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

作者 吴晓波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

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败破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都过去了。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国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小谈《钢的琴》影片优点和不足
看到这部电影，会让人想起爸爸妈妈姥姥姥爷
看到这部电影，会让人想起爸爸妈妈姥姥姥爷



一.《钢的琴》是部好电影，他好在哪？
1.题材优势——小中见大
一个电影从无到有，在创作的过程中，题材的选取是最为首要的任务。《钢的琴》在题材选取上就初步奠定了影片的成功。

一个故事，尤其是公映的叙事剧情片，其题材往往包含在两个层面。其一是主要事件，也就是常说的“故事核”或者说是“梁子”。说白了，就是用一句话讲明白电影说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钢的琴》故事核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下岗工人父亲为了能监护女儿，想方设法拉着朋友们制造钢琴的故事。

尽管故事简单，但是却较为巧妙。在故事核心选取上，这首先是一个亲情的故事，同时还包含了家庭观念、友谊、甚至是信仰。这些都是最大众化的情感，是有着广泛的观众群体，并且理解起来较为容易的内容。

而主角在整个故事中的动力是父爱，这本身即讨巧，又很具有说服力。不论什么剧情，只要沾上父爱两字，就为影片营造了不容置疑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无论是对于剧中人物的动机和行为，还是观众对于影片的认可都是成立的。

而在影片的故事背景上，《钢的琴》更具有超越电影的社会性和历史感优势。那就是影片选取的“下岗工人”群体以及“东北工业基地”背景。不仅填补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公映也就是“地上”电影的题材空白。更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

下岗工人这一群体在当下观众中并不陌生，因为下岗潮不过发生了十余年时间，数千万的当事人乃至近亿的家庭仍然生活在当下的中国，这不知不觉就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更何况，下岗工人本身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贫穷而无辜，恰好符合了观众心中同情弱者的思维习惯，使这部影片很容易讨好观众。

此外，影片在大背景和小事件的连接上也较为成功。由小见大，一个父亲，一组朋友，巧妙的把数千万下岗职工的生活状态和东北工业基地当下的生活状况展现出来。既不矫揉造作，也不单纯依靠大概念夺人耳目。这种自然合理，使得这部影片在题材上就开了一个不错的头。

2风格——苦中作乐的草根情绪
在风格上，《钢的琴》也是较为成功的，在这部影片中，创作者选取了在大悲情环境下夹杂喜剧化处理的杂糅式生活流。纯悲剧一来难写，二来容易陷入你剁手我就自毁双目你再死光全家的“比惨”死结。而纯喜剧则容易走直奔下三路的闹剧路数。换句话说，也就是讲述剧中主人公们苦中作乐的草根情绪。

实际上，苦中作乐也是大众电影的万用法宝，喜剧化的情节以及角色语言便于故事展开，丰富的肢体语言也利于角色的表演和发挥，增添了影片的观赏性，而悲伤的情绪最容易煽动观众的眼泪，使电影能够感人。

更重要的是，尤其是作为一部面向中国当下观众的电影，中国人无论所处的社会阶层、家庭收入的差异，几乎都活得欠缺尊严、神经兮兮、充满伤痕。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其实也正是大多数国人面对身边环境时所采取的价值观态度。一部和最广大观众价值观一致的电影，只要不出其他大毛病，至少不会是一部坏电影。

3.叙事结构——经典和类型化的叙事结构
尽管影片有着一个较为沉重和庞大的背景，但是其实使用的是一个常见的叙事结构。即创作者将陈桂林作为核心角色，用其凝结了其他配角，来共同达成制造一架钢琴的目标。

这一结构较为常见，也是符合广大观众的审美习惯，追根溯源，这其实是对古典传说中英雄获得诸神帮助而完成使命的经典叙事模式的发展和传承。在近些年国内外广受好评的温情电影中经常使用这一结构。尤其是美国那些市场反应热烈的商业剧情片。从这角度来说导演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除此以外，创作者为了防止故事单一叙事枯燥，则加出了一条孩子母亲对孩子的抢夺来为角色施加压力制造困难，更铺设出一个背景即政府要炸毁两根烟筒的一条线索来增加影片的群体性和时代感。

影片的叙事容量不多不少，与一百分钟左右的标片容量较为合适。
4.人物——塑造较为丰满真实
应该说，观众能否记住一部电影，或者说喜欢一部电影，其人物是否出彩十分重要，尤其是本片这种讲述小人物的状态，饱含温情的影片。应该说，《钢的琴》在人物塑造上也还算成功。主角陈桂林的形象较为丰满，其周边的角色也基本勾勒出了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群体的生活状态。至少让人觉得角色是活的。

而配角们各自也有着各自的职业，苦恼，这也增加了整体角色的厚度，让观众认可了角色的丰满程度，而不是浮在影片表面之上。角色们方言的使用也是影片的一个特色，东北方言本身就有着喜剧性，影片中生活化的桥段更为影片的贴近民间贡献不小，也就是所谓接地气、亲民。

应该说，钢的琴的角色塑造基本是合格的.
4.视听语言——运用基本得当
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一部投资不大的小成本电影，其视听语言运用无疑为影片增色不少，还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的。

首先是单幅的画面美感。场景选取虽然看似生活化，但是却具有较强的视觉美感，静态画面的构图应该能看出摄影和导演是经过反复斟酌和商榷的。镜头中人物站位、运动也符合了平面美学的原理，构图本身充满了美感，这在国产电影中应该说是较为精细的。

《钢的琴》对于音乐的使用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其配乐使用的较紧，配乐几乎从片头一直紧紧延续到了片尾。如果说对于配乐是否运用过渡还存在争议，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则是，配乐本身与影片的内容结合的较为合理自然，无论是展现人物状态和情绪，还是展示背景的音乐，基本上都为影片的叙事和人物塑造增色不少。也弥补了影片中一些小的瑕疵。尤其是俄罗斯风格的音乐和经典中文老歌，与环境和剧情连接紧密，本身也具有强烈的表现作用。

《钢的琴》剪辑和摄影也比较成熟，节奏既不快也不慢，和影片的整体风格相适应，镜头画幅也松紧适中，该松的地方为环境流出了足够空间，该紧的地方也不掉节奏。基本没有国内电影一沾文戏就拖沓的毛病。

5.其他有点——态度亲切、表现丰富、处理含蓄
《钢的琴》讨人喜欢的地方，还包括创作者的态度。按照导演自己的话说，这是给工人阶级拍的电影。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尽管角色处境并不如人意，但导演并没有突出刻画其苦难，而是让其保留着不失尊严的态度。影片该煽情的地方煽情，例如影片中一群人歌唱怀念战友。而该收敛的地方也收敛，例如对于陈桂林前妻，前妻的新男人也没有用态度鲜明的批判态势，这就让影片能够贴近角色又不失风度的讲故事。这在中国电影不是猛捧塑造偶像就是瞎踩咕使劲批判的姿态中，也是较为难得的。

影片的表现手段也较为丰富，例如影片开篇的追悼场景，影片中间的追逐场景，收集木板的废墟场景，改造烟筒的长颈鹿，以及接近片尾的舞蹈场景，这些运用较为大胆，也足够丰富，增添了影片的观赏性，也突出了导演和影片的个人风格。

此外，创作者在虚实的表现上也比较合理。例如陈桂林捉奸的时候一句“隔壁老王”就用较为含蓄而又不失幽默的交代了情节。虚实结合的较为成功。

二.《钢的琴》还有哪些问题有所欠缺
1.叙事节奏存在前松后紧的硬伤
尽管上文论述了《钢的琴》在叙事上思路较为合理，创作构想也较为合理，但是应该说，在影片成片后，还是有一些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其中在情节和叙事上问题较为明显。

首先是影片的叙事节奏有一定问题，前松后紧是一个问题。开篇导演光顾着让人物出场，多少有些罗嗦，导致了影片后半段有些太过紧凑，尤其是最后三十分钟情节的压缩太大，甚至出现了场景衔接生硬和不合理的硬伤。例如一场抓胖头女婿，接着接结婚，这就对观众造成了巨大的误导，炸了烟筒和继续开工也缺乏因果铺垫。

尤其重要的是，节奏失衡导致了中心事件——造钢琴被弱化。总片长就那么多，“砸挂”“包袱”多了，自然情节就显得薄弱，也让影片在应该出现的高潮处显得中气不足。
2.叙事线索单一复线累赘
此外，影片的两条暗线，一条是陈桂林前妻对孩子的争夺，显得较为尴尬，要么应该加强这面的描写，强化一下人物的动机，也增添一些困难，要么则略写，甚至不写，尤其是前妻的戏份过多，但是有没有影响到主线“造琴”，现在有些删之可惜添则不足的味道。

另一个烟筒的线索，在这帮废柴大叔造钢琴事件的背后——两根烟筒的去与留也不太理想。现在影片中的跟烟筒与主线情节的联系太过松散，实际上应该加强烟筒的去留对于角色们内心的触动。导演似乎也是想表述烟筒倒了角色们才继续造钢琴，但是由于铺垫不足，观众对于这种情感也不会太认同。倒不如说本来他们要造琴，后来忽然觉得保住烟筒更重要，烟筒倒了伤心过后才继续造琴这样才能体现出主角们情绪和心态。
其他配角的戏也显得交代不足，最重要的是，那些配角的情节和主要情节无关，就让他们在影片中显得累赘，如果删去影片又单薄了。所以应该增加支线和主线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比如他们抓了胖头女婿强迫那小子造琴之类，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3.角色塑造存在重复
现在角色单个人物基本上问题不多，其合理性、逻辑也没有问题。问题主要是作为群体性角色之间的重叠和欠缺。可以看出，导演的创作意图应该是交代陈桂林哥们们不同的能力和性格特点，让一群人活起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是现在看来这些地方处理不够。

首先是角色彼此区分不大。换言之，次要角色的人物定位并不太到位。一个人的状态不是设定的，而是依靠其在影片中的表现逆推才能反映的。简单的说，收废铁的头目，被劳改的小偷，窝窝囊囊的二姐夫，他们江湖义气，凶蛮，窝囊应该是各自特征，可这些还仅仅停留在陈桂林等人语言的定位上，并没有通过剧情来展现给观众。

而且角色之间相互的人物关系网也设计的不到位，在这部电影中，男人间的友谊和矛盾其实也是很容易出效果的地方。应该说导演还是明显有意图来交代人物关系。例如陈桂林与王援朝关于女主角的争斗，快手和胖头之间的恩怨，但是这些仅停留在思路阶段，没能在电影中很好落实，明显有些力不从心，信息的交代手段也没有跟上。有一些场景信息量交代显得单一和累赘。

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物缺乏变化与成长。尽管大家都明白，陈桂林造出钢琴并不能赢得女儿，其他人的生活也还会是老样子，但是观众们总是希望看到角色有所成长的，不一定是精神层面，即使是恩怨的化解，习惯的养成，一句口头禅或者一个小动作这样的细节，也会让故事看起来更丰满。
  
   总之，在人物和情节上，影片还是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整体评价标准

剧情上应该是个三星。人物上是三星半。导演技巧在四星。创作意识在四星半。视听语言在四星半。社会意义和题材选取应该在四星半到五星之间。

总的来说，影片应该属于四星电影，但是考虑到电影之外的东西。给个五星也不为过。
   
   因为这不仅是一部拍给工人阶级的电影，更是拍给每一个在种种困境中坚持活着的中国人的电影。他们既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姥爷小舅子，更是我们自己。 仅此一点，推荐身边的人必看。

荷马的时代，人们向奥林匹亚山的诸神献上表演；而今天人们为了自己而表演，自己已变得很疏离陌生，陌生到可以经历自身的毁灭，竟以自身的毁灭作为一等的美感享乐。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政治运作的美学化。共产主义的回应则是让艺术政治化。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结语


康文署今年的中国电影展，海报上排在首位的主打，是《钢的琴》。
香港和东北，这看似相隔万里的“华夏边缘”的两端，如何能够链接起来？

早在1997年，来自东北沈阳的艾敬就有传唱全国的民谣“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在陈果的《榴莲飘飘》中，秦海璐扮演的妓女从黑龙江来到香港，挣了钱再回到东北，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生于辽宁鞍山的许鞍华，更是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塑造了来自东北小城的姨妈，在大城市上海遭遇的种种幻灭，最终不得不回到自己“破败”的故乡。有人问许，将鞍山拍的那么破败，是不是在诋毁自己的故乡，许说，自己80年代回过一次鞍山，看到的就是电影中那样……

于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中，从香江北望中国东北，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寓言：从艾敬、陈果、到许鞍华，我们看到一次文化和精神的“出走（exodus）”，看到由东北换喻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远去。而我想问的是，当我们再次穿越时空，从香江北望，是否会有不同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等《钢的琴》这样一部作品等的太久了。

2009年年底，我将硕士毕业论文的田野地选在了钢城鞍山，于我来说，这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理论旅行后对故乡的一次再发现。在一个下岗老工人家里，他站在自己巨大的书架前跟我说，“当年的感觉就跟离婚一样，过的好好的，无缘无辜就离了，而且卷走了所有家产，邓小平在深圳画了一个圈，就是给我们判了个死刑。”老工人用寥寥数语穿透了历史的真相。这就是《钢的琴》的开始，一次离婚，和一场葬礼：

“那什么，让老人加快脚步吧”“加快脚步去哪啊？”“你管他去哪的！”

葬礼是个喜丧，工人们想吹《三套车》，让老人在冰河上再跑一会，家属们却想要高兴一点的，于是一曲步步高、一个大火球，在巨大工业废墟上搭建起简易的灵堂，我们就这么敲锣打鼓走进了新时代。自此，工人阶级不再是历史的主体，而成了历史的包袱。于是，在工人的物质废墟上，主流的表述又给他们覆盖上一层精神的废墟。工人阶级的没落不仅仅是“落后”体制的结果，更来自本身“智力和道德的缺欠”。工人成了改革开放的废品。对于毛时代的怀旧，只不过是历史的幻觉。

我们听过太多类似上面的叙述，而《钢的琴》试图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社会主义的三十年对于工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历程么？他给我们留下怎样的遗产，这些遗产真的死去了么？在这个超现实的集体造钢琴的故事里，蕴藏了许多从历史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都熟悉这句口号，可工人的力量在哪里，我们是否知道，是男性气质么？是工人的社会地位与福利么（有论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城市中产”）？
 
钢的琴讲了一个回归劳动的故事。工人的力量，正体现在劳动實踐之中。陈桂林为了给小圆造一架钢琴，带着工友们回到铸造车间，开动车床，制作沙箱，使得工厂在工人自己的手中再次运转起来。作为个体被抛入历史的工人们从各自相似却又不同的命运中回到工厂，回到了集体之中。这个“超真实”的故事透露了某些“真实”的社会主义理想：生产不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工人了解自己的生产工具、了解劳动过程、了解自己的产品，从共同的劳动中获得尊严。

本科2年级的时候，我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被送入车间，跟老工人们学习。去之前，我们这些刚刚学了钢的热处理论、能看懂三相晶图的“大学生”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可进了车间，才发现书本上的东西工人们都懂，而车间里的一切，我们都不懂。我们从头学起，车工、钳工、铸工、焊工……车刀与零件如何配合，如何确定进刀量与转速、如何选择沙箱、做沙模、浇注、成型……直到在工人们手把手的指导下，我们浇注出了自己设计的产品。记得我想在一块圆饼上浇注图案并刻字，自己觉得工艺不可行，决定放弃，一个老工人对我说，铸造是门艺术，工艺是人发明出来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于是，在他的指导下，我真的让铁水凝固成细密的文字。这像极了片中汪工说的那句：“见了困难就退缩，那不是我们工人阶级！”

汪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这个工人团体的一员，在这个集体劳动中完成自己的分工——看文献，画图纸，他并非因“知识”而成为某种“统治者”。通过造钢琴，不同的劳动者们再次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的“阶级”。在這裡沒有“勞心“與”勞力“者的社會差別，有的只是不同形式的勞動合作。这与冯内古特在《自动钢琴》中看到的未来正好相反，在这部出版于1952年的长篇小说中，冯描绘了一个生产自动钢琴机的未来世界，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机器完成，手工劳动变得多余。社会分化成两个阶级——精通技术和管理、只需动脑不需动手的富有的上层阶级，和那些由手工劳动者组成、相对贫穷的下层阶级。一个叫做“鬼魂衫”的革命组织试图打破这种社会格局……

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富士康连跳的今天，从社会主义的废墟中挖掘出面向未来的另类可能性，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未完成”的劳动理想，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中将人像螺丝钉一样拧进流水线中，变成机器的一部分，是截然不同的。在机器消灭手工业者的维多利亚时代，卢德份子的回应方式是捣毁机器；而“亚当斯密在北京”的时代，所谓的“技术革命”将人变为机器的一部分，成为机器无法代替的那“最灵巧的双手和眼睛”，于是，后工业时代的卢德份子只能通过捣毁自己身体的方式来使机器停转……而社会主义的卢德份子对此说不！

除了劳动，我们同时在思考的是，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中，艺术的功能是什么？张猛镜头里的工人形象总是与文艺脱不了干系，《耳朵大有福》中的王抗美是当年宣传队里长征组歌的领唱，《钢的琴》中的陈桂林是乐器外语样样精通的乐团团长。在这里，艺术家与工人，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劳动与演奏，也不见得必然分离。可以说，王抗美与陈桂林，只是社会主义庞大文化工业流水线上出来的两个普通的“标准件”，在这种生产中，艺术之于他们的并非单纯的“技艺”，而是经由艺术所释放出来的人的主体性。在工人阶级的历史崩塌后，这种主体性在工人的日常生活中以惯习的方式幸存下来，却不得不时时经受与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的剧烈交锋。王抗美的“长征组歌”，无时无刻不在流行音乐与二人转的“混响”之中，陈桂林也要以吹啦弹唱的“技艺”为生……（这是需要进一步理清的大问题……）

《钢的琴》可以看作对《铁西区》的一个回应，看做对《24城》的一个拨乱反正。这部小成本歌舞片，超越了《铁西区》那种小知识分子式的悲观主义，更超越《24城》对历史轻蔑的拼贴和景观化处理，而赋予了工人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和行动力。张猛对于工人历史命运的同情，对于工人阶级主体性与尊严的理解，超越了贾樟柯和王兵。

由香江北望，让我们也跟随张猛的革命乐观主义，从智识的悲观中解脱出来休息一下，将权力交给想象for a moment。今天劳动者能造出一架钢琴，明天也要造出一新世界。

≪钢的琴≫，电影说的是一群东北的工人为了一个女孩的弹琴梦，在废旧的工厂里亲手打造了一架纯钢制作的琴。过两天在奥克兰举行的中国电影节将放映这部电影，我推荐给所有的朋友。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包场一次，让大家都来欣赏。

我生在沈阳，作为曾经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心脏，外地的朋友甚至沈阳的晚辈，很难对工人这一群体产生如我们这样的共鸣。以前共和国还年轻，很久以前了，那时东北的工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产业重心，是燃烧着煤炭的钢铁打造的一颗心脏。工业成绩先按住不表，毕竟要挤掉赶英超美那段日子的水分，就另一经济支柱农业来说，整个东北生产的商品粮，能养活起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后来经济转型，计划经济没了，东北的工业开始没落。工厂倒闭了，东北话叫“黄了”，开始大面积裁员，这种按照市场经济走的平常事儿，让咱中国人安了一个婉转的名头：“下岗”。90年代末期，包括沈阳在内，整个东北地区开始涌现下岗大军的浪潮。

有人管春运大迁徙叫人类奇迹，管以前闯关东叫人类奇迹，还有长征，板上钉钉的人类奇迹。我们的确是一个擅长创造人类奇迹的民族，但我们似乎三缄其口，忘记了这批下岗大军其实也是个奇迹。

喜欢研究各国文化的韩国教授李元馥，曾经用生动的漫画勾勒出日本企业大规模精简的那段时期里，失去工作和尊严的老派顽固日本工人，是怎样成为企业转型的“绊脚石”的。漫画里，日本企业搭乘现代化管理的小车试图一溜小跑往前冲刺，但一群老日本工人，就像路障一样挡在路中央，眼一闭心一横，说要想裁掉我们，就直接从我们身上碾过去吧。

那时候日本企业里少不得的是鸡飞狗跳，拦上吊拦剖腹，改革派只恨政府对这些老古董过分人道主义了。

但你什么时候看到报纸上大肆渲染我们的下岗大军如何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么？几乎没有，除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分子，大部分下岗工人在纸面上看来，都是走在再就业的康庄大道上的。

这一伙以百万计的人群，就这样悄然无息地被快速发展的社会所吞没。

我算来自半个工人家庭。我奶奶和三姑都是工人，我父亲以前也是土木工程师。我记得我三姑父，东北话叫老姑父，以前在工厂工作时的模样。他皮肤黝黑，肌肉不突兀但很结实，这就是常年在工厂锤炼出的身板。我们以前喜欢玩他臂膊上隆起的肌肉，他一绷紧上臂，那里的肌肉就饱满地拱起，我们几个孩子就用手在上面“掐小耗子”。那时的工人学历并不高，那时可没有什么蓝翔技校，不少工人都是从学徒做起，由师傅手把手带出来的。他们没有金光灿灿的毕业证书，但他们所具有的高素质却是学历所不能尽数的，他们态度积极他们精神饱满他们热情高涨。

曾经穿蓝色粗布、戴手套、缠着白毛巾、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工人阶级，是多么令人尊敬和羡慕的群体。沈阳的工业重区，铁西区，遍布以工业工人命名的街道：保工街、肇工街、兴工启工卫工...后来工厂倒闭，机床报废，烟囱炸毁，工人们突然失去了信仰和生活的来源。他们或领着微薄的下岗补贴，或蹬着三轮车做小生意，或挂着如卖身草标一般的“广告牌”，在劳务市场里等着接诸如木工、批灰、刮大白等零活。如上面所说，他们被社会吞没了，他们垮了。

他们垮得无声无息。后来总有消息，说哪个哪个下岗工人作奸犯科了，哪个工厂的工人又聚众闹事了。他们燃烧了自己的青春去运转国家的发动机，而后被人们记住的则是烟囱排出的废气，仿佛没了他们，沈阳的天才是蓝的，水才是青的。现在沈阳的老工厂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公寓和写字楼。那群人数庞大的工人们呢？他们在这个论资本讲学历的年代默然。

市场经济是好的，飞速发展，按劳分配，凭脑力吃饭。也许是吧。

我小学时曾参加过一个语数补习班，那是1999年。班级开设在南站附近，靠近铁西区边缘的一家濒临倒闭的自来水厂。厂里周末连条看门的狗都没有，就有一位看大门的老头，无精打采得仿佛是被这半死不活的工厂传染了一般。他偶尔在院子里晃悠一会儿，拿拖把象征性地在男厕所那满是污水的地上写意地划拉几个来回。

课间，我们就在大院里游戏。我们在煤堆上嬉闹，踩过发出咯吱咯吱噪音的灰白色的煤渣子。用被遗弃的镐头和铁锹玩耍，拿报废的轴承和钢珠打弹子，少不了蹭上满手又难闻又难洗的油污。

南站的铁路线上偶尔会驶过运输火车，上面排满了也许是最后一批生产的坦克。我们冲着那些绿色钢铁和炮筒欢呼，殊不知那远去的火车，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今天去国贸那儿连看了两场电影，先看的是《战略特情组》，然后又看了《钢的琴》。看完《钢的琴》之后，我在路上用手机发了一条微博：刚才看了《钢的琴》，在黑暗中流干了眼泪，原来我会嫉妒山西出了个贾樟柯，现在不嫉妒了，终于也有关于东北的好看的电影了。
《钢的琴》中那些东北特有的破败场景我实在是太熟悉了，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片中的很多细节和气氛都让我情难自禁。

《钢的琴》作为一部文艺电影，它最难能可贵的是，它看上去一点都不闷。我们都知道，很多深刻的电影都不好玩，很多好玩的电影则不深刻。而《钢的琴》却是一部又深刻又好玩的电影，它让我想起了黑泽明的某些市井电影，黑泽明的电影的艺术性自然毋庸多说，早已经被夸得天花乱坠了，但黑泽明的电影好玩的那一面更吸引我，他在电影中探讨的那些高深的主题都是用一些生动有趣的情节表现出来的。
当然我不会说《钢的琴》达到了黑泽明的那种高度，我只是觉得能拍出一部又深刻又好玩的电影真的挺难的，而《钢的琴》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看《钢的琴》的时候，我想起了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这两部电影题材相似，只不过后者既是一部伪纪录片，同时也是一个房地产项目的软广告（虽然《二十四城记》是一个软广告，但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部电影的）。
关于《二十四城记》，贾樟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越老的工人越在维护这个体制，绝不是他对这个体制没有反省，没有批判，而是他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
在《钢的琴》中我再次看到那样的画面，剧中人物家中的墙壁上贴满了奖状，那些奖状让我想起张胖儿曾对我说她老爸任劳任怨地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几十年，退休的时候得到了什么？只得到了一堆奖状，还当个宝贝似的都珍藏在家里。
当时我对她说，那些奖状见证了你老爸的青春，只能说他们的骗术太强大了，用几张废纸就偷走了几代人的青春，偷走了几代人的一切。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部俄罗斯电影，名叫《小偷》，也是一部挺深刻、挺好玩的电影，其中的政治隐喻耐人寻味。

说回到《钢的琴》，它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在电影院里看过的文艺电影中最好看的一部，如果你是东北人，我强烈建议你看一看这部电影，你看的时候肯定会感觉既亲切又心酸。如果你不是东北人，我也建议你去看一下，我相信你一样会感同身受的。这就好像我虽然不是山西人，但我在看贾樟柯的《小武》和《站台》的时候同样会感同身受；这就好像在中国，即使是异性恋者，看了王小波在《似水柔情》结尾写的这段话可能同样也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不想回家，但是不回家也没处可去。眼前是茫茫的黑夜。曾经笼罩住阿兰的绝望，也笼罩到了他的身上。”

走出电影院，顿感身心舒畅，虽是第二次观看，却仍旧热情高涨。热情不是发自躯壳，而是来源于内心。也许很少有观众能在国内院线拥有这般感觉了。或许和我童年的工厂生活有关，电影《钢的琴》也唤醒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回忆。影片不仅记录了一个钢铁厂外貌的衰退，也唤回了“劳动人民最光荣”那样一种遗失的美好，陈桂林带领工友重新回到工厂，体验到了劳动的光荣与快乐，并带有一种对“大炼钢铁”那个时代的眷恋和惋惜。劳动的幸福感在影片最开始的一句话里就有体现，陈桂林跟父亲说前妻已经跟一个卖假药的好了，从此“过上了那种梦寐以求不劳而获的生活”，在他看来，那种生活不幸福，因为它体会不到劳动带来的快乐。


构图象征

《钢的琴》进行了许多美学上的创新思考，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充满了强烈的象征性。构图多以全景及远景来凸显角色，仿佛置身于舞台。无论是高耸入天的烟囱、一分为二的破屋，这些被放大的建筑都反映了旧时代的行将远近，与这群渺小卑微的小人物形成巨大反差。而旧时代的远去不仅广义地体现在钢铁厂/工作中，也狭义地反映在角色身上，婚姻、父亲的家庭关系都成了过去时。它没有批评，没有肯定，却用了这么几个人物把那一代人的爱情、生活、劳动完全展现开来。

陈桂林与妻子小菊在离婚协议签订后，置身于一幢破败的房子前，那幢房子的屋顶一分为二，直指家庭的瓦解。还有离婚协议书出现的画面，则是用超级玛丽Game Over的音效来衬托。

两杆大烟囱虽见证了钢铁厂的辉煌与没落，众多工人也在为它不被摧毁而出谋划策，但它们最后还是遭到了社会变革的遗弃。但它们永远是工人们的一段回忆，一个老朋友。陈桂林的家庭最后也是如此，淑娴之前曾说过，即便琴造出来，女儿也不一定就能跟着他。陈桂林在离异之后又重新拾起了建琴伟业，但是女儿有没有跟着他我们不曾了解，但我们知道的是他圆了女儿的钢琴梦，更重要的是工人兄弟们也感受到了劳动之幸福。

也许劳动的结果会是徒劳无功，但劳动的过程是快乐和激情澎湃的。就像影片最后，钢的琴最后锻造阶段，以淑娴的歌舞穿插，把劳动者与舞者的激情、动作、美感熔于一炉，将劳动的热情无限放大。


舞台电影

引用一句好友 英年早睡 的话“摄影只用低机位平移吗？场景来来回回只有破钢厂啊？道具总是让人跳出剧情有木有？”这种具有争议性的美学态度，的确会让很多观众产生道具跳出剧情，扰乱情感，破欢电影传统之感。但它却是一种剧场化处理的手段，许多观众看惯了传统电影的表现形式，反对电影的剧场化处理，认为话剧就是话剧，电影就是电影。而重新开发舞台剧的电影表现形式也未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影片的广袤背景和大型建筑物都是在表现角色存活在舞台上，而大量低机位平移镜头则能充分展示舞台近景细节。这种平移运镜处理更能配合影片稳重、抒情的气质。

影片的舞台化风格还有很多，比如演员的固定走位，比如前1/2出现了许多类似于话剧中多幕剧的渐隐分幕法，如果你喜欢话剧，你肯定会更爱它。而片中曾出现的陈桂林在黑暗中弹奏钢琴及他与淑娴在黑暗中的两束光都是话剧中角色交代的处理形式。


基调

情节中不断出现的破旧厂房、车间与道具、服装，均制造出一种情绪主调，配上调性相似的苏联老歌与东北性情对白，提炼出一种抒情风格，一种夹杂着记忆情绪的荒凉美感。除了这些感官氛围外，演员是观众辩识的图腾，角色的处理是值得褒奖的，卑微无望的工人在劳动中体验快乐，不动声色地经营这些角色，毫不客气地解释他们的特点和弱点。在种种口角、甜蜜、勾心斗角、和好、团结后，能够肯定人性、乐观上扬。比如欠麻将钱和开锁的两个角色，矛盾一直激化，但欠钱的以受辱的父亲形象示人时，两者成为尊严象征互为一体；再比如季哥，他刚一出场时的姿态、衣着、范儿、狗和左右两位美女工友的站位，也与落幕时的姿态、衣着、范儿、狗和左右两名警察的站位遥相呼应。


感触

这部影片让我感慨的是，我们会因为角色的劳动而情绪高涨，为何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却苦苦想要摆脱劳动？“劳动人民最光荣”也像烟囱一样，是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它已经被体制社会摧毁。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但是新时代里再无勤劳的快感……

美国人能造出钢铁侠，中国人却能造出钢的琴，影片无论如何仍是我一年中迄今为止看过的最好的华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