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极路

        记得看文章提过，巴金最后的日子因病非常痛苦，内心里希望以安乐死了却一生，然后，他自己也明白，他已经不是为自己而活，多少人就盼着看一个中国文坛老人活到一百岁，于是他撑到这一天，然后在第二年死去。与巴金相比，享有世界性盛名的列夫•托尔斯泰最后的日子恐怕心情更加复杂，他同样仿佛已经不是为自己而活，病痛与心痛交织，人生被几股力量撕扯，而这些力量不是来自于敌人，却是自己在乎之人，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他的同道中人。《最后一站》不能算是一部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片，倒是更像以他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表现一个伟人高尚如神般圣洁，又平凡如人般无奈的矛盾，围绕着他身边人的百态倒是展示了一个充满戏剧冲突而又耐人寻味的老人挽歌。

        影片以一个有志青年瓦伦汀•布尔加科夫的视角切入了托翁人生的最后旅程，在托尔斯泰的挚友弗拉基米尔•恰尔科夫的举荐下，他成为了托尔斯泰的秘书。影片的开局富于文艺气息，但是很干脆的就把背景交代出来，开场就是一段关于“托尔斯泰主义”的对话，说明了托翁所处的思想阶段和背景，同时，恰尔科夫对托尔斯泰夫人索菲亚不敬的提及和请布尔加科夫留心汇报其动向的叮嘱，又将他和索菲亚的对立关系交代出来，达到了引人入胜的开场效果。布尔加科夫很快来到一个乌托邦般的“托尔斯泰主义”世界，和任何乌托邦世界的展现一样，初入其中总是显得生机勃勃，一片脱离世俗的美好景象，而他也同时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爱意渐深。然而，很快，影片以一种浪漫的角度让托尔斯泰晚年精神寄托世界的脆弱性先表现了出来，在这个主张禁欲的地方，布尔加科夫耐不住心上人挑逗，很快献出处子身，而开始矜持的他，倒是有了第一次后就迫不及待的想要继续，也验证了开场托尔斯泰挚友的话，“你才二十三岁，禁欲对这个年龄来说并不容易，不是么？”。

    如果说，布尔加科夫的“违背信仰”是一种纯爱的浪漫，那么村中弥漫的阴谋和斗争气息就让这个乌托邦的世界显得不那么美好了。作为“托尔斯泰主义”的传播和贯彻者，弗拉基米尔•恰尔科夫在片中被描绘成了一个城府很深，颇具阴谋家色彩的人物，他似乎一心就想着让托尔斯泰尽快确定遗嘱，死后将全部财产献给“托尔斯泰主义”事业，并且得到了托尔斯泰女儿的支持，当然也有很多同僚的帮助。在这样的背景下，索菲亚的处境就带着些许无奈了，在我过去读过的关于托尔斯泰的生平中，将托尔斯泰晚年出走的原因相当程度归结于这个女人身上，仿佛是一个老人，受不了老婆没完没了的唠叨，宁肯离家出走一般。从身后事来说，有大量信徒的“托尔斯泰主义”事业营造的故事显然比孤独的索菲亚的故事占领了更高的传播阵地，可以迅速的树立起托尔斯泰晚年愿意倾其财产于平民之中的“伟岸形象”，从而让“托尔斯泰主义”具备合法性和天然的托尔斯泰衣钵继承性。相较之下，一个整天阻止如此“高尚事业”，为家族留住财产的老女人就不那么可爱了，她被渲染的更像一个自私的守财奴，是人类进步事业的绊脚石，这不对等的信息传播下，也让我们更难了解托尔斯泰晚年的人生。

    在这部电影中，将索菲亚作了更立体的解读，可以说，她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主人公。导演没有继续给她泼脏水，也没有矫枉过正的让她像个天使，于是，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敏感的女人，却也是一个深深爱着丈夫的女人。作为家族中的女主人，当丈夫实际上已经投身灵魂事业不管世俗事务时，她对维护家族利益有着天然的警惕性，在她眼中，有着太多窥探丈夫财产的小人，而恰尔科夫就是其中的代表。她同时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们并不能因为一个女人是一个超凡的伟人的妻子，也要求她有忘我的境界，所以，她关心丈夫的身体，也期待丈夫的关注与温存，这是多么正常的心理，试问，一个妻子期待丈夫能爱自己多一点又有何不对？冲突恰恰在于，恰尔科夫和他代表的“托尔斯泰主义”执行者们，不但要带走丈夫的钱财，更要带走丈夫的爱和注意力，而这恐怕是对索菲亚最大的伤害。争风吃醋，常常争的就是注意力，就是这种情感的被关怀，而让人无奈的是，这却又是急切的争夺所无法夺来的。本片展现的焦灼的矛盾也在这里，索菲亚希望托尔斯泰给自己的关注和爱更多，而这样的争取，却不断的把丈夫推离到自己身外，接着索菲亚又一哭二闹的以一个女人本能的歇斯底里想要挽回，却让丈夫在烦躁和困惑中离的更远。

    当索菲亚哭喊着要丈夫爱她，关注家族利益时；当恰尔科夫以人类大义软胁迫般地要好友快快签下遗嘱时，受到最大伤害的恰恰是托尔斯泰本人。他看似是这场争夺的中心人物，是大家奉承的对象，实际上却又是最无力的一员，他被同时以各自角度出发“关心”着他的人撕扯着，他几乎是在精神恍惚和筋疲力尽中签下了遗嘱，这对他更像个人的解脱而非对身后事的嘱托。他的出走正渗透了内心的疲惫和无奈，在一个车站，他静静的在重病中消耗人生最后的能量，却期盼再见自己的妻子一面，而从影片我们看到，这最后的愿望都受到百般阻挠，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一个等待被万民敬仰的符号，而非可以把握自己最后愿望的可怜的老头。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表现方式，它给出了一个通俗的剧情和阐释，却以文艺和深沉的形式去展现，达到了在充满现实和代入感的剧情中去体会其中意境的效果。克里斯托弗•普卢默和海伦•米伦，向我们展现了托尔斯泰夫妇在人生最后阶段，交织着爱怨，却带着难以割舍的依赖的感情，无论是克里斯托弗•普卢默表现的无力，还是海伦•米伦表现的无助，都令人动容。这部影片的结尾在我看来也耐人寻味，在托尔斯泰的人生之火熄灭时，布尔加科夫也选择了与恰尔科夫分道扬镳，你很难说恰尔科夫真的是个自私的人，或者说毫无他声称的事业那样高尚情操的人，但是布尔加科夫更愿意放弃这已经打上恰尔科夫烙印的，可能伤害其本性和爱情的信仰，于是，在托尔斯泰的最后一站，布尔加科夫与爱人重聚，紧紧相拥，他们的人生却刚刚开始新的旅程，迈开脚步，去探索，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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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代表了一个主义，爱的主义，以无爱的主义作为结局。一种思想，大声喊叫的思想，因为喊叫的声响，统治了得出思想的人。

这样的故事是一个个古老的故事组成的【大的故事】，所有的人都和这样的故事有关，或者，他们都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当托主义把托尔斯泰自己牵连在内的时候，当拼命反对私有制的托主义反对了他自己私有的爱情的时候，当他将作品“签”给所有人民的时候，他沉默了，可那并不是真的沉默。

托尔斯泰没见过公有制的世界，他曾梦想着，他竭尽所能地建立公有制，文学，思想，主义，权力……让批判和运动推动他进入那个理想的世界。
这时，妻子说：有人要用一万卢布买你的版权，否则你可怜的家人将被饿死。
托尔斯泰回答：我没见过这房子里有谁饿死。

后来，真的有一个类似的 主 义 让人饿死了，就在他脚下的俄罗斯，那片最肥沃的土地，伟大的思想者没能有幸看到，除了他那些伟大的著作。


伴随着一个青年人的即将离去而最终缄口，托尔斯泰消失了，在公众的视野中他永远沉默了，他用这种极端幼稚的方式结束了极端严肃的议题，谁都不知道离去的他此刻能想什么呢？就要将生活抛之脑后了？在我看来，未必。爱？也不一定，运动？更不太可能了，主义？也不对，或许，他的沉默，伴随而来的，只有空虚，或者寂寞。

青年人接受了这个世界给自己的最好教育，这似乎是一个无关爱的教育，相比之下，那些【名著】和【他教给我们的主义】就像一坨坨SHIT一样无力。
就在托尔斯泰离去之后不久，一个更加激进暴力的主义光临了这个国度，他们推翻了沙皇统治下的一些政治结构，他们要……

未来，在等待着这个青年人，不，在等待着你我。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鲁迅《野草》题词·

     老年的列夫托尔斯泰什么也不缺乏，从财富名誉到地位，他都有。这种状态最难对付。所以他有了更为哲学的追求——我以为这才是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时刻。托尔斯泰纯粹是不断挑战自己的那种人，因此弄了个托尔斯泰主义，但是连他自己也不信。但是这个托尔斯泰主义却高蹈起来了，成为一些尚处于暗夜的小民的遥望的点点星火。

   我对这个复杂的背景着迷不已。在一段关系中，哪些是真实的自己的感受，哪些又被机械化地制作为一个产品——很个人化的感觉被标签化了。哦，原来是这样；事情是本质这样，是的，这些判断完全遮盖了本来纤细和独特的心理悸动。作为老愤青，托尔斯泰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他不是一个宁静的人，所以不断地反思和批判自己。托尔斯泰的这一点，是他的伟大之处，不断修正和获得——而像他这样的作家，到了晚年，完全可以随波逐流，可见托尔斯泰是作家中的作家。他不是因为投机而写作，而是为了使自己平静。

   人在江湖混到了一定的地位，就成了道具，开会的时候你的前面放着名牌，于是你被名牌绑架了。托尔斯泰表面上是被索菲亚控制，实际是被他获取的名声覆盖。他不想享受这个虚伪的但是对自己有利的形势——他不能无视并且默认。托尔斯泰虽然年老，但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强劲的洞察力和无与伦比的真诚。罕见的真诚！

    82岁的托尔斯泰决定离家出走，捍卫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不想做一个万众景仰的大师，只愿逃离。他不是乐意做一个上帝么？他慈祥地抚摩着孩子们的头，送给他们礼物，而上帝怎么可能是一位圣诞老人的角色呢。他必须牺牲。托尔斯泰版权的归属问题，实际是他渴望牺牲的证据——他必须丢掉其他人不能丢掉的东西。但是，托尔斯泰遇到了问题，正如他的每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他的行动也被放大和美化。寻求安静和孤独的托尔斯泰不得不面对亚斯塔波沃车站外成群结队的记者和粉丝，他的逃避被解释为圣举，无疑这是一个尖锐的讽刺。

   我们都相信这个光环，也忙于制造，却忘记了发光的人。托翁的最后一站——他用尽力气纵身一跃，却不料腾空而起。

（芷宁写于2010年6月13日）
   上世纪90年代初在阅读托尔斯泰长女的回忆录时，除了对其中托翁的理想追求感慨外，还对其中因财产继承问题而常对托翁吼叫的其妻索菲娅印象深刻。又在很多对托翁做研究的文章中发现，几乎清一色地将托翁之妻表述得自私而虚荣，仿佛她是托翁实现人生理想的绊脚石，也是最终导致82岁的托翁倒毙于无名小站的罪魁祸首……看后总感觉这种一边倒的解读过于偏颇，纵然托翁对社会模式的自我构想是美好，但是不能不说他的很多设想趋于理想化，不能得以实现是由诸多现实因素造成的，完全不是某个人就能阻挠的。
   所幸在由迈克尔·霍夫曼执导，改编自著名传记小说作家、诗人杰伊·帕里尼同名小说的影片《最后一站（The Last Station）》中，演技派海伦·米伦诠释的索菲娅性格丰富，情绪饱满，情感激荡，层次分明，将这位比托翁小12岁、和托翁一起生活了48年、为他生了13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曾把3000页字迹难辨的《战争与和平》手稿整洁地抄写了7遍的伯爵夫人跃然眼前。而索菲娅反对丈夫将财产与平民分享的原因之一，也是处于一个母亲为子女的利益考虑。
   影片再现了托翁生命的最后片段，以参与其中的旁人眼光，即托翁秘书瓦伦汀（詹姆斯·麦卡沃伊饰演）的视角来看待文学巨匠的最后时光，叙事中虚实结合的做法，似乎意在表述爱的正负作用，实的部分是托翁和妻子的爱恨纠葛，他们爱得很深，又恨得投入，不能分开又无法相处的婚恋生活耗尽了他们的人生。一如某评论所言，“生命中如果拥有爱，那么爱中的人则要承受痛苦；如果没有爱，那么不爱之人将要经受生命的枯寂和矛盾，所以这个真实的故事显得复杂、矛盾和有趣，并且导演赋予了它真实的情感。”虚的部分则是瓦伦汀和托翁信徒玛莎之间的爱，体现了托翁对年轻人的影响。
   可以说，索尼娅是托尔斯泰的生活伴侣，但不是他的精神伴侣，虽然她懂得丈夫的著作，但她不能认同其中关于分配制度改革的做法，晚年托翁生活俭朴，吃住如同农夫，而索尼娅依旧是贵族做派，饮食精致，衣饰华美。个人猜想，最初托氏夫妇之间的关系应该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和妻子，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是个自传性质很强的人物，是一个想要在自己的土地上重建农业体制的贵族形象，而列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和打击后，最终还是选择成为一个值得依靠的丈夫和父亲。这显然是曾经托翁的缩影，晚年的托翁想彻底摆脱家庭的束缚，于是他离家出走了……
   致力于将托尔斯泰主义付诸实践的弗拉基米尔·切科夫似乎是托翁的精神伙伴，于是，“激进派”切科夫和“保守派”索尼娅之间存在着旗帜鲜明的对立和斗争，切科夫想要把托翁塑造成神一样的存在，想让他成为宣传所需的楷模，于是他致力于让托翁另立遗嘱，并达成托翁将其著作权交给民众的签字，他还着力于让阻挠此事、情绪易激动的索尼娅在托翁和媒体面前颜面尽失……这次保罗·吉亚玛提演绎了一个不怎么讨巧的角色，特别是最后，即便撒谎也要隔离索菲娅，不让她见弥留中的托翁的做法。
   影片为再现托翁晚年时这两股强势又恼人力量之间的争斗，设置了墙上相框的戏份，第一次，索尼娅取下了丈夫书桌前墙壁上切科夫的相框，换上了自己和丈夫的合照，第二次，愤怒于丈夫瞒着自己签署了版权协议的索尼娅对着始作俑者、墙上的平面切科夫猛开枪，将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彻底升级。同时，为了表现这两股力量的角力，片中出现了一个有趣情节，切科夫和索尼娅分别送给新来的托翁秘书瓦伦汀一个日记本，切科夫让他记录托翁宅邸发生的一切，并及时汇报，即把监督任务交给了瓦伦汀，索尼娅则只让瓦伦汀客观记录下所看到的事，于是片中出现了瓦伦汀忙于在两本日记本上记事的镜头。
   影片画面颇有怀旧复古色彩，葱茏的原野，静谧的府邸，精致的餐桌，雅博的书房，彼时乡村贵族的生活气息流淌在光影间，而该片最值得观看的部分，在于演员的表演，有评论称——“在迈克尔·霍夫曼的指导下，整个影片呈现出了诗歌一般有韵律的节奏。当然，两位大腕主演克里斯托弗·普卢默和海伦·米伦的出色发挥也功不可没。”
   其中，拥有白俄血统的海伦·米伦在片中的表演可谓酣畅淋漓，不论同老辈的普卢默、壮年的吉亚玛提，还是后生麦卡沃伊演对手戏，米伦都游刃有余，她以极富戏剧张力和感染力的表演拿捏出了索菲娅的痛苦和愤懑，塑造了一个极有个性和主见的托翁夫人，其中得知丈夫离家出走后她奔向池塘的一路悲恸、滚下渡口入水的身心疲惫，将一个女人的决绝心绪表露无疑，凭借在本片中的出色表现，米伦获得了罗马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再一次的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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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会不会把你的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呢？

很多基督徒都曾被问到这个问题，因为在耶稣的登山宝训里，曾明明白白地这样训诲他的门徒。而在我最新听到的一个故事里，发问的人真的挥掌打了前来传教的牧师，而且是打完了右脸再打左脸——被打的牧师人高马大，曾经是一个武官教头，毕竟没有还手。

这还不是登山宝训里最挑战人的训诲，还有：“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心里就已经与她犯奸淫了！”“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多数人把耶稣的话看作一个隐喻，并不真的照字面意思来遵行；然而也有人严肃对待，诚实、努力地按照耶稣的吩咐去行，好像托尔斯泰。

“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耶稣如此吩咐那个想要跟从他的富有的少年官。于是，托尔斯泰释放了他的农奴、放弃了他的版权，开始处理他那庞大的不动产。

然而像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一样，他遇到了信仰与现实难以调和的痛苦与折磨。他放弃了打猎、烟酒和肉食，却舍不得钢琴和家具，他将物业转到妻子的名下——始终无法实现他渴慕的那种完美与自律。

传记作家威廉·希勒在《爱与恨》一书中，描述了托尔斯泰的三种搏斗：与自己的写作困境搏斗，欲望与信仰的搏斗，与妻子“至死方休的搏斗”。而后两种搏斗其实因果相连。

《最后一站》表现的是托翁最后的几个月，也正是他与妻子桑尼亚的“搏斗”到白热化的阶段。搏斗的焦点正是版权问题。早在1891年，托尔斯泰不顾妻子的反对，声明放弃自己从1881 年以后出版的所有作品的版权；而到了1909年夏天（去世的前一年），他甚至草拟了一份遗嘱预备捐出所有的著作权。然而，桑尼亚并不理解丈夫的信仰实践，版权的放弃对她而言，意味着剥夺了子孙的权益。桑尼亚的斗争对象是切尔特科夫——这位为夺得托翁所有著作权而不择手段的托尔斯泰主义的门生。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日子，终于逼得82岁的老人半夜离家出走，最后在喧嚣的镜头前落寞地死去。

电影的片头，导演引用了《战争与和平》里的话：“我所知道的一切，皆因爱而起。”这句引文，连带信仰背景的缺失，再加上海伦·米勒过分卖力的表演，电影多少沦落为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爱情表达和利益斗争；也使得许多人在同情托太太之余，错解了托先生，继而指责他自私和虚伪：既然他反对贵族特权，为什么还生活在大庄园里，让一大群戴着白手套的佣人伺候着呢？

托翁身后百年所承受的指责，与他活着的时候所面对的一样犀利。妻子在日记里抱怨他从来没有向她和孩子们表达过爱意，兄长也说他言行不一，而他的对手们更是挑战他：“你讲得非常好，但能实现你所信的吗？”

但是，托尔斯泰并非是虚伪的，“这个比谁都感到受自己的声名所累的伟人”（茨威格语）其实是真诚到无法自欺。他说：“攻击我吧，我自己亦这样做，但要攻击我而不是我所追随的道路，就是我向任何提问的人所指出的那条路。倘若我知道回家的路而我跌跌撞撞地行走于其上，那条路是不是就因为我左摇右摆而变得没那么正确呢？”

作为一个被福音深深吸引却同样无法实现耶稣理想的人，我完全理解托尔斯泰的处境。然而，就像杨腓力说的，“登山宝训逼我们认识到上帝跟我们之间遥远的距离，而任何企图通过降低需求去缩短那距离的都完全错失靶心”——托尔斯泰（以及他的攻击者们）所错失的，正是在这遥远距离之间抓住上帝的恩典。或许正是为了弥补自己未能在世上实现福音理想的遗憾，托尔斯泰在晚年塑造了聂赫留道夫（《复活》）这样一个人物，来表明自己所坚持的道路。

     只有经得起别离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爱情。

     爱不是能用语言完全表达的，
     只能用生活的全部来表达它。

     恋爱和表白爱情，男人比女人更容易些。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如果爱一个人，那就爱整个他，
     实事求是地照他本来的面目去爱他，
     而不是脱离实际希望他这样那样的。

     女人这个东西不论你怎么研究她，
     她始终还是个完全新的题目。

     女人是男人前程上的一大碍。
     爱上一个女人再要做什么事都很难了。
     因此，要方便的爱个女人又不受她妨碍，
     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结婚。

     只有爱情才能使婚姻变得圣洁；
     只有被爱情圣洁化了的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

     爱是神奇的，它使得数学法则失去了平衡；
     两个人分担一个痛苦，只有半个痛苦；
     而两个人共享一个幸福，却有两个幸福。

     爱情不是一种尘世的感情，
     乃是一种天上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