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2009

奥地利著名导演及编剧迈克尔哈内克在2009年创作的电影《白丝带》获得第6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引发了业界的极大关注。《白丝带》将切入点放在一个寓言式的德国小镇，通过连锁事件深挖德意志国家性痛苦产生的根源。本片其采用无配乐和伯格曼式黑白影调的呈现效果选取一个德国不知名小镇的样本，克制隐忍挖掘人性与罪恶起源，被誉为“新世纪撒旦探戈”。

一．极端父权压制下的暴力养成

在根据汉娜·阿伦特的考证：“长久以来，暴力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只是被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边缘现象，对其本质的思考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

暴力常常是哈内克电影表达的一大核心，如《趣味游戏》中恶趣味的畸形暴力、《钢琴教师》扭曲变态的人格暴力、《隐藏摄像机》里中产阶级的虚伪暴力。哈内克电影《白丝带》中，尝试淡化暴力的实施，而是从理论层面关注暴力本身，其最直观深刻的冲突是父权暴力与对父权暴力的反抗。

“白丝带”的本义原本是“白丝带运动”，是加拿大男士结束男人对妇女的暴力的运动。白丝带原本是纯洁的象征，在影片中却与纯洁脱离关系，成为暴力与秩序的象征，也是父权压迫的具像化表现。

影片中的牧师一家，牧师作为家庭的父权核心，在宗教的基础上被赋予了神权的双重性质，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采用的是显性的压抑。作为权力主导，他强调秩序性，孩子晚归会在孩子们胳膊上系上白丝带并毒打他们，儿子马丁因为手淫在睡前被捆住双手，女儿克拉拉会因为在课堂上大声讲话而被当众羞辱体罚，穿着也被要求成熟禁欲的全黑长裙；

至于医生一家，医生展示父权暴力的方式是对前妻施以精神虐待，在前妻去世后对女儿安娜实施性侵，对情妇接生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甚至进行一系列的言语暴力与侮辱，其暴力的内质在于对女性的物化与欺压；

而男爵作为一个政权掌控者而存在，属于极端保守主义的容克地主，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往往采用的是隐性的压抑。男爵利用父权暴力解雇与儿子西吉被毒打毫无关系的保姆伊娃，以及在得知妻子出轨后对妻子的禁锢，其暴力的内质也在于对其所有权的压制与掌控。

此三者作为阶级的上游和父权的代言人，把家庭和下层阶级置于自身的统辖之下，自然相成了以牧师、医生、男爵等父权代表与影片中的孩子、女性等被统辖压制群体的二元对立。法国哲学家乔治·索雷尔认为：“暴力也指一种不妥协的态度，一种反抗既定权威的行为。”冲击和反映模式在此二元对立的状态中自然形成。于是，影片便诞生了以孩子们为代表的“小团体”对父权暴力代言人的一系列反击和全面围攻。

牧师的子女，马丁和克拉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反抗父权“小团体”的主导。在农夫太太死亡后的同一天，马丁冒着生命危险在独木桥上行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给上第一次杀死我的机会”，最后他得出了“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了上帝对我的满意”。在这里，马丁身为基督徒的身份对上帝抛出了一次质疑，也意味着对父亲所代表的神权与父权发出质疑。

对父权的反抗在克拉拉的角度来看更为明显。在牧师当众羞辱克拉拉后，克拉拉采取装晕的形式对父权采取了初次反抗，之后用剪刀刺死牧师的爱鸟摆成十字架状的强烈讽刺隐喻则是对父权的激烈挑衅。在教堂的受洗仪式中，牧师让克拉拉喝下了圣水，在此刻牧师所代表的父权已溃不成军，“上帝”已名存实亡。最后牧师对教师的质疑却依旧坚称孩子们纯洁无辜，做出失态行为则表示着这场父权暴力与反父权的斗争以父权的彻底失败告终。

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了马鞭这一意象。马鞭与暴力机器紧密相连，属于与战争、搏斗相关的常见意象。在牧师对子女行使暴力、管家对子女行使暴力采用的都是马鞭这一工具。父辈们使用马鞭对孩子们进行毒打蹂躏、被白丝带拴住之时并没有变得纯洁无邪，反而在暴力中传承了暴力，父权暴力传承至子辈便遗传变异升级扩大，变得更加缺乏伦理、秩序与同理心。

不同于父辈们强加于孩子们的父权暴力，孩子们所继承的暴力相比之下更加丧失道德与天性。孩子们对更弱者，男爵儿子西吉、智障儿卡利、动物施加无差别的暴力，桩桩恐怖事件触目惊心，暴力在代际的传承中被饲养蔓延。

不仅是年轻一代的“小团体”，男爵夫人练琴时冲小儿子西吉发火、以对男爵不忠以示对男爵的不满与挑衅、接生婆以扇管家儿子泄愤，诸如此类暴力事件发生层出不穷，在无形之中改变了整个小镇的心理与人格。

影片结尾是一场教堂里的仪式，成年人处于下方位置，绑着白丝带的孩子们居于成年人上方，旁白说明着费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暗示德国的未来将由他们主导。至此，哈内克完成了由这个德国社会微小样本表达的社会运转模式寓言，完整演绎了父权暴力的一次传承接力。

二．时代阴霾下的人格错位

作为哈内克为数不多没有讲目光聚焦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电影，《白丝带》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塑造了一个微小完整的社会结构，涉及了多个阶级身份和人物与其身份的错位与间离，通过克制压抑的视听语言来探讨人性的善恶分野。

影片开始不久，白丝带这一重要意象便在影片中出现了。牧师为惩罚太晚回家的子女，在他们手臂上系起白丝带，提醒子女自己的罪恶与道德瑕疵。牧师的角色设置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他用神话的道德，甚至可以说是伪善来粉饰自己的父权暴力，将自己家庭的方寸空间打造成一个禁锢孩子心灵与身体的狭小空间。

牧师本身应是教会与神权的象征，但在荧幕上呈现的却是一个极权压制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牧师的压迫造成了两个孩子人格的扭曲，逼迫孩子恪守自己营造的地狱中的规则，与传统意义上的牧师形象彻底背离——达到父“尊”的解构。

在故事所发生的二十世纪初期，封建残余依旧散落在德国乡镇各地，农奴问题依旧严重。影片中男爵这一人物形象正是是典型的德国容克地主阶级，他作为权利的化身，甚至对小镇上的居民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可以承办一场全村人聚集的丰收庆典，运行着小镇的大部分资本。

在他所雇佣的农夫妻子因公去世之后他始终保持着漠不关心的警惕状态，直到农夫儿子在丰收庆典上摧毁他的菜田。而后男爵儿子西吉遭遇毒打成为小镇的恐怖事件之后，男爵却选择逃离小镇举家前往意大利躲避风头。归来之后男爵一家的处境也没有朝他想象的方向发展，儿子西吉仍旧遭遇被管家儿子抢夺笛子与陷害，就连一向处于男爵庇护之下的男爵夫人也向男爵坦诚了自己对男爵的背叛。至此，男爵在小镇上所塑造的权威形象彻底崩塌瓦解，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角色最终也只是落得了离开小镇的下场——达成父“权”的颠覆。

第一次恐怖事件的当事人医生可以说也是小镇受人尊敬的代表，他的身份自然而然的与圣洁、济世等品质挂钩。然而背地里他却做着猥亵亲女儿、与接生婆偷情等勾当。在影片中，医生的儿子鲁迪最初有着医生的崇拜者的身份，在医生坠马之后表示出了担忧与悲伤，直到被医生侵犯的受害者安娜与他进行了一番关于生死的探讨，打破医生在鲁迪心中神话的形象，在医生痊愈后选择紧闭房门拒绝与他沟通。不久之后，一个夜晚鲁迪直接撞见医生猥亵安娜的场面，此刻医生在鲁迪心中的高大形象已彻底祛魅，道貌岸然的父亲形象与悬壶济世的良医形象早已失格。

宗教与父辈的权威在孩子们身上形成了可笑的对比：父辈们强调宗教的纯洁性，一方面压抑着孩子们的欲望，一方面将自己的欲望强加在子女身上，做着偷情、猥亵亲女儿的勾当——以至父“爱”的萎靡。

孩子们的群像可以说是本片的第一主角，哈内克在整部影片的始终都未曾直接揭露孩子们的暴行，制造着一种悬疑效果。影片中孩子们直接的表现始终都是良善纯洁的，但到了影片最后教师的推理发现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始作俑者都是这群尚未成人的孩子，透露出了本不属于他们年龄的凶狠与狡诈，默默制造了一切惨案却始终不露声色。在“小团体”设计暗算了医生之后面对接生婆依旧得体的寒暄问候，面对最后医生的质问，他们能够沉着冷静地应对搪塞。

这一群有组织性、有纪律性、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复仇甚至泄愤的孩子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恐怖实验不断重塑构建自己的道德标准，设计大人，打压弱者——导致童“心”的错缺。

作为整个故事的讲述者和亲历者的教师可以算作整部影片唯一的正面形象，最终的结局是和保姆伊娃顺利结婚并离开了这座令人窒息的小镇。他向伊娃父亲提亲时被指出“你这个年龄都可以做她的父亲了。”可以看出教师在片中的身份可以定义为介于孩子和成人之间一个特殊的纽带。

教师作为唯一一个主动关心自己父亲，让伊娃去给他邻镇父亲带鱼的子辈，能够表示他没有进入那一套亲子之间暴力压制世代相传的价值体系。他也是全片唯一一个没有使用任何暴力形式的人，做着教书育人的本分工作。在他带着伊娃出门野餐的时候，伊娃因为自身的暴力经历而对教师充满着警惕，教师依然温柔迁就，和小镇暴力体系内的成人大相径庭。但即便是如此，作为小镇唯一一个参透暴力事件背后真相的人却无法将真相公之于众，被更为强势极权的牧师剥夺了话语权，无力且失语——沦落师“望”的困窘。

哈内克在冷静却汹涌，简单却惊悚的呈现于表达中完成了一场大型的解构与颠覆，在国家烽火连天、社会利己固化、人民愚昧失格的社会背景下演绎了这场令人细思极恐的时代悲剧。

三．极权国家下的民族犯罪

哈内克曾表示，他创作此部影片的核心目的在于：“探究一群价值观被诱导的孩子是如何被洗脑的，如果人们被引向绝对的原则标准，任何理想主义走向极端都可能导致恐怖主义。”尽管影片的副标题是“一个德国儿童的故事”，内容却尽是关于罪恶和痛苦。哈内克根据性恶论揭开孩子们的邪恶一面来探究一场集体性民族犯罪的由来，以一种以小见大的微观叙事来诠释纳粹德国国家性痛苦的根源。

影片中的宗教作为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而存在，宗教所强调的是用感化的力量缓解暴力与仇视的存在与发生，但在影片中宗教却沦为了一种可笑的讽刺。影片中多次出现教堂的场景，大家齐声高唱圣歌。但歌唱着圣歌的人们却各自心怀鬼胎，更大规模的暴力计划和社会矛盾正在悄然酝酿，这些宗教所赋予的道德感与伦理感逐渐在这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中所丧失。当他们不再受其道德约束所管控，宗教便也逐渐变成一个罪恶的托词，在一次又一次的罪恶实操中演化为狂热的暴力崇拜。

影片中的“小团体”由处于弱势的孩童群体组成，在实质上，“小团体”成员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是难以被整个团体所察觉警惕的。而这一种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无从解放，会在团体中被模糊与抽象化，从而上升到整个团体。在团体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极易被扭曲放大。当这样一个想法被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领域，就会发生危险。

孩童作为社会中最弱小的群体最容易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下感到深刻的不安，这种不安会在群体之中不断扭曲放大上升到一种社会性的无助感和屈辱感，当他们无法自我解释与承受这种强烈的不安，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抓住身边的救命稻草，通常这一根稻草都是关乎于意识形态。孩子们在与父权的对抗与暴力的冲突中不断塑造成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单一、绝对、缺乏科学性的意识形态在团体之中逐渐完善成型之后被团体之中掌握话语权的个人所加以利用，恐怖主义就由此诞生了。

《白丝带》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91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20年后，当故事中的孩子们成为成熟公民之时，也正是纳粹上台将全世界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认为：“权威主义社会是借助权威主义家庭在群众的个体结构中再生产出来的”这句话便印证这影片中“小团体”的诞生，也预示着纳粹党的诞生。

以此作为一个分析角度来看纳粹恐怖主义和德意志国家性痛苦的由来，由即将到来的一站延伸至故事主人公登上历史舞台的二战，原本由父权暴力所主导的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被分解，而被重构为由暴力和恐怖主义主导的社会秩序。而影片中的少年团体急于攀附一个更加强势有力的父权形象，为希特勒的上台做了充分合理的解释，从而造成了这一场波及全球的时代性悲剧。

暴力作为历史时代与社会的车轮与润滑剂，总是能够最快的碾碎各种问题。罪恶的无解性一直是哈内克电影中的一贯特色，虽然《白丝带》也是像他以往电影的那样的“开放性结尾”，但通过历史的考证观众也能了悉故事最后的走向。哈内克的开放性结尾往往能够深入渗透至影片的思想内核当中，由而从精神层面洞见其内质性。诚然，哈内克用他无比冷静克制的镜头笔调书写的是那段被历史尘封稀释的历史，这一曲被阴霾笼罩的人性悲歌依旧能够唱响不绝。

电影直到结尾都保持了紧张感，而且有種破案式的推理和高潮。许多平静,明明不恐怖的镜头, 却充满了暴力，十字死鳥，小孩被推下水，弱智小孩叫聲，吹笛子聲，越是平靜越是恐怖。雖然是悶片，但算是有情节的。 當然這是個人趣味的問題，我們看慣了大偵探拍臺對死者的丈夫說：你就是兇手，或者現在的日本人對美女笑著說：老鬼先生我們終於見面了。現在也不過是看看另一個形式的連環兇殺而已。 只是這回的兇手更匪而所思了。 電影在一些側面演說了德意志是如何造就這些冷血殺手的----這些成群的兒童，兩名領頭兒童戴的白絲帶，象徵着純潔，紀律，懺悔-----但所有這些都是父權和神權加在他們身上的。 我們先看看故事，或者說，這段往事，為清晰起見，不完全按時間順序，當然也加入了自己的評述： 主角是男爵屬下的钢琴教師，他回想起他31歲時認識未婚妻及結婚前回到城裡（1914前）的一段鄉村往事，那些模糊而塵封的事，在逝去的時間裡面，越發顯得清晰。他很可能已經歷了二戰。當然要明白這些事，他只要活到希特拉掌權就可以。 钢琴老师(以下简称老师)見證了那兩年的村子裡發生的幾段暴力事件： 第一件，醫生被人用白絲帶勒馬腳，重傷入院。老师後來知道，牧師的兒女克拉拉和馬丁等一幫兒童去帮医生女儿除草。 第二件，不久後，男爵的一名女工死於一個本廢置工廠，案發時老师在工場附近看見馬丁在橋欄上試探上帝是否會因為他犯錯而要他死。他的結論似乎是上帝並不怪他。 第三件，男爵兒子被虐打。多數人認為這是蔬菜破壞者所為。老師卻知道男爵兒子當天其實是跟孩子們一起玩的時候失蹤的。 第四件，村子裡又發生了火燒穀倉事件，這晚克拉拉，馬丁和他的兄弟姊妹在睡房内起哄。 第五件，接生婆兒子被毒打致殘事件。案發前，一個小女傭告訴老師她發夢，夢見之前一個孩子被人故意打開窗中了傷寒，之後夢境成真，现在她又夢見接生婆兒子被人打。警察调查毒打事件，老師提供了这线索，但在審問中小女傭堅持自己是發夢，而非听过任何思想暗示。審問後推開們，發現克拉拉和孩子們在偷聽。 之後，接生婆從兒子口中得知了真兇。她問老師借單車去警察館，並在此前安排了兒子轉移到一個安全地方，而同她通奸的醫生（被認為是接生婆兒子的生父）也在同一天不見了。 老師在接生婆屋前再次發現克拉拉和馬丁們。他下了大膽假設，並到牧師家求證，大膽審問克拉拉和馬丁，克拉拉反應敏銳。牧師回家後，老师說出自己的推理---真兇是孩子們，牧師反應奇怪，說老師黐線。要報官。 於是事情就不了了之。接生婆和醫生也不知道去了那裡。關於這些怪事在時間裡變形，湮滅，又重新浮現。 以上角度從鋼琴老師的視角出發，他隱約覺得有古怪，但又不明白怎麼回事，直到許多年後他才明白籠罩在德意志的奇怪阴影。 從上面的事件，我們並不能发现到這些跟NAZI有什么關係，這些事件只是表面的東西，就像我們感官所及的東西，所聽到的傳聞而已。其實關鍵在於鋼琴老師觸覺之外，那些導演的全知視角裡，這些視角裡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暴力事件中一些家庭，一些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況： 1，第一個受害者醫生，他明顯是個賤男，與接生婆做愛，導致其懷孕，在墮胎失敗後，造成私生子的弱智。傷好後，跟接生婆提出分手----理由是她醜，臭，沒有尊嚴，及有比她更好的替代品----搞自己女兒。在私生子被害後，似乎承擔責任，把私生子轉移走。 2，死去女工的一家，大兒子認為是男爵派工不妥引致，因此與沈默認命的父親發生矛盾。後在豐收節破壞蔬菜。大家懷疑男爵兒子的虐待者就是蔬菜破壞人。父親三次掌掴大兒子，在被男爵炒掉一家人不久後上吊。 3，鄉村物質領袖男爵很生氣，要村民交出變態行凶者，並在外國渡過冬節，但他的兒子被人搶笛子並推下水了，男爵夫人忍無可忍，要離開這個家，並表示她愛上了第二個男人，雖然她離開的主要原因是德國有太多的冷漠，怨恨，妒忌，暴力。但他丈夫認為她離開是因為她和那男人上過床了。 4，搶笛子男孩被作為男爵助理的父親要求交出笛子，掌摑踢打後仍然說沒有！等父親走到樓下卻大吹其笛，這次父親拿了一條拐杖上去。 5，老師的未婚妻，因為男爵兒子被虐而有失職之嫌，被辭退，醫生对其关心幫助，两人得成連理，當然這要女方父親同意，老師上門提親，父親第一句問，你養得起老婆嗎？ 6，鄉村精神領袖牧師，路德教，相信原罪，紀律，嚴於要求自己的兒女，兒女食飯遲到都要懲罰，語氣中充滿了虐戀精神，比如說我懲罰你們，我和母親都會睡不好，用鞭子責打，用綑綁雙手的方法制止自己兒子手淫過度，在眾人面前捏自己女兒的耳朵，所有這一切似乎證明他是個家庭裡的君王（每個子女進餐後都要親他手才可離開餐廳）。但這個君王卻在最後被女兒克拉拉打敗了，他在課室數落克拉拉，她裝暈。之後她偷偷進入他房間用剪刀把他愛鳥釘成十字狀。他在幫女兒洗禮時暗示了自己的郁愤和讓步。 到最後他聽到鋼琴老師的推理時，他的恐懼似乎多於忿怒。他背對鏡頭時天知道他的表情如何。 到此我基本上已經劇透完，有些細節可能有誤，有些則加入了自己的推測，但我們從以上的事件也看出了所謂德國精神的側面，看到一些暴力事件如何在奇詭而冷漠的氛圍中被稀釋，許多事情在當時並沒有顯出它的全部特質，因為有些結果還沒有出來。比如拿中國的例子來說，只有等文革發生了，五四事件啊左聯的文誅筆伐啊延安整風啊等甚至更遠的事情才串聯成完整的歷史。 從上面的細節來看，影片與所謂NAZI上台沒有聯繫，但通過後面的歷史來看，我們應該看到NAZI的真實性質是：種族主義（矛盾转移和国家神話），紀律，社會主義（下層階級的受惠），細緻有紀律暴力和監控： 1，從影片中，很容易看出德國所謂容克貴族的性質，購買土地，主持慶典，村子半數人的生計掌握在一個人手裡。 2，下層人對於貴族的依附性很強，一家人被炒後父親上吊。由此派生的下層人對於有錢人的絕望的妒忌。 3，父權的極致，從上面的六個插曲，可以看到父親的角色，是非常嚴格的，儀式化的吻手，掌摑，干涉性私隱。 4，對於女人的歧視非常露骨。嫁女象談生意經，拋棄情婦直接說對方醜等等。妻子提出分手並說出比較文藝的理由時，直接問是否存在通奸。 5，受害者在被選中似乎是缺乏聯繫性的，有鄉村醫生，女工，富家子，弱智私生子，和糧食儲存地。這證明害人的理由是一種非常純粹的，無利害關係的暴力意志，是罪與罰式的事件，一種自我證明式的毀滅傾向。 所有以上的因素都構成了暴力合理化，通過嚴格的等級孕育出一些壓抑的性格。給小孩子一個玩具，叫他不要玩這個，再給他別的選擇。這樣小孩子很快就會貪新。但如果你給小孩子一個玩具，卻禁止他玩，玩了就懲罰他。這樣孩子的願望就壓抑了，扭曲了，得到玩具的他/她會瘋狂玩一輪直到把玩具玩殘。片子裡的神父教兒子讓我看出了最強的SM意味。但是導致死亡的暴力又把這個瓦解了。導演似乎也在這裡用了隱喻。 假如說我們看不出片子和NAZI 的關係，那是因為裡面沒有說明有哪個猶太人死了，許多人想起NAZI 上台，似乎也是從猶太人從什麼時候在德國被歧視開始計，但其實整個歐洲都在歧視猶太人，惟獨德國這樣出位。這部片子大概也代表了德國人的深思，之前的浪潮談討了未來，白絲帶則回到過去。 我想到，習慣了暴力的社會，暴力就會花樣翻新，並到達極致，最後變成SM。習慣了權威的社會，崇拜也會花樣翻新，並到達極致，最後變成偉大領袖。即使没有暴力和崇拜，習慣了监控和压制的社会，到達極致，最後也變成自我监控和压制的大狱。 但只有暴力一直是歷史和社會的車輪，因為它總是能最快的辗碎問題。而得到它的人，又總是喜歡花樣翻身，而且是真誠的花樣翻新。但所有花樣，在我們身受心享之前，總是看不透的，我們總是像盲者，總是當時意惘然，幸存了就只能往事並不如煙了。

附录：

摘抄自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的大屠杀与恐犹》

希姆莱不是一个正常时代的产物，也不是正常的、健康的或者有爱心的父母的产物。他的父亲格布哈德·希姆莱是一个极端死板、迂腐、强迫性的遵守法律的校长，是在那时的德国学校体制中极为普遍的、最可怕的集权主义类型的代表。希姆莱教授的父亲是一个有着鲜明的集权主义习惯的普通警察，就是以同样的原则，教授养育他自己的孩子，教育他们谨小慎微、注意整洁、讲究秩序、听从指挥。尽管这位年轻人求助相当娇惯他的母亲，希望从他父亲严厉控制下解脱出来，但他还是将他父亲严格的、僵化的、种族优越的、傲慢的价值观内化为无条件的真理，同时与所有温柔的、敏感的、自发的或者松散的东西斗争，把它们视为无条件的坏事。有相当的证据表明：希姆莱有着特别困难的青春期，因为他没有符合他傲慢的父亲希望他达到的严格标准。严厉的父亲强化了这个年轻人成为英勇军官，带领战士冲锋陷阵的梦想，但这个梦想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组合中破灭。在希姆莱完成军官训练学校学业时，战争结束了；并且年轻的希姆莱十分缺乏健壮的体格和决断力，这也足以导致他不能成为感召人的领袖。

他也让具有等级意识的父母感到失望，因为他没有追求过学院教育课程，这一课程可以使他获取享有声望的职业。希姆莱在慕尼黑的技术大学学习农业，并且在战后危机重重的时代他依然如此。1922年，他被授予了农学毕业证书，但是工作前景却处于深渊之中。他作为技术助理工作了一段时间，从事肥料研究。他孤独、漂泊不定，没有安全感，渴望获得生活的意义感和目的感。通过加入纳粹党，用另一种东西替代他严厉的父亲形象和严厉的价值体系，他找到了这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