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人生2007

« sans amour, on n’est rien. » ---------Edith Piaf
“没有爱，我们什么也不是。”

« la môme »（《少女Piaf》）让整个法国怀念一个人，回望一个时代，重温一个旧梦。
我毫不怀疑，Edith Piaf是法国的一个符号。她的歌仿佛一个印迹，深深打在每个法国人的心里，无法动摇。两小时二十分，翻完一个人的一生，她的经典老歌做线索，一路走下去，强调了的双手，强调了的发声方法，强调了的浓浓妆容。故事的讲述就是在为歌做注解。每一次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心都跟着颤动。“原来是这样！”这话不曾出口，眼泪却已在说不清楚的某个时刻滑下来。
震撼自己的究竟是故事本身，还是导演杰出的表达法？这个问题让我第一次难以作答。导演的一些做法的确太残酷，但是我却喜欢。是一些很极致的表达法，非常的浓烈，戏剧化。是“到底”了，未留余地。比如Marcel死后的场景设置：悲痛欲绝的Edith，穿梭于公寓的各个房间，嚎哭不止，脚步不停的继续沿着公寓的走廊往前走，走廊深处一片漆黑，我见她消失在黑暗里，而跟随这个背影，到达的是灯火辉煌的舞台，还是那个背影，此刻张开双臂唱着 « hymne de l’amour »。再比如不按时间叙事的讲述方式。这并不是我喜欢的，我排斥所有看似“花哨”的剪接，认为最简单，原本的叙事方式才不会削弱故事本身的力量，才是一种耐心的积累，末了才能有够力度的情感爆发，哪怕讲述方式还是一样的淡。但是 « la môme »的剪接，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这种基于对比的错落剪接，让我在画面转换的时候，常有被刺痛的感受。相当残酷。眼见着少女初尝成功，下一个画面马上转到颤抖佝偻的老人，在花园里听自己当年的唱片。静。除了阳光，什么声音也没有。她连一个杯子都已经不再能握住。这样的对比，让你不得不问自己，生命他妈的是个什么东西啊。所以很难受，心里一直受煎熬。
而事实上，故事有多残酷，片子就有多美。这残酷在于，我们始终正在失去，成功，喧闹，甚至是爱和希望。所以Edith纵情到肆无忌惮。她可以让一个乐队等上三个小时，最终因为一首喜欢的新歌而取消原定的排练，她说“不然成为Edith Piaf有什么用？！”；她喝酒一定喝到烂醉；口红的颜色红到惨烈；在台上唱歌唱到昏倒，下去注射毒品，再回来。。。这样一个歌手，我们怎能再有？而那些美丽的瞬间，太多，太耀眼，我们急急忙忙，来不及回忆。每一个音符落定，每一次曲终落幕，每一回放下来的紧张的双手。。。生命的虚空，让人无可奈何。就算是Edith Piaf ，又能怎么样？当什么都不再有。rien de rien 被放在片子的最后作总结：“什么也不再有，但我从未后悔过什么。”
法国人注定要怀念，这个人，这些歌，这个时代。只有在记忆里，有些东西才肯停驻不许动。那时的巴黎是旧梦一场：战争，混乱，疾病，北部的大雨倾盆，蒙玛特的人群混杂，隐没在夜色里的街头酒吧，一夜一夜唱着相似的歌，纵情到天明。而这个唱着歌的女子可以甘愿为了爱，幻化为海边织着毛衣的一个背影，把爱情当信仰。她说“要去爱，要去爱”“没有爱，我们什么也不是。”
如果有的信仰可以不丢失，如果有的记忆颜色始终鲜艳，如果有的歌已经不朽，可不可以不说“不再有”？用力的哭一场，为了这虚空的生命，为了某一个爱过的人。可惜我们终究不够勇敢，可惜Edith Piaf 不再有。于是我们只能在电影落幕的时候，擦干净难得留在脸上的泪痕，然后，很用心，很真诚的，鼓掌。为Edith Piaf，为逝去的时光，为我们不曾拥有的勇敢。

近月来上“电影市场学”课，对起外语片中文戏名多了点注意。电影《La Vie en Rose》（La Mome）在香港译作《粉红色的一生》，而没有跟台湾译成《玫瑰人生》，除了因为rose在法文可译作粉红色外，更大的原因，很可能是香港人对Edith Piaf这位法国歌后其实认识不多。仅有的认识，可能只听过陈百强唱她作曲的〈La Vie en Rose〉，广东版由郑国江填词，歌名正是〈粉红色的一生〉。

台湾译名《玫瑰人生》其实比香港的《粉红色的一生》更贴切，因为玫瑰不一定是粉红色的，更多是鲜红、血红色的。玫瑰珣烂，却容易凋谢，而且带刺，这都是Edith Piaf的特质，电影的海报也是鲜红色的，而不是Hello Kitty的粉红色。郑国江可能觉得粉红色更适合陈百强（其实他最爱紫色），但怎样也好，Edith Piaf一点都不粉红色。

虽然有过Edith Piaf几张精选唱片，我对她的一生其实也所知不多。看着电影，我直觉她跟我们的梅艳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她们都在戏班长大（梅艳芳在荔园），都在龙蛇混杂的酒廊歌厅打滚过，都喜欢硬汉型男人，最后感情都没有着落，还未步入老年就病逝，很明显是年青时操劳加上放任，弄坏了身体。她们在舞台上是万人祟拜的女王，在台下则风趣豪爽、大情大性、不拘小节，有时像个顽皮小孩，有时又霸气十足。稍为不同的是，梅艳芳比较多豪爽包装，追求声色艺，Edith Piaf则完全以唱功取胜。她在美国大发脾气，认为庸俗的美国人期望她是法国艳星，不会欣赏好听不好看的她。

电影要说动人故事，难免要将主角的人生戏剧化，但我总相信，出色的艺人（或曰艺术家）把最大的心力都投入了技艺和事业，人生的其他环节就恐怕比较差劲，作为他们身边的家人、朋友、情人，一定不好过。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向来对名人少有幻想，也不想成为他们的朋友。欣赏偶像，买票捧场货银两讫最实惠。

电影用了时空交错的叙事手法，是兵行险着，不算非常出色，但也算合格。我在豆瓣给了电影五粒星，有超过一粒是纯粹给Edith Piaf的歌声。

一曲〈La Vie en Rose〉，代代都有名人翻唱过（新近的如有小野丽莎），Youtube就收藏了多个不同版本。其中较经典的，有柯德莉夏萍（Audrey Hepburn）在《Sabrina》唱给堪富利保加（Humphrey Bogart）听的，有Louis Armstrong吹着小号唱的英文版，还有玛莲德烈治（MarleneDietrich）的现场版。最意外的收获，是发现了一个刘别谦（Ernst Lubitsch）爱将Maurice Chevalier上电视台节目的片段：他向美国观众介绍和献唱〈La Vie en Rose〉这首法兰西名曲。

原文（附影片及照片）刊于：
http://blog.age.com.hk/archives/692

如果不晓得艾迪特・皮雅芙(Edith Piaf)是谁，那或许知道《玫瑰人生》(LaVie En Rose)；即便记不得歌名，对不上号，肯定也在哪听过这歌―――在克莱德曼的钢琴曲里，在《天使爱美丽》、《两小无猜》里，甚至在冯小刚的《天下无贼》里―――片头那首歌，正是小野丽莎翻唱的《玫瑰人生》。

传记电影《玫瑰人生》讲述的，正是歌曲原唱者、法国国宝级歌手艾迪特・皮雅芙的传奇一生。她的艺名“Piaf”是巴黎人称呼“麻雀”的俚语，这个名字不仅是因为她性格爽朗，有副好嗓子，更是因为她身高仅有146厘米。在本片导演奥利维埃・达昂(Olivier Dahan)之前，克劳德・勒鲁什(Claude Lelouch)在1983年就拍过关于皮雅芙的电影，名为《莫忘今生》(Edith and Marcel)，讲的是皮雅芙和拳击手马塞尔的爱情际遇。在《玫瑰人生》里，这段情殇也成为影片关键章节。

《玫瑰人生》长达140分钟，完整地再现了皮雅芙颠沛流离的童年，从街头初啼、酒吧卖唱的少女到正式登台、歌喉迷人的明星，到情感受挫、每况愈下的晚年，再到弥留之际。达昂成功地打乱皮雅芙人生的各个阶段，一会还在懵懂困惑的孩时，一会就跳到肢体僵硬的老年，营造转瞬即逝的人生悲喜。为了不至于让观众觉得含糊不清，导演用文字交代了时间、地点；只要细心留意，前后故事还是能串在一起，看出皮雅芙从法国到美国的人生轨迹。作为线索的，自然是皮雅芙不同时期的歌曲，有特殊意义的、偶然抓住的，皆成就了舞台上的皮雅芙。

皮雅芙仅在人世间驻留48个年头，这一大半可能由于她无节制地注射吗啡、醉酒纵情，挥霍健康导致生命透支。但皮雅芙之所以为皮雅芙，就在于她不可复制的偏执，或者如评论家所言，是一种“法国的基因”。幸运的是，在《玫瑰人生》外，她还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在这部电影里，你还将听到《爱的礼赞》、《我无怨无悔》等名曲。

片中，皮雅芙遇见传奇女星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激动得有些失措。事实上她和电影的交集还有不少，比如法兰西奇才让・考克托(Jean Cocteau)是她的好朋友，为她编过戏剧。更叫人感慨的是，在听闻好友去世消息后，考克托在同一天离去。

作为2007年柏林电影节开幕电影，《玫瑰人生》在法国上映后取得惊人票房。这也许是在1963年皮雅芙的国葬―――成千上万民众走上街头为她送行―――之后，人们再一次用行动怀念这位“小麻雀”，还有她不老的歌声。

http://www.mtime.com/my/moviel/blog/587208/

看完片子，很震撼，同时有点晕。
的确，把人生浓缩到一部电影有点难。在网上找来Edith Piaf的生平介绍：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3968.htm

生平介绍：
       Edith Piaf ,原名Edith Gassion，1915年12月19日出生于巴黎。有传说她母亲是在巴黎街道的路灯边生下她的，但事实上她是在当地的医院出生的。父亲Louis-Alphonse Gassion是一位街头杂耍艺人，母亲Anita Maillard是个卖唱的歌女,艺名叫Line Marsa。跟刚打算退役的法国足球巨星齐达内一样，Piaf的母亲Anita是有卡比利亚（北非阿尔及利亚地区民族，也称柏柏尔人，在依比利斯半岛活动，多为流浪者）血统的“下等法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从军，母亲在街头卖艺讨生活，根本无暇照顾女儿，Edith在幼年时，只得与在诺曼底的奶奶相依为命。在乡间，她度过了几年快乐的时光。战争结束后，父亲把她接回身边，她的生活开始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为了生活，他们的草台班子在全法国流浪表演（世界名著、都德的《小东西》就描写了很多流浪艺人的艰辛），可怜的Edith，早早领略了生活的艰难。可能是家庭的遗传，Piaf天生一副好嗓子，渐渐地，她也正式成了戏班子里的一员。15岁的时候，这位乡下小妹子决心离开父亲，独自去巴黎闯荡。1932年，她与同为流浪艺人的Louis Dupon，一年后育有一女Marcelle，但这个小女孩只活了两岁就因脑膜炎而夭折 。Edith继续在街头卖唱，直到有一天，Louis Leplée——坐落在香榭丽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 Elysées）的巴黎最优雅的酒吧之一le Gerny's的老板——无意间听到这个年轻姑娘的演唱，立刻被这个娇小女人的嗓音迷住了。他立刻签下了她，并为她取艺名为拉·莫姆·琵雅芙（在巴黎方言中，这是小鸟的意思）。Piaf的身高只有1.47m，确实像一只楚楚可怜的小鸟。琵雅芙是将多愁善感、幽默和严酷的现实主义极好地结合起来，她是法国传统歌曲的化身。
        从1936年开始，直至去世，琵雅芙录制了许多专辑。她的最后一首歌是L'hommede Berlin，这是她在1963年初录制的。琵雅芙在世的时候并不富裕。事实上，琵雅芙经历过多次车祸，还有毒品困扰，她去世时还给比她小很多岁的第二任丈夫留下一大笔债务。琵雅芙的一生辉煌但短暂，她以她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历程：
       老板Louis对她宠爱有加，并在36年为她录制了第一张唱片Les M?mes de la cloche（“乡下姑娘”的意思）。但苦命的Piaf总是那么不幸：那年4月，Louis Leplée被人在自己的家中谋杀！Piaf因与他有密切关系而被被警方传讯……各种“娱乐媒体”便大肆渲染这段“传奇”。
        Piaf失去了靠山，但她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她的一个“粉丝”Raymond Asso，一位知名的冒险家，帮助她迅速摆脱了那些烦人的事情并离开了le Gerny's酒吧。在Raymond Asso的引导下，Piaf慢慢脱去了乡下女子的土气和在父母的市井阶层所沾染上的俗气，最后成为大家所熟悉的那个Edith Piaf——一副迷茫的神情，一副无助的样子，头发凄凄，嘴唇腥红，双臂沿着起皱的黑色毛衣下垂……她已经不再是乡下的小鸟，她成了巴黎的尤物。这一年，她拍摄了第一部电影，Jean Limur导演的La gar?onne，几个月后又是第二部电影Bobino。40年，她与戏剧演员Paul Meurisse同居Paul教会Piaf很多东西，特别是如何得体地处理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剧作家Jean Cocteau为他们两度身编写了一部话剧Le bel indifférent，在夫婿及Jean Cocteau的帮助下，Piaf的表演获得极大成功，这部戏也激发了她对戏剧的兴趣，展现了她的表演天分。
       随后，夫妻俩一起出演了Georges Lacombe的电影Montmartre sur scène。拍摄过程中，Piaf与电影音乐作者Henri Contet结下了特殊的友情，Henri后来成为Piaf最主要的词曲作者。
       当年这只楚楚可怜的小鸟逐渐羽翼丰满了，二战期间，Piaf已经可以勇敢地以自己的方式反抗占领者：她不顾德国人的警告，坚持与犹太音乐家合作并演出。此时的她已经变得成熟，不单指其性格，也指她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她与社会方方面面协调的能力。她巧妙周旋在各种势力之间，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成就，实现自己的意愿。
       44年，初到巴黎的毛头小子Yves Montand闯入了她的生活。年过30的她不顾一切爱上了他，并张开翅膀保护这个初到巴黎的乡下小伙。Piaf已经不是小鸟，她成了保护女神和引路人。可能与Yves有类似的幼年生活经历，她对Yves既有情人的爱，也有一种近乎母爱的情感。她为把自己的制作团队介绍给Yves，她让她的“御用”作曲家Henri Contet为小伙子写出了Yves最早的成名曲Battling Joe及Luna park。
       她一步步将Yves引入社交界，指导他阅读，交游，使他很快与巴黎融入一体（看到这里，小伙子们都动心了吗？）。45年，她与Montand合演了电影Etoile sans lumière。
       在45年以前，Piaf只有一首有影响力的歌曲是由她自己填词的，那就是La vie en Rose（Louiguy作曲）。这首歌曾经被她周围的人认为意识太超前，不会受欢迎，但结果是如今这首歌已经几乎成了Chanson（法语单词，“歌曲”的意思。港台将其翻译成更加美感的“香颂”）的代名词。
       46年，Piaf注意到年轻的创作歌手组合Cmopagnons de la Chanson，她非常欣赏他们的才干。为自己与Yves着想，她设法将他们网罗到门下，专为她自己和Yves写歌作曲。在她的促成下，发行了一张专辑Les trois cloches，Yves借此获得1百万张唱片的销量……但不知什么样的原因，这一年，她与Yves莫名地分开了。也许是她预见了Yves不可限量的未来，所以选择了悄悄地离开……在我所听过的男声的La vie en Rose的版本中，Yves的和美国黑人Louis Armstrong的两个版本是我最喜欢的。
        也许是为了散心，也许是为了摆脱过去。47年她第一次赴美国开演唱会，将Cmopagnons de la Chanson也一并带了过去。 这次新大陆之行对Piaf实在是一次挑战，在纽约Playhouse最初的几场演出只能算失败，美国佬并不了解这个女人，当然，语言也是理解的障碍。不过她决定继续留下来，而且把演出场地也搬到了曼哈顿（Manhattan）。她越来越成功，渐渐打开了新大陆市场。当然她的收获还不止于此：她与演员、歌手Marlène Dietrich成为了终生的好朋友，同时与著名拳手Marcel Cerdan堕入情网。这段拳王与歌后的爱情故事成为47年大小报纸津津乐道的话题。
       Piaf与Cerdan的幸福是充实的，那时，她与Marguerite Monnot合作为有情人写下了著名的香颂：L'hymne à l'amour——她的又一首不朽的经典。
       但厄运似乎总不愿远离这个不幸而成功的女人，49年10月28日，Marcel Cerdan突然因空难而故去，传奇变成了悲剧。这次巨大的打击使Piaf在有生之年，再也没有真正地解脱出来……回顾往事，她爱的男人，总是被一股神秘、意外的力量从她身边被夺走。她变成了神秘主义者和宿命论者。
       不过，这个坚强的女人并没有停止工作，50年她返回巴黎，在Pleyel继续演出。这一时期，年轻的词曲作家Charles Aznavour成了她身边的“全能人”：她的秘书，司机和知心人。事实上，自45年起，她就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帮助CHARLES，只不过她没有象帮助Yves或Les Compagnons de la Chanson那样提携Charles罢了。但忠实的Aznavour依然对她念念不忘，为她写下很多优秀的歌曲。
       1951年，Piaf再次找到了新的保护人——年轻的美国舞蹈演员兼歌手Eddie Constantine。但这段故事仅仅维持了7个月，神秘事件再次发生：这回是她自己，她连续遇上两起交通意外，其中第二次差点要了她的命。治疗过程中，她染上了毒瘾，自此再也未能从这个可怕的嗜好中挣扎出来……
       连续的打击，使她沉迷于毒品与酒精，这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她似乎想借婚姻改变命运，1952年7月，她与歌手Jacques Pills举行了她一直梦想的第一次正式的婚礼。婚后，他们双双赴美演出，她演出了新婚夫婿Jacques Pills为她写的几首作品。这是她第5次赴美演出，当然，当年让她打开新大陆之门的Le Versailles那里依然是必去的。
这一年她经历了几次毒品不良反应，身体情况非常糟糕。但也在这年，她达到了她个人艺术事业的最高峰，巡回演唱会不断。她糟糕的身体几乎拖垮了她。53-54年，她不得不闭门修养。但是，当55年接到在奥林匹亚剧场（所有歌手的圣地）的邀请后，Piaf再次焕发出令人惊奇的激情和能量，这次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鼓舞了她继续演艺事业的信心。
       58年再次在奥林匹亚演唱会上，她演出了她另一首重要作品Mon manège à moi。之后，她认识了歌手、曲作家Georges Moustaki，9月她与Georges竟然又一次遇上了严重的交通事故……随后，在纽约的演唱会上，Piaf倒在了舞台上。似乎预见来日无多，她拒绝了朋友们、医生的建议，坚持60年的奥林匹亚演唱会照旧进行。
       Piaf的玫瑰色人生还未结束，61年夏天，她结识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个男人——Theophanis Lamboukas，她叫他Sarapo（希腊语“我爱你”的意思），这个希腊歌手陪她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这年7月，她在祖国法国接受了“终身成就大奖”。62年9月25日，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为全巴黎演唱了Le Jour le plus long，她的光耀无与伦比。




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C3%89dith_Piaf
Early life
Despite numerous published biographies, much of Piaf's life is shrouded in mystery.[2] She was born Édith Giovanna Gassion[3] in Belleville, Paris, the high-immigration district later described by Daniel Pennac. Legend has it that she was born on the pavement of Rue de Belleville 72, but her birth certificate states she was born at Hôpital Tenon,[4] the hospital for the 20th arrondissement of which Belleville is part. She was named Édith after the World War I British nurse Edith Cavell, who was executed for helping French soldiers escape from German captivity.[5] Piaf—a Francilien colloquialism for "sparrow"—originated as a nickname she would receive 20 years later.

Her mother, Annetta Giovanna Maillard (1895–1945), was a French pied noir of French-Italian descent on her father's side and of Kabyle Berber origin on her mother's. She was a native of Livorno, a port city on the western edge of Tuscany, Italy. She was working as a café singer under the name Line Marsa.[4] Louis-Alphonse Gassion (1881–1944), Piaf's father, was a Norman street acrobat[6] with a past in the theatre. Piaf's parents soon abandoned her, and she lived for a short time with her Kabyle maternal grandmother, Emma (Aïcha) Saïd ben Mohammed (1876–1930). Before enlisting with the French Army in 1916 to fight in World War I, her father took Piaf to his mother, who ran a Normandy brothel. The prostitutes helped look after Piaf.[1]

From the age of three to seven, Piaf was allegedly blind as a result of keratitis. According to one of her biographies, she recovered her sight after her grandmother's prostitutes pooled money to send her on a pilgrimage honoring Saint Thérèse de Lisieux, resulting in a miraculous healing. In 1929, at 14, she joined her father in his acrobatic street performances all over France, where she first sang in public.[1] She took a room at Grand Hôtel de Clermont (18 rue Veron, Paris 18ème) and separated from him, going her own way as a street singer in Pigalle, Ménilmontant, and the Paris suburbs (cf. the song "Elle fréquentait la Rue Pigalle"). She joined her friend Simone Berteaut ("Mômone")[4] in this endeavor, and the two became lifelong partners in mischief.[1] She was about 16 when she fell in love with Louis Dupont, a delivery boy.[1] At 17, she had her only child, a girl named Marcelle, who died of meningitis at age two.[6] Like her mother, Piaf found it difficult to care for a child while living a life of the streets, so she often left Marcelle alone while she was away, and Dupont raised the child before her death.[1] Piaf's next boyfriend was a pimp named Albert who took a commission from the money she made singing in exchange for not forcing her into prostitution. One of her friends, a girl named Nadia, killed herself when faced with the thought of becoming a prostitute, and Albert nearly shot Piaf when she ended the relationship in reaction to Nadia's death.[1]


[edit] Singing career
In 1935 Piaf was discovered in the Pigalle area of Paris[1] by the nightclub owner Louis Leplée,[3] whose club Le Gerny off the Champs Élysées[6] was frequented by the upper and lower classes alike. He persuaded her to sing despite her extreme nervousness, which, combined with her height of only 147 cm (4 feet 8 inches),[7][4] inspired him to give her the nickname that would stay with her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and serve as her stage name, La Môme Piaf[3] (The Waif Sparrow, Little Sparrow or Kid Sparrow in Parigot slang).[1] Leplée taught her the basics of stage presence and told her to wear a black dress which would later become her trademark apparel.[1] Leplée ran a large publicity campaign prior to her opening night, which resulted in a number of celebrities including actor Maurice Chevalier attending the opening.[1] Her nightclub gigs led to her first two records produced that same year,[7] with one of them penned by Marguerite Monnot, an ongoing collaborator throughout Piaf's life.[1]

On April 6, 1936,[1] Leplée was murdered and Piaf was questioned in the matter and accused of being an accessory, but she was acquitted.[3] He had been killed by mobsters with previous ties to Piaf.[8] This resulted in much negative media attention directed towards Piaf,[4] which threatened her career.[1] To rehabilitate her image, she recruited Raymond Asso, with whom she would also become romantically involved. He changed her stage name to "Édith Piaf," barred her undesirable acquaintances from seeing her, and commissioned Monnot to write songs that reflected or alluded to Piaf's previous life on the streets.[1]

In 1940, Édith co-starred in Jean Cocteau's successful one-act play Le Bel Indifférent.[1] She began to make friends with famous people, such as Chevalier and the poet Jacques Borgeat. She wrote the lyrics of many of her songs and collaborated with composers on the tunes. In 1944, Édith Piaf discovered Yves Montand in Paris, made him part of her act, and became his mentor[4] and lover.[8] Within a year, he becam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ingers in France, and she broke off their relationship when he had become almost as popular as she was.[1]

During this time, she was in great demand and very successful in Paris[3] as France's most popular entertainer.[7] After the war, she became known internationally,[3] touring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merica. She helped to launch the career of Charles Aznavour in the early 1950s, taking him on tour with her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cording some of his songs.[1] At first she met with little success with US audiences, who regarded her as downcast.[1] After a glowing review by a prominent New York critic, though, she met with better success[1] and her popula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such that she appeared on the Ed Sullivan Show eight times and at Carnegie Hall twice (1956[6] and 1957).

Edith Piaf's signature song "La vie en rose"[1] was written in 1945 and was voted a Grammy Hall of Fame Award in 1998.

The legendary Paris Olympia concert hall is where Piaf achieved lasting fame, giving several series of concerts at the hall, the most famous venue in Paris,[4] between January 1955 and October 1962. Excerpts from five of these concerts (1955, 1956, 1958, 1961, 1962) were issued on record and CD and have never been out of print. The 1961 concerts were promised by Piaf in an effort to save the venue from bankruptcy and where she debuted her song "Non, je ne regrette rien".[4] In April 1963, Piaf recorded her last song, "L'homme de Berlin".


[edit] World War II
During World War II, she was a frequent performer at German Forces social gatherings in occupied France, and many considered her a traitor; following the war she claimed to have been working for the French resistance. While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this per se, it does seem to be true that she was instrumental in helping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cluding at least one Jew) escape Nazi persecution. Throughout it all, she remained 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avorite.[9] Piaf dated a Jewish pianist during this time and co-wrote a subtle protest song with Monnot.[1] According to one story, singing for high-ranking Germans at the One Two Two Club[10] earned Piaf the right to pose for photographs with French prisoners of war, to boost their morale. The Frenchmen were supposedly able to cut out their photos and use them as forged passport photos,[10] and some of them managed to escape.


[edit] Personal life
The love of Piaf's life,[3] the married boxer Marcel Cerdan, died in a plane crash in October 1949, while flying from Paris to New York City to meet her. Cerdan's Air France flight, flown on a Lockheed Constellation, went down in the Azores, killing everyone on board, including famous violinist Ginette Neveu.[11] Piaf and Cerdan's affair made international headlines,[4] as Cerdan was the middleweight world champion and a legend in France in his own right. Piaf was later married twice. Her first husband was Jacques Pills, a singer. They married in 1952 (Piaf's maid of honour was Marlene Dietrich) and divorced in 1956. Her second husband, Théo Sarapo, was a Greek hairdresser-turned-singer and actor[1] who was 20 years younger than Piaf. They married in 1962 and sang together in some of her last engagements.[1]

In 1951 Piaf was involved in a car crash along with Aznavour, breaking an arm and two ribs, and thereafter had difficulty breaking serious morphine and alcohol addictions.[1] Two more near-fatal car crashes exacerbated the situation.[6] Her first husband, Jacques Pills, took her into rehabilitation on three different occasions to no avail.[1]

Death and legacy
 
The grave of Édith Piaf, Père Lachaise Cemetery, ParisPiaf died of liver cancer at Plascassier, on the French Riviera, on 10 October 1963, but officially made public on the 11th, the same day that her friend Jean Cocteau died.[12] She slipped in and out of consciousness for the last months of her life.[6] It is said that Sarapo drove her body back to Paris secretly so that fans would think she had died in her hometown.[1][10] She is buried in Père Lachaise Cemetery, in Paris, where her grave is one of the most visited.[1]

致所有灿烂的和受苦的时光

看《玫瑰人生》的时候，我感到这个银幕上的PIAF，
几乎是一个会唱歌的我的耶稣。
因为她能感受的痛苦，正是我所感受的，
她所能承受的破碎，正是我所承受的，
她能唱出的一切美妙的痛苦的声音，
正是我想唱然而无法唱出的。
她是一个圣徒，我想，是一个和我一样信奉着爱的圣徒。

当多年无法唱歌的PIAF听了一半《无怨无悔》，
就忍不住打断，惊喜而凄凉的说：“这是我的歌！这就是我！”时，
我也忍不住想站起来，打断所有电影院里正在看电影的人，这样大声说：
“你们看！这几乎就是我的人生！这是我的歌！”
没错，就像《在地图消失的地方》里的威利，
坚信午夜电视直销节目里出现的圣诞老人是对他一个人训诫教诲一般，
那个时刻，我也获得这样至高无上的感受：
我深信那个又矮，又丑，又不幸的女人，此时此刻，正在为我一个人歌唱，
就为了我们心里那种几乎愚蠢的信念：
爱，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所以，她死了，死于失去爱，死于孤独，死于无法唱，
但是电影并不以她的垂死而结束：
电影无限放大了她最后一曲演唱，那简直是对黯淡无光的人生的战歌，
那就是在对所有挫折扇过去的响亮耳光，
碾碎了她，曾经把她碾成碎片的压路机，在歌声里轰然倒塌，
她借由歌声，就像耶稣一样，重生，复活，光芒万丈，
因为，她唱歌。

我想我们爱电影，就像我们爱耶稣：
我们爱一个人替我们受难，我们爱一个人比我们更不幸，
我们爱一个人饱受摧残但是无法磨损的灿烂。
我们的人生太长，
我们感受得太多，而且太平淡，
尽管我们的房间就是我们的受难地，
尽管我们爱过无数个人（但是失去任何一个人的痛苦都不亚于电影里浓缩的痛苦），
我们仍旧需要一个人站在十字架上，展示我们的痛苦，因我们的痛苦而升华，
并且让我们知道：活着，仅仅是怀有信念的活着，是一件多么珍贵的事。

在考学面试的时候，我们同学里流传着一个段子，
一个高年级的男生，在被老师们问到：“电影，对你意味着什么？”时，
冷冷的回答说：“电影是我的宗教。”
现在，我突然明白了这句话。

致所有灿烂的和受苦的时光。



人生是回旋往复的声部


写完了感性的文字，我想为《玫瑰人生》写一点理性的文字。

一个伟大传奇人生的传记片，我见过三种：
一种是展开这个人物的人生数轴，将每一个重大事件作为一个坐标点，一一展示，比如《吴清源》，
一种是截取了其中一段最精彩的旅程，告诉我们为什么伟人会成为一个伟人，比如《摩托日记》，
一种是不讲重大事件，只讲人生的状态，虚掉历史背景，沉浸的是人的内心，比如《玛丽 安东瓦内特》。

《玫瑰人生》呈现给我的是第四种：
电影总的来说仍旧是从年幼到死去的流程在走一趟她的人生，
但是并不清晰明确的按照时间顺序来讲故事。
电影遵循的不是时间的节奏，而是音乐的节奏。
PIAF的人生，以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主题，就像好几个声部一般，回旋往复的出现。
不是一个人在客观冷静的读着她的传记，整理她的人生大事要事考，
而是像一个人垂死的时候，人生各种碎片纷至沓来，聚合成一个万花筒，
从那个小小的孔里看出去，有事件，有感觉，有色彩，有情感。
各种东西看似杂乱无章的来了，就像我们的人生况味，
多少东西并置，重叠，放大，倒回，省略，混乱，模糊，无法重现。

请注意“看似”两个字，好的电影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杂乱无章的，
一切种种当然是精心设计的，我倾向于是编剧设计的。
电影不是各种偶然造就的神赐之物，就像魔术师变出的是魔术而不是魔法一样。
《玫瑰人生》的各个关节都很好：表演超级棒，音乐也棒，剪辑很棒，导演不用说了，
但是作为一个编剧，我感受最深的是：剧本真棒啊！

就像电影的最后一个段落，基本上是这样几个部分组成的：
PIAF最后一次登台的各种筹备工作，
PIAF即将死去，身边只有一个护士，她向她倾诉自己的孤独和痛苦，
（从属在这个部分下的一次往事追忆：PIAF曾经有一个女儿，死去了）
PIAF的零碎童年回忆，
PIAF在海滩上接受最后一次访问，安详而智慧，
PIAF最后一次登台献唱。
这几个部分，不是以“12345”的顺序出现的，
而是每个部分都打碎了，揉合在一起，灵光一闪的，即兴的，恍惚的，
渐渐向最后的时刻滚动而去。
有的传记片重故事，有的传记片重感受，
但是《玫瑰人生》两者兼有，
因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物，一个旅程，而是一整个人生。
你们知道，人生不是一个渐渐清晰的画像，
而是回旋往复，神奇多变的声部。

    冲着法国大片和奥斯卡影后的名声，还有各种媒体上对这部片子的赞赏，我看了《玫瑰人生》。结果，不得不说，我对这部获得众人赞美的电影不怎么感冒。

    传记式的电影，最大的资本就是这个人物的一生。所以，与其说我不喜欢这部电影，不如说我不喜欢这个法国的香颂天后。这样说的话，可能会被很多人砸砖头了。但我从电影上看到的这个法国的国宝级人物，却是一个专横、傲慢、任性的形象，甚至她的样子，也不是好看的：叉腰驼背，发线后移。整个电影里，最漂亮的，莫过于是描写她和拳击手马赛相恋的时候那个容颜和那套蓝色的衣裙。但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造型，就整一个小老太婆。成名之前的她，所唱的歌曲，跟优雅一点也扯不上边，倒不如说是一些俗套的小调罢了，感觉是类似于韦小宝唱“十八摸”之类的。成名之后，当然是有名士为她作曲，但由她自己挑选的某些歌曲，仍然逃不出那种烟花风尘的套路。她的一生，似乎就离不开酒精和毒品。要说她是因为恋人马赛的飞机失事而用上止痛药，但在那之前，她的人生似乎早有可卡因的存在。而酒，更是少不了。至于她的情史，一萝萝，其中包括为了她的演艺事业付出的两个，一个是在街头发现了她那美丽的嗓子的夜总会老板，一个是对她作出手把手的特训把她的歌唱生命从低级的夜总会提升到高雅的音乐厅的音乐人。即便如此，也不过落下了一死一解雇的下场。无数的离合中，她最爱的就是拳击手马赛，但这也是一段不能见光的情缘，因为他早已有家室。

    无疑，这样的人，有像我这样不喜欢的，但喜欢她的人也大有人在。那样的性格，在另外一些人眼中，是出彩的、吸引的。而她的歌喉，即使是唱着低俗的小调的时候，也是好听的，厚气的。娇小的身躯所爆发的力量，完全的呈现在她的呐喊中。这是她的武器，她的天赋，她一生为之骄傲的能力。那首传唱多时的《玫瑰人生》，也实在是优美。不然的话，其他种种，以我之见，实在不能使她成功。

    目前来说，对于这位法国的象征，我们能够了解的，也不过就这么一部电影。偏巧这部电影又太过于蒙太奇，像我这样本来就对她不太熟悉的人来说，基本上对于了解她的人生没有什么帮助。至于其他的资料，网上流传的也不多，反而是我在电骡上的找到的一篇在这部电影之前就写下的对她的简介，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的一生。

    或许，在法国人的生活中，滥情等于浪漫，酗酒等于调剂，皮雅芙性格的缺陷也不过是被形容为“个性独特”，反而更突出了她一生命运的跌宕，衬托出一个悲情的人生。看来，不同文化之间还是难以调和。从以上种种看来，我身上实在找不出一个法国因子，对那个时候那个层次的法国说喜爱，恐怕我是做不到的。所以，请原谅我以上言论有一种过于卫道之士的感觉。或许，将皮雅芙换成梅艳芳的话，我的认同感会多一点。

    至于电影，哦，这可爱的法国电影，实在不是我这种没有艺术细胞的人看的。虽然导演已经在各处闪回插入的地方提示了时间和地点，但我仍然是看得头昏转向的，理不清各个事件的时间顺序和他们之间的联系。人物，由于皮雅芙太过于强大了，其他各个配角、打杂、跑龙套的，全都一闪而过，什么名字面貌还没看清楚记住就这样消失了。主角玛丽昂.歌迪亚的演技，的确是好的，因为可以使观众对一个人物有这样的强烈感觉的，即使是一种不喜欢的感觉，也说明了她对这个人物的表演是贴切的，灵动的。据说，皮雅芙生前的密友看了玛丽昂的演出之后，也不由得感叹：“天啊……”。不然，奥斯卡影后怎会无由来的得到呢？但我仍然最喜欢她在《两小无猜》中的那个爱得放肆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