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 風暴

一．压制
1984年11月的东德，柏林围墙倒塌前5年，东德国家情报局「斯塔西」正以恐怖威权控制着人民。渴望升迁的东德秘密警察卫斯勒，奉命进驻了一栋华厦，秘密监控名剧作家德瑞曼和他的美丽女友－知名女伶西兰。
   剧作家德瑞曼虽被怀疑撰写反动文章，「斯塔西」却苦无证据逮人。卫斯勒于是成为最佳爪牙，全天候监控德瑞曼和西兰的生活，期能尽快找出关键证据来。日夜不停进行窃听工作、完全没有自我生活的卫斯勒，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融入了德瑞曼和西兰多采多姿的生活。他不但私下对德瑞曼产生了友谊，更分享了他和西兰之间的爱情与争执、秘密与谎言…，而德瑞曼和西兰却浑然不觉。
   当西兰被逮住弱点并受到逼供，她会出卖德瑞曼吗？卫斯勒是否能顺利找出证据？德瑞曼又能成功躲过这场窃听风暴？一场危险却超级精彩的情报角力自此展开…
这是某个网站关于《窃听风暴》的介绍。

记得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东德西德在合并之前的一些文章，那时候，东德太多的人向往另一方自由的热土和新鲜的空气，不惜一切代价和方式去达成这种夙愿，方式和招法千奇百怪，有成功，也有失败。失败了，自然是只有两种结局，要么囚禁，要么毙之。而成功了的呢？难道真的像那么多人向往的那么自由和舒畅吗？作为一个局外人，就像孟子说得那样：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句话还有个层面的意思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不乐也？所以，我们不是逃出去的每一个人，我们没法换位思考他们的苦与乐。
《窃听风暴》，这部2006年最佳奥斯卡外语片奖项的获得者，如果单单从其奖项的表面去理解的话，绝对不足以涵盖这部影片的艺术含量，从内容含量来讲，也许它没有《巴比塔》的时空跨度大，从情节来看，没有《无间行者》的故事悬念强，但这里，是一批批人追求自己梦想的真实写照，影片不求于让多少人着迷，只要有一部分让人觉得有价值和意义，那这部影片就算是成功了。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趁着休闲的时候，我看了曾子墨女士在凤凰做的一档访问朝鲜的记录片。片中所提到的真实足以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震惊：全国只有一家网吧、全国只有有限的几个电视台、每天播放的节目都是固定的几个、外国记者要出去采访必须要有当地的官员陪同、每年国庆时都在广场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表演，那表演就像是中国“文革”时期的忠字舞、每次主席生日的时候全国人民都祝福为大领袖万寿无疆………这是一个奇迹的国度，哪里也有一批奇迹的人民，我对他们敬仰～～～
压制，绝望的反抗，沉默的呐喊，无声的忍受，这是当时社会下的众生形态，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去衡量当时的人和事。
二．良知
记得研究生上课时，我的导师曾提到前苏联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和主角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大概的故事情节。说是前苏联一个著名的官员被陷害致死，临死之前就把自己的遗书以口述的形式交给自己健在的妻子，让妻子以后替自己昭雪，而当时的体制下，任何书稿的东西都不可能存留在那个严密监视之下的，于是这位可敬的妻子，究其一生，每天都在默默地背诵丈夫留给自己的遗言，等到有机会申辩冤情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两鬓苍白的老妇人，但遗书的内容，却是只字不差，这位可敬的妇人用自己一生的时间给自己的丈夫竖了一座不倒的丰碑。
谈到前苏联，另一个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一生都在跟独裁专制制度做斗争的文学家，以自己的良知秉承着的自己的信仰，一生无悔，一生执着。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1963年，作者加入苏联作协。这以后，他又写了好些作品，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除了《马特辽娜的家》等四个短篇外，其余均未能在苏联境内发表。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8年，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1969年11月，作家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形势，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用他一生的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无尽的梦想和执着。
这就是良知，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良知。
三．救赎
救赎的路在何方？东西德终于合并了，斗争想换来的东西终于就这么悄然而至了，救赎的路难道就在脚下吗？
《窃听风暴》最后部分的对白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你现在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了，这样的国家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可是，德雷曼，现在的联邦德国就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还有什么可写的呢？人民没有信仰，没有热爱，这就是一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
压制没了，创作的动力来自何方？
单独提一句就是：影片最后卫斯勒那个孤独落魄的身影常常让我觉得自己要热泪盈眶……这难道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最后结果吗？


2007-3-3晚草于天津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

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

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

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

影片唯一深刻的地方是结尾时，汉普部长对德莱曼说，围墙倒掉以后你们就再也写不出东西，因为没有目标可以反对。新德国有什么好写。这的确是东德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作家们的普遍状态。这些人在社会主义时期衣食无忧，却空想着自由来临之际自己可以写出多么伟大的作品，但当所谓“自由”真的来临的时候，他们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这一现象本身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但影片却在这里轻轻的滑了过去。它让德莱曼在旧资料中看到窃听者对自己的帮助，让他看到所谓“人性”在强大的体制面前顽强生长，他终于找到了灵感，写出了新的著作。

“人性”就是影片歌颂的对象，它让窃听者在执行任务是同情德莱曼一家，悄悄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躲过一劫。它也让德莱曼在心灰意冷之后重新找到创作的灵感。在影片的叙述中，似乎社会主义体制也是因为压制人性而最终分崩离析。按照这样的逻辑，社会主义真是不可救药，而只有带给东德人民“自由”的西德，或资本主义才是“人性”回归的表征。

难道事情真是这样的吗？我相信窃听这样的事情确实在东德发生过。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事发生在冷战阵营的两边，而不仅仅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干这样的事，中央情报局可能比东德秘密警察干得更漂亮更先进。

然而正像我们在冷战结束后的银幕上看到的，所有的对人民的迫害都发生在原社会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而那些迫害人民的行为却都因为所谓“人性”而归于失败。影片《窃听风暴》也加入到这种审判冷战失败者的行列中。以“人性”的名义对社会主义进行审判。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审批是缺少被告人的审判，也是最为安全、最为无耻的审判。这种浮浅的审判可以轻易赚取观众的认同，却放弃了对我们身处时代的深入思考。相对于简单的批判社会主义不好，可能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对剥削制度的反叛为何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剥削。而面对这种对剥削制度反叛的失败，我们是应该向剥削制度妥协，还是应该重新整理行装，再度出发？

电影是一门艺术，人们都说艺术是真正可以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而存在的东西。
我们看德国人的电影，也能看到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免不了政治文化上的相似性所带来的共鸣，但我想，更重要的是电影中反映的全人类的历史苦难、全人类的人性选择、全人类对未来的企盼这些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都可以共享的东西。 看完电影，还是忍不住看了很多影评。当然，不外乎都是从别人的苦难中看自己，看现在中国的“窃听风暴”。
看电影的时候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想法和感受的，觉得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个介于德莱曼亦或卫斯勒之间的人——明明有自己热爱的生活和事业，却总是被社会制度劈头盖脸地打压，只能做他们需要我们做的事；好像也很想相信社会告知我们的都是对的，但内心却经受着折磨和质疑。《窃听风暴》这样的电影是有历史有思想有深度的作品，它所得到的大奖足以证明它的意义。然而，国内的影院里随处可见各种浮夸卖弄的影片，却极少会出现这样的经典。正巧不久前刚刚回顾《霸王别姬》（这部影片曾在内地禁播），两种不同的风格和剧情却在我心里碰撞融合了。让我禁不住想问，是不是有些细节太精致，太真实，真实得不像电影而像现实，真实得足以唤醒人们那似乎麻木已久的心？是不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作品说明有人怕它们？
我确实这样想的，越想越觉得自己和主人公一样痛苦而迷茫，越想越希望自己能够逃离现实，然后就不敢想了。下课回去的路上，我一个人走，一直在问自己，如果你是德莱曼，如果你是卫斯勒，你敢不敢坚持你自己热爱的东西，敢不敢坚持自己相信的东西，敢不敢舍弃一切维护最真实的东西？我到现在依然无法回答自己。

记得看过一个微博帖子，说;某师弟硕士毕业，将入司法机关，说心中茫然，问计于我。敬告四点：一、你不是医生，是疾病；二、不作恶，即善；三、能依法则依法，不能依法则依良心，若法律与良心都一片混沌，姑且视当事人为你的父母兄弟，依人性——假如你还有人性的话；四、如果迫不得已要作恶，那么，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

枪口抬高一公分。。。记得刚读研的时候，某次爬山，同行四人，一人热爱心理学，一人热爱哲学，一人热爱艺术，而当时的我，偏好文学。我们说到柏林墙的倒坍和东西德统一。当时的德国法庭，对射杀那些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那些行恶的军人，在法庭上为自己开枪射杀同胞的行为，作无罪辩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职责所系。于是当事法官的质问：难道你无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为此我们四个开始争论。我们的论题也许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争论过:当体制决定了个人价值的隐形，个体不作恶是否可能？

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可能的故事。将这个电影的简介重述一遍，就是：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人们谨小慎微，连吃饭的时候开个玩笑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特工魏斯曼是个热爱国家忠实于党而又专业精湛内心冷静的秘密警察，他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女朋友演员克里斯蒂娜的日常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的思想渐渐被改变，通过对他人的生活的倾听，他自己人性深处的的感动苏醒，开始伪造录音记录，暗中帮助作家脱离险境。一篇刊登在西德《明镜》报上关于东德艺术家自杀的数字的文章引起当局的注意，克里斯蒂娜又因为拒绝与安全部长的性交易而被逮捕，在审讯中因脆弱而招供，魏斯曼冒着个人前途的危险和背叛党的勇敢挽救了将被逮捕入狱的作家德莱曼。虽然作家幸免于难，而魏斯曼却被免职，在地下室年复一年做着拆信员的工作。

无论电影在最后给了一个多么感恩的结局，但令我内心震颤的，仍然是那一幕，魏斯曼拿着作家们的“阴谋”去见上司，却在上司的办公室将文件隐藏起来而没有交出去，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党的忠诚几近于信仰的时候。电影中魏斯曼完全符合一个特工的形象，冷血、理智、面无表情，独自生活，简约而无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充当着国家机器最冰冷的部分，面对着痛哭流涕的犯人仍然能毫不动容地耗上几十个小时，直到对方招供。这是东德社会主义多么合格的秘密警察。

可是就在窃听作家的过程中，他身上机器的部分渐渐隐退，人的部分渐渐苏醒，他在音乐里流泪，在对话里紧张，开始需要陪伴和温暖，他像个地下党一样暗中保护着作家，他手中的枪子弹褪尽，只留下一个柄空壳掩人耳目。这是感人的。

这部电影带着德国人的反思精神，献给好人的鸣奏曲，带着温暖的感恩。可是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在真实的历史中，可曾有人，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你知道吗？列宁听完贝多芬 《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可能成功。”那些听过的人，我是指真正用心聆听的人，难道会是坏人吗？” 电影中这是点睛之句，它如此精准地指出了人在体制中生存的悖论。电影一直鼓舞着感动着我们的希望，是否就真的是一个乌托邦。龙应台写：“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

有的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屠杀灭绝犹太人的刽子手，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于是回到多年前和友人爬山的那次辩论，枪口抬高一公分，是否可能，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当年守墙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法庭，受到了法律的起诉。
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他在执勤时，发现格夫洛伊企图翻墙偷越国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开枪射击。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
法官西奥多-赛德尔面色严峻，他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记得当时爬山的时候，学心理学的伙伴说，你们三个都占据理想的高地，占据道德的城堡，我当然不敢否定人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只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培养出人性，善没有被唤醒，如果长期沉浸和麻痹于他的职业生涯的角色里，请不要要求他是否将枪口抬高了一公分。一架按部就班的机器，你无法要求它中途停下来替你纠错。你们说他没有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所以罪不可赦。但他实在也是一个为他的体制最后牺牲了得可怜人。这个可怜人，可以是你我他中得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不是他，你就要感谢很多人，很多打捞你的人，很多熏陶你的人，很多培养你的人。很多唤醒你的人。

是不是，只有被告知，原来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才能意识到原来真的可以。否则，按命令行事这句话，也不完全是一种托词。善需要被唤醒，也许电影最珍贵的，不是电影最后魏斯曼看到作家为自己写的书时的那一抹宁静的笑容，而是在窃听中听完激情鸣奏曲后走进夜色时脸上那几行泪痕。就是那一刻，内心感知到人性的光，光照亮了幽暗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