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吞噬灵魂

作者：Tony Rayns (Sight & Sound, Winter 1974)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在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下榻于法兰克福的公寓中，我们录制了这次访谈。他最近才来到了这座城市，这是为了接管「塔楼剧院」（Teater am Turm）——但这一安排在几个月后突然流产了。法斯宾德憎恨法兰克福，尤其是他那些市议会的雇主，他在一部名为《垃圾，城市与死亡》的戏剧中发泄了他的愤怒，但是议会随即禁演了这一出戏。后来，法斯宾德退出了塔楼剧院。1974年12月，这出戏在该市的另一家剧院短暂上映。1975年，丹尼尔·施密德将它拍成了一部名为《天使之影》的电影，法斯宾德也参演其中。

法斯宾德总是需要一位管家来照顾他，而在法兰克福，乌尔苏拉·施特拉茨扮演了这一角色，她是慕尼黑的「行动剧院」的前主人，这座剧院在1967开始就属于法斯宾德了。施特拉茨女士端上了一些茶水，试图安抚消化不良的导演。我知道法斯宾德的英语非常流利，所以我紧张地用英语开始了访谈。但是，法斯宾德用德语打断了我：「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所以，我们就开始使用德语了。这里的英语是由我自己翻译的。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决定从事电影和戏剧工作的？

法斯宾德：很早，大概九岁吧。从没考虑过其他的可能。

记者：您是从戏剧开始的吗？

法斯宾德：不是，我在1965年和1966年拍了两部短片。其中一部源于我对侯麦的《狮子星座》（1962）的喜爱，另一部嘛……有点像戈达尔。但是，那时候每个白痴都在拍电影。我感受到一种迫切的需要，那就是我应该和一个团体一起工作。所以我就进入了慕尼黑的这家「地下」小剧院，在那里我还可以作一些尝试。毕竟胶片可是很贵的……

我的第一部戏剧是《卡策马赫尔》。我一开始只是单纯地写作，因为发行商不想让我们获得剧院的表演权，他们看不到任何利润。当剧院关门之后，我们所做的就成了「反对派戏剧」。警察进驻了剧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但主要是因为，它已经成了一场政治戏剧。

记者：您是怎么回到电影界的？

法斯宾德：《爱比死更冷》（1969）是在几乎没有钱的情况下制作的。我们从一位合作者那里拿到了一万马克，然后我们就把它用完了。《卡策马赫尔》（1969）是通过赊账制作的。当时在院线没有属于它们的市场，但我们可以卖掉电视转播权，这还清了我们的债务，剩下的钱让我们能够制作《瘟疯之神》（1970）。

这些电影都非常戏剧化，正如我们的戏剧也非常电影化一样。我想，我在剧院中和演员一起达成的东西，可以在电影中再度试用。你会发现，你可以从一种媒介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将其应用于另一种媒介。不过，我很快就开始探索更纯粹的电影作品了。

记者：您受美国电影的影响很大吗？

法斯宾德：有些时候吧。在我的早期电影中，有一半都与我在美国电影中的发现「有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将美国电影中的精神移植到了慕尼黑的郊区。

其他电影就基本上和美国没有什么关系了。它们都是在调查德国的现状：移民劳工啦，中产阶级上班族受到的压迫啦，我们自己作为电影人的政治处境啦。《当心圣妓》（1970）明确地探讨了这种处境，我们试着作为一个团体来生活、工作。

记者：您认为这些作品具有挑衅性吗？

法斯宾德：与其说是挑衅，不如说是激发思考吧。我当时会想，如果你让人们面对自己所处的现实，他们是会作出反应的。

我现在不再这么考虑问题了。我现在认为，最重要的是满足观众，然后才是处理政治内容。首先，你必须制作诱人的、美妙的、探讨情绪或其他类似主题的电影……

记者：类似塞缪尔·富勒吗？

法斯宾德：差不多吧。但你必须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要拍摄这部电影。换句话说，你要将产生的这种情绪，应用于特定的目的。这是一种政治陈述的初步阶段。

从美国电影中可以学到的重要因素就是，你需要满足娱乐需求，并在这一点上作出让步。我们的理想是做出和美国人一样漂亮的电影，但我们得探讨一些其他领域的主题。我之所以发现这一过程，主要是因为道格拉斯·塞克的作品，或是像希区柯克的《深闺疑云》（1941）这样的影片。当你离开影院的时候，你会感觉婚姻是不可能的。

记者：这是您更喜欢情节剧而非现实主义的原因吗？

法斯宾德：我并不认为情节剧是「非现实主义」的。每个人都会想要把周围发生的事情戏剧化。此外，每个人都会有一堆或大或小的焦虑，他们会试图消除这一焦虑，避免对自己产生质疑。情节剧则会给他们设下难题。

我们可以举一部塞克的《苦雨恋春风》（1956）作为例子：银幕上发生的东西，我们是无法在生活中直接辨识的。因为它是如此纯粹、虚幻。但在我的内心深处，这些东西与我自身的现实融合在一起，成为了一种新的现实。唯一重要的现实，存在于观众的头脑之中。

记者：不过，您的电影风格与塞克大不相同。

法斯宾德：这是当然，因为我们没有在同样的环境下拍过电影。在他的影片中，至少有一半都洋溢着他的老板与制片厂负责人的天真无邪。无论是多是少，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天真。这是美国电影的优秀特质之一，而在欧洲电影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我渴望某种天真，但我看不到它们。

但是，在我的不同作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风格化的程度，是与影片主题的人造性成正比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寂寞芳心》（1974）要比《恐惧吞噬灵魂》（1974）封闭得多。因为影片的主题会引导角色的走向，所以它确实会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两部影片对人物的态度都非常一致（这些天来，我一直试图赋予每个人物某种明确的、可理解的动机），但这种态度引发的结果，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主题。

记者：您在其他德国作品中看到过类似的例子吗？

法斯宾德：在其他德国导演身上，我不太能看到这些我一直在谈论的东西。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导演，他们身上有其他的可能性。我确实得到过一些机会，这让我学到比大多数人多得多的东西。我确实觉得自己与沃尔克·施隆多夫有一种亲缘关系，关于对电影和生活的态度，他与我是有点相似的。

记者：您为什么要开一家「股份公司」呢？

法斯宾德：这个团体一直在自我更新。我喜欢和同样的人一起工作。这样的话，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会高一些，否则你就得一直不停地回到起点。

记者：您打算将他们打造成「明星」吗？

法斯宾德：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明星。

记者：您也会试着聚集同样的剧组成员吗？

法斯宾德：是的，但他们不像演员那样具有持久性。他们会做很多电视方面的工作，也会为其他导演工作，不可能拥有这种连续性。但比如说，我只用过三个摄影师，而且我会自己检查所有的镜头。

记者：那么美工呢？

法斯宾德：在拍《柏蒂娜的苦泪》（1972）的时候，我是自己做的。在其他时候，我会让库尔特·拉布来做。他在尤利·隆美尔的《狼的触痛》（1973）中扮演了哈尔曼。我会告诉他我需要的一切，每一种颜色、每一套构图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记者：演员们在一部影片中的角色，会与他在另一部影片中的角色有关吗？

法斯宾德：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尝试极端的变化。《四季商人》（1972）和《柏蒂娜的苦泪》（1972）之间的变化就已经很大了。在最近的几部影片中，你可以一直看到这种变化：《寂寞芳心》中的汉娜·许古拉、《玛尔塔》（1974）中的玛吉特·卡斯滕森、《恐惧吞噬灵魂》中的布里吉特·米拉等等。就举汉娜为例吧，我们每次都会发掘她自己性格中的一切因素，并用另一种方式来阐释它们。

记者：为什么您有时候会制作一些原创的项目，有时则会改编别人的文本？

法斯宾德：如果我发现有人做的故事比我自己做的要好，那我就会直接使用它。我之所以拍《寂寞芳心》，是因为我觉得冯塔纳对待社会的态度，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我是一个德国人，我为德国观众制作电影。

记者：不过，像《四季商人》这样的作品，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法斯宾德：是的，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故事。一个男人希望，他能够做出一些生命中从未做过的事情。他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和形势，都不允许他实现自己的梦想。

记者：相反，《柏蒂娜的苦泪》看起来可能就更私密……

法斯宾德：噢，它并不是很私密。大家是可以辨识它的主题的，而且他们也确实做到了。因为它也探讨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主题：每个人都经历过爱情中的痛苦，而且（很自然地）希望得到比已有的爱更伟大的东西……大多数人之所以悲伤，是因为他们无法真正地表达自己的悲伤。

记者：它最初是一部戏剧吗？

法斯宾德：是的，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一部非常戏剧化的电影。问题在于，影片中的女人将自己置于一种戏剧性的境地。你会在这部影片里使用非常长的镜头，这种镜头是与表演紧密相连的。我们会认为，这些段落对于女演员来说，是具有连贯性的。只有不被打断，她才能够穿行其中。这是统御影片结构的最初设想，这恰好源于最初的戏剧概念。

记者：您在《美国大兵》的导演评论音轨中表示，当您第一次讲述《恐惧吞噬灵魂》的故事时，您还不知道塞克的《深锁春光一院愁》（1955）。这一发现让您感到惊讶吗？

法斯宾德：并没有，我和塞克就是很合拍，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塞克讲述了很多我也想讲的故事。

（《恐惧吞噬灵魂》）就是个相似的故事，两部影片是不同环境下的产物。塞克讲述的是某种童话故事，我也如此，但我讲述的故事源于日常生活。塞克有勇气去简单地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我可能不相信自己能够简单地做到这一点。

但多年以来，我一直想拍摄这样的故事……我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女演员，直到我遇到了布里吉特·米拉，我意识到她可以做到。这是一个关于两个人的故事，他们处于几乎相同的境遇，他们压抑自己的动机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记者：您为什么在影片中使用那种强调性的淡出手法呢？

法斯宾德：我认为它们很合适，它们非常适用于这种故事。实际上，它们只是将不同的事件分开，然后强调时间的流逝。在《寂寞芳心》中，同样的概念被推到了极端。

记者：您出演了《狼的触痛》，这是一部显然受到您影响的电影，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法斯宾德：它非常勇敢。在此之前，尤利·隆美尔和我合作了很多次，显然他接纳了我的一些做法。但他与演员合作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记者：可以谈谈您刚拍的电影吗？

法斯宾德：那就是《狐及其友》（1975）了。这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的电影。它讲述了一位彩票赢家的故事，他最终散尽了自己的财富。

记者：您还会更多地投入剧院的工作吗？

法斯宾德：是的，我正试着与一群人一起做实验。在剧院中，我对工作和创作过程更感兴趣。在拍电影时，我主要对最后的成品感兴趣。剧院里的观众群体也不同，规模更小，也更专业。

记者：那您的电视连续剧《八小时不是一日》（1972）呢？它面对的观众群体就属于另一种极端了。

法斯宾德：这个嘛，我就得重申那个关于电影的观点了。你知道你会有2300万观众，你得试着为他们找到一些共同点，以此来锚定政治背景。

记者：您可以重复一下这种体验吗？

法斯宾德：如果我之前没说过的话，那么我是会说的。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您只是想尝试一下这种形式？

法斯宾德：不，我认为在我们能做的东西里，电视剧算是最重要的一种了。

“爱是见之于什么而存在的？”是超越了年龄的理解，还是和传统眼光的对抗？空气中流动的让人窒息的对峙感，感情在群体和个体的对峙中逐渐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集体无意识的鄙夷形成了压抑的漩涡，极具表现力如同雕塑的表演风格有种沉默的压抑。

夸张奔放色彩和稳定的运镜也在暗中角力，感情似乎是隐忍的，但是就算爆发也因为极简的台词回应有距离感的动作而显得孤独而无力。

爱是不仅仅能相拥而舞，更要在爱的瞬间在对方身上看到作为“超越”的人格。外国工人在情感共鸣的对抗恐惧中恍然看到了孤独之外的爱情，老妇在健壮的身躯上看到了自己即使颓然老矣也存在的生命诱惑，但是残酷就在于此，双方似乎对爱情不同的需求在一瞬间相遇，却又互相悖谬，不然男人为何要在肉体上出轨，又为何在情感上回归，女人被迫阿里展示肌肉，却又回应“这是他们外国人自己的情绪问题”，人不能互相理解，但不妨碍相拥而舞，甚至肌肤之亲。

法斯宾德在这部电影中对于孤独的刻画是非常精准的，有群体和个体的对抗，也有属于自我的挣扎

40岁的黑人阿里脱下了所有的衣服，露出了健硕的身体，他刚与酒吧女人倒在床上，便没了多余的动作。镜头在门外静静地“注视”着这对男女，门框左右两边笔直的线条将他们死死地“锁”在里面，整个构图显得非常狭窄，压迫性十足。画面中的阿里十分疲惫，这显然不是在寻找出轨的激情，此时的“性”只有悲伤和孤独。这种运用空间造就的困境，正对应了阿里的艰难生活。

在德国，从摩洛哥而来的男主阿里始终是外人，这些外来务工者在德国人看来，是不洗澡的脏猪，是被歧视的群体。阿里只是对黑皮肤外籍工人的统称，在这个国家，他没有名字，找不到“身份”，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喝醉酒，无法融入当地生活。而女主艾米是一名60岁的寡妇，身高偏低、体形走样、相貌平平，在一栋大楼里当清洁工，儿女们不怎么关心她，并没什么社会地位。男女主角都是容易被忽视的那类人，这种相似的遭遇和心境是他们得以走到一起的基础。从酒吧初遇时的相拥漫舞，到领证结婚，两人因各自的孤独而聚到一起依偎取暖。前期一切顺利，可结合之后，他们得不到任何祝福，年龄和种族成了婚姻的双重阻扰，等待他们的只有社会各方的冷眼和热骂。

整部电影是建立在一出通俗情节剧的基础之上的，讲的是两个人的事，指向却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电影最大的魅力便是：简洁有力。德国导演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尽可能抽掉故事里的“戏剧性”，减少演员表演时的“动作”，其结果是：没有了“起伏跌宕”，只剩下“静水流深”。电影所传达出的绝望情绪，都是深埋着的、积压着的。它通过摄影技术和场景构图，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拉大或将人物囿于笔直线条所造就的“囚牢”之中，疏离压抑的情感呼之欲出。片中不仅阿里被“困”，艾米同样被“困”。在自己和阿里结婚的消息被工友们知晓后，她们将艾米视若无物，此时的艾米遭到排挤和冷遇，一个人坐在楼梯上，镜头前景里充斥着圆柱和楼梯的围护构件，这些竖向的线条把艾米框住了，她孤独地咀嚼着食物，无助又令人心酸。

艾米被孤立

阿里和艾米的“被困”无疑是由于社会的冷漠和病态所致，导演借由男女主角的遭遇，来对“大多数”进行批判的意味非常明显。但更为微妙的是，法斯宾德也借艾米的行为进行了“自我的反思和批判”。当工友们因为“涨薪事件”而拉拢艾米形成统一战线的时候，艾米和工友非常自然的孤立了新来的南斯拉夫女工。这时，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在同样的构图中，原先在阶梯上独自一人吃东西的艾米，摇身一变为南斯拉夫女工，这是多么讽刺。

南斯拉夫女工被孤立

片名来自阿拉伯人经常挂在口中的话，“恐惧吞噬灵魂”。德国人对外族者的偏见里自然包含着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不了解，正是不了解对方，才导致以讹传讹，再加之每个人的自我联想和发挥，阿里这类人就变成了骗钱骗感情的、不洗澡的恶人形象。偏见看似根深蒂固，可改变起来也是转瞬之间。在电影里，偏见的改变和矛盾的消解，有一个重要基础，那就是艾米和阿里对别人而言，有了利用价值。商店老板的笑脸背后，是为了争取艾米这个好顾客、儿子的到来，是为了妈妈能帮忙照顾一下自己的孩子、邻居的主动搭讪，是为了有更大的储物空间······艾米似乎很愿意以“被利用”来换取别人表面的“善意关注”，她让阿里去帮助邻居搬东西，让阿里在自己的工友面前展示肌肉，阿里希望吃阿拉伯食物的请求被她一口拒绝，这一系列的事情再次让阿里陷入苦闷和绝望。艾米的行为让人警醒，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人物，也照见自身：艾米对阿里有多少真的爱和尊重？

电影开头和快结尾处，分别有一场两人跳舞的戏，这似乎是一个呼应。第一场舞戏的相识相吸，第二场舞戏的重归于好，好像在预示着一切都回到了美好的原点，生活里又只有两人在一起时的，相互鼓励和关心。可最后出现了变数，阿里突然发病，因为胃穿孔而住进医院，这场戏放在整部电影里看，是充满戏剧性的。在病房，艾米紧紧握住阿里的手，她在抽泣，表情痛苦又富有怜悯心，电影无疑有着一个“大团圆”结局。也许艾米的哭并不意味着她明白了自己行为的错误，明白了自己对阿里造成的伤害。也许艾米懂得了。这都是猜测，不能确认。可凭借着阿里因为在异国生活的重压之下，而生出的病，我们可以确定，这肯定不会让他们两人今后的生活变得轻松，结果无疑是苦难和不定的。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如何消弭，电影给出的答案是——利益还有爱。至于，艾米和阿里之间有多少是爱情成分，有多少是互相利用的成分？选择相信什么，无疑代表着每个人对人性的看法。

我对法斯宾德的印象其实并没有多深刻。严格来说，除了新德国电影运动外，我根本就没再听过他的名字。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这部影片的观影体验（当然，你至少得知道导演长什么样子，不然你会错过他对自己懒惰的自黑）。

因为法斯宾德就讲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用了最直白的叙事方式，和镜头语言。用罗杰伊伯特的话来说就是，因为时间太过仓促（电影只拍了15天），法斯宾德只能选择实话实说。所以，这部影片真正精彩的地方在于，导演的选题和切入的角度。在当时而言，他的这句实话说得可谓相当大胆。

老少恋的题材，即便是放到当今的语境里，也有着一种不可言说的禁忌感。甚至超越了性少数与种族题材的敏感(后者因为反应的作品太多，已经出现了脱敏的征兆)。而在70年代里，更无疑是一种大胆的讨论。 电影讲述的是六十岁左右的清洁工艾米，在酒吧与四十岁左右的阿拉伯人阿里相遇，两个善良而孤独的灵魂，在彼此身上寻觅到了人情的温度。但两个人爱情的本身，存在着诸多矛盾。例如年龄，身份，种族，因此被周遭的人所鄙夷。

可能是因为导演自身的原因（双性恋）,他对自我认同，歧视和冷漠的社会环境刻画，都有着精准的拿捏。比如那场让人印象深刻的餐厅戏。

艾米握着阿里的手，哭着告诉他“一方面，我为我们在一起而感到幸福。而另一方面，我真的再也承受不了了。”而镜头里，空旷的露天餐厅，只有他们二人，其他的客人都站在门口不愿进来。导演刻意用镜头，拉开了二者的距离。这种隔离和观望的感觉，是冷漠，是侮辱，也是一种社会特有的暴力方式——孤立。

在骄傲的德国里，阿里是被孤立的外国人，低等种族。而在外国人酒吧里，艾米也成了那里的阿里。

所以当他们二人在一起之后，再也没有一处地方能允许他们停留。弱势群体，在社会环境里的生存状态就是如此狭小。法斯宾德自己作为其中一员，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承受着艾米那样的压抑。所以，在这部电影中很多时候，导演仅仅是将镜头在一张脸上稍作停留。你都能感受到一种令人发麻的厌恶和恶意。

电影中的主角，艾米和阿里，都被导演赋予了孩子般的善良与真诚。然后他再把人物放到肮脏的现实里去愚弄，嘲讽。

这熟悉的手法，总是让我联想到王尔德。因为他就爱给你一个最美好的东西，然后把这种东西摔得稀碎。被损毁的美好，往往带着极强的诗意和张力。但法斯宾德，却在最后收手了。他让人群开始接纳艾米，让阿里再一次与艾米起舞。这看似是导演在用浪漫终结痛苦的现实，但其实，那不过只是法斯宾德的一碗包装精美的毒鸡汤。 对，人群最后又重新接受了艾米，不过可不是因为什么上帝显灵，人们良心发现。艾米的同事因为要针对新来的同事和策划涨工资的问题，需要与艾米联盟。杂货店老板需要这个慷慨的客人提供消费而和她搭讪。儿子上门请求原谅，仅仅是因为孩子没人照顾。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谅解与接纳，只是大家出于对另一个现实的屈服。

迫害与孤立，往往来自于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恐惧。所以灵魂被吞噬的，通常是施暴者的那一方。在这部电影的结尾里，艾米被重新拉入了那一个充满恐惧和虚伪的群体。

而阿里则因为胃穿孔，送进了医院。然后这部影片在我看来最精彩的地方来了，医生告诉艾米， “这个病无法根治，六个月后你们还得回来。”

换而言之，只要人们恐惧的病症没有被医治，艾米和阿里，法斯宾德和他的同性情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少数群体，都还是得再回到这家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