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者

朋友圈的同学推荐了一部电影，王小帅的《闯入者》。在手机里存了好久，一直都没看。每当面对这种话题性很强的电影，我反而失去了观看的欲望，说白了是怕失望，当年宁浩的《无人区》好不容易上映了，我愣是拖了一年多才看。《闯入者》上映时导演王小帅炮轰了院线排片少，不给艺术电影活路。我当时还参与了讨论，认为“小帅导演不必如此纠结艺术电影本来就不是市场的宠儿就让他们赚他们的钱你继续搞你的艺术”，如今电影看完了，我的台词恐怕要换成“小帅导演你玩儿砸了啊。”
        本片几乎囊括了一切的话题性素材。惊悚的题材，性格古怪的老太太，养老问题，婆媳关系，同性恋的儿子，妈妈对儿子生活的过分介入，还有导演最想说却又最不敢说的文革话题，个个都是硬邦邦的中心思想，导演稍微有点功力，拍一部豆瓣七分以上的电影应该不难。可小帅导演太想沉重了，太想苦难了，又太想和沉重和苦难有所区别了，结果一锅的山珍海味被他炖成了泔水。
        首先说惊悚。豆瓣上本片的一个标签就是惊悚。导演把故事拍成惊悚片，想在形式上区别于以往的同题材影片，掩盖主题的晦涩，抓住不同的观众群体。可是导演你是当我们没看过惊悚片吗？用几个骚扰电话，几个故弄玄虚的跟踪情节，就想调动观众的好奇心？惊悚片要打破人们通常的道德判断或者逻辑判断，让人们感到人性的恶，但又在合理的范畴之内，看完了有不寒而栗的感觉。《消失的爱人》《禁闭岛》《恐怖游轮》都是教科书一样的作品。《闯入者》无论是惊悚的设置还是谜底的揭晓都毫无力度可言，连一惊一乍的程度都没有达到，何谈惊悚？影片有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让人憋着一口气，总觉得后来故事会有什么反转，或者拿出点惊天秘密来。但是，surprise！并没有。
        惊悚力度不够，故事的内核也经不起推敲。邓美娟对儿子的生活无孔不入的介入，到底是她性格使然，还是源于她曾经当过红卫兵的领导？如果是性格使然，那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片中没有交代。如果是源于年轻时的经历，那这样和文革扯上关系又没有说服力。难道导演把这个作为往事带给她的精神折磨？另外，少年跟踪邓美娟到底有什么目的，在家里住了一夜，天亮了把照片偷了，就不声不响地走了，其中导演还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少年一会儿躺在她身边，一会儿又举刀要杀她，这难道是在表现男孩心中的矛盾？那躺在身边是怎样的一种情绪？我实在是捕捉不到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对不起。
        影片唯一不落俗套的地方就是结尾，男孩被警察追赶时不幸坠楼，等于邓美娟的心灵救赎彻底失败，没有硬生生地拍成两家人冰释前嫌痛哭流涕，算是导演没彻底走进俗套。
        整部电影很奇怪，感觉导演对到底应不应该原谅邓美娟年轻时的行为没有想明白，所以在安排她的行为时有些思维混乱。而且她与家人的关系和男孩闯入家中这两条线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关于年轻时写检举材料的事，通过老大的嘴说出来，而且是为了教育弟弟，强调母亲当年这样做是无奈之举。这是个很奇怪的逻辑。为了自己的孩子能落户北京，就可以昧着良心牺牲别人一家的命运，到老时表现一下自己一辈子受到良心的谴责，这个故事有什么值得拿出来教育人的？儿子难道不应该因为这个看不起母亲吗？
        本片最令人难以忍受的还不是主题的模糊，而是电影语言的笨拙。整部片子充满了对吕中老师脸部的大特写，仿佛不这样做就无法表现她内心的恐惧和内疚。另外，少年最后在小区里出现，邓美娟追过去，然后少年的身影似有似无，不停地在前方的拐角出现，最后邓美娟追上去，再往四周看，哪里都没有少年的身影。我没记错的话，这种拍法至少有二十年的历史，小帅导演依然用的不亦乐乎，而且是用在毫无必要的情节上。
        最搞笑的是导演为邓美娟设置了一个习惯：和去世的老伴对话，每次吃饭都要给老伴留一副碗筷。有时候还真的找个人坐在那里听她讲话。这个手法太小儿科了，以至于我看电影时笑了出来。我们假设这是个鬼片，或者邓美娟精神分裂，这样没有问题，问题是她自己知道自己只是发发牢骚，找点精神寄托，真的需要如此强的仪式感吗？
        文革的话题在电影界是个雷，谁碰谁炸，看得出王小帅是有野心和勇气的，难怪本片遇到排片困难时他气成那样。问题是从主题上看，导演连个文革的擦边球都没打好，形式上语焉不详，内容上又遮遮掩掩，搞得吕中老师用尽全身力气去表达人物的情绪，话都不会好好说了，那表演，真叫一个用力。当年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觉得他还是有才气的，用小题材表现大主题。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他攥着一手好牌却不会打了，用一大堆好题材堆出这么一个故事，电影语言还在用十几年前都不算新鲜的技巧，实在是令人失望。这样的作品，票房不好，就不好吧。

写在前面的话：

    第五代导演影像中，那场浩劫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无所不在而缺席的在场”，“滚滚红尘”中，他们试图忽略或者回避这一切，极少去触碰属于他们自己“成长”的故事。那如梦魇一般的“恶”却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唤醒发酵，真正成为一个“幽幽徘徊的在场者”，因为他们的“少年时代”与之重叠而挥之不去。
    王小帅与其他第六代导演的不同之处，即是时代逼迫而形成的特殊的家庭与群体关系一直成为元素或是母题萦绕在他的作品中。他将自身经历与浩劫带来的余震捆绑在一起，补全现实中两代人乃至多代人的形象，在特殊的个体中寻找属于当前社会中个体的共性，以此来怜悯在时代巨变下多样的群体。

父亲形象的崩塌

    王导电影里清晰可辨的共性，便是父亲形象崩塌的一系列反应：《十七岁单车》里的父亲屡屡食言，《青红》里的父亲里控制欲极强而直接干涉女儿的行为，《二弟》中的父亲不认自己亲生儿子，《日照重庆》中的父亲未承担太多责任而试图寻找儿子的过往。当我们试图回望时，那场浩劫对家庭和社会的毁灭直指“父亲”这个关键词，“划清界限”更成为那段黑色时期父亲与子女关系硬生生断裂的见证。
    《闯入者》并非像《青红》和《我11》那般直接还原时代的伤痕，而着眼于余震之后现代的家庭关系，直至今日这种影响仍在持续着。老邓的丧偶、老赵的死亡与其大儿子的不详交代正代表着父亲形象的毁灭与缺席，大军家的女人主事与小兵的性取向加重了这一元素，而第三代人“闯入者”少年受到父亲复仇情绪的影响直接将两个家庭继续拉入这场四十多年的悲剧中，并如幽魂一般继续吞噬着在世者的生活。
    老邓成为维系家庭完整的准男性角色，她一边照顾着后代未尝顾及的自己的老母亲，一边毫无顾忌的冲入两个儿子的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余热”并继续教育着早已人到中年的儿子们，而她却独自承担属于一人的孤寂与怅然。剧情中勿忘对老邓的过去补上一笔：当年她掌握材料，在为了回京名额的揭发过程中，未曾提及其丈夫的作用。在老邓在桌前对着亡夫的对话中，老张甚至被其想象为仍在世却未发一言未有一丝情绪的变化。有趣的是，在大军家其与儿媳争吵升级时，大军与小兵未发一言。而在老邓的社会角色中，她带上红袖章成为新时代的“小脚侦缉队”队员，跟当年红色浪潮中的积极分子的形象吻合。
    但老邓毕竟是个女人，在他跟子孙们强调对他们的付出的同时，面对的是自己是个快速老去的老妇人的身份。她虽在意家中的父亲形象摆上碗筷，但这正如儿孙的不解状态一般，她努力填补这个形式上的男性的角色，在被轻视冷落的状况下，她躲在厕所里寻求一丝的平复。在与儿媳争吵后，迷失于马路中央的她回到家中仅仅只能默默的哀叹自己的年老无力，在假想还在世的丈夫面前流泪。她在子孙的面前坚强的像个男人，却无法得到属于女性本应享有的温柔对待。她回绝儿子们只是因为自己习惯的男性身份，为自己安排养老院的床位也是如此，可是望着大儿子处理砸窗事件后离去，她怅然的眼神如那碎裂的窗玻璃一般。她不知自己的情感该寄托于何处，“闯入者”少年对她几次伸出援手，那一瞬间她成为了一位需要帮助的老妇人。在梦境中，她的“洛丽塔情结”释放了，少年的手如恋人般握着她的手臂，只是这种感觉依然与恐惧相随罢了。
    在失去丈夫与自己的家庭地位后，她原有的准男性形象也崩塌了，四十年前离开就未返的贵州山区成为她的目的地，有趣的是，她去老赵家道歉仍是对男性角色（返城事件主导者）的唤起，而却未料到悲剧再次发生。

痕迹、习惯与时代的伤痛

    电影的主体是人，而人是制造痕迹的重要主体，在一个过度整齐的屋子里去试想屋子的主人性格与过往，会发现面对一种尴尬，那即是屋子毫无生气痕迹不足。《闯入者》中布满了痕迹与时代赋予的痕迹——习惯，它们给予角色足够的定位与交代，对于这样一部着眼现在回看时代的电影，痕迹与习惯显然成为叙事文本的重要支柱，王导自身经历与此也相互映照。
    开场的梦境段落与老邓贵州的过往交织即是痕迹的作用，记忆的阀门因此而开，梦里无数次厂区住宅区的呈现确定了的老邓的心结，从而将其与现实的隔阂彻底打破。影片将老邓拔插插头，试洗脚盆漏电的行为的刻画将小心翼翼表现的极为彻底，对孙子的照顾亦是一种加强，二儿子埋怨灯光太暗，又与节约画上了等号。那个时代的物资匮乏注定了时代中人的俭省，而萦绕着的谨慎小心带着强迫症的质感。简单的去寻找一下原因，梦魇一般的过去便是答案，人人自危的时代中个体的紧张感延续到了今日，成功的成为了习惯继续影响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活。
    时代的痕迹还有其他的产物。对于时代的紧张，让老邓在面对老年合唱团的两首歌时选择了不同的态度，一次试图参与，一次在门口停留片刻便离去了。窗户被打破那一刻，对应梦中厂区住宅区的是现实中电视频道“贵州卫视”，四十年前的生活同时也影响到了口音，老邓与老同事聚会和用熟练的贵州方言买水果将过往的痕迹进一步放大了。
    而对于“闯入者”少年，痕迹更多的变为实在之物了。满背与手臂上的纹身，在行窃后在现场留下大量的痕迹，电影通过遗留痕迹的行为表现他的心理状态。他用遥控器在他人家中换台到北京卫视便停了下来，对身份的认知给他的行为合理的解释：一个原属于“北京”标签的男孩在北京人家中饮食看电视，时代将他原应有的世界剥夺了，他选择以闯入的方式寻找存在感，这一切让人嗟叹，而他对老邓说他来自贵州的身份予以否定则让人感慨。否定加上极端的方式贴给了他犯罪者的标签，正如进入老邓家里说的“房子好大啊”，他无法寻找平衡点而最终殒灭了。
    一次次骚扰电话标记了男孩的心理，即便是有来电显示，各城区住宅拨打电话的痕迹却难觅男孩的踪影。他选择直接闯入老邓的生活中去留下痕迹，痕迹实体化于对老邓的帮助与撕毁照片的举动，同时以记忆的方式留存在老邓的脑海中，以致于在结尾老邓的痛苦绝望映照的是男孩带着红帽子站在家正中的那一刻。那时在老邓眼里，男孩是那么普通简单纯真，毫无仇恨与邪恶浸染的痕迹。
    在老邓回到贵州的路途中，无尽的山与较少的房屋刻画了山区的质感，坐车回厂仅仅三个镜头（农田、少数民族和马）呈现了与北京的对比。时代的发展并未对当地有更深重的痕迹，农田里秸秆燃烧的黑灰、少数民族步行于公路和马的作用简单又易懂的交代了这点。但是破败的厂区宿舍，电线与木板组成的秋千将时代与人的痕迹完整的保留着，《山楂树》的歌声中回忆仿佛一一浮现，热血与哀愁借此还魂。
    时代的伤痛在痕迹与习惯中复现，痛苦与内疚由于它们的映照不可消逝，老同事们还未等到的答复成为一辈子的心结，亲历者不得不携带者它们继续生活，如幽魂一般难以散去。

幽魂的徘徊

    无声的骚扰电话带着一丝诡异开启了《闯入者》的故事，持续与徘徊更是电影的关键词。当老邓带着孙子坐上公交车时，男孩默默地站在一旁，老邓并未意识到这仅仅是个开始。
    “闯入者”少年在片中是没有名字的，直至最后他才拥有家庭身份的揭示，他大多数时候是沉默而不发一言的。他游荡于北京这个大城市中，难以寻觅他的踪迹。去世的爷爷与不知在何方的父亲似乎附身于他，使他携带着祖上两代人的仇恨而前行。无声的电话成为历史幽魂与人沟通的方式，电话后的男孩借用而成为了幽魂的实体。
    老赵的死催化了这一切，老邓以想象的方式与丈夫沟通很容易将其归为鬼魂的作用，她将这一切归结于当年的行为。已经四十年远离过往的她，仍然被那段经历缠扰着。当她尝试与电话那边沟通时，电话迟迟不挂让她更为确信这一点，她仅仅只能看到少年的善良，但看不到在他身后的如幽灵一般的一个家庭的仇恨。男孩尾随她，她摆脱不掉，面对撕碎的照片时，她看着其他完好无损的家中陈设，肯定了男孩是老赵的鬼魂。男孩犯罪事实的揭露并没让她从判断中走出来，她追赶着无法弥补的错误，无法挽回是唯一的解答。
    幽魂是徘徊不散的，热血带来的诸多生命逝去的恐惧是无法根除的，老邓回到贵州工厂住宅区，嘹亮的起床号再次响起，秋千上突然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而其中又有多少人在运动中被间接吞噬呢？她对子孙们的严苛干涉，有多少是来自于那充满恶的时代呢？举报人身份的魂灵在那一刻附身于老邓，以致于她无法克制报信时的愧疚，跪在地上忏悔不已，其中有多少需要责备的呢？答案似乎清晰却又模糊，幽魂的力量我们无法衡量，它不是洗脚盆厂如今的难寻，而容易被记忆和习惯带出，因为它未曾远离过。
    男孩之死将四十年前的历史阴魂补上了一笔，出于善意的贵州之行以最极端的方式结束，从此幽魂永久驻留了。试想当年热情昂扬的红色中，有多少血与泪留存在现代人的心里呢？它们无法被渐渐遗忘，因为强调渐渐即是难以忘怀。

另一层放大镜

    《闯入者》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加入了现实的比照。当下时代的生存焦灼，一直是第六代导演诸多作品选择题材的重心所在。对比来看，新时代的不安感似乎也带着一丝关联的意味。骚扰电话、社区的治安联防和警察多次介入代表着来自外部的不安因素，而对于儿女靠不住，大街上坏人多则来自于内心的担忧。商家的逃避责任，商品可能带来的危险侵入了生活的全部。而人心正如未及时给付的工程款一样，缺乏信任带来纠纷与误解。这些细微之处放大了现代生活中的某些部分，快速的发展与变化闯入了所有人的生活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变得不再稳定，一触即发。
    对于类似反映那个时代的电影，《闯入者》放大了原本微缩在人内心深处的伤痕，其中在对老赵与聚会时讨说法的描述让人后脊背发凉。片中角色不再隐瞒不再避讳的，大胆的去面对梦魇的这段日子，让人感受到王导的勇气。这种直白并也许不算是最好的方式，但却给了我们一次反思的机会，在代沟逐渐变大的今天，它给了我们一次理解祖辈阅读真实历史的机会，在这一点上是足够为人所称道的。

    片尾曲名《红色的渐忘》，而这正是影片的英文名，提琴与钢琴声中突然出现《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旋律让人感慨，它成为多少人心中五味杂陈的来源呢？
    当它再次闯入经历者的生活中，他们又会如何面对呢？

五一档被烂片霸占着，为了不错过附近影院唯一的一场排片，生平头一次深更半夜奔向电影院，全厅，9人。

开头的十分钟，晃动的镜头带出一个独居老太的日复一日：早起粗茶淡饭，接孙子放学，去老人院看年迈的母亲，去二儿子家做饭，去大儿子家做饭，晚上回到一个人的房子继续粗茶淡饭，跟已故的老伴絮絮叨叨这一天，最后泡脚、看电视、孤独入睡。

接下来，频繁响起的骚扰电话、破窗而入的一块砖头、来路不明的一个男孩接连打破了老太平淡乏味的生活。似乎在关注养儿防老、婆媳冲突、代际养育等现实问题的写实画风突变为悬疑画风。男孩闯入各户人家扮演不速之客（不禁联想到《空房间》），老太心神不定惊惶不已。梦境、幻觉、现实缠绕交织，直至秘密被老大一语道破（这里感觉揭秘得略轻描淡写），原来老太太的作祟心魔源于历史的幽灵，而闯入者男孩不过在圆自己被剥夺的城市生活之梦。面对旧伤，男孩选择了原谅，而老太也终于走上救赎之旅。然而一切并未如期待般美好……

节奏整体沉郁，前半缓慢琐碎，后半急转直下，进展到一半既已猜到男孩身份略让悬疑虎头蛇尾。但总体还是讲了个不错的故事，以及吕中老太太再次奉献一个影后级的表演。

谁是谁的闯入者？老人是长大成人的孩子的闯入者，陌生人是空房子的闯入者，历史是现实的闯入者，罪疚是良心的闯入者。王小帅想说的显然很多，影片最后定格在一扇洞开的窗户。是打开的心房，是闯入的通道，抑或是永远不可完成的救赎之殇。

影片结束已至凌晨，9位观众候至字幕出清默默退场。街上空无一人夜凉如水，心头有点空，又有点沉。

看完觉得是很不错的电影，虽然算不上多好看。电影中，邓美娟乘坐老同事的车，在绿树环绕的山间公路中穿行，有苗民成群结队一闪而过，“慷慨歌燕市”老兄说这个镜头似乎有些意味深长，他联想到“三线建设者固然承受了许多不幸，但其它人呢？”我也有类似的反应，同时想到的则是村村通公路看来似乎搞得真不错。一部面向现实的电影，大概总有这样的好处，即那些偶然进入观众眼帘的细节，甚或无关宏旨的背景，总能激起观众对于现实的一些联想。
电影中不厌其烦的交待当事人老年生活的细节，絮叨、固执、控制欲，和小儿子、大儿媳的争执。豆瓣上有人解读为这是对红卫兵和运动积极分子的性格描述。导演这样大费周章的铺陈，大概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深意，起码不止于告诉我们一个退休老太太是多么可怕这一点。但是，相对于在北京老年生活和性格的反复刻画，对于当事人的年轻生活，只是以大儿子之口，交待年轻时是运动积极分子，批斗过许多人，寥寥数句带过，观众只能自动脑补一个典型运动积极分子的形象，而无从获知更多的信息。
如果老年的确是青年的延续，或者如网络警句所云“不是老人变坏，而是坏人变老”。那么，电影中砝码两端似乎太过不平衡，以至于这种联系，只能从逻辑上推敲，而无法从故事中获得。当然，这也许是审查尺度的结果。但一个原本是立志要铺陈大时代的故事，最后仅仅把大时代当成了影影绰绰的幕布，总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青年/老年，贵州/北京，前后两节之间联系的稀疏，在一些细节上似乎也能印证。老赵的孙子在邓美娟家里感叹房子很大，邓美娟的同事则说老赵一家留在生活桥，虽然离市区远了，但两套房子打通，毕竟更宽敞。一前一后，细节上似欠圆融。
令人难忘的仍然是电影的贵州部分，曾经红火的工厂已经凋敝，生产萎缩，以出租厂房为生。建设者们纷纷离开，投向市区，只留下冷冷清清的宿舍。一代三线建设者们老去后，围坐在一起，诉说各自的愤懑。其中的上海话、北京话，印证着大家五湖四海的出身来源。虽然看完整部电影，依然觉得更像是叙述一个年长者的忏悔和她的私人恩怨，但能够在幕布上看到这些，依旧值得鼓励。

      如果《闯入者》在叙事的架构上能打磨得再圆润一些，不让后面的直白破坏了前面的含蓄，或者它会更加优秀。对比同期上映的《念念》，两者在主题上有着某些契合的视角。然而在伤害的影像化、事件化上，《闯入者》无疑远远超过了《念念》。它将过往时代的冲突延续到了今日，以一个“闯入者”的形象介入角色当下的生活。这是它的技巧，以商业类型片的方式去包裹一个主题，好好地讲故事。
      电影以陌生少年的镜头开场，用这个未知的人物勾起全片的悬念。通过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安插进与当下无关的零散画面，构建着过去与当下的几条线索。这些画面是沉默的，一部分暗示着过往的命运、另一些则预设着即将到来的危险。当这些画面碎片随着出现次数的增加而一点点地揭开它原本的面貌，观众的心被提到了嗓子眼：剧中的角色对于危险毫不知情，局外的我们焦急万分。
      “闯入者”是剧本中神来的一个设置，它是内心的外化、时代伤痛的影像化、也是整个事件的起因。他的表意随着剧情的推进而动态变化。在影片的开始，他是一面镜子，带出角色现实的隔阂、代际关系的疏离，而后又打开了角色记忆深处的潘多拉魔盒，再后来成为死亡的符号制造出全片最为扣人心弦的段落；到了影片的结尾，“闯入者”的身份又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呈现出时代的多义性与复杂性：他即是历史的受害者、又是历史的清算者，更是主角自我救赎的最后希望。如果说，在最开始，观众是以一种戒备的心理来看待 “闯入者”这个角色的，那么到了结尾，则彻底地对他导向了一种同情。当孩子坠楼的那一声“嘭”在画面外响起的时候，音效作为电影的元素发挥出其最大的力量，重重地砸在了观众的心里久久地让人透不过气。故事最终也定格在丢失了半扇窗框的窗口。
      有人说电影在前半段所展现的代际隔阂，反映的是对老龄人群的关怀缺失，所以到了结尾突然转入文革，显得异常突兀。这其中有主次情节戏份比重设置的问题。主情节的“闯入”与“复仇”，需要次情节予以丰富扩充其发生的可能性。前面3/4的剧情呈现，衍伸出群体对于一个时代的忘却。每代人都有独自的生活态度，被各自所处的时代所塑造。隔阂的本质是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人们尝试相处、融合、尝试沟通，但大多数的情况，代与代、人与人之间只能同情，却无法做到真正的理解。因此，无论角色所处的人际关系如何，他们自己的伤痛与罪孽，只有自己去背负。现实的失落，换来的是对记忆的沉溺。但如果这种记忆本身痛苦不堪，而人物又选择拒斥其本身，那么记忆只能以一种潜意识的碎片方式出现在生活的某些行为掩盖之下，如同电影中看似被随意安插进来的老楼画面，如同梦魇一般。
      其实历史的悲剧作为一种既定事实，无法清算、也无法救赎。它只能跟随着时代的个体，随其生，随其亡，在后世成为一种幽灵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