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拉里斯

自我意识的独立和依赖：水性和奴性

与燃尽、消费世界的能量的火不同，水是一切拥有柔软特征的生物的乳汁，并且是一切官能心理学的起点：作为灵魂主体起点的耳朵心理学、作为首要快感的嘴唇心理学、作为自恋美学的视觉镜像心理学…总结来说，水是推动自身感官心理机能内化为自我意识生命性运动的能源：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通过水的镜像客体化为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水性生命运动推动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通过与作为自身的自我意识统一来证明自为存在的个体性，同时在一个动态的、相反的运动（例如扬弃和形成）中保持生命整体，即在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中厌恶，同时在自我意识的依赖性中爱，来自对象的自我意识的爱与厌恶都会因为知觉世界的存在和对象的本质（自身也是对象的对象）返回作为自身的自我意识，但在地球这样一个以经验之一切对象的总和作为自然的环境中，我们失去了能将自我意识生命化、运动纯粹化的水源，地球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液，而是汽车，噪声和电子乐代替甚至侵略水雾和雨水，但即使是这样，地球依然给了我们一个工业化的、汽油味的梦境，与以往不同的是，把我们从这样的梦境中唤醒的不是失重、巨响，而是稳定、安静的湖泊还有缓缓飘动的水雾，这里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了水在感官内化、自我意识生命性运动中的巨大的摧毁、否定的能力，这样的力量会延续，同时自我意识还会表现出巨大的重构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的能力，即将作为自身的自我意识客体化的能力，但这样的建设的能力无法在以经验之一切对象的总和作为自然的人类式地球上找到，人类式的、规训后的地球只提供纯粹的摧毁的能力，只有少许乳汁在哺育少许植物和动物，在这样的消极情况下，索拉里斯星给我们提供了理想的水源——能够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实体化的水源，这样一来，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克里斯）和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哈莉）同时以实体的形式在知觉世界里存在，这就为主体针对对象的行动返回主体提供了前提，正如前面提到的，自我意识为保持生命整体而做出的动态的、相反的行动，包括因自我意识的独立性而做出的厌恶和因自我意识的依赖性而做出的爱，都会返回作为自身的自我意识，这样一来，对象的行动就是主体的行动，主体对对象做的，对象也应当对主体做，对象在这一系列行动中扬弃了自身独立性，即扬弃了作为对象的本质，成为了奴隶，而让奴隶无法离开的就是主人，主人霸占了奴隶的全部存在，于是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奴隶的哈莉无法脱离作为主人的克里斯而存在，为了保留奴隶的实体，她不惜破门而出、遍体鳞伤，但主人是有绝对独立性的，即使克里斯把哈莉送到外太空，他依然保持自身的绝对存在，主人有厌恶奴隶但自身毫发无损的权利，而奴隶对主人的厌恶结果只能是同归于尽。但是，有一种东西能让主人和奴隶都保持自身存在，那就是因自我意识的依赖性而产生的爱，当主人（克里斯）通过与奴隶（哈莉）分享作为超自然的记忆（经验对象之和是自然，记忆不仅仅是经验对象，还包括奴隶性的延迟满足，即对象的形式）来做出爱的行动时，奴隶也向主人做出爱的行动，主人在爱中失去了绝对存在性，克里斯也成为哈莉的奴隶并在她为克里斯辩护时下跪向她祈祷、忏悔，爱模糊了主体和对象的界限，但让双方的自我意识都保持存在。

自我意识的爱：腓尼基主义、思念主义和羞愧意识

（一）腓尼基主义和思念主义

自我意识的这种爱，就其作为一种自觉现象而言，被成为腓尼基主义。它的原则是：自我否定和自我摧残，它从一开始就是牺牲，因为，牺牲一切自由、一切自豪、一切精神的自我肯定，同时也是奴仆化和自嘲、自戮。因此这个意识对主人和奴隶都采取一种否定、摧残的态度：在主人地位时，它以摧毁主人的绝对存在、否定主人的自身独立性而获得真理性；在奴隶地位时，它以摧毁奴隶实体存在、对主人回报以更多的厌恶或者爱而获得真理性。前者是作为主人的科学家吉巴里安自杀的原因，后者是作为奴隶的哈莉喝液氧自杀的原因，他们这种意识的本质是爱，与执着于个别东西而使自身停留在奴隶意识的爱不同，腓尼基主义的爱直接从奴隶意识中超脱出来，并返回到对上帝的激情：一个受之有愧的、恩赐的或者被抬举了的奴隶以一种得罪人的方式使一切神情和欲望的高贵性、形销骨立，其中有水性般的柔顺缠绵和贪欲好淫，他们羞羞答答，不知不觉地扑向一种卓越的宗教蠢行——孤独、禁食和恶劣的节制。为了上帝，他们牺牲了他们占有的至强本能、牺牲了他们一切经验对象之和的自然、牺牲了人类式的地球，在这种牺牲中，他们的身体逐渐变得湿滑、透凉，就像从夏天到秋天，再从秋天到冬天，他们逐渐变得慵懒、敏感、不能思考、容易悲伤，但还要忙碌着走进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世界，即使还没开启行程，却已经预料到行程中对起点的思念和由之泛起的悲伤，于是在上帝注意不到的地方写下了遗言，对水流、落叶、街道、柔风不舍，而且也意识到人间好像也没有人值得这样被思念、被不舍，自我的生命也就这样，不值得被同类思念、不舍，想到这里就有了死去的勇气。

“一个梦，异样的恐怖 使我欢愉，使我惊恐 在我眼前还浮现着骇人的图像 在我心里狂涛骇浪翻滚汹涌 梦里有座花园，美丽神奇 我想在那里悠然漫步徜徉 满眼百花争艳 使我心神欢畅 芳草丛里溢出浓香阵阵 微风吹来，轻柔而又温馨 万物晶莹闪耀，欣欣向荣 亲切地让我看到万象似锦 在花山花海的国度里 有口大理石井，清澈如镜 我看见一个美艳少女 正在忙碌碌浣洗白衣一领 她的面颊娇嫩，星眸温柔 活像金发圣女的肖像一幅 我仔细一看，似曾相识 如此陌生，却又如此面熟 这美丽的少女忙着洗衣 一支奇妙的歌子低哼慢吟 ’流吧，流吧，潺潺的流水 把我的亚麻布洗洗干净’ 我走进她的身旁 悄声说到：’啊，请对我讲 你这奇美娇艳的姑娘 这是给谁的白色衣裳？’ 她毫不犹豫地说到：’快准备好 我在洗你的裹尸布啊！’ 她话音未落 她的身影立即消融犹如泡沫……” ——海因里希•海涅

（二）羞愧的意识：好的主观唯心主义

羞愧意识兼有一个自我意识对于另一个自我意识之直观，这两者之间的爱就是它的本质；但它还没有内化地、自觉地成为这个本质自身，还没有让两者之间的爱纯粹化，对此必须要让这彼此异质的、互不相干的现实存在一般化，让所有的自我意识的主体和对象都被某一个特殊的自我意识同情、悲悯，但两者之间并非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而是让主体羞愧的同时让对象得到悲悯和救赎的关系，对此自我意识必须假定其杂多变化的一面为主体、单纯不变的一面为对象，在这里，主体经验到它的对象才是它的本质并且意识到自身的虚妄不实，于是它就超脱这种境地而过渡到纯意志的空间，即索拉里斯海洋，在那里情感生命返回自身，并且在它自己和它的对象看来是具有现实性的存在，它们是纯粹情感、生命的纯粹运动，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伦理关系、主奴关系，它们相拥而泣。它们走向彼此世界的同时，也在思念着自身的世界，即使它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身的世界，同时也从来没有进入到对方的世界。它们在羞愧的意识中延续着生命的水性运动、在水流中重构记忆和故土，它们的记忆和故土已经不属于以一切经验对象之和作为自然的人类式地球，而是属于以羞愧意识作为主体精神运动能源的超自然的索拉里斯式地球。

我累了，永远走不出那个巨大的我了。妈妈！”

在电影的开头，塔可夫斯基就用一段长镜头在错离我们的感官体验，当镜头从作为对象的流水花草近景拉远，我们发现在那个原来的观察者位置的主体展现的是他茫然的空洞的双眼——他不再承担观察这个世界的责任，亦或者说不再作为世界实现自身的中介（从电影语言来说，他拒绝了作为线索人物这一身份），主体如漂浮在世界上空与实在的现实世界隔开了微小却又不可化约的距离。

在经常与《飞向太空》相提并论的《2001太空漫游》的开头中出现了类似的镜头效果，远古猿类在一次次与大自然发生激烈的关系中，获得象征性的进化，背景音乐also sprach zarathustra也在意味着“人”作为整全、同一之物的诞生，代表历史的骨头抛向天空化身成为现代科技的标志人造卫星，但是在《2001》中我们处于上帝的位置，即超验性的凝视效果，作为观众与崇高的全知者合二为一，我们能够从中榨取理念与现象统一的快感（例如我们可以知道电影中任何角色都不知道的“真相”，而且可以将电影本身作为一道可知的谜题来进行解答，以摸索导演所想表达的本质想法），这种欲望的索求在《飞向太空》里却受到了阻断，正如众多《2001》影迷对《飞向太空》的差评:《飞向太空》不过是借用了科幻的幌子在表达一些塔可夫斯基私人化的暧昧不清的爱情与人性。他们或许对前段还略有兴趣，在后半部分则难以忍受一种突然多出的“剩余”，他们指责塔可夫斯基把切近人类命运的科幻问题变成了爱情问题，对宏伟世界观避开不谈而去将重点落在几个不起眼人物的感情纠葛上。

早在两部电影的开头两位导演就像我们展现了他们的区别——在库布里克这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史诗般的关怀，是宏伟的历史蓝图，是对世界本质的探索，而在塔可夫斯基这里，一切镜头都是极度私人化的，是淫荡的，是窥私的，与其说是诗意，不如理解成不可知的与拒绝被解读的。这样的镜头在《飞向太空》里并不少见，如多处出现的对克里斯睡觉的观察，塔可夫斯基用无聊的长镜头缓慢扫过克里斯全身，这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塔式长镜头，它不像《乡愁》结尾安德烈捧着蜡烛走过水池，也不像《镜子》开头母亲坐在栏杆上远眺田野，这段长镜头不试图表达任何东西，或可说，它表达的即是不表达本身，如同一种阈限空间，它本身构成一个象征来指向索求活动的失败（例如恐怖电影中门后的未知，而这种空间即悬置这一未知导向门后空无一物），它创造了形式却不存在对应的内容，这种空间中会产生剧烈的、不安的情绪运动，它并非产生于某一实在之物，它本身只作为一种过渡被隐藏在一般的电影语言中，即电影中不会表达但我们都知道存在的空间（例如人物上厕所），它表达出一种一般观影活动的失败——在这里情绪的爆发点不是某一实在物，而是实在之物的缺席。

我们在后面看到这一缺席的回归，作为一种创伤性的来自过去死去之物的复苏，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黑格尔式的有无短路:原来本应该存在的某物的缺席置换成了本应该不存在的某物的回归。正是这一短路产生了笼罩整部电影的倾斜感，在索拉斯星这个闭塞的空间中，恐怖的事情在不断上演却不存在一个可被理解的锚点，人的意识思维如同悬浮在地面上空，而这片地面即是人类集体的理性，如同在电影开头老飞行员伯顿的独白无法符合现代科学机器与理性，那有关索拉里斯星的一切异常都是来自深渊的不可名状之物，但这种细腻的情绪又不同于克苏鲁式的庞大，它是微小的不可捕捉的，如果说库布里克致力于向外探索“人”的诞生到进化，那么塔可夫斯基就在向内研究“人”的构成与消亡。

在《飞向太空》中，一切故事都发生在“人”的内部，“人”作为一否定性的存在，它的边界被消解了，不再存在实体与主体间的严格界限，在这里主体与实体是合二为一的，原初的整合的世界借由主体这一中介来把自身涌现出来。为何凯尔文面对自己重生的亡妻时要竭尽全力地将她扼杀？因为这个新的个体不再是外在于凯尔文的异质性他者，而是诞生在一个深渊——主体自身之中，复生者的一切来自于凯尔文的无意识言说，她不再是康德式的物自体处于不可知的彼岸，吊诡的正是我们对于对象的全知导致了认识活动的失败，在索拉里斯星这一庞大的实体面前，我们感知到一处永恒的缝隙，在这一缝隙当中惰性的物在能动地凝视我们，让我们不由得想起尼采的“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塔可夫斯基用他的镜头语言将这一窥视感巧妙地展现出来，这也是《飞向太空》无处不在的恐怖片式的不安感的来源，这一永远在偷窥主体的缝隙来自何处？早在电影开头就做了回复，在那个黑暗的马厩之中，引起小孩恐惧的正是那条缝隙，它是马厩、马与黑暗组合为一整体所多出来的剩余，它也存在于伯德的独白中，那些摄影机所拍摄的录像与伯德陈述的那个诡怪的反常理的索拉里斯星所构成的差异之中，物正处在那差异之中偷窥主体。不同的是在地球上这一缝隙被回溯性地掩盖了，母亲安慰小孩那不过是一匹马，在这里整体被解构成了各个无机的部分，而在伯德那里科学家与政治家解释为伯德的精神错乱，或者是某种未被发现的科学现象，人会把这种来自物的窥视合理化，当这种合理化失效或是没完全成功时变会转变为一种被迫害妄想症式的歇斯底里。而在索拉里斯星，思维的自我保护机制在这里彻底失败了，这是一个拒绝解释的世界，它无时无刻不在宣告人类认识活动的无意义，在这里暴露出来的是绝对的实体，一个前本体论的纯粹混沌的庞然大物。

索拉斯星上到底有何物？答案是无，一切都没有，这里的物是滑移的，摄影机拍不到，只有杀不死的幽灵不断地从主体内部复苏，妻子解不开的外套与无法追溯的回忆，结尾浇在父亲头上的热水，都化为一种旧日的创伤在主体的视域里涌现，并且深刻地威胁到他的生存，凯尔文在第一次面对苏生的亡妻第一反应便是一次次地把她抹杀使他回到原本那个黑暗的我们都知道其存在但又无法直面的空间中去。

当你凝视深渊时，凝视你的真的是深渊吗？当所有太空站的人感到生存受到这些幽灵威胁时，我们都知道，这些幽灵正是源自每个个体内部，此刻凝视主体的正是主体自身，或可说是化为深渊的主体，在索拉里斯星，凯尔文凝视的是一片空无，也是这种没有客体的凝视放大了主体内部的深渊，使之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使每个人意识到自己体内另一个淫秽的“我”的存在，这个深渊终究外化为一个感官世界，然而这个被布置的外部世界是不完备的，那些结构的缝隙在不停地向外涌现幽灵，最终这个主体的内核被向外意识想象为一个不可名状的深渊，在那个无法窥视的暗处，另一个我在凝视着我，也谋害着我。

杀人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