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二次

看到四五分钟就气不打一出来，父母失去儿子，需要上综艺节目相认，事先不告诉人家结果，还要搞成芝麻开门一样留个悬念，让母亲在迟迟的等待中痛苦、流泪、站不稳，让十几年后的第一次相见暴露在聚光灯下审视，让人怀疑是真情流露还是表演，仔细好好想想不觉得这个节目有大病吗这个节目的导演有点反社会吗？！

看完第三集，我逐渐放下偏见，尝试更多体会这个难得的系列，所带来的感动与精彩。 车祸、轮椅、少年——这些年来，鸡汤励志故事，我们似乎已经听倦了。但这一回，我真正能感受到真实的力量，即便也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足够“暗沉”与“透彻”。 “人的生命应该是丰盛而有缺陷的，缺陷是灵魂的出口。”安妮宝贝在《彼岸花》中写下这句话——纪录片的艺术是如此，世界也是如此。我们总在歌颂战胜困难的奇迹，仿佛用力嘶吼与奔跑便能挣脱执念的牢笼。我们很容易忽略，学会接纳或许更为真切与务实。 《纳》的宝贵之处在于，主人公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样苦大情深，没有在初见之时示以深沉的姿态。何华杰风趣、健谈，且性格色彩并不完美。他看起来还没学会真正的体谅，也时常会遮掩与懈怠。 当摄影机长驱直入，在无数雷同而繁琐的现实中寻觅真挚，解构何华杰的生命中原本徒有其表的豁达。我们一步步看到，这位失去双腿的少年逐步接纳自己，甚至得到了“悟”的解脱。 “人就像一条肮脏的河，为了接纳这条河，我必须是海。”在渡口的夕阳下，在溪池的夜色中，在川巅的云海上，在雷霆的轰鸣里——车轮驶向山丘，碾过如烟往事；冰雹挥如泪下，击落灵魂枷锁。

三个重新进入学生角色的深圳打工人。从事的都是普通的蓝领工作，电子厂工人，货拉拉司机。但是都为了生活，在积极向上。大姐姐已经42岁了，为了能积分落户，拿到深圳户口，让12岁的孩子高中更容易留在深圳，已经考了大专，又在考本科和社工证。特别地努力，给孩子创造好的未来。同时，也很热爱自己农村的家乡，并没有觉得自己来自乡村就有什么低人一等的。李婷，才23岁，高中读完，打了两年工，才攒上北大青鸟的学费。因为有一年的工资被妈妈全部拿走给哥哥了，没存下钱。但她也很努力，而且我总感觉她有着一股活力和冲劲。是一种我在自己和我周围的人身上很少能感受到的蓬勃向上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不是那种到什么时间就要做什么事情的规划感，而是心里有着目标，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不着急但也不放弃的踏实的上进。特别是当她说，她在新的工作上每个月能从四千多的工资里攒下两千块钱，但还不够多，万一她有一天脑子一热就去把没上完的网络工程课给上完(学费还要一万多)。万一她又有了别的兴趣爱好。她说，生命不止，学习不息。她还说，生活不是电影，麻雀不能一下子变成凤凰。但是她是一定会翻身的，如果创业一路走不通，往下走，还有创业二路，创业三路。

大家好，我是《人生第二次》总导演秦博。影片就要播出了，百感交集。这两年中，我几度焦虑，拍着拍着有的故事就废了；有的故事拍到了，又几度怀疑，放得出去吗？会有人耐心看这么沉重的故事吗？影片定档了，我还在担心，问总制片人张昊，这次没有意外了吧？没错，这个剧集的关键词就是“意外”。剧中人遭遇意外，剧外的我们也不是局外人，也经历着种种意外。“意外”，让紧绷的神经松不下来。

这部剧集的前一季，是2020年年初播出的《人生第一次》。当时观众的反馈让人觉得很美好。在b站、微博、豆瓣上，经常会看到有人说，这是一部普通人的“人生图鉴”，有小确幸，有小温暖，有那种人生路途中磕磕碰碰的挑战，但不卖惨，挺治愈的。但到了“第二次”，虽然也是普通人的“人生图鉴”，但这次沉重得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第一次”像一页页的散文小品，“第二次”像一本本大部头的小说，很重很沉，有点让人透不过气。人生的河流从“第一次”开始缓缓流，到了“第二次”，波涛汹涌，卷起了大风浪。

这种变化不是毫无来由的，它在现实里有迹可循。那是2020年1月底，我们在后期刚做完《人生第一次》第五集“上班”，生活就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武汉，封城了。人类和新型冠状病毒的战争正式打响了。

武汉，上海，这两次疫情我都身处其中。这种意外感，带给我的冲击实在强烈。看着文件夹里的“人生第一次”，从出生到长大，从进城到结婚，从相守到告别，这些平凡却透亮的日子是那么珍贵。而疫情却提醒我们，推开世界的门，不仅仅只有这些美好，还有一个个意外。意外就像人生河流中的巨浪，一下子就能让我们明白命运是多么无常。在意外中，人性释放出两种强烈的情感：一种是“怕”。它引发出傲慢、猜忌、恐惧和分裂；另一种是“爱”。它唤来了信任、忧患、勇气和团结。怕与爱两种情绪，就像DNA的两条链条，搅动着人类社会，影响着我们共同的命运。

因此，《人生第二次》用八集八个字，两两对应的方式，尝试讲述着中国人情感深处的爱与怕。“圆”与“缺”，关乎骨肉亲情的分离和重逢；“纳”与“拒”，讨论身体的缺陷和容貌的焦虑；“是”与“非”，聚焦司法领域，记录出狱后的二次人生，以及期待公平正义的申诉人；“破”与“立”，则对准了时代新女性，她们有的走出不幸的婚姻，有的不甘在流水线做工，通过自学，改变了命运。这些人，命运中遭遇了这样或那样的意外，在命运的大风浪中，努力学着抗争与和解。学着去战胜怕，去找到爱。

每一集里，都有戳我心肺的点。比如，一个母亲丢了孩子，二十年后母子重逢，警察让彼此在电话打个招呼，妈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便在电话里向儿子做起自我介绍，母亲这样说，“你好，我是你的妈妈，你过得好吗？”；再比如，十来岁的小金子被母亲抛弃后，跟着一帮孩子练习长跑，他对着摄影机坚定但也不那么确信地说道，“这世界谁不迷茫？”；还有，一对夫妻离婚后，读小学的小儿子跟着爸爸生活，妈妈为了辅导儿子英语，和爸爸商量好，去男方家里的一个小房间辅导儿子功课，不过在男方下班前要悄声离开。在这个家里，她甚至没有一双拖鞋。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故事里的人和故事外的我们一样，有时绝望，又不得不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走出了荆棘，走出了命运安排给自己的困境。

希望每个看完影片的人，都能从他们的经历里，感受到生活的信念。这种信念，就像泰戈尔说的那样：“信念是鸟，它在黎明前的仍然黑暗之际，感受到了光明，唱出了歌。”

这种信念在此刻，对身处疫情之中，在上海的我，很重要。它让我坚定地相信，在经历命运的大风浪后，明天会更好。我们一定会比现在更强大。

大家好，我是《人生第二次》的分集导演王树欢，很高兴可以参与执导第三集《纳》。2020年10月13号，是我第一次见到“62岁容光焕发”的何华杰。62岁是他给自己定的心理年龄，他说，我除了躺在床上，被人照顾着，什么都做不了，就连大小便都没办法控制，我就像个老年人一样。此时他26岁。颈椎6、7节损伤，高位截瘫，胸部以下没知觉。这些医学用词乍一听只会让我觉得很严重，可真正刺疼我的却是生活中那些平常的瞬间。

他的脚会从轮椅的踏板上慢慢滑落，卡在轮子下边，轮椅突然制动，惯性导致身体前倾，整个人从轮椅上摔落，而脚慢慢滑落的过程，他根本感觉不到。

他会上一秒还在吃饭，下一秒眼前变黑突然晕倒。他的尿偶尔会浸透裤子，流向地面，倘若一直不低头，直至蒸干也不会被发现。这是每一个“轮友”日常生活中最为平常的事情。

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总是夹杂着预料之外的事情。得知何华杰要和前女友见面，我便在脑海中过滤那时的场景，他们会以什么样的动作打开局面呢？拥抱？不可能。握手？也不对。亲吻？开什么玩笑。各种不合理的预想在他们见面后的一个轻微的碰拳中破碎了。因为时长等因素这个画面被拿掉，至今我还是有些心疼，忍不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同样让我心疼的还有何华杰在冰雹中爬上轮椅后的呐喊，带着脏话。我听着伴有脏话的呐喊，比当时被冰雹砸头还疼。毋庸置疑，脏话会被拿掉，不妨大家再回头看下那个片段，心里将脏话补录出来感受下？靠谱，起码可以弥补我的遗憾。

聊到遗憾，他们更有话语权。但面对已然发生的事情，以及再也无法站起来的现实，他们唯一能做的、也是最应该去做的，就是接纳自己。

面对人生，我们也是一样，倘若不愿意接纳真实的自己，那么也是哲学上的残疾。生活已经很疼了，我不太想让观众朋友们看到太多轮椅上发生的难言以及不堪。所以撕掉残疾的标签是我拍摄时最重要的打算。

当在屏幕前看到他们从高处滑下，在篝火旁转圈，在山顶呐喊，在田间吹着蒲公英，我开始羡慕他们。这世上有那么多人，终其一生都被车水马龙的城市所困，被密密麻麻的写字楼所困，被压力、流言、爱情所困，此刻，在川藏线的路上，他们的自由，是回以生活最好的举杯。

总导演秦博说，他被感动了，男人至死是少年，多好啊。

两年的相处，我和何华杰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哥们，他和我讲出事以前的自己很拼，在蒙古出差累到腿软，也舍不得花130块钱去按摩一下，现在好了，针扎都没有感觉了。他说导儿，其实我很不想和坐轮椅的人交朋友，就好像对面坐的是自己，我不想要这面镜子，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己都不接受自己生活怎么继续呢？他说，网络上很多人给我加油，给我鼓励，其实我真的更希望他们和我聊聊家长里短，当然可以买我的眼镜就更好了。他说，为什么健全的人要在我们身上看到所谓的正能量呢，不是反了吗？他说，导儿，坐车一定要扎安全带。

我从不鼓励他，还经常吐槽他油腻。他说我土，说我游戏打得菜。还要逼我进他的直播间看他无聊的直播，所以，朋友们啊，帮我顶一会儿，你们去看吧。如果有需要，大家可以考虑去看看他卖的眼镜。曾有网友吐槽他，能去这么多地方还不是因为有钱。其实不然，小伙子这么拼命的直播，是因为家里还有百万的外债，他需要帮家里承担。

其实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面对好的坏的无言以对的或是乏善可陈的”人生第二次“，我经常能够想起他们的话：“所以这就是生活，哪怕我们是在淋雨，哪怕我们在淋冰雹，都是tmd爽的事情。”“我们活着就是要解决困难的。”“人都有老的那天啊。”“相信你自己会慢慢好起来的，别着急。”“我们的生活不过是麻烦些罢了。”是啊，愿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以这句“那儿有彩虹！”笑着收尾。

倘若需要给人生第二次一种解读，我希望是：我们要允许任何事情的发生，也要接纳任何发生过的事情。

此致，敬...

大家好，我是张涛，《人生第一次》《进城》的导演，很高兴也参与执导《人生第二次》。

2020年《人生第二次》筹备开拍，对于“人生第二次”的开题，我陷入了困惑，导演组多次开会后，我觉得“选择和解、接受改变”才属于真正的人生第二次。

《圆》不像《人生第一次》中的任何一集，它没有“春和景明”，也没有“看美丽的大船”，没有点睛的金句加持，在故事缓步的前进中，我会发现最平实的“爸爸、妈妈”成为了击碎心灵的一颗子弹。“当你丢了孩子后，你才知道中国有多大”

2021年9月3日，我们结束了拍摄.100天的拍摄，40T的素材，相关的记录已堆积如山，各种交涉、各种语言、各种情绪，庞乱而复杂。自从纪录片进入后期以来，我就每晚噩梦不断，不是被人追杀，就是莫名痛哭。每天面对着如山的素材，面对不同视角不同情绪，一点一点地整理，一点一点地记录，总是不知所措。

其实《圆》和《进城》有很多共通点，比如人物个性鲜明、故事性强。但有更多不同的地方，它人物情绪更复杂，故事层次更厚重，预计观众看完的反应也更多样。总导演秦博和我，都为这部片子寻找了大量情感细节，我们试图用平实的叙事方式，展现生活的点滴，所以我们选择了电影的叙事结构，还原了当时我在拍摄时的所见所想，用多视角的方式，把大家带入到这个故事之中。

丢失孩子的占绪莲，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站的出站口，当时的北京零下10度，见面后她急忙三连问“卫卓是不是真的找到了？他现在长什么样？他认识我们吗？”我能感受到每句话背后的无奈。对占绪莲的采访，我们整个摄制组都是含泪完成，占绪莲总念叨一句话：“我作为母亲，我没有带好自己的孩子……我自责，这都是我的失职……也是我害死了自己的婆婆”。她把这18年的错，都归咎于自己。

丢失孩子的父母，走不出去，也忘记不了。而寻找父母的孩子，记不得、也找不到。

卫卓告诉我“从小就有人说我不是父母亲生的，小时候不信，总觉得是玩笑。当我逐渐长大，每次看到养父特别忌讳这种玩笑，为此大发雷霆，我也慢慢地发现，原来邻居口中的‘外省仔’并非玩笑”。随着逐渐长大，流言蜚语也愈演愈烈，卫卓决定离开汕头，到广州去打工。

“做生意”“建祖宅”是汕头地区对于子女认可的一种片面认知。在广州打工的卫卓，第二年便开始做起生意，可俗话说“十门生意，九门亏”，卫卓生意失败后，白天在文具店打工、晚上就在街边摆摊。

2020年年底，卫卓收到警方的电话，说亲生母找到了，希望他去北京认亲。“外省仔”的真相就此揭开。

占绪莲家的“团圆餐馆”原名叫“农家餐馆”，一家在湖北蕲春汽车站旁的小饭馆。卫卓被拐后，“团圆”成为俩老心中最大的愿望，占绪莲说“圆则满，满则圆，心有圆满便安宁不争”。“圆”成为他们家最重要的一个字。

在公安部打拐局中，“寻亲”档案有两个文件夹，一个是“找孩子”，另一个是“找父母”。

除了卫卓的故事，我们受到公安部的帮助，记录了更多像占绪莲一样的家庭。同时也拍摄到警方如何抽丝剥茧，在14亿人口的中国把两个文件夹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个故事。

这些文件里，兜放着平凡又善良的人们，无论遭遇怎样的打击，最终都会凭借着信念走出阴霾。故事的结尾，我们用了很多得到团圆的故事，但在未来的时间里，他们内心中仍有着隐秘而幽深的空洞，等待被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