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正盛

虽然获奖不少，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耐心坚持看完，感觉最多给二星。 伪纪录片风格，自然主义手法。镜头对准社会下层人的生活日常，试图挖掘生活的意义。导演对生活的理解狭隘、片面而肤浅，缺少应有的深度。整体风格压抑、沉重，笼罩着灰黑的色彩和严冬的萧瑟。 叙事手法做作，镜头语言平庸。人物基本都是冷漠自私，情节琐碎枯燥。最要命的是冗长乏味，如果在院线上映，估计半小时有三分之一的观众退场，一小时退场一半。等四小时结束时，场内可能还是会睡着几个，不会全部走光的。

席地而坐的大象，是一个图腾，片中反复提到，但一直没有出现，只是结束时有深夜远处传来的大象的鸣叫声。对远方大象的向往，其实代表了对眼前生活的失望与厌恶。这种象征隐喻手法，其实很浅薄很肤浅很幼稚。

影片从始至终弥漫着一股悲观绝望的情绪，所有人物都是冷漠自私暴力野蛮外加愤怒，父子之间、母女之间、情人之间、陌生人之间，除了相互猜忌与相互攻击相互伤害，几乎没有任何温暖与善意，似乎整个世界都在与自己为敌。不难发现，这就是导演眼中的生活，这就是导演心中的世界。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导演具有强烈的偏执症，心理扭曲，所以眼光扭曲，最后作品自然扭曲。

前贤有云：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电影中每个角色，都缺少起码的自我反思精神，将一切个人遭遇的困境归因于他人和外部，不是通过自己的能力与努力去解决问题 ，而是通过攻击与暴力来宣泄愤怒与不满，通过出走远方（去满洲里看大象）来逃避与自我麻醉。作者自认为这是一种批判，其实就是失败者为自己的无能与无为所做的苍白辩护。

所以，导演自杀在情理之中。伏尔泰说过，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既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坏，一切都还过得去。世界本来是正常的，但自己心理扭曲，反而觉得这世界不正常。于是妄自生出无尽的痛苦与愤怒，这是导演的个人悲剧所在，而这也正迎合了部分屌丝+愤青的loser的心理，所以，这种无病呻吟也能引起某些人的共鸣。 伪文青的作品，适合文青与伪文青观赏。普通观众呢，恐怕就只有呵呵了!

看到其他影评提到导演说四个小时一刀不剪，如此自信，只好给电影重新打分：1星。

PS、整部电影就是祥林嫂的唠叨啰嗦+孔乙己的偏执迂腐+阿Q的自欺欺人；最后加上假洋鬼子的装B，如此而已。

另：有人一直纠结于想探究“席地而坐的大象”的寓意，力图给予合理化的解释。其实，这是毫无意义的穿凿附会。再次强调，席地而坐的大象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导演没给予任何解释，也无法给出任何解释﹍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否则就不会自杀了。导演所期待的，就是让观众自己去猜测、理解，分歧越大，导演就越高兴﹍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这种手法是荒诞剧鼻祖贝克特《等待戈多》首创，人人都在等待戈多，但没人知道戈多是什么。很老套的手法!

2018年2月16日，农历新年第一天，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举行了世界首映。这是本届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唯一一部中国导演的作品，官方称赞它"极富视觉震撼力，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并授予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

影时长将近4小时，现场300多名观众几乎全都没有中途离场，放映结束后，导演的母亲上台作了简短致辞："今天来到电影节，感到又痛苦又欣慰。痛苦的是，我儿子为大象失去了年轻的生命。欣慰的是，大象能够在柏林电影节上映。"

四个多月前，《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波在北京自缢去世，年仅29岁。《大象席地而坐》是他的第一部长片，也成为他最后一部电影。很多人是通过他的自杀才第一次知道胡波这个名字，他迅速变成一种符号，承载各怀心事的人们的胸中块垒。

胡波去世后，作者采访了二十余人，包括他的父母、朋友、邻居、同学、师长、剧组同事，并观看了《大象席地而坐》的4小时版本与2小时版本。斯人已逝，每一个自杀者都会留下秘密与传说，但他作品中的愤怒表达，在他短暂一生所面临的内外困境中，皆有迹可循。

本文为《智族GQ》未刊稿，经同意，首发于真实故事计划。

一

2017年10月12日，王磊在家里做好了饭菜，想叫胡波过来一起吃饭。他们是新认识不久的朋友，是同行，聊天又投契，经常聚在一起。胡波是个单身汉，自己独住一套两居室，每天要么在外面吃饭，要么叫外卖，冰箱里堆满了各种速冻食品。自从两人搬到北京五环外的同一个小区后，王磊就经常叫胡波到家里吃饭。

微信不回，电话不接，王磊决定去胡波家里找找看。他有胡波家里的钥匙，因为胡波老是忘带钥匙，就放了一把备用的在他那里。推开门，没有人，家里也没有什么异样。王磊又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想问问两人是不是在一起，他边说边往外走，顺手推开了楼道里的消防门，看见了挂在那里的胡波，他对着手机说："胡波上吊了。"

白色的绳子系在16层通往17层的楼梯扶手上，一直向下垂到通往15层的空间。这栋楼总共18层，一梯两户，平时很少有人走楼梯。胡波的对门当时没有住人，王磊过来时还碰到中介带人去对门看房，但都没有人发现。王磊马上报警，警察和救护车赶来后，胡波当场被证实已经去世。

消息很快传开，不少同学和朋友赶来，警察封锁了现场，大家都聚集在楼下。尸体被装进白色袋子拖上车带走，有人忍不住小声抽泣，大部分人沉默不语。

没有人清楚胡波的死因，只听到现场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大声地对周围人说：胡波这小子酗酒啊，这小子嗑药啊，这小子骚扰我们的女演员，经纪人都告到我这儿了。

她是刘璇，《大象席地而坐》的制片人。2016年，刘璇在西宁举办的FIRST影展创投会上看到胡波创作的剧本，介绍给了她的丈夫、著名导演王小帅。两人的公司冬春影业决定投资制作这部电影，这让胡波拥有了执导自己的第一部长片的机会。影片在2017年初完成了拍摄，后期制作却陷入僵局，胡波一度认为他将失去自己的处女作：

完成这部电影用了一整年时间，而最终，没有一帧画面属于我，我也无法保护它。它被外力消解掉了。（胡波，2017年8月26日，《牛蛙》后记）

胡波死后第二天，FIRST影展发布讣告，向这位年轻的导演表示了哀悼，还说，"警方现场勘验初步排除了刑事案件可能"，除此之外就没有了。随后，警方出具的尸检报告证实，胡波的血液中没有酒精或者药物。胡波的父母从家乡济南赶到北京，拒绝了解剖尸体及进一步检查的提议。

胡波自杀的消息传出后，网友们找到了他的个人微博。这是一个只发过132条微博的账号，大部分留言数量只有个位，但在10月12日之后，首页的留言数量猛增到4000条，其中一条微博的转发数量将近1万次。那是2017年9月3日，胡波写道：

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隔了好几个月写封信过去人回"恶心不恶心"。今天蚂蚁微贷都还不上，还不上就借不出。关键是周围人还都觉得你运气特好，CTMD。

最近一直在跟一个朋友喝酒，喝了一个月，他教我呲妞，费老劲了也没用，某个关键时刻从面前横穿一辆超跑，他说："开这个就分分钟的事儿了"。真给力，毕业那年，去接那个狗逼恐怖片拍，现在我也改装个排气筒横穿马路了。之后的几年还得攒钱，把自己第一部电影版权买回来，两辆超跑钱，以拍艺术片的收入来看，不去贩毒很难做到。

接下来拍下一个电影，弄下本书，看起来忙得跟晒咸鱼似的，但只要不跟朋友吃饭就得在家煮速冻水饺。

之前在南京先锋书店遇到一个师弟，我说你不要拍电影，也不要写作，人觉得我在害他。所以为了不害人，我觉得即便想做跟艺术有关的工作，美术和音乐就比较好，起码能装点下自己，自我感觉好点儿，哪怕去跳跳舞呢。

当那些人拍着网剧写着商业片剧本胡吃海喝换车旅游的时候，走过来说你运气真好啊真羡慕啊，我真想取出我珍藏的凿子和斧子。

什么都不能做，哪儿也去不了，还得收"恶心不恶心"的这种回复。MMP你才恶心呢你个文盲。

一个多月前看徐浩峰更新的博客，我盯着那句"一念之愚，千里之哀"愣了半小时。不是因为那会儿"千里之哀"了，是意识到这句话时，一切都已不可改变，早些年即便知道这个道理，也不会信，现在哀也没鸡毛用。三月份在剧组时就听说了好几个自杀的，当时还没觉得什么，等我自己的电影在半年后没了才发现，都他妈完了。

人年轻时挺好，什么都不信，等岁数大了，信什么都没用。

留发之后也开始掉头发，同时佛珠子，大金链子，茶具，都准备好了，就差一个契机了。

当时，这几乎是关于胡波本人生活的最丰富的叙述，许多媒体报道的焦点集中在胡波的经济状况上，暗示胡波自杀可能是因为不堪忍受"生活困窘"。胡波迅速变成一种符号，承载各怀心事的人们的胸中块垒。

导演胡波

几天后，网络上又开始流传一张胡波和王小帅的微信对话截图，王小帅对胡波说："那个长版本很糟很烂。明白了吗？……你以为别人是傻逼看不出来你那要表达的肤浅的东西？"王小帅曾经担任《大象席地而坐》的监制，媒体报道的焦点很快转移到两人艺术主张的不同，以及电影行业的权力分配问题。

但很快，这张截图就被删除了。有记者联系到了王小帅的妻子刘璇，但她婉拒了采访，只表示希望"逝者安息"。

二

"满洲里的马戏团有一只大象，它他妈就一直坐在那，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它，也可能它就喜欢坐那儿，很多人就跑过去，抱着栏杆看，有人扔什么吃的过去，它也不理。"

《大象席地而坐》以一个人的独白开头，有点没头没脑。这是一个看起来30岁左右的男人，瘦小，留着似乎是九十年代的分头，嘴里衔着一颗烟，嘴皮干裂。他坐在一扇窗前，旁边躺着一个半裸的女人，但灰暗的画面和倾斜的角度，让人感觉不到半点情欲的成分。男人和女人在说话时，眼神完全没有交流，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自说自话。

女人："你快滚吧。"

男人："我晚上再走。"

女人："不行。"

男人："为什么？"

女人："我得去单位交报告，下午可能要开会。"

男人："你点烟，有时候会沾上嘴唇的皮，然后烟蒂上会有血，看见了吗？"

女人："所以呢？"

男人："因为你刚才没给我水啊。"

女人："我真得走了。"

电影并没有交待两人对话的来由，导演也不急于向观众解释，两人发生了什么。胡波把镜头推进，脸部特写占据了画面的大部，他用这种方式，让观众直接体会人物的心理。荒芜的世界，冷漠的人们，理解难以达成，这种气质在影片里一以贯之。

男人名叫于城，他和自己哥们的女人上床，被发现后哥们跳楼自杀。但在由他主导的偷情故事中，看不出他有任何悔意，他甚至都不愿意和女人一起收拾残局。到此为止，他似乎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害怕，一个无名之辈，身处无名之地。但在之后，正是由他串联起三个人发生在一天之中的"失去"和"逃离"的故事。

韦布，高中生，他的好朋友被污蔑偷了校霸的手机，韦布为好友出头却不小心把校霸推下楼梯，让人受了重伤，随时可能死去。在众人的围追堵截中，韦布逃离了学校。

黄玲，韦布喜欢的女孩，她和酗酒的母亲生活，在学校，她和教导主任有一场秘密的师生恋情。但她无法从任何一个人身上获得慰藉，恋情变成了众所周知的丑闻，这个城市没有了她的容身之处。

老金，韦布的邻居，他蜗居在自家的阳台上，女儿女婿以买学区房为由，想要把他送到养老院。陪伴他的只有一条老狗。老金和追堵韦布的混混发生争执，胆小怕事的女婿把老人关在门外，老金只能去漫游。

一连串的生活琐事，让三个人都变成了各自生活中的局外人，他们只好逃离。在逃离的一天中，他们一直在失去。

剧照 | 《大象席地而坐》

韦布回家准备逃亡时，发现自己积攒的压岁钱被赋闲在家的父亲拿去。他想去找奶奶躲一躲，却发现奶奶已经在家里独自死去。为了凑够车费，他把自己心爱的球杆押给了老金，随后又亲眼撞见了黄玲和教导主任在一起。他不满朋友被污蔑偷手机才打伤了校霸，后来朋友却承认自己确实偷了手机。就连他好不容易凑够的车费，也被换成了票贩子手里的一张假票。

黄玲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迅速传播开来的丑闻，她的母亲仍旧只会谩骂，恋人为求自保独自离去。面对找上门来的教导主任的老婆，她无所适从，离家出走。

老金被家人关在门外，陪伴他的老狗被另一只狗咬死了。老金找到那只狗的主人，却被他们当成讹钱的羞辱一番。

在这一天的末尾，三个局外人终于登上了开往满洲里的大巴，他们想去看看，那头席地而坐的大象。

三

2017年春节刚过，胡波带着剧组一行人到达河北井陉，简单的开机仪式过后，就开始了《大象席地而坐》的拍摄。

井陉位于河北省西部，与山西相邻，这里曾经遍布大大小小的煤矿，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煤都"。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煤矿资源逐渐枯竭，遗留下很多塌陷的土地和开裂的房屋。胡波选中井陉，还因为这里的雾霾，冬季尤其严重，天总是灰蒙蒙的。胡波心目中的《大象》，就是那样的色调。

但剧组抵达后，井陉的空气质量明显好转，每天都是大晴天。为了捕捉想要的色彩，胡波只能抢拍。早上5点多起来，拍到太阳出来之前，然后下午3点多再出工，拍到黄昏，只有这两个时段的光线是晦暗的。

制片方冬春影业给的拍摄时间总共只有30天，后来又减到了25天。时间紧急，胡波还决定全部用长镜头完成拍摄，更不容许出错，胡波就利用白天的时间反复排练。等到开拍时，他总是紧紧跟在监视器后面，经常一路小跑，这样发现错误才能及时更正。

和他对光线的要求一样，胡波希望演员的表演也没有任何"色彩"。 影片中，于城的朋友跳楼自杀，朋友的母亲赶来事发现场，站在楼下抬头看自己的儿子一跃而下的阳台。剧本里，母亲当时只有一句台词，三个字："太高了。"一开始，演员说这句台词时带着哭腔，被胡波纠正了好多次，他要演员没有任何情绪地说出来。胡波说：小猫小狗死了，你会这么难过，但是人死了你不要那样说。

这是胡波第一次做长片导演，剧组成员也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拍摄时总会遇到问题。

有一场关键的戏，原本应该在井陉火车站拍，但被火车站管理人员制止了。这场戏既不可能删，也不可能改，胡波就带上剧组成员，跑到石家庄火车站去偷拍。他们把摄影机装在包里，跟在演员后面，不光拍下了演员的规定动作，还拍下了演员与现场售票员的真实对话。这种操作其实是被明令禁止的，但所幸胡波成功了。

更大的困难来自胡波和制片人刘璇的博奕。采访中，我得到一份标题为"青年导演的死亡"的文档，是胡波的一位朋友在他去世后，从他的电脑里找到的，写作日期不详。胡波在里面提到说：

开机后，公司对我的拍摄方式进行严重干扰，每日监视我所拍摄的素材，并通过威胁"随时都可以换导演"来让我妥协（一般其他电影制作的情况是，只要按时没有差错的完成，公司就不会提出意见，现场事情繁杂压力巨大），我均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最初靠造假场记单来掩盖，他们发现已经在一周以后，换导演会影响制作，所以作罢。

拍摄第四天因为受到大雪天气影响了工作进度，公司不问前因后果以"每天拍不完该拍的就换导演"威胁我。并在后续制作中与制片主任一起多次蒙骗我"场景有问题了不让拍了"，我均是在滞后几日才知道是为了省钱。

拍摄到中后期，制片人又突然来到剧组，对拍摄计划指手画脚，严重影响剧组工作节奏，其认为我制定了不合理的拍摄日程，但当时我已经在规定日期内完成了百分之八十电影内容。

2017年3月14日，《大象席地而坐》顺利杀青。接着就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剪辑、调色、配乐，一切顺利的话，胡波马上就将拥有自己真正的处女作。

剧照 | 《大象席地而坐》

胡波很快就完成了剪辑，对于他来说，这不是难事。早在开拍前，他就打定主意，《大象席地而坐》将是一部全部由长镜头连缀而成的影片。一场戏一个长镜头，只要长镜头拍好，把素材放在剪辑台上搭好就是全片了。

监制王小帅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对于一个没有任何长片经验的年轻导演更是如此，直到电影开拍前几天还在劝胡波放弃。看到胡波仍然坚持，王小帅又提出，至少要增加一个备选的常规机位，以防万一。等到电影开拍后，这个保障方案也迅速被胡波放弃了。为了赶进度，胡波决定调动剧组一切资源，拍出他想要的《大象》，没有备选，也没有退路。

"剪完了"，只用了十来天的时间，胡波就宣布。王小帅和刘璇兴致勃勃地去看，看完后，他们告诉胡波，根本不行，必须重新剪。

胡波觉得为难，但还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重新剪辑出一个约2小时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剧本设定的发生在从早到晚一天中的故事没有了。为了压缩时长，胡波珍视的长镜头被剪碎后重新拼接，不得不加入很多"某年某月某日"的字幕作转场，看起来有些生硬。影片时长确实变短了，但并没有让《大象》变成一部精彩的情节剧，碎片化的剪辑方式稀释了人物本身的情感，原本通过留白、迟疑、停顿、静默烘托起来的独特气质不复存在，电影最动人的部分没有了。

但是，冬春影业的一位前员工回忆说，王小帅和刘璇看过2小时的版本后，觉得"终于有样子了"，让胡波按照这个思路继续完成剪辑。就在这个时候，胡波不干了。

四

4小时版本的《大象席地而坐》被王小帅和刘璇否定后，胡波自己也对影片的质量产生了怀疑。他还是不甘心，于是将影片寄给一部分专业人士观看，想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其中就有廖庆松。

廖庆松，人称廖桑，台湾著名剪辑师，和侯孝贤长期保持合作关系，近年颇受好评的《踏血寻梅》、《八月》、《二十二》等影片的剪辑工作都出自他手。2014年，胡波到台湾参加金马电影学院时认识了他。

《大象》剧组的场记瑶瑶说，2017年5月初，胡波交出2小时的剪辑版不久以后，收到了廖庆松的回复。廖庆松对胡波4小时的版本表示赞许，这让胡波很兴奋，一下"证实了他的直觉"。

胡波马上找到刘璇，提出想要重回4小时的版本。在冬春影业的北京办公室，两人因此爆发过激烈的争吵。刘璇明确拒绝了胡波的要求，但还是让他继续配合完成后期工作。

5月28日，正值端午假期，王小帅、刘璇请大家吃饭，席间胡波又提出了重回4小时版本的请求。王小帅再次拒绝，胡波当场反驳道：你这不就是在干涉我的创作吗？

刘璇腾地站了起来，指着胡波大骂：你把话说清楚，谁干涉你创作了？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是一个臭傻X！你想一想当时你那个项目在FIRST，谁理你？没有我们理你，你能有今天吗？！

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回忆说，刘璇"骂了很久很久很久，所有人都惊呆了，王小帅也没有站出来制止她，胡波也没有回应，一句话都没有回应"。我曾多次联系王小帅和刘璇求证，但都没有得到回复。

这不是胡波第一次听到刘璇的辱骂了。在井陉拍摄时，胡波因为场地问题和制片组产生争执，刘璇一个电话打到剧组，让工作人员把手机放在胡波耳边，一顿臭骂，胡波也只是闭上眼，一句话都不说。剧组杀青后，在北京举行的庆功宴上，刘璇当众数落胡波在拍摄期间的种种问题，也是同样拍桌子，爆粗口。

端午节的这场饭局，以胡波提前离场告终。那晚过后，胡波跑到冬春影业的办公室，想把素材偷偷复制出来，但被刘璇发现了。刘璇没收了胡波的钥匙，锁上剪辑房的门，对全公司说：这片子我不做了，如果这个片子入围任何电影节，我就拒绝，我不去！

胡波开始积极联系其他电影公司，希望能找到人把影片从冬春影业手里买回来。影片的预算是90万，实际花费73万，冬春开价350万，其中"王小帅的监制费就是200万"，这让胡波感到难以接受。

我所签订的导演合同中，前期制作费为九十万，整个拍摄过程公司不考虑质量只考虑省钱，导致大量场景和演员不能按照导演要求来选择，这样制作成本控制在了七十三万，依靠损失成片质量莫名省下百分之二十的制作费，这些钱省下来干吗了呢？省下的十七万也没有用于后期制作。

整个过程我最困惑的一点就是，如果目的是省钱，那八月份为什么要说服我拒绝另一个公司来这里拍摄这部电影？不拍不就一分钱不用花吗？

进入后期阶段后，公司不认可我最初的剪辑版本，通过长达半个月的羞辱与打压，打击我自信心，之后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剪出他们所认可的版本。

在五月底，我将两个版本对比后认为后者没有体现我所拍摄电影的本意，向公司提出用最初的版本，但他们不给任何回旋余地，拒绝我的要求，同时提出"拿来三百五十万，你拿走这部电影。"我知道制作费只有七十三万，询问"为什么是三百五十万？"，他们答复说"因为监制费和公司运作费用"。（胡波，《青年导演的死亡》）

没有人愿意接盘。半个月后，胡波对一位朋友说，他准备重新找冬春影业沟通："装孙子，不然片子就没了"。他向王小帅和刘璇分别道歉，并表示自己将全力配合完成2小时版本，"唯一的想法是保留一个导演剪辑版"。

王小帅回复说："如果你以二个小时是为配合我们的话，请你不要配合了，因为我尊重导演，但不尊重一个导演的痴念。你不怕丢人，我还怕呢。"

刘璇回复说："明天就会给你发律师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了，请你不要再找借口拖延了。你自己做事不负责任，恕我们也不能再奉陪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6月27日，冬春影业向胡波发送违约行为沟通函，"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几天后，冬春影业向胡波发送第二次沟通函，直接要求解除导演聘用合同。

解除合同后，除电影剧本的署名权归于你之外，现在已经生成的所有电影素材、剪辑工程、剧本其余著作权等电影相关物料的著作权、收益权及所有权归于制片方冬春。（冬春（上海）影业有限公司，2017年7月7日）

五

"我不接受把一种油腻的虚伪当作所谓的复杂真实性与生动，不接受人际勾连为核心的规则，不接受存在中功利性的那部分。"（胡波，2017年8月26日,《牛蛙》后记）

在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中，每个人都和自己身处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们无法从任何一个人身上感受到温情，所以他们逃离。在逃离的一天里，他们能够凭借的东西，只有一个擀面杖，一根台球杆，一支棒球棍。

一间幽暗的房间里，韦布用胶带一层一层地缠着擀面杖。他咬断胶带，狠狠挥舞了几下。上学路上，韦布对朋友说："我爸以前用这个审犯人，不留伤。"他决定用这跟油条一样的擀面杖为朋友出头。

逃离的韦布没钱买车票，他拿出自己珍藏的台球杆换钱。那是一根公爵，上面刻着WB。韦布在路上碰到自己的邻居老金，准备向老金开口借钱，碰到了纠缠老金的大白狗的男主人。韦布拿起砖头，想要保护老金，被男人一脚踹倒，站起来，又一脚踹倒。

老金从口袋里翻出一小摞钞票，递给韦布，他不要韦布的台球杆，但韦布还是硬塞给了他。后来，韦布的台球杆意外地变成了老金打赢小混混的武器。

教导主任的妻子找到了黄玲家，隔着门破口大骂，教导主任什么话都不敢说。黄玲抓起棒球棍，朝着主任的肩膀狠狠抡过去。

面对无情的世界，胡波的主人公选择了暴力。他们认死理，一根筋，不愿转弯，不计后果。但暴力无法解决问题，所以他们愿意相信，在遥远的满洲里有一只席地而坐的大象。他们无力改变现实，只能选择远方的奇观作为微弱的希望。

在北京，胡波经常骑一辆白色的小摩托车，右边的后视镜早就被撞没了。从他租住的小区到市中心，经常需要走机场高速，胡波骑着这样一辆摩托车，速度能达到120迈，有时候甚至到150迈。

对于胡波的自杀，他的几位高中同学，都觉得并不意外。在他们的印象里，他总是特立独行，"上吊也是够标新立异，像他"。

那时他天天顶着个大油头，头发又长，像铲子一样。总有老师特别欣赏胡波，但也有老师特别讨厌他。高中第一节体育课，他和体育老师吵了一架，之后三年没上体育课。他写过一篇文章交给语文老师，想让老师点评一下，结果回来后对同学说：这老师没文化。数学课老师嫌教室太乱，说不想听的可以出去，胡波就和同学去操场玩去了。

他爱睡觉，有个绰号叫"睡神"。他家里为了他上学，搬到学校附近，也就200米的距离，但他还是天天迟到。

他办过一期主题是"中国文化"的黑板报，偏偏把黑板中间的一个"性"字突出放大，变成了"中国性文化"，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忍俊不禁。

有一阵子，胡波喜欢看韩寒，看《萌芽》。上不喜欢的课，他就看小说，晚自习的时候写小说。后来，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台相机，先是给同学拍一些非主流的照片，后来还拉着同学们拍过一个短片。短片讲的是一个身体有残疾的男孩，每天坐在窗边看别人在楼下玩，有一次他扔了一个纸飞机，被另外一个男孩捡到了，然后把他从楼上背了下来，和大家一起玩。

上高二时，胡波突然对同学说，从今天开始，他不说济南话了。同学问为什么，他说他要考北京电影学院，现在就要练习普通话。高三时，他去北京蹭课，买了几麻袋电影盘回来看。他考了三次才考上，中间干过几天婚庆摄像，又从山东的一个专科学校退了学。2010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时候22岁，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

在北京电影学院，大一，胡波气得张建栋老师踹过桌子，大二，气得姜伟老师离开教室。毕业时，他拍的短片被老师批评太艺术，让他模仿韩国人那样拍商业片，他照做了一个，一家电影公司看过后直接邀请他做商业片导演，但他拒绝了，他对自己的妥协感到烦怒。

他总是记得，在网吧通宵看《十诫》、看《红白蓝》时的震撼，他决心创造一种新的电影语言。

六

和冬春的矛盾激化后，胡波在家里喝了二十多天的的朗姆酒。2017年7月，他到西宁参加青年导演训练营。在那里，他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拍摄了一部短片，得到贝拉·塔尔的肯定。

返回北京后，胡波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起来。他跟很多人说，事情过去了，接下来他要准备新的工作。他甚至有些斗志昂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将来王小帅去参加哪个电影节，他也去参加哪个电影节，他要用作品压倒王小帅。

那段时间，他忙着和出版社联系，出版第二本小说《牛蛙》。FIRST已经确定投资他的第二部长片《天堂之门》，并且提前向他支付了6万元稿费。他重新开始写作，除了小说，还在写话剧，这是全新的文学尝试。他发疯一样地工作，感觉自己已经"从黑暗中生还"。

与此同时，FIRST还在帮忙斡旋他和冬春之间的关系。9月底，FIRST组织了小规模的电影放映，请一些行业人士观看《大象席地而坐》，希望有公司能够接盘。电影放映一场后，被刘璇阻止，不得不换到另外的场地。

当天，胡波就听说了放映被刘璇阻止的消息。那天晚上，胡波和朋友王磊一起喝酒，回来的路上胡波情绪激动，反复说：我恨死他们两个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他认为，冬春和他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是从上自下一条龙的欺诈服务"。

2016年7月，我带着《大象席地而坐》（当时名为《金羊毛》）的电影项目参加FIRST西宁影展的创投会，回京时有一家公司联系到我，同意按照我所申请的三百万人民币预算投资电影，冬春影业的刘璇女士也在同一时间联系我。

当时我以为冬春影业的核心王小帅导演一直在做艺术片，所以对其完全信任，刘璇女士以"投资你电影的那家公司做商业片的，以后肯定会干扰你创作"为理由说服了我。

之后，以"立项需要剧本版权协议书"为理由，让我签了版权转让合同，再之后，以"新导演经验太少"为理由强制性签了没有定剪权与演员选择权的合同（当时剧本版权已经被他们全部拿走，没有了其他选择，原因是我个人的，对行业认识不清，电影学院也从没有教学生要提防前辈）。

这样，这部电影启动，同时启动的还有另一位青年导演的电影。我最初的要求是三百万制作预算，四十五个拍摄日，公司在签第一份合同之前没有否定我的要求，随着一份份合同的落实，每一份之后均没有任何选择，这个项目最终只有几十万预算，二十五天拍摄日。

事实上当把剧本版权无条件签出时，这部电影整个制作就开始不受导演控制的缩水，而最初促使我放弃其他公司更为良好条件的理由是"不干扰创作"。

至今，我仍无法了解到这部电影的融资状况。去年九月份，公司鼓励我发朋友圈免费招美术和其他组员，导致该项目在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生中成为笑柄，这种不正常的免费招人状况只适用于个人筹拍电影，但从公司的合同，到流程，已经是标准的电影制作流程。

绝大部份主创几乎以零片酬来参与这部电影的制作，我靠去年夏天得到的奖金撑过下半年，但因筹备期无法进行其他工作，之后也没有任何收入。但整部电影的流程不是独立电影制作体系，从融资到宣传均属于商业行为，同时公司强制要求零片酬来拍摄剧照与视频的两位工作人员签订版权转让合同，均被拒绝。（胡波，《青年导演的死亡》）

10月8日晚，胡波自杀前四天，他和一位朋友约在望京的一家酒吧喝酒。那天胡波穿得特别整齐，一件毛茸茸的灰色卫衣，天蓝色背心，新球鞋，戴着顶渔夫帽。

胡波一边埋头吃鸡翅，一边对朋友说："我最近在写戏剧的间隙买了很多潮牌。你看，这样别人就看不出你是干什么的了。像我以前，老穿得黑黑白白的，一看就知道是个落魄作家。谁都能过来说你一嘴。烦不烦啊……"

两人从晚上一直聊到凌晨，从电影、戏剧聊到写作、生活，从贝拉·塔尔聊到《百年孤独》里的奥雷里亚诺上校，最后还是聊到死亡。

"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刻一个吊死的人。"胡波说。

"墓志铭上写什么？这里吊着全宇宙最孤独的人——吗？"

"反正活着也没什么好事，就是像工具一样，写作，拍电影。但创作本身是去经历几何倍数的痛苦。"

闲谈间，胡波还问起朋友最近在忙什么，朋友答说在休息，胡波就一边笑一边说："你等着啊，过两天我给你找点事儿干。"

四天后，胡波上吊自杀。

七

胡波去世四个月后，我到济南看望他的父母。正值寒冬，他们租住的房屋里没有暖气，客厅里虽然放着两台电暖器，但还是感觉很冷。胡波生前养的一只白猫被带回来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这套房子临近济南高铁站，胡波的父母告诉我，当初选择在这里租房，就是为了方便胡波去北京上学。朝北的一间卧室是胡波的房间，里面陈设简单，写字台上放着胡波的遗像。

他们不愿意多谈胡波的过去。既是因为害怕回忆伤心往事，也因为那时《大象席地而坐》的后续事情尚未确定，他们担心和我的交谈会影响电影版权的交接和收益。胡波出事后一周，冬春就答应把电影版权"捐赠"出来，但直到我到济南时，仍然迟迟没有解决。

"王小帅真的能一手遮天吗？"胡波的父亲问我。他说，他们不愿意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只希望他和胡波妈妈的后半生能有个指望。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能重复表达自己的采访立场。

胡波的父亲有点不耐烦，对我说："我们接受你的采访，能有什么好处？"他是想知道，这篇采访能不能帮忙解决钱的问题。儿子已经去世了，他们需要钱来养老。

胡波的母亲劝他不要着急，她的精神尚佳，这段时间她一直在和FIRST的工作人员联系，夫妻俩租的房子快到期了，她还在张罗找新房。她听别人说，胡波养的猫值8000块钱，如果真值这么多钱，她就把猫卖了。"7000我也卖。6000我也卖。"

现在，电影版权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上映时，结尾的字幕出现了电影版权归属者的名字，其中一位是胡波的母亲。

去年过年的时候，胡波在家没待几天，就去井陉拍《大象》了。临走前，胡波还和父亲说，让他提前准备好时间，至少6个小时，下次回家好好和他聊一聊。那是胡波最后一次回家。

胡波的父亲对我说，他至少看了四遍《大象席地而坐》，就是不明白：电影里的人为什么都不笑呢？

回到北京后，我重新翻检胡波手机里的100多张照片。以前，我只注意到，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他和王小帅、刘璇的对话截图，一些合同文本、往来信函的照片，或者就是他的新书封面、扉页。只有3张图片和他的作品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一篇文章的截图，讲的是作家沈从文的经历。

我在网上找来了这篇文章，里面有一段写道，沈从文初到北京，写信给文坛大佬们希望得到赏识，其中有一封信寄给了郁达夫，两人因此相识。郁达夫去见沈从文，看到他大冬天躲在一间没有火炉的小房间里取暖。后来，郁达夫请沈从文吃了午饭，还把身上的零钱都交给了他。临走时，郁达夫对沈从文说："我看过你的文章。你要好好写下去。"

我忽然想起，《大象席地而坐》里是有人笑的。影片末尾，韦布、黄玲、老金都登上了开往满洲里的大巴车，那时已经是晚上。大巴车在中途停下的时候，韦布下车，独自走到荒野中，踢起了毽子，慢慢地，黄玲和老金也加入进去。他们围成一个圈，一起踢毽子。

（文中王磊为化名，部分细节取自水鬼和王凯的纪念文章，特此致谢。）

-END-

原署名作者 | 康路凯 原署名编辑 | 曾鸣 原署名摄影师 | 潘图

转载自http://www.myzaker.com/article/5a97357f1bc8e0bc5d000004

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一场旅程，那么，此人抵达终点的方式很可能会改变他一生中诸多事件的意义。大多时候，被清除、被遗忘，以及偶尔——被审视、被记忆。如今，距胡波离开并不太久，我们无法乐观地断定他属于后一种情况。但他暴裂的离场方式至少促成了一件事的转变，那就是他留下的一部（生前被剥夺所有权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终于被诸多观众所知晓。虽然，对于这部电影以及他对于电影曾持有的信念，他已经无法提供任何阐释。任何想从他的人生际遇里寻找答案的人，最终只能——也最好是回到他的电影和小说——获取一些个人化的解读，或者说：误读。

1.大象与自我

“满洲里有一只大象，它整天就坐在那儿。”

电影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中开始。镜头运动缓慢而凝滞，带领观众从一片虚无之地移往另一片虚无之地。与此同时，四个人依次从睡梦中起身，坐着，就这样电影中的一天开始了。

这部电影讲了四个在日常生活中陷入绝望的人——胡波曾这样介绍《大象席地而坐》。事实上，只有当观众跟随四个人结束这一天的生活，回望电影的开场镜头时，被隐藏的意义才昭示出来：大象席地而坐，从来不是远方的奇观，而是身陷囹圄的人自身的隐喻。

电影中的四位主角，无疑是最具现代性的人物样本，也是胡波小说人物的电影版的延伸：和母亲关系紧张的单亲少女，和学校发生对抗的青春期少年，游离在社会边缘的问题青年，被家庭驱逐的孤寡老人……电影截取的一天，始于人物深陷泥沼的生活常态，突然坠入某种生活绝境，据此引发的对痛苦深刻的私人体验（而非弥散的虚无主义）使他们开启了对自我、以及对他们所置身的世界的反思和质疑。

随着电影的情节推进，我们发现四个人精神深处的内在联结：当他人为了维护自我利益而向他们发出非难时，他们却因为某种爱（韦布对同学的信任，王金对于孙女的爱，于城对某女孩的迷恋，黄玲对母亲的保护）而丧失了反击能力，从而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无言地经受着生活的磨难——他们尚未被这个自私、功利的社会所异化，他们因沉默的爱而倍显高贵。这也是胡波定义的爱：爱是沉默的行径与牺牲。然而，尤其悲哀的是，正是此种爱使他们沦为被世界驱逐的一群人。因此，他们在大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他们决意去满洲里看一看“大象为什么坐在那儿”，实际上，这旅程并非为了寻找虚幻的出路，而是对自身处境的反思。

这是一趟注定虚无的启程，甚至在旅程开始之前，他们已经得到了答案：

王金：“……你站在这里，就是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然后（王金指向远处），可以看到那边一个地方。你相信那里很好，比这里好。但你不能去，你不去，才能解决好这里的问题。”

（《大象席地而坐》台词）

的确，故事可以这么发展。但那样的话他们也就加入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了：做一个实用主义者，放弃思考和诘问的权利，去解决每一个当下的问题。他们分明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却仍旧选择了那条注定无功而返的旅程。人的崇高正是来自这里。当夜晚降临，风景隐退，人会在徒劳的旅程中相遇并产生真正的精神联结——这是失落已久的人类之爱。虽然，这爱必将会经受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重新艰难地开始……正如人们在微弱的光线里笨拙地传递着毽子，却无奈毽子一次次从空中跌落。笼罩它们的大巴虚弱的光线。光线细瘦，却像利斧，劈开了这个世界的黑暗——我们得以看到某种光的可能，爱的可能。而大象传来的嘶鸣仿佛神迹，衔接了空间与时间、词与物的断裂。

2.火车与文明

人，生活在断裂感中。这是胡波贯穿在所有创作（电影、小说、戏剧）中的思考——最真实的痛苦来自人与人关系的断裂、人与世界的信任的断裂。而追根溯源，断裂感最终指向现实与文明的断裂、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断裂。断裂带来隔绝，因此，所有人都被一种死亡气息笼罩着，人们活着，却好像已经死去，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压制进不同的“化石层”之中。小说《大裂》中有对这种断层最清晰直接的思考：

“不同文明程度有不同文明程度的规律和计划，高级可以连同低级计划吞噬掉。这些的区别就是二百年。二百年是文明的区别，一百年是国家的区别，几十年是家族与个体的区别。层，就是这么形成的。”

胡波的几本书集中呈现了在文明断裂的社会中生活的人的虚无与绝望。并且在不同时间阶段对这一问题作出的不同回应：《牛蛙》（2015年）借助荒诞的谜题（“表姐为什么嫁给牛蛙”）来探寻世界的真实，而《大裂》（2016年）借助挖掘黄金的旅程为当代年轻人陷于精神痛苦的出路赋予一个明晰的外部路径，而在他最后一本书《远处的拉莫》（2017年，《大象席地而坐》完成后）中，他索性虚构了一幅末世图景，试图在文明毁灭后寻找重生的可能。然而这一阶段的胡波无疑变得更绝望了，甚至，他一度信任的文明所能提供的出路也被彻底否定：

“人们最先抛弃道德，接着是情感，最后是信仰，剩下废墟般的躯壳。……这个民族早在大迁徙之前就已经抛弃了道德，信仰更无从谈起。……那些聪明人，从古到今追求着智慧的人，他们令文明得到进化，逐利使文明扩张，扩张代表着侵蚀、封锁、杀戮，然而仍有奔赴向智慧的人，一切糟糕的结果由他们而起，他们进化着文明的同时，让更野蛮的力量得以无限扩张。这从来都不是双刃剑，一直都是通向此刻的必然。”

（《远处的拉莫》）

这种“毁灭的必然性”正是胡波最终陷入绝望的来源。然而，文学和电影从来无法为世界的疾病提供治疗之道，然而，毕竟能提供一份病情诊断。在他创作于稍早时期的《大裂》中写道：

“世界会越来越坏，这一点无法控制，比如一列火车冲入悬崖，也是从头到尾按顺序掉落，这趟火车就是二百年时光。”

在人类历史上，正是火车（或蒸汽机）的发明造成了东西方文明的割裂的开始，而在电影史上，《火车进站》则第一次提供了电影对现实世界的摹仿。在胡波的作品中，火车无疑是现代文明与秩序的最恰当隐喻。韦布想要搭乘火车去满洲里，却买到一张假票。这是以“火车”为标志的文明社会对处于不同层级的人发出的第一次拒绝。之后，韦布尝试要回车票，于是和于城为首的社会青年发生了冲突——这一场戏的背景选在了铁轨旁的一处荒地上，这个近二十分钟的长镜头忠实记录了黄昏从明亮转为黑暗的这段时间——与此同时，于城和韦布由相互伤害走向相互理解，但更深的断裂却无法弥合：他们都是被“文明世界”所遗弃的人，他们站在铁轨旁，能看到远处开过的火车，却永远无法成为火车上的乘客。笼罩他们的是孤独、死亡以及渐浓的夜色。电影结尾处于城受了伤，他坐在能够眺望到火车的这片荒地上——像满洲里那只绝望的大象，这是第一种命运。而第二种命运里，剩余的人将改乘大巴前往，开始一段更漫长、更颠沛流离的旅程。这旅程并不开启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而是一份必将失败的激情，因其绝望的昂扬而令人动容。

3.一天与一生

时间，作为一种容器，规定了人作为生命体的基本限度；时间，作为一种构建历史的单位，实现了世界的循环、嵌套、演绎与言说；而时间，当它作为电影的载体，便成了重构世界秩序的钥匙。

电影首先是关于处理时间的艺术。通过进入电影时间，观众的现实时间被改变了——低密度的糟糕电影消磨了我们的时间，而高密度的艺术电影扩展了我们的时间，一部伟大的电影有时甚至会改变我们对于时间的认知。比如，带有史诗气质的电影让我们目睹几代人经历的斗争与生死，而《2001太空漫游》则让我们在一部电影里经历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它们无疑都扩展了一个人有限的经验。而《大象席地而坐》则采取了反向策略，它是关于历史的小叙事，它回避了大历史叙事中的传奇、灾难、冒险，甚至回避事件、标志、符号，而是将目光纯粹投向普通人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困顿、痛苦与失败。这些不被讲述的人，是被历史遗忘的幽灵。在电影中，人们只过了一天，看似是从一片虚无到另一片虚无，从一阵黑暗抵达另一阵黑暗，却跨越了埋藏于生活表象下的道道深渊。

胡波仿佛从时间中获得了启示，最终发现人世的答案不在别处，不在于所谓的终点的幻觉，而在于个人面对世界的立场。明日的光亮就蕴含在昨日的黑暗里——虽然这光注定无法照亮未来，然而：光毕竟存在。而当我们从《大象席地而坐》中抽离，返回到现实时间，会重新看待我们的现实。比如我们会重新理解作为沉默和牺牲的爱，比如我们看似自由的行为背后另有主宰力量，比如我们经历的精神痛苦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也是现实中的启程。而人的一生不过如此，电影作为现实世界的镜像，能为现实残破的人生提供的补偿性力量，不过如此。

这便是《大象席地而坐》所能抵达观众内心深处的那种震动，它首先来自一个人对于他人痛苦的深刻理解，更来自胡波对于电影的虔敬之心。也许，尤其重要的还有：它是独属于这个时代与这片地方的声音。因此，我们每一次重看它时总能获得对当下新的启示。

阿甘本曾在《何谓同时代人》中这样定义“同时代人”：

“同时代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感知当下黑暗、领会那注定无法抵达之光的人，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他能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阅读历史，并且根据某种必要性来“引证它”，这种必要性无论如何都不是来自他的意志，而是来自他不得不做出回应的某种紧迫性。就好像这种无形之光——即当下的黑暗——把自己的阴影投射到过去，在这种阴影的触碰下，过去也就获得一种能力来回应现在的黑暗。”

在《大象席地而坐》里，我们看到的，正是胡波感知黑暗的过人天赋，对于那注定无法抵达的光的向往，并且依靠电影（一种时间媒介）重塑现实时间的能力。他以一种紧迫性回应着历史当下的幽暗，并以此为命运。而在他留下的最后一本书《远处的拉莫》里，“抵达”作为关键词曾多次出现在不同文本里——他无疑是一个主动寻求流放的旅人，然而，对于“抵达”的紧迫性成了他开启旅程的力量，也成了终结这旅程的绝望。最终，他以反对他的时代的方式成了同时代人中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最具悲剧性）的一位。而他人生中最后一个月写完的戏剧剧本便叫做《抵达》，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

徐蓉：我听到死者在低语。

孟雯：他说了什么？

徐蓉：我无法听清，他们在说着关于明天的事情。

通往未来的旅程在这里被话语阻断，并退回时间深处——死者的国度。胡波活着的时候，他以一种沉默、隐忍的方式开掘着历史深处的私人叙事，试图将感受痛苦的能力转化成弥合电影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深渊的力量，那些声音却被无边的寂静吞没。直到有一天，他昂首走进了过去的阴影，那束在他活着时无法抵达世间的光却意外地投向了今天：人们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看见了那束由不远的过去投向此刻的、强烈到足以灼伤我们的光。最终，电影成了生活的预言，而生活，成了对电影的摹仿。

2018年10月，遥寄

去年在柏林看了马莉导演聚焦精神病院的纪录片《囚》（后来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今年在柏林看了青年导演胡波的遗作《大象席地而坐》，两部华语片的共同点是长，前者近五个小时，后者四个小时，都是体能和精神上的一场马拉松，且看完心情都会很低沉。 提前一天就去媒体中心申请了《大象席地而坐》的票，没想到被告知已经售罄，后来辗转通过其他渠道才得到一张票。我走进影厅的时候，主持人正在台上请观众帮忙寻找身边是否还有空余的座位，直到全部座位都被填满。看见外国普通观众们兴奋期待的面孔，我心情稍微有点复杂，不知道他们是否知晓即将面对的是怎样一个故事，以及它诞生的背后又有怎样的心酸。可能很少有过这样的情况——电影节本该是一名导演最荣耀的时刻，观众翘首期盼，而后报以尊敬和掌声，可惜导演已经看不到了。 1，《大象席地而坐》讲述了四个人的困境： （以下四段为剧透）

第一个人是社会混混A，他睡了朋友的老婆，被突然回家的朋友撞见，朋友一时受刺激跳楼了。他觉得不是自己的责任，隐瞒事实的同时想去满洲里避避风头。

第二个人是少年B，他为了帮好友摆脱校园霸凌，失手将霸凌男孩推下了楼梯。男孩有个混社会的哥哥A，少年害怕他哥哥来报复，便离家出走到处躲藏，想去满洲里看传说中整日坐着的那头大象。

第三个人是少女C，她和母亲关系恶劣，却渐渐和学校副主任产生不正当的感情。C和副主任的绯闻传遍学校，濒临崩溃之际，她决定逃去好友B提过的满洲里。

第四个人是老人D，是少年B的邻居。儿子儿媳以学区房太小住不下为由，要送他去敬老院。老人机缘巧合被卷进了A与B的争端，再加上对子女的失望，便擅自带着小孙女前往满洲里，去看看他年轻时当兵的地方。 男女老少四个人之间有着种种复杂奇妙的关联，他们四个都在遭遇接连不断的麻烦，仿佛掉进了逃不掉的人生怪圈。眼看四个主角都无路可逃的时候，传说中满洲里那头整天坐着、不为威慑和食物所动的大象似乎成了他们唯一的情感出口。 2，技术层面先营造出压抑氛围： 这部电影刻画了众多底层小人物，故事以一座并不发达的北方小城为背景，再加上非常粗糙的制作——完全不打光，多数时候画面都是偏暗的，接近消色调的，甚至看不清人脸；不怎么稳的手持镜头，嘈杂的同期声，一些素材看似并未被精剪过，很多地方的混音都出现了严重问题……首先在技术层面就营造了一种十分压抑的氛围。这一方面可能是受限于成本，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导演个人风格的选择，以及后期部门出于对导演的尊重进行了全盘保留。

【FIRST二刷补充：柏林版是调色、混音均未完成的“半成品”，后在FIRST的仗义支持下，后期制作得以全部完成，二刷技术层面的观感提升了很多】 3，一部悲观厌世的作品，但流溢出作者才华： 死者为大，我很难以客观准确的语句来评价这部电影。但看的过程中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部电影实在太沮丧了，太悲观了，每个人物身上都萦绕着一股厌世情绪。但作为一部影像作品而言，它又时闪现出作者的非凡才华。 电影里每个人物的台词多少都是有些深沉和文艺的，连两个中学生都是，口吻相当成年化。这些人物不停地拷问自己一些抽象的问题，也直言不讳地表达着对身边人和对这个世界的愤怒与绝望：“我什么都不是”，“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吗？”，“我是最后一个看透你是个狗X的人”，“人渣！狗屎！恶心的玩意儿！”，“这世界可真恶心”，“你什么时候感到舒服过吗？”，“人生就是一桩接一桩的麻烦”……这样的台词比比皆是。 尽管在价值观念上我不全然倡导，但不得不说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融汇成了一股颓废、堕落、歇斯底里的气质，使得这部电影别具一格。尽管也是相互穿插的多线叙事，但并没有刻意营造昆汀和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那种戏剧性的冲突和巧合，张弛有度的叙述，隐隐的情绪高潮，让四小时的片长并不觉得煎熬。片中用了很多跟在主人公背后的手持长镜头，很多场戏干脆就是一镜到底，除了人脸外几乎没有特写，很克制，还是有一些作者性的设计思维在里面的。据说导演在拍之前跟摄影师一起做了仔细的分镜，并非肆意而为。 几个主演的形象都很接地气，但演技一点都没被掩盖，尤其是彭昱畅，从《闪光少女》里的靓丽男闺蜜摇身一变，成了北方小城土里土气的中学小混混，年龄和气质竟然都毫无违和感，真是相当厉害了。个别配角演员略微出戏。 4，影片结尾向胡波致敬： 此次《大象席地而坐》开始放映之前，FIRST青年影展负责人高一天上台介绍：“这部电影可能会是今年大家看到的最长的一部，但是一点都不沉闷，它讲述了四个人的生活，生活往往比我们想象得更长一点。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耐心，共同度过接下来这四个小时。”电影开始了一段时间、交代了主角们各自的故事开头后，银幕上才打出片名，没有主创名字。 在影片结尾，屏幕上出现“原著/编剧/导演：胡波”字样，然后放了一张胡波的黑白照片，写着英文“纪念胡波”和他的生辰逝世年月；再然后打出了这部电影的版权归属者（胡波的母亲和父亲）；最后才是主创人员名单的滚幕。可以看到演职人员名单中有一个后期部门，有“后期制片人”和“后期统筹”等等，他们义务帮忙做了一些胡波没能完成的收尾工作，最后还有一长串鸣谢名单。 近四小时的电影结束后，我惊讶地发现，现场依旧几乎满座，没什么人提前退场。胡波的母亲在掌声中被请上了台，她表示能来到柏林电影节既高兴又悲伤，悲伤是因为儿子为了这部“大象”失去了生命。简短的发言后，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向观众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被搀扶着下了台，有人为她献了一束花。 花伦乐队的配乐非常出色，与影片相得益彰。片尾曲的人声采样是基督教赞美诗，颇有洗礼和升华的意味。片中四位主人公最终都在那头坐着的大象身上获得了解脱，可惜在比电影更加残酷的现实世界里，胡波却没有。

（何小沁/文）

补充短评：

柏林首映：影片摒弃了一切主流的，工业的，取悦的表达，在作者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影像作品里，进行了一次极端的，彻底的，自我的释放。尽管外表粗陋，内里的戏剧结构、场面调度、演员掌控都颇为出色。//FIRST二刷补充：后期补完后观感提升很多，不再因为技术瑕疵偶尔出戏，没有一分钟是多余的，如章宇所说，这个片长本身就是胡波的一种语言，这种情绪需要漫长的积累，最后时刻爆发。一刷看故事，二刷看视听语言，胡波力求每场戏一镜到底，剥离出主体，配角都是失焦的，但画外音画表现空间又很丰富。章宇和彭昱畅太好。其实几个主人公都在问为什么，人怎样看待自己的痛苦处境，到底什么因造就了什么果。坐着的大象真的很有看头吗？出路到底在哪里？可惜胡波也无法作答。结尾黑夜里那束天堂一样的光，还有基督赞美诗，大概就是无解之解吧。

PS：这是一部极其适合大银幕沉浸体验的电影，四小时真的没那么长，平时你可能聊会儿微信、刷会儿淘宝、打几盘游戏就过去了。相信我，只有你尊重它的篇幅和节奏，看到导演在各方面调度的用心，才能感受到内在层层递进的情绪积累，也才能理解片中主人公和胡波的最终选择，这个过程需要必要的时长。

电影很不迎合商业市场需求，但这些特质都是胡波用生命捍卫住的东西。如果你是真心爱这部作品，求你不要传播它，不要下载（蓝光都出了别跟我说不下盗版就没地方看的鬼话了），更不要快进瞄上几眼就轻易否定，这些对你走近这部电影毫无裨益。在中国的语境下我并不抵制盗版，我只是说这一次是作者拒绝妥协、抗争而来的应有结果。

除了叙事手法、部分镜头设计及配乐之外，整体很平庸，四个小时的故事除了各类负面元素的强行堆砌外无任何主题的延伸，唯一的"丧"也经不起推敲。生活本是一个复杂且丰富的整体，导演却被其浅显且污秽的表面障目，而把生活本身当做一个假想敌，在与其毫无意义的抗争中无尽地消耗了自我。基于这样的世界观，不会产生有价值和深度的作品，只有个人情绪的无意义夸大。

【24日最新消息】：《大象席地而坐》在当地时间24日晚举行的颁奖礼上获得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特别提及奖。 （特别提及的意思基本是：我们实在没法给它奖又舍不得所以发个奖状口头表扬一下） 以下是处女作评委会主席，罗马尼亚导演卡林·皮特·内策尔的回复，关于他们评委会对《大象》的看法以及授奖词：

我们都对这部电影爱不释手，并且整个评奖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对它的讨论。这是一部非常特殊的电影，并且是一部如中国电影史上那些伟大的处女作一样、必将被铭记的电影。 这部影片的表演非常动人，对调性有着出色的掌控，推拉镜头也不输名家，这些标志都显示出这位英年早逝导演的渊博才华。在他仅有的这部影片中，胡波已经在电影史上留下了印记，他用电影发出的声音绝对不会被忽略。基于以上理由，我们三个评委非常高兴可以将特别提及奖授予《大象席地而坐》。”

【23日最新消息】：《大象席地而坐》于当地时间2月23日晚获得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论坛单元的费比西影评人奖。

首发于公众号“奇遇电影”（Cinematik)

图文版参看：链接

以下是我稿件原文。奇遇版本有编辑删改部分。

胤祥发自柏林

虽然被安排在第二天的晚场放映，但世界首映场的《大象席地而坐》（以下简称《大象》）仍是首日早上八点开票不到九点就被哄抢一空，放映厅外早早排期了等空位的长队，放映也真的是座无虚席。或许外媒及观众更多是对场外信息感兴趣，毕竟刻薄点说，“自杀的年轻导演”已经足以成为一个巨大的噱头了。放映后观众们的提问也主要集中在这部影片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导演的原意，最终能不能在国内上映之类。胡波去世前完成了《大象》的粗剪版本。由FIRST电影节出面协助进行后期制作，赤角（REDiance）担任国际发行。目前这个版本仍有一些技术瑕疵，尚未获得龙标，不知何时会以何种方式在内地上映。

或许胡波这部电影并不会如他的死亡那般引起（有限范围内）的轰动——吆喝是一回事儿，卖票是另一回事儿，但这部有待进一步后期打磨的影片仍因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成为2018年乃至近十年非常重要的华语电影作品：胡波在影片中实践了一种贝拉·塔尔式的时间-凝视美学，是华语电影中极为少见的极端作者化风格，然而也是因为没能解决剧作和视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作品仍呈现出一种撕扯般的分裂状态。

《大象》的片名和一小部分情节来自胡波的小说集《大裂》中的一部短篇小说，不过影片把小说中席地而坐的大象从花莲动物园搬到了满洲里马戏团；睡了朋友老婆导致其跳楼的“我”也不再是失业编剧，而改成了小混混；他跟前女友的纠葛也得以保留，这些大概是……影片十分之一的情节吧。小说《大象》算是作为小说作者的胡波的某一种特定风格：深受雷蒙德·卡佛（尤其是其译文）影响的作品。另外一种典型的胡波风格则是脱胎于电影学院剧作教学的强戏剧化作品，通常人物及关系比较简单而事件比较离奇。我相信《大裂》中不少片目都是当做电影故事大纲来写的。这种创作状态忠实地反映在了电影之中。

《大象》是极度分裂的：剧作上是一个昆汀、盖里奇、宁浩或者《心迷宫》式的多线复杂叙事，并且更为极端地将故事时间限制在一天之内，四个人物之间除了人设上的联系，基本是靠巧合完成的，这是典型的靠剧作技巧实现的编剧工作。但与之背离十万八千里的是……恍如贝拉·塔尔般的视听风格。作曲听上去颇从Mihály Víg的作品中找了些灵感，有着很相似的曲式和编配方式；音效虽仍有待进一步润色，但仍能听出一些颇为作者化的处理，比如强调人物的主观感受，在情绪极端激烈的时候故意使用音效的静场处理等等；摄影则是以时下最流行的“沉浸感”为要点，但语法结构上则是强调对人物的凝视和对真实时间展示，以中近景到特写的手持跟拍和环移为主要的镜头调度方式，有许多设计非常精湛的长镜头。胡波曾参加了贝拉·塔尔做导师的FIRST训练营，也拍出了一部颇受好评的短片。《大象》中有多处指向贝拉·塔尔的段落，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养老院那场戏，完全是对《鲸鱼马戏团》里暴徒袭击养老院的致敬。这种视听风格当然极大地加强了对片中人物仇恨、恶意、无助、焦灼等情绪和状态的表现力，但也相当大程度上与剧作的强情节无法匹配。

这大概是胡波作为导演最挣扎的所在。一方面他的全部学院训练都将他指向一个强调强叙事剧作和类型电影的方向；另一方面他的个人美学追求又是与之完全悖反的。相比之下，贝拉·塔尔的处理就是以视听为先，《伦敦来的男人》作为一部乔治西默农改编，一部看起来一点不像，却又事实上包含主要元素的黑色电影和犯罪片，以牺牲叙事为代价换得了纯粹的影像。当然胡波无法跟早已大成的塔爷相比，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高度类型化的叙事和极端作者化的影像风格是如何之不可调和。

如果胡波选择他作品中另外一种影像来源作为主要风格的话，这种分裂状态或许可能得到解决——我所说的这个方向是日本“丧片”，比如山下敦弘等三位日本导演改编佐藤泰志的作品，或者桥口亮辅的《恋人们》。《大象》在影像风格上最接近的是吴美保的《只在那里发光》。片中有不少看上去颇为日系“凹造型”的段落，加之四个主要人物中两个中学生一个青年小混混——其实《大象》的一个可能的方向是（无论日式还是中式的）残酷青春，但是胡波完全摈弃了这种可能，更多地通过（贝拉·塔尔式的）凝视来直抵人物内心的恨和他们遭遇到的恶意。《大象》是无比绝望的，而且随着情节的推进变得愈加绝望；它对社会并无意批判，而是一种彻底的拒绝。片中人物不无故作深沉的那些人生感悟式的对话或者独白，正如片中那个刻意设计的、虚幻且无法抵达的满洲里一样，完全是作者赤膊上阵的干预；而这种稚嫩和生涩可以被原谅，而且必须被原谅。正如《大象》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的光芒是显而易见的闪耀。

看《大象》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想起罗马尼亚的天才导演克里斯蒂安·内梅斯库。2006年时年28岁的他在拍完《加州梦想》后不久因车祸去世，同车去世的还有他的好友，年轻的录音师安德烈·通库。一年之后按照导演台本剪辑完成的《加州梦想》入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并捧得大奖，也成为名震一时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的代表作。从那年起，罗马尼亚国家电影学院的国际学生电影节CineMAiubit就将最佳导演奖命名为“克里斯蒂安·内梅斯库奖”，最佳声音设计奖命名为“安德烈·通库奖”，直到现在。那么国内的节展，会有类似的举动来纪念胡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