的表哥结婚。那时候她15岁。

马百娟的父亲说：国家给了低保，他自己省吃俭用，把钱存下来，再加上让孩子打工填补，自己就买了个新地方。新家生活条件好多了，起码烧水不愁，自己种的加上别人送的，现在也能吃饱。不像在老家，老家真是把自己苦怕了，自己一点也不想念那个地方。

马百娟退学，连正式手续都没有办。表哥去学校找老师咨询，她就在大门外等着。

办公室里，表哥跟老师交流马的学习情况。表哥觉得她脑筋反应太慢了，但老师一直说马百娟作业都能写的聊，学习还是有动力的。只是不念书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如果可以，还是希望她能继续念书。能不能考上大学不说，但起码小学初中要念完。

在马百娟表哥今年21岁，16岁就出去打工了。现在一家宁夏的陶瓷厂干活。他父母年纪很大，整个家基本就靠他一人。

他搬到宁夏的前一年，得了牛皮癣，一直没有钱治疗。在他打工的厂子里，工人最高的工资是3000元，但有的也很低，那样的话就养不了家。不发工资或者拖欠工资的事也很常见。

马百娟搬到宁夏后，想去酒店打工，做服务员，但是年龄不够，也没有工作经验。人事经理问她年龄这么小，为什么不上学了？她只腼腆一笑，没有说话。

她还想再争取些机会，哪怕在酒店帮忙扫地，但大堂经理告诉她：“一个是你年龄不够，再一个现在都是铺地毯，都没有地可以扫；就算在前台，也需要会操作电脑。”

马百娟带着遗憾辗转在街头小巷，那个背影看着很失落。

回去后，她坐在田间，她走在空地。看着有点迷茫。

村里，马百娟和邻居街坊几个和她同龄的年轻妈妈聊着天，看着她们比谁的孕肚更大。

再后来，导演再想拍的时候，马的父亲已经不同意继续拍她了。如果不拿出2万元的费用，就不让再拍。

15年剪片的时候，马百娟已经不再接导演电话了。

徐佳：

2012年，邻近毕业，徐佳求职四处碰壁。但最终，他还是成功和一家江苏的电力公司签了合同。

徐佳说：“一直以来，我都很清楚的是，我的家庭状况不允许我在学业上继续深造，我必须尽快找到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但现实是残酷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找。在网上海投的简历，很少能有接到面试通知的。”

这和他理想中的差别很大。

虽然签约了新的公司，徐佳还是心理不踏实，有点忐忑，很落空的感觉。有种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前途是否光明。

徐佳说：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但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种现状。

几年后，徐佳结婚了。他从大学开始谈的恋爱，到现在也觉得应该要给对方一个归宿。

徐佳说：“通常说成家立业，先成家，再去谈事业。家里这个环境，尽量早一点成家，让妈妈也少一点辛苦少一点分担。

对妈妈来说，儿子结婚了，对她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事。结婚后，她就不用再那么操心了。现在就由我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袁晗寒：

袁晗寒最后还是去了德国，养了一只兔子陪伴自己，并准备报考自己心仪的学校。

她觉得自己情绪不稳定，过去上学一会儿非常失落，一会儿又特别高兴。

在德国的时候，她丢过一次钱包。但钱包里没有钱，只有卡和学生证。卡要是挂失，她连房租都交不了。

袁晗寒说，自己有时候受不了呆在画室，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自己不舒服，非常不舒服，会胃疼。

她看上去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每天就是和远在北京的母亲聊生活、聊日常；或者找朋友玩。朋友开玩笑，说她是个“失足少女”。

袁晗寒假期回国也会到国内（上海）来实习，觉得找点事情也比傻玩要好一些。但是，她觉得最好的状态是能满世界瞎转悠，一会到这里一会到那里，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最好。因为她不想呆在德国，德国对她来说太“无聊”。

当朋友问她以后什么打算时,她说：“其实我对未来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打算，就是看看。先看看别人都是怎么玩的，然后再看看这个环境缺少什么…

再后来，她自己开了一家艺术投资公司。

三、后记

导演郑琼说：

对于马百娟，他爸爸觉得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书少念一点，够用就行了。只要生了娃，也拖累大，反正大了以后要靠老公。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给她灌输那些读书没用，女娃要生孩子靠老公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好像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出路；

对于徐佳，她对徐佳的生活环境批判比较多一点。觉得他们现在才二十多岁，可能要等到三十多岁的时候，才可能把很多在这个社会里、在这个教育当中，植下去的一坨一坨的屎都要挖出来，然后你才能变成一个真的人。

对于袁晗寒，她不像徐佳那样，在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她一直在对付“无聊”这个敌人。

所以，这个片子，她没有一点赞美，但也没有任何愤怒。

整部片，我是带着孩子一起看的。虽然我敢肯定片子里的大部分内容他都看不明白。但我依旧这样做了。

看完后，我问孩子，你觉得马百娟有出路吗？他摇摇脑袋。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懂为什么和他年龄相差10岁的女孩会辍学。他也问过我为什么这个女孩不想办法继续上学。我没有回答。

但我也有问他，你觉得这三个孩子哪个最有出路？他说最后一个。

整部片我没有办法过度解读。因为片源问题，只有马百娟那集我找到了中文字幕，所以后面的没有放太多动图。

我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能说什么。因为它记录的实在太现实了。

我在片中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也看到了曾经的小伙伴，还看到了一群曾和我一样迷茫过奋斗过的年轻人，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丝丝父亲的影子。

同为后浪，出路却很不一样。

最后，我想借助导演的话：

“在中国，不同人群彼此之间是不了解的，也没有交流和交集。但是，当你了解了另外一群人的生活背景，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你就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

出路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心灵的；出路不只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出路不只是社会的，更是自我的。”

导演：郑琼

中国当代青少年有着怎样的未来？为了探索这个问题，导演用六年时间跟踪拍摄三个人的青少年生活。这三个主人公正是代表了社会不同阶层出生的人的生存状态。

一.六年的生活轨迹

马百娟在贫困地区上学，梦想能去北京读大学，后辍学，因为没有基本能力找不到工作，在16岁时嫁人。

徐佳多次复读后考上大学，找工作屡屡碰壁后供职于一家公司，和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

袁晗寒辍学后出国读艺术学校，假期去上海实习，后在北京注册自己的公司。

二.个体反映的社会现象

读书时的马百娟有着对知识的渴望，对世界的好奇，还有一点走出去的梦想。经历了辍学找不到工作的她，梦想破灭了，最终她的命运和当地的那些女人一样，早早结婚，被束缚在了她长久生活的贫苦的土地上。

徐佳把考大学作为唯一出路，经历了多次高考才考上大学，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吗？或许还因为和他人教育资源的差距。普通学校毕业，没有社会背景的支持，难以找到想要的工作。他认识到世界的不公平是无法改变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尽力去改变一点点现状，最后得到的或许只是稳定不变的工作与平凡的家庭生活，这正是大部分普通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袁晗寒在辍学后可以选择考心仪的学校出国念书，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不必要一条路走到底，容错率更高。这大概是世人对金钱执着的原因吧，金钱所可以带来的不仅是物质，更是一种最大限度的自由，一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底气。

三.社会原因

按照社会的规则，有些人一出生就生在了别人到不了的终点。袁晗寒的生活是马百娟和徐佳想都不敢想的。马百娟和徐佳的生活，是一条路走到底的生活，而袁晗寒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对未来的迷茫，因为她有选择的权利。

社会贫富差距的存在使得教育资源必然不平等，加之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导致教育有时候可能是巩固阶层最好的手段。努力人人都可以有，可好的教育资源却是少数群体才能享有的，而往往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可能带给你努力的意识，精神的富养往往需要物质的支撑。

四.一些想法

这部片子记录的仅仅是六年时光，他们三人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谁的人生更值得过，我们找不到答案。况且生活总是冷暖自知的，别人看似光鲜亮丽的背后可能有着我们熬不起的苦。

如愿去读大学的马百娟就一定比现在生活得更好吗？与他人经济条件的差距可能会使她陷入自卑，因为看到外面的世界以后，想要的更多了，想要却得不到是痛苦的。呆在井底不知道世界有多大的青蛙不一定不幸福，而知道、看到过外面世界却依旧深陷井底的青蛙可能才是最痛苦迷茫的，因为从井里出去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其实，每个人能看到的世界都是有限的，可以说是每个人都是活在井里的井底之蛙，只是有些井口大，有些井口小，有些人知道世界比自己从井口所看到的世界要大得多，有些人不知道罢了。

个体的出生、生长环境、经历等等都完全不一样，世界观、价值观等都不一样，盲目去追求别人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都有自己的路。

这学期有门课一开始，老师让我们读一本书叫《异类》，探讨关于个人成功的可能。书中有许多案例，大多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来讲述一个群体成功的可能。然后也经历了一些事情，有的有关微博热搜，有的有关个人发展，越来越发现，许多问题的讨论是存在社会结构带来的困境的。《出路》我没有看过第二遍，但是我想再回头看一看，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看法，也只能是看法，因为我也没找到出路。

一周之前，我在修改暑假的调研报告，敲了一行字：此行也让我消解了此前对农村教育中重男轻女的问题的误解。其实并没有。一年以前，我从高三23班离开，走进大学。我以为之后一切都很容易，钱是天上掉的，衣服是树上长的。其实并没有。我以为如果能活的像画家女孩一样，我就不会迷茫不会消沉，世界就是一个可大可小的地方，我可以如我所愿地四海为家，生活里只有数不清的浪漫和幻想。其实并没有。就像那篇叫我的家乡真好的课文。窗外没有宽阔的操场，也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

想当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贴标签也一样。我的世界里总是太多“我以为”和“竟然这样”，总是看到了一点现象就急于去定义本质，总是不经大脑地把亲眼所见的个例推而广之视为真实。其实并没有。

这部片子肯定不能和我的父亲看，我可以想象到他会在我表示惊奇和困惑的时候发出不屑的笑，对我说：“你以为呢？”

我又想到自己也曾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精英情节和中产阶级的视角，模仿着营销号的口吻去嘲讽一切，嘲笑那些早早结婚的农村女孩，嘲笑那些为就业奔波的非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嘲笑着那些找不到出路的人是因为自己实在不够努力，没有机会运气不好，那也是他们的错。我以为生活就应该是从一睁眼起就有了安排，一切都顺其自然，我会经历所有的事情，但都没有困难。我的出路是一开始就被决定的，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

其实并没有。

我想起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坐在后排，给我爸念着一片言辞刻薄的营销号文，批评着把钱看得太重的家庭，穷怕了的家庭，会有怎么样的悲剧。我爸说：

“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不明白。”

我也想起了一些故事。想到奶奶曾经说自己没办法再回到农村生活，因为习惯了城市多年。我也想起我高中的同桌对我说，她这次回家，看见初中时候的好朋友已经挺着大肚子很久了。她说：“你能想象吗？”这么久过去，我几乎遗忘了这个事实，直到今天才想起。很多事情忘了不代表不存在，构建了想象的环境不代表就应该理所当然的冷漠。

这电影和人生七年其实有一点类似，那就是给一个机会去看看更多的不同的生活，去理解社会的生态。那个世界之大，大到看不清全貌。

（短评140这个设定真头疼

清华大学的刘瑜教授做过一场关于教育的演讲，她说：

·我的女儿正在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

·人生的目的并不是越高、越快、越多，而是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在知识储备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恶性竞争，这也是我们教育的现状，即“军备竞赛”模式，这种恶性竞争是对女性的伤害，对家庭关系的伤害，对教育公平的伤害。

说实话，我刚听到这一番言论的时候，还倍感赞同。因为我只想孩子好好地长大，做他喜欢的事，无关金钱，只要他觉得日子有趣就好。

但我今天看了一部郑琼导演的纪录片——《出路》，看完后心里和吃了翔一样地堵着难受。再反观一下刘瑜教授说的那番话，只想说一句：果真是何不食肉糜之人。

刘瑜教授的老公是著名的哲学家周濂，她自己是清华大学副教授，作为周濂和刘瑜两人的孩子，再普通又能普通到哪去？他们孩子的起点就是无数人向往的终点。

《出路》跟踪拍摄了三位不同社会阶层的主人公，历时六年追随拍摄。整个片子没有配乐、旁白、滤镜，只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真实地诉说着几个主人公的故事。

第一个出现在镜头里的是甘肃农村的一个12岁女孩——马百娟，她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总是像唱歌一样地朗读课文。

她每天穿着同一件衣服，每天要帮家里喂猪、做饭、干农活。

她的学校只有两位老师，5个学生，每天要走十几里山路去上学。

她坐在山坡上读着自己写的作文，说自己要去北京上大学，每个月要赚1000块钱，要给家里买面。

她的课堂上读着课文：过去，我们的校舍昏暗狭小，现在，我们的学校明亮宽敞；过去，我们的操场坑坑洼洼都是黄土，现在，我们有了足球场……随后镜头一转，教室外面青山环绕，操场上黄土依旧。

我每次看到镜头里那个小小的身影背着书包走在空旷无人的山路上，并且眼角总是含着笑意的模样，就忍不住鼻子酸。

对于马百娟的拍摄停留在了她16岁的时候，她的父亲说，你们给我2万块钱，就继续给你们拍，不然不许拍了。

那会马百娟已经辍学回家，外出打工也因为年龄太小无人招收，所以她爸爸把她嫁给了表哥。

爸爸说，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靠女婿过着，就是这么个出路。

纪录片里关于马百娟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她靠墙站着，和村子里其他几个十几岁的孕妇闲聊天。那一眼，仿佛就看到了她以后漫长的一生，和那个村子里其他妇女一模一样的一生。她再也不会去北京，也不会知道在北京上班不止1000块钱一个月。

镜头里第二个出现的是一名来自湖北农村的复读生，19岁的徐佳。这是徐佳复读的第三年，每天早起晚归，像无数高三学生那样。

徐佳的父亲因为车祸去世，母亲独自抚养他。因为他发过誓，一定要考上大学给父亲看，所以即使他心理压力巨大，也选择再一次复读，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

他每天坐在座位上埋头苦读，桌子上的书摞得高高的，只能看到一个个头顶。这个场景太熟悉了，当年我们的教室也是这样，一眼望过去全是书。

经过第二次复读，徐佳终于考上了一个二本学校。可是在临近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毫无经验和人脉的徐佳屡屡碰壁。

导演郑琼说，有一条拍到徐佳穿着花了300块钱买来的西装准备去面试，站在公交站前的他眼里满是焦灼和迷茫，郑琼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因为她仿佛看到了很多年的自己。很多人说，徐佳是大多数人的影子，出生在普通家庭，只能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即使有重重压力和困难，但也会自己调整心态，因为那是唯一的一条捷径。

后来徐佳成功签约了一家电力公司，毕业三年后，也和大学女友结婚成家。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慢慢前进，如果这部纪录片能拍到他老，应该是这样的一生：

婚后有了孩子，面对房子和孩子的双重压力，他每天勤勤恳恳地工作，不敢生病不敢请假。他会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因为他知道，读书才是改变命运最好的机会，他就是我们这一代不得不参与教育内卷的父母。等到孩子成家之后，忙碌了一生的他，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但也许还得帮忙带孙子，但是看着可爱的小孩子，他会想：这样的一生也挺好的。

镜头里第三个出现的是一个17岁的北京女孩袁晗寒，那一年她妈妈说：袁晗寒你感觉给我滚回家，我给你办了休学手续。因为她说：我们老师真的很烦。

相比于马百娟和徐佳来说，她就是出生在罗马的那个人。

她拥有最好的教育资源，上北京最好的小学、初中、高中，可是生活太无聊了，所以她辍学了。

辍学后，不知道该干嘛的她开了一家咖啡馆，但很快就关门。

后来她又去德国留学，因为她妈妈说她有艺术天分，她也如愿考上了那所艺术学院。

在德国呆了几年后，她又回国了，因为她说：德国已经发展完了，没什么意思，挺无聊的。

因为不想生活太无聊，也不想在北京呆着，她去到了上海的一家美术馆工作。

再后来，她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可是她依旧觉得生活很无聊，她每天的意义就是，对付无聊，想找有意思的事做。

她说：

·我没有想过以后的生活，只要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

·我也不能选择我的家庭，我不能站在天上 看，觉得哪个好就选哪个。

·自由就是做想做的事，然后承担代价，如果代价能处理好，傻帽一下又怎样。

袁晗寒的话说出来就是一个妥妥的“何不食肉糜”。

她也许想不到在大山深处有一个女孩，每天早上只能吃开水泡馍，然后走十几里山路去上学；也想不到在湖北一个小县城，有一个想靠着高考改变命运的男孩，经常压力大得手发抖，失眠。

袁晗寒有无数的试错成本，她这件事失败了，还可以从另一件事从头开始。可是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并没有是错成本。

有一个网友是这样评论的这部纪录片的：

马百娟基本上没有选择的机会，只能被迫选择；徐佳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选择，所以他必须全力以赴；袁晗寒的选择太多，导致她不知该如何选择。

看完这个纪录片再想想刘瑜教授的话，多么可笑。

她的孩子衣食无忧、前途无量，她却告诉别人“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普通人”、“不要焦虑，不要内卷”。这些话对于无数家庭来说，就好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站在所谓的制高点，打着关心的旗号在告诉你：你所在的阶层挺好的，就这样吧，不用奋斗了。

《出路》的真实之处就在于，出身决定了大多数人的命运：三个孩子，三种阶层，三段截然不同的人生。

虽然纪录片真实得残酷，但我始终不愿意以一种悲悯的角度去看待马百娟和徐佳，也许在马百娟的心里，这样的人生已然知足。

同情不是一个好词，尊重才是。

也许20年后，马百娟的孩子成了徐佳，徐佳的孩子成了袁晗寒，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么努力工作的动力。

有一位网友说，中国是一个为下一代而活的民族，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能延续5000年不绝的原因。

也许是这样吧，世界本就不是公平的，我们要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且想办法去改变。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穆旦

人活着，到底图个啥？

处在不同境遇的人，一定有着不同的答案。

昨天看了纪录片《出路》。

三个人，三个地方，三种人生模式。

生活在一个世界，却又好像完全不在一个世界。

一 马百娟，甘肃会宁人，简直人间极苦

山沟里的娃娃，家里穷，啥活都要干，早饭吃点开水泡馍馍，午饭是面疙瘩就咸菜，尽管挺爱学习，但智力发育迟缓，十几岁了算数还要掰手指头，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16岁近亲结婚嫁给表哥，紧接着便是怀孕，不知道下一代人会怎么样。

二 徐佳，湖北咸宁人，社会中的大多数

小镇出身，十分努力地学习，复读两年后进入大学，之后便是找工作、结婚……，像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轨迹。

三 袁晗寒，北京人，卵巢彩票获得者

辍学于全北京最好的美院附中，然后是画画、开咖啡馆、留学、注册艺术品投资公司，时常觉得生活无聊，想要找点什么事做做。

每个人都在找出路，每个人也都有着不同的出路。看完之后，实在让人唏嘘：

1.人真是在精卵结合那一刻就开始不平等了，且这种不平等不可能完全消除。

如果说经济条件还能外部调节，那个人的先天禀赋，比如智商，外貌，身体素质，这些又该如何调节呢？即使后天开发，很大部分在出生前也已经决定了。

有些人出生在罗马，有些人天生是骡马，简直无解。

不过承认并不代表认可，总该有所反思才好。社会公平永远值得追寻。保护弱者和少数，也是因为谁都可能成为弱者和少数。

2.人是被环境塑造、驯化的动物，人的观念与其所处环境相适应。

没有一个人的眼光是纯洁而无偏见的，人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受特定风俗习惯、制度和思想方式剪辑过的世界。个人的行为也都是基于彼时彼刻其对现实世界的想象。

就好像马百娟的父亲觉得，“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多少念一点书，个人能用就对了”；徐佳的妈妈则认为，文凭高一点，肯定强一点，支持儿子再复读一年；而袁晗寒的母亲却主动让袁晗寒退学，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人都是同样的人，但就像“仓鼠厕鼠论”所说的，厕上的老鼠东躲西藏，仓里的老鼠膘肥体壮，“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

可见，环境挺重要，有时换个环境也挺重要。毕竟，在一个固有的环境或单一的文化体系里，人们很难突破原有观念的桎梏。但如果制造点文化碰撞，或有外部的旁观者进行思想灌输，结果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3.勤奋是个好品质，但有时候真不是勤奋的事儿。

马百娟的父亲十分辛苦，自称是“苦怕了也饿怕了”，看着他苍老的模样，我一度以为他是马百娟的爷爷。但是，在那个山窝里，就是挣不到啥钱。甚至于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哥哥，得了牛皮癣都没钱治。

罗翔老师说：“其实我不是宿命论，宿命论会导致懒惰。同时我个人其实也不太相信天道酬勤，它会导致人走向骄傲或者虚无。当你成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你努力拼搏来的，你配拥有这一切，所以你就瞧不起那些失败的人。但当你努力了拼搏了，最后依然失败，还是一无所成，你会陷入一种极大的抱怨，会认为天道不公。”

“我认为人生95%的事情可能是你自己决定不了的，但是我们依然要用5%的努力去撬动这95%你无法决定的事情，凡事尽力而为。”

我相信罗翔老师的话，尽管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否准确。

而影片也展现了这一点，尽管阶层落差依然存在，马百娟一家还是省吃俭用搬出了大山，徐佳经过复读，也考上了满意的大学。

希望他们都能走得更远一些。

落后的地方不值得留恋。

4.出身很大程度上确实决定出路

相比穷困的出身，富裕的一大好处是，容错空间大，试错成本低，选择权比较多。

袁晗寒能够尝试很多事情，画画、开店、留学、办公司……，徐佳大学毕业，立刻就要去挣钱养家，后来他还结了婚，总感觉像牛套上了轭；马百娟小学没上完就嫁给了表哥，她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北京上大学了。

有句诗叫，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亡国的君臣，未必就比缔造盛世的君臣差到哪儿去。但亡国君臣的悲剧在于，他们的政策选择面过窄，缺乏辗转腾挪的空间，一旦有纰漏，很少有余地去纠正。而盛世的皇帝，家底丰厚，经得起折腾，有机会从错误中成长。

两者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外部环境越差，对该环境中个体操作能力的要求就越高。

但现实却是，穷人为了应对穷困的生活，往往会形成相应的认知状态，这种“具有合理性”的状态，会让穷人锁死在现有的生态位上。

不过命这玩意，你要不认，还能折腾折腾，你要是认了，可能也就真那样了。

生活的惯性，极其强大。

5.无论境况好坏，人都是各自有各自的悲欢。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所有的人都是各有各的烦恼，各有各的欢欣。马百娟可以笑的很灿烂，袁晗寒也会感觉很无聊……，不过情感或许类似，我们为之动情的内容，却可能大不相同。

我们就好像“一个个兀自漂泊的孤岛”，安静地凝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由于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永远不可能全部看见，甚至根本不能看见，于是，我们也就失去了理解彼此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这部影片，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也可能就像三根平行线，永远不会有交集。

最后，用袁枚的一首小诗结尾：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总之，愿他们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