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

（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原文链接：//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135159 ）

2月1日，期待已久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开播。该剧时间跨度大致为1915年袁世凯复辟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可以视为一部剧版的《建党伟业》，相比于电影受制于篇幅，长达43集的电视剧可以更细致地把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与细微处的社会众生相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讲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诞生。

这部剧的剧名叫《觉醒年代》，1915-1921年的六年时间，恰恰是一个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年代。近代中国的历史，始终无法拒绝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国门被迫打开以来，不同时代先进的中国人至少知道中国应该“自强求富”、应该“维新变法”、应该“共和革命”，甚至是不那么先进的义和团，也知道要“扶清灭洋”，这是他们给出的回答，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条路怎么走下去？

然而对于1915年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艰难。当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撕破辛亥革命虚假胜利的外衣，当年曾以为革命胜利就可以救中国的中国人才发现，走政治革命的道路救不了中国。

这样的惨痛局面不禁让当时的人们沉思。

“路在哪里？”

“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公历1912年2月12日，是大清宣统三年的最后一天，寒风凛冽，紫禁城里的隆裕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三天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是袁世凯此前早已和革命党人达成的约定。袁世凯按照约定劝退了清朝皇室，革命党自然要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革命，“胜利”了。中国，“共和”了。

当君主专制制度这个让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被推翻，中国的富强仿佛已是指日可待，可以训练一百万新式军队，也可以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人与人见面不用跪拜，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然而很快，历史就无情地碾碎了这番美好的愿望，袁世凯废除约法、绑架国会、镇压二次革命，还把自己运作成了终身制的、不受约束的“大总统”，在“共和”的外衣下，包裹着的还是专制主义。中华民国的庙堂之上，还是大清的官僚，总统是大清的内阁总理，军官是大清的将领，地方的都督是大清的巡抚，至于人民——那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恐怕只知道黄龙旗换成了五色旗，“大总统”不过是换了个称谓的“皇帝”，山野之间，甚至还用着光绪的年号。

“共和”的中国，依然贫苦不堪、羸弱不堪，财政全靠出卖主权，国家依然遭受着列强的肆意欺凌。

先行者们回过神来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革命，胜利了吗？中国，共和了吗？

《觉醒年代》的第一场戏，是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

今天我们谈起“二十一条”，总是会在前面加上“丧权辱国”的定语，它比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来的每一部不平等条约更加危险，因为这一次，日本人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割地赔款”“开埠通商”，而是要趁着西方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空隙“灭亡中国”。如果说1895年割让台湾时，大陆人还无法切身体会台湾人民的痛苦，那么这一次，则将痛苦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二十一条”里的部分条款。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日本公使并且表示，如果袁世凯不接受“二十一条”，“将以东北模式接管山东”。

很显然，这样的条约一签，国将不国。面对日本的威逼利诱，袁世凯最终还是同意了，虽然他拒绝了最苛刻的部分条款，也在具体的执行中消极抵制，但仍然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熊熊怒火。

这一场短短的开场戏，既由签约导致的民怨沸腾引出了这部剧的主要人物——李大钊、陈独秀，同时也由“二十一条”中“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条款，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埋下了伏笔。

第二场戏则转到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的聚会现场，这里既有李大钊、高一涵这样的留日学生，也有陈独秀、章士钊等因为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这两种人的形象都是在同类题材的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在以往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留学生都是满怀着一腔热忱向西方列强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药方的，毕竟只有这样的人，才值得被铭记在历史上。

然而，在《觉醒年代》这部剧中，还存在着那个年代的第三种人。

近代中国早期的海外留学生，大多是朝廷选派的穷苦幼童，既能给自己谋个出路，也能学一些西洋先进技术报效国家，那个时候，稍有些资本的家庭都不会鼓励孩子走这条路，毕竟通过读书、参加科举就能考个功名，确实没有必要远赴异国他乡吃苦受罪。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不再对后来者开放，后科举时代的新体制里，出洋留学再回国，成了读书人，特别是官宦子弟新的进阶之路。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先生，在其1910年写给母亲的家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谋身进阶而出洋留学的群体必定也不是少数，可能因为这些对历史进程无所助益的人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所以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看到的只有领风气之先、开时代先河的新青年们，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觉醒年代》的编剧虚构了一个跳梁小丑般的反派角色形象——张丰载，将当时形形色色的“第三种人”集中表现在这一个反派角色身上。

这样的设计其实是非常讨巧的，可能张丰载在剧中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在现实里是不同的人所为，但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同一类人”，作为反派，对于剧情的作用主要是制造冲突、推进情节，同时也为正面角色做一个衬托。将一个时代诸多反面行为放在一个角色身上，既不需要将过多的笔墨用在“工具人”身上，同时也远比设计多个同类角色更能表现一种“反派的连贯性”。

在中国留学生的聚会现场，当李大钊为国难当头而慷慨陈词、仰天悲愤时，张丰载便阴阳怪气地嘲讽；在归国渡船的甲板上，面对惨遭日本人欺辱的中国同胞，陈独秀等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张丰载和他的同伴们在一旁看热闹，唯恐天下不乱。一番反衬，为己与为国的境界之分就显露无遗。

从前两集张丰载的只言片语中，观众可以窥见这个角色的人物画像：公费留学的官宦子弟，在旧官场有些背景，投机钻营，年轻但守旧，品行低劣。

当然，反派角色的设计也是为了服务主线情节的发展，在《觉醒年代》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是这部剧的主角，也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角。

张桐饰演李大钊

于和伟饰演陈独秀

那一年，李大钊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陈独秀因二次革命失败在日本流亡，两人因这场声讨袁世凯的留学生聚会而相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点燃了漂泊异乡的年轻学生心中积压的情绪，慷慨悲愤的革命者、新青年毅然决定回国。

“回国做什么？”

“救国。”

“怎么救？”

“不知道。”

今天的我们作为后世人，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土地革命，广泛发动群众，支部建在连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但是，我们必须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知识精英在书房里坐而论道论出来的，也不是演说家在集会上讲出来的，而是历经了百余年血与火的锤炼，在一次次的失败与牺牲中闯出来的。

只有闯出来的，才能知道哪一条路是正确的。对于1915年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来说，他们还看不到多少希望，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轰轰烈烈，但归根结底还是精英阶层的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博弈与斗争，精英们觉醒了，民众，依然沉睡着。

当革命先行者为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口诛笔伐时，乡村市井之间的老百姓至多能看懂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记录了张勋复辟时的北京老百姓的反应：“宣统皇帝在登基不到两个星期后，再次退位，回归隐居生活。那些飘扬在北京城的龙旗再次被认真地折好，以便有一天，如果皇帝再度归来，它们能再次挂起。”

当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可以不事生产、坐而论道的时候，占了中国人口最大比重的劳动人民，却还要为一衣一饭这样的基本生存需要苦苦挣扎，甚至卖儿鬻女，这样的惨剧却是当时底层社会的日常。

不彻底的精英革命，救不了中国。

目睹了精英革命如何走向失败的李大钊、陈独秀终于意识到，要想真正地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国，就必须要唤醒作为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他们是农民、工人、贩夫走卒，只有将新的革命建立在这些他们参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用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后来被他们称作“德先生”“赛先生”的“民主”与“科学”，创办了一本杂志，就是后来一枝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LA JEUNESSE）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

一个“新”字，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份刊物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向往。这是陈独秀在他过去看到的失败中总结出的教训，他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达成的。”

后来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此发端。当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取代了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当生动形象的白话小说取代了深奥枯燥的学术论文，当工人夜校、农民讲习所将文化与思想带给了底层的劳动人民，社会才能真正改造，民众才能真正觉醒。

侯京健饰演毛泽东

此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十月革命万里之外的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则在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巨浪。

本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

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

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

到中国共产党建立

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讲述觉醒年代的百态人生。

该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

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

以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

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

艺术地再现了一批名冠中华的文化大师

和一群理想飞扬的热血青年演绎出的

一段充满激情、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它让我看到了我们的前辈

如何艰难地探索救国之路

这剧的剧本非常扎实

很久没看到这么认真尊重观众智商的剧了

演员们演技在线

上8分是没问题的

豆瓣9.1分

我认为是高了些的

原因如下

第一这部觉醒年代

觉醒的是知识分子这样的精英阶层

斗争手段还是局限于学生游行等

真正的觉醒不应该只是精英阶层的觉醒

更应该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觉醒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的觉醒

剧里只有极少数的描写

觉醒得还不够彻底

有些事没有讲清楚。

促使五四运动爆发，

鼓动学生爱国上街头号功臣是《京报》邵飘萍

邵飘萍鼓动学生爱国上街。

后被杀害

但是看过剧的对他还有印象吗？

而且历次思想论辩，

在本片中没有一处深入地呈现，

都是像历史教科书一样浅尝辄止。

缺乏深度

第二有点挟带私货

比如谈到华服之美

是由辜洪铭代言

我当时听得一脸懵

什么时候清朝服装能代表华服了？

当年满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

强逼汉人剃发易服，

因此杀得血流成河

古代《孝经》这样记载：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可见古代将头发当作了孝顺的根本，

在古代，除了对头发的必要修理，

随便剃发的行为要受到极重的处罚。

这样严重摧毁我们汉文化的野蛮政策

却被辜鸿铭认为是我们汉族的文化

那根满清奴文化的辫子却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象征

下面的观众还一起鼓掌

现在能看到的版本好象对这段进行了删改

把清装说成是华服之美删除了

剧作肆意歪曲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都有特殊贡献的黄侃先生。

学术界对黄侃的定位是：

黄侃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爱国的一生，追求光明的一生。

黄侃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在经学、文选学、文学、哲学各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卓越的成就，

在近代学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其师章太炎并称国学大师，章黄学派向为学界所推重。

而你剧中有关黄侃的情节颇叫人质疑，胡编乱造也太随意了。

至于剧中虚构反派人物张丰载被写成黄侃的学生，更是无稽之谈。

至于文白之争

我真的不觉得那句“干不了，谢谢”

能强过“才疏学浅，恐难胜命，不堪从命”所表达的意思

很明显，文言文所表达的意境强太多了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居心何在？

第三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

他是很想结交北大的青年才俊

可是我记他当时并不被这些人接纳

剧里表现得好象所有人都认可他似的

似乎与史实不符

蔡元培除了剧中所展现的一面

他还是力主清党的人

至少对这个 人物的展现不全面

第四这剧里人物众多

但是大多让我印象不深刻

真正好的群像剧

各个人物，哪怕是小人物都应该很鲜活

这剧还是差了一口气

所以我认为10分可以得8分

但是不值得9分

剧作水平大概倒退了三十年。

但是不妨碍《觉醒年代》仍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作品。

尤其是像我这种对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物不太了解的观众，看完本剧，能对在民国初期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比较感性的了解。

不过，我其实是被鲁迅出场的镜头吸引才真正开始追这部剧的。

人血馒头的典故，只要是读过《药》的人，看完这段戏都会有切肤感受。

新文化运动在这种国民群体性麻木食用人血馒头的背景里显得尤其重要。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本剧被塑造出了一种文化人的天真和执着，要打倒旧文化，要提倡全员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要“二十年不谈政治”，而李大钊，则被赋予了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的重任。

巴黎和会山东要被划给日本的时候，陈独秀发现不谈政治不行，想要在当时软弱的国民政府撑起的中华民国下谈解放思想基本是个空谈，新文化运动虽然意在解放思想，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支持，这种解放思想毫无实际操作空间。

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这部戏把一群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过程描写得很细致，这是我认为它值得一看的原因，而更有一些镜头剪辑手法走了一种快速蒙太奇切换，比如青年太祖出场的镜头，简直像一部隐喻极强的哑剧。

《走向共和》结局的时候是张勋复辟，而《觉醒年代》刚好和它做了衔接，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进入北大供职的时候，正好遭遇了张勋复辟。

本来它们大概可以一起成就中国近代历史剧的典范，但是《觉醒年代》显然远逊色于《走向共和》。

我对《走向共和》里有一个镜头印象非常深刻：李鸿章在不得不去签署马关条约之前，在家中慢条斯理的细嚼慢咽一只三黄鸡。

对比《觉醒年代》里中国几位外交官在巴黎和会现场就像打了鸡血一般的愣头青表现，天壤之别。

《觉醒年代》剧本最大的问题是把那个年代的人拍得过于激情澎湃了，就好像每一次普通的对话都是在作革命演讲，旁边有无数个摄像机录下来要作证据一样。

二十来岁的大学生激情澎拜，三十来岁的老师们激情澎湃，五十来岁的校长还是激情澎拜。

不过有一个角色脱离了这种千篇一律，辜鸿铭。

辜鸿铭的那篇《中国人的精神》的演讲，简直全剧最佳。

“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留在心里。”

这部戏很多演员的表演都像在朗读，让人很出戏，但辜鸿铭没有，他简直就把一个精通八国外语但不肯剪辫子的清朝遗老形象活灵活现的表现了出来。

可惜他是一个戏份非常少的配角。

本剧还有一个巨大的缺陷是配乐，动不动就宏大的音乐起，让人时时怀疑时不时剧作实力实在太差演员实在没办法好好演出水准，只好让音乐来填充这种剧作上的弱势。

但是无论如何，仅仅当作了解历史的剧来看，还是可以一看。

腾讯爱奇艺双平台播出，但是跟随央视的播放节奏，时时停播，所以迟迟没播完，想看可以一跟。

from

看了三十多集，剧情除了打打鸡血，流于表面形式，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总体太虚了，人物也没刻画好，都过于表面。

这个电视剧也就把课本上的东西演了一下，没什么升华也没什么值得深入挖掘的东西，糊弄糊弄学生可以。

一个优秀的电视剧必然是叫人忍不住称赞的，这个电视剧无法办到什么。

比如，天天同人编辑，电视剧里有没有给你们振聋发聩的一个实在的，怎么写的东西，是不是几个人物说一说，内容就出来了，丝毫没有剖析什么，叫人觉得很假。

新青年怎么写的，具体怎么编辑，怎么弄，有没有人说？内容太假大空。

“民国的故事不只是军阀阔太，才子佳人的酒肉池林，更是那些撕裂黑暗的熊熊焰火。” ——题记 百年前的中国，地裂权分，民不聊生。正应了葛树贵那句“我们穷人生来就是等死的命。”活着，成了无比高尚的代名词，活着，成了崇高的信仰，但，活着，却不如死。蝼蚁之名，算不上“命”，只是命运的蹂躏之物罢了，在肮脏的世道里喘着粗气，长着烂疮，流着污脓，散着恶臭，咒骂老天无眼。血雨腥风，乌烟瘴气，乱臣贼子，国败军糜，有钱的买命，没钱的等死。“闹市砍头”成了人们热衷的特色节目，瞪大双眼，惊喜又恐惧，期待那砍刀挥下，顷刻，人群蜂拥，抢人血，蘸馒头，民间“妙方”。麻木，腐朽，枉为人的思想受到追捧，不为别的只为两字——活着。一条贱命赖活着总比死了被人抢血喝来的体面，所以，人人猜忌，各怀鬼胎，眼巴巴盼着别人死。 向阳而生，又何惧长夜?即便是挡住了太阳，也无法挡住民主的光芒，总有人从风雨中踏着泥泞而来，带着曙光，沾满希望，在黑夜里，在枪声中，他陈独秀看见了…仲甫先生带着“德先生”和“赛先生”赴上这残破的国土，为中国灌输一股清流，探索之旅由此揭开序幕。 放眼如今，百年后的中国，脱胎换骨，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成功，让老百姓都吃上了热腾腾的大米饭，万千学子发出朗朗的读书声，如同一曲高歌，歌颂着中国的希望。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醒了。东方古国，泱泱华夏，正迈着阔步走向世界前列发出时代最强音。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百年前，丧权辱国的笔笔条约，因为落后，所以挨打，百年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讲话，因为这里是中国。 来时少年身，归去英雄魂，冷剑落龙华，热血绽桃花。一身正气赴法追求理想的少年，国难当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死不跪，以捍尊严。在没有炬火的黑暗里，以血肉之躯熔铸光亮化为热火，燃烧自己也灼伤了乱党，谦谦君子，傲然屹立，用骨气画下恢宏的一笔。对小家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悲痛，但对大国而言却是硬挺挺的脊梁！ 一阵晚风吹过延乔路，车水马龙，霓虹灯闪，是否在某个不起眼的小角落里，两兄弟仍守护于此，保一方太平？乔年啃着刚买的包子嘟哝着馅料太少，延年在一旁认真钻研新一期的杂志埋怨鸣笛太吵......延乔路短相连于繁华大道，尽头便是烟火人间，尽头便是他们奢望的未来… 一条路铺不完你们的艰难岁月，一段话描不出你们的万分风骨。初踏此路，不明世故，再踏此路，感慨由衷。只愿朝阳永洒国土，不忘英雄鲜血满地。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以凡人之力，书写传奇。因为你爱人人，所以人人都更爱你。身难存，魂永驻！ 我庆幸自己活在了一个和平的年代，没有身处枪林弹雨，没有炮轰连天，没有尸横遍野，没有傀儡乱世。我脚下的土地是让我每夜能安心入眠的保障，当五星红旗在蓝天飘扬，我就知道我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正保护着我。每一缕空气，每一粒米饭，每一口干净的水，都是曾经的他们所幻想而又不可及的，身负使命，为国为民，位卑未敢忘忧国。 最先在黑夜之中惊醒，带着光芒照亮人间路，却又带着热忱的心最先离去。晦涩难懂的理论，难以捉摸的思想，是他们毕生追求，是知识，是理想，是信念，是生命！历史书上短短几句，绘尽一生，白纸黑字，沁满希望和光明。没有人可以百毒不侵，但是热血却能融化恐惧，没有人是生来勇者，但责任催促上阵。若不是先生们以死卫国，我等又何能长存于世？ “我相信，一百年后的中国，它定会证实我今天的观点！”守常先生，百年后的中国，我替您看了，山河雄伟，科技腾越，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幼有所育，老有所养，而今盛世，如您所愿！ 余光中先生有言“下次路过时，人间已无我，但我的国家，依然是五岳向上，一切河流滚滚向东，民族意志永远向前，向着热腾腾的太阳。”其实，我是见过先生们的，在昏昏欲睡的课堂上，在熬夜备考的黑夜里，在，在和风细雨的春日里，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

（好意外会收获到这么多人喜欢！听说俺的文章还被当做常州高级中学的新生暑假作业了！！真的非常非常激动啊！！！！对嘞，知乎上我也发布啦，大家不用担心哈，那也是我。大家可以搬运部分内容哈～全文搬运的话需要备注一下！）

ps:哔哩哔哩up主“大概是王大可吧”剪辑了《觉醒年代》版本的《海底》，我也有幸参加了其中的填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位up主啊！！！她超级优秀！

湖南长沙的大雨倾盆而下，他一向是喜欢雨的，曾经和自己的好友蔡和森一起夜游雨中的麓山脚下。但是此刻，他没有什么心思在雨中作诗填词，那是李后主等人爱干的事情，他曾经鄙夷之。

不单单是他，长沙城中的很多人，大抵都是不喜欢雨的。所谓的细雨潺潺，春夜喜雨，此时此刻，很多人都是顾不上的。他也顾不上，这雨无法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何妨吟啸且徐行，他此刻正跑得比兔子还快。

这自然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得好好护着身上所捧着的至宝，也得尽快赶到好友家里去，那里正有许多人在等待着他。

而除了他以外，其余的劳苦大众在雨中，也有着各自的事情要做：

在他出现的那两分钟镜头里，一开始，镜头扫到了街上各自形色匆匆的行人。地上有一个乞丐，衣衫破烂到难以避体，可是他好像已经完全习惯了，正从身前的碗里掏出一丁点的蚕食。

泥泞的道路上，有小商贩、牵着老牛走过的农民，还有声势浩大的军阀队伍穿过。

街头一侧有三个小孩子，眼睛里空洞而又迷茫，看不到对未来的一丁点希望。在这些小孩子身旁，还有人在吆喝着：

“卖孩子啦！多乖巧的孩子。先生要不要看看。”顺手就拦起路边经过的一位赶车伙夫。

镜头又一转，落脚到了另外一位少年身上。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吃着三明治，悠然地坐在一辆西方车辆里，看着雨天街上所发生的一切。

楼上还有鲁迅笔下的看客正在目睹着这一切，其中不乏资产阶级的少爷和小姐。

那几位正在被贩卖的小孩，此时难掩泪水，哭了起来，可是泪水无法改变任何结果。

车里的小孩吃三明治，车外的小孩正在被贩卖。

这一切的一切，不公、压迫、富贵、罪恶、穷苦、迷茫，都被他尽收眼底。他抱着手里的至宝正在赶路，可是眼神却又分明了看到了眼前的种种。

也许从那一刻，或者在那之前，他便已经看到了，并决心拯救他们。

镜头同时好几次又落脚到了他手里的至宝，用油皮纸包着，如果不是因为这点东西，像这点雨，根本不至于让他用如此脚步赶路。他一向热爱下雨天。

他所认为的至宝，便是《新青年》杂志。好友萧子升笑着说：“你这几本东西倒是好，可是你这几个月怕是只能喝西北风了。”

在《觉醒时代》里，他出现的那两分钟，已经有了未来几十年中国革命走向的雏形了，而他后来的孤独，其实从此刻也已经开始蔓延了。

曾经跟他志趣相近的志同道合者，在这两分钟镜头以后，便已经开始陆续分道扬镳了。有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有的对君主立宪则情有独钟。即使在学习和借鉴的角度来说，大多数志同道合者也更倾向于去法国学点什么，只有他自始至终都坚信，中国的问题只能身处在中国的土地上，才能看的更为透彻。

在这之后，陆续开始有人牺牲，其中不乏他的挚友和亲人，甚至导师和伴侣。即使有活着的，也终身旅居海外，即使1949年他站在了那里，这些几十年前，因为信仰之争和理念之争离他远去的朋友，也没想过再和他重拾曾经的那段友谊佳话。

历史从来没有如果，自然也不会有假设，如果蔡和森没有牺牲得那么早，他的晚年未必会如此孤独，孤独到有的时候连个谈天说地的朋友都没有，但对于那些正在被贩卖的小孩子来说，对那些乞丐来说，对那些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人们来说，对那些生活里没有出现过希望的人来说，这种假设甚至从来不会提起和谈及。苦难了那么久，不公了那么久，幸亏在那一刹那，他抱着几本《新青年》杂志从雨中的长沙街头疾走了过去，幸亏那些雨中的景象都被他看到了，否则，大多数人的命运，即使在几十年后，也不会有一丝改变的机会。

多少人对民国常怀向往，觉得大师层出不穷，名伶佳话频出。可如果真的投胎到了那个时代，成为在雨天坐在洋车里吃三明治的少年的概率，到底能有多高呢？恐怕绝大部分人都是街上赶路的行人，甚至会是被贩卖的小孩和路边的乞丐。

对他和那一代的志同道合者来说，从1921年开始，已经习惯了牺牲和离别，有些离别更是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永别。

而尤其匪夷所思的是：现在的很多已经具备话语权的人，并不满足于自己有钱有权，他还要想办法让别人没钱没权。对这些人来说，普通的有钱有权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他们还需要控制的思想，妄图让别人永远安稳地停留在贫困的阶层，这样自己才可以在俯视的角度上，得到极大的满足感，自己得到的金钱和权力，才不会丧失它本来的意义。

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果说阶层的话，他的父亲毛贻昌曾经是发达过的，他也曾经是米商的儿子。可是当粮食被抢的时候，他关心的反倒不是自家的利益是否受损，而是别人的粮食够不够吃。

再说后来的离别与牺牲，原本也是没必要体会那些痛苦和无望的。他的本事，如果不是为了街头的那些乞丐和孩子，如果不是为了让社会更公平，随便拿出两三分就足以活得足够潇洒了。他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自媒体大V，或者像鲁迅一样用手中的笔就可以让自己过上优渥的生活。士农工商，他早在20岁就体会过其中的大部分行业了，并且取得了足够的成果。

他本可以成为像坐在西洋汽车里吃三明治那一类的人，衣食无忧，但偏偏选择了他的对立面，并且甘愿承受这种选择所给予自己的沉重代价。

为了这种选择，他背负了一生的代价。

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他有过深度的误解，而且我想有很多人都有过这个阶段，后来真的明白的事情多了些，能看到更多事物背后的本质了，终于长呼了一口气：

他不完美，但他依旧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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