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

塔蒂的电影有种自然的轻松和愉悦，情节和节奏一点也不匆忙，背景音有时杂乱却和谐热闹，安静时却又压抑地令人不耐烦。现代化的房子是中产阶级的虚荣，一切自动化，看似先进的科技却又令人如此笨拙而失去人情，在这个时代，阶级和科技在两个类别的高低划分中获得了联系和统一；相比之下，于诺舅舅无固定收入而生活随意自如，待人也真挚温情，显得过于老实而笨手笨脚，和一家人相映成趣。他也代表着法国在现代化烦恼中试图怀念和挽留的传统生活，也是普通民众物质匮乏但精神状态良好的生活。毕竟现代化的屋子里只有噪音和不安的沉默，只有旧街坊的小酒馆才有轻松愉快的乐曲。 “我”则是中产家庭的孩子，天性自然，对于一切属于孩子天性的探索和游戏充满好奇，对于社会性的教育和成人式理解排斥抵触。孩子是单纯和自然的人类阶段，是高贵的野蛮人。舅舅显然属于此列，看不到他对于任何现代工业化工作的关心，而其所居环境和他的孩童般的行为也暗示着他的自然的心。一家人和客人们表情浮夸，相互炫耀，在设置的戏剧情节中洋相百出，处处都是讽刺，但却不辛辣，因为他们的艰苦和真实生活中的困难也全部以轻松愉快的剧情展式在观众面前。他们也是乐观向上地生活着的，尽管夫妻对于孩子的教育有着争执，对于邻居和客人有着旧时贵族的虚荣，也没有过多的争吵，大家都是想创造出能实现的最好的最体面的生活而已。 在这样复杂的社会中，于洛舅舅挺自在的。现代生活中，精神上的自然也是可贵的。

亲爱的小熊🐻：

你让我向你推荐一部我喜欢的电影，是那种看完之后会与我同样喜欢的作品。一开始，我没有想到这部。我想到了好看又有趣的费里尼，想到了让人昏沉欲睡的安东尼奥尼，还想到了需要些定力才能看完的阿巴斯……他们都是我喜欢的导演，但凭我们一起看电影时我偷偷观察到的，他们似乎不太能合你的胃口。

于是，我想到了这部——《我的舅舅》（1958）。法国导演雅克·塔蒂的代表作品，一部即将迈入花甲之年的作品，曾经获得过第11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和第3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故事讲了一个叫于洛的中年男人，来到巴黎逗留在姐姐家，因为对现代化社会的种种不适应而陷入的幽默处境。

雅克·塔蒂获得了诸多赞誉，即便在众星倍出的法国影坛，他的电影也显得独树一帜。新浪潮导演特吕弗曾经称赞道：“一部布烈松或塔蒂的电影，必然是一部出自一位天才的作品，只因为一个单独、绝对的权威，从开场即强制执行，直到剧终。”即便苛刻如杜拉斯，也直言她鄙视所有活着的导演，除了雅克·塔蒂和戈达尔。

《我的舅舅》是那类可以让你重头笑到尾的作品，反正它让我极度愉悦，以至于在第一次发现后的几年间又重看了数遍。影片中幽默的桥段一出现，我都乐得只能按下暂停键先喘上口气。每次重看均是如此，都以笑抽收场。你或许将此理解为一些无厘头的老套技法，但我得事先告诉你，不是。

雅克·塔蒂塑造的“于洛先生”既不是查理·卓别林式的流浪汉，让观众在角色悲惨的境遇中心生怜悯，也不是巴斯特·基顿式的冷面笑匠，靠快速动作挑动观众神经。于洛先生是另一种情形，当我们看见一位穿着百年不变的卡其色长大衣，戴着顶帽子，嘴上叼着烟斗，手上拿着一把无论晴雨都从不离手的雨伞出现于银幕上，我们就知道是独一无二的“于洛叔叔”来了。

你看他走路，像是在踢踏，两条长腿就像圆规的两只脚在左右摆动：他好像永远都处在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的犹豫状态。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在现代化社会中格格不入。但他又如此富有生气，好似从不曾因为这些尴尬之事懊恼，反而乐在其中。

简单又纯粹的灵魂，就像《大路》中的杰索米娜，就像《德尔苏·乌扎拉》中的德尔苏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我希望你也能如此，无论周遭多么复杂，保持天真：看见它，而不是相信它，认识它，而不是学习它。在我看来，天真是人身上最容易丢失的品性。《我的舅舅》只属于那些仍然保留这种品性的人，我知道你是。

把噗🍦

太好看了！

对现代化极尽讽刺之能事。一边是被现代化机械统治的虚伪资产阶级，一边是充满欢乐与温情的朴实老百姓。现代化设备给人拘束了条条框框，你必须适应它。而相比于我们现代人享受的那种便利，塔蒂展现的更多是那种自动化的非人性。厨房的妻子和浴室里的丈夫，都在机械的嘈杂声中丧失了沟通。

舅舅看似在这些机械面前表现得无所适从，但是相比起花园聚会里那些自以为享受现代化却最终狼狈不堪的富人来说，他似乎更像是一个打破者、揭露者，打破了人使用工具的幻象，揭露着这些机械统治的现实。结尾也有意思，父亲本意是想通过吹口哨引起舅舅的注意，却没想到意外成为了孩子们的传统把戏。这时父亲才表现出“人”的一面，下意识地为自己无心的“恶作剧”躲闪。于是在这时，孩子才与父亲达成了共识。握在一起的手和相视一笑使得父子得以和解。于是在下一个镜头中，父亲开着车驶向了与箭头相反的方向。

电影就此戛然而止，父子的和解伴随着是舅舅的离开。那么之后呢，他们依然会回到那个充满自动化器械，机器成为统治者的牢笼里

“我并不在寻找什么信息，我只是对人们感兴趣，对家庭，对孩子，对提供的服务，各种在这个越来越被计划好，机械化的世界里的各种小问题感兴趣。”——雅克·塔蒂 《我的舅舅》是雅克·塔蒂的第三部长篇，以于洛先生为主角的第二部影片。我们终于得以见到于洛先生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住在一所老旧可爱的公寓楼的顶层，这是一个传统的居民区，有一些善良的普通居民，生活热热闹闹，却也颇悠闲。相对的，于洛先生的姐姐和姐夫住在一座现代的高科技住宅，姐姐费尽心思，让丈夫帮于洛先生在他的塑料工厂里找一份工作。于洛先生又搞砸了，他显然和任何机械化的事物格格不入。 故事里没有说教，也没有极端的讽刺与批判，塔蒂用滑稽的、好玩的人与事所包裹的，是现代——传统、拘束——自由、机械化——人性化的两种社会图景。就像他本人说的：“我不教育别人，我只是试图给人们一个可以进入的情境，在那里他们可以有理由发笑。” 影片到处是塔蒂精妙的设计，开头的工作人员名单以路标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这个路标位于一个施工工地前，显然一栋新楼房正在建造。接着，出现了典型的法国传统街区，几只流浪狗四处闻嗅，寻找食物，古老的青砖墙上，写着影片的名字“我的舅舅”。现代与传统的对比从这个开头就建立起来了。 最鲜明的对比则是于洛住的老公寓楼与姐姐的现代化豪宅“阿贝尔公寓”。虽然表现的是二战后的现代建筑，但阿贝尔公寓的设计灵感来自1920年代左右的建筑。设计师Lagrange说：“我拿剪刀和浆糊用《建筑评论》上的插图做了一个拼贴。从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舷窗式的窗户，愚蠢的凉棚，让那么一小块地显得大一些的曲曲弯弯的花园路……这是一个建筑的大杂烩。……当年轻的建筑师们试图变得前卫的时候，却犯了他们爷爷辈犯过的错误。” 有趣的是，影片一上映，就有人要求建筑师为自己建造一座一模一样的阿贝尔公寓，现在这房子还有人住着呢。 阿贝尔公寓完全是在几何学的范畴下设计建造的，每一个元素都是精准切割的结果，包括房子、花园、小路、门窗与家具。房屋周围是一排金属围栏，与邻居家分割开来。同样的视觉设计也应用在阿贝尔先生的工厂里，空阔的办公室，连椅子都是阿贝尔家同款，室内无一点装饰。那些线条与图形显得呆板又乏味，而且一律采用冷色调，与于洛所住的曲折、不规则又色彩温暖的小房子形成鲜明对比。 在于洛先生的生活环境里，狗子们被允许自由撒欢，儿童在外面嬉戏，集市也熙熙攘攘的。所有的事物——住宅、街道、商铺看起来都色彩斑斓和与众不同。在于洛先生上楼的长镜头中，无聊的行动也变得生动活泼：公寓占据整个画面，于洛先生在每层不同的窗前穿梭，有时露出脑袋，有时是腿，有时是半身，有时是全身。楼内的其他住户则做着自己的事。公寓楼变成一个充满趣味与惊喜的迷宫。 在景别上，两种场景也有区别，现代公寓多采用近景，体现出一种现代生活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还体现在独立的现代公寓与将住户分割的铁栅栏、小轿车以及止于礼节上的虚伪问候）。而传统街区则多用远景、深构图，传达出一种包容性。 塔蒂并没有把两种建筑和场景架空，他们在数个镜头内都有重叠，可以清楚感受到传统的街市正慢慢向现代化过度。比如影片几次将镜头给了一堵正在拆毁的旧围墙，远景则是数栋一模一样的现代大楼。所有穿行于新旧两种生活环境的人，这里似乎都是必经之路。影片临近结尾时，我们还看到工人正在拆围墙，那里不远处就是于洛住的地方，可以想见，在不久之后，那座可爱的小公寓楼也将消失。 在一个工厂的远镜头中，近景是一个农民和他的菜园。农民在他窝棚的旁边种植蔬菜，背后的工厂则在不停的生产不可再生塑料。 生活环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塔蒂对超速发展的现代科技对人的异化指涉是显而易见的。战后经历二十年的恢复与变革，经济复苏，到了一个新科技新产品大爆发的时期，进口摩托车、汽车、电视、厨房电器以及美国梦的概念影响着法国人。然而抛弃手工全部以机械取代真的满足了人们的梦想吗？未必。看于洛和姐姐不同的生活方式就知道。 于洛的姐姐是个对生活现状心满意足的小妇人，她最大的乐趣就是享受过于整洁、高度机械化的家。她的厨房是全自动化的，最近为了庆祝结婚纪念日，她还为丈夫把车库大门改成了自动化开关的。他们感到很幸福，直到一不留神被关在了车库里。其实拍摄时这些东西都要靠手动，比如厨房里那些设备，都是塔蒂苗条的助手藏在后面的夹层里在操作。自动车库也是有人在后面手动控制。 于洛这个传统生活方式的卫道士，每一次来都要闹点笑话，制造点麻烦。在一个聚会上，他把墙上的树枝艺术造型给弄坏了，晚上来偷偷来修。这里塔蒂开了个小玩笑。二层的两个圆窗变成了眼睛，阿贝尔夫妇的脑袋成了黑眼珠。在一个极具喜剧色彩的时刻，眼睛盯上了正准备溜走的于洛。 他还把鱼喷泉给弄坏了，水从沙地上喷了出来。这个聚会不仅是一个有着丰富细节和讽刺性的段落，还是一个有微秒变化的欢乐又温馨的段落。聚会的开始，大家都只是表面上的客套，一旦客套完了，就没话可说了。但从阿贝尔先生公司的技术人员挖地修水管开始，起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变得熟络了，我们听到了真切的而不是装出来的笑声。大家举着桌子和椅子沿着独木桥似的小路寻找一片空地，当水管修好了，一阵欢呼声响起，聚会终于有了聚会的样子。类似的“解体——聚合”在《玩乐时间》中则被塔蒂扩充为餐厅中的整个段落。 在现代化街道中，所有东西都好像变成了工厂大机械生产的一个环节。忙碌吵闹的早高峰压根不存在，所有车辆都排成一条直线，以同一速度前行，完全遵守每一个路牌指示。汽车停在学校门口，孩子们从车上下来，整个过程就像机械性的卸货：一个孩子下来，车开走，下一辆车停下，孩子下来，车开走……孩子们的下车时间分毫不差，每辆车只下来一个孩子，每辆车都听在同一位置，连开关车门的速度都一样。这就是塔蒂呈现的现代化生活方式。 于洛的姐夫，塑料公司的经理，是一个和于洛完全相反的人物。他每天出门的程序和动作分毫不差，他要沿着虚线才能把车开进车位，而且他的车位是单独在一片空地上的。影片快结束时，他开车去接于洛，好笑的是，他无法把车停好，一个爱管闲事的行动异常迟缓的老头给他指挥，最后也不耐烦地走了。 相比姐姐和姐夫，于洛先生和工厂里的普通工人们更接近。那是一群还未被“机器化”的年轻人，他们笑话于洛做出了香肠似的管子，还得避开老板帮于洛去扔管子。 机械化的生存环境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财富、衣着、“高雅”的礼仪成为追求，人人都戴上了一副虚伪的面具，有一种外在自我高于内在自我的优越感。在阿贝尔公寓，就只有小侄子和小狗子还保持着纯真。最具象征性的就是那座逼真的鱼形喷泉，喷泉只有在有客人来访时才会打开。不过也不是任何人来都会开，如果来人是自家人或身份卑微，比如于洛先生、她的丈夫、邮递员、蔬菜小贩，她就不会打开。于是喷泉成了鉴别人们身份地位的标准。花园里还有一条S形小路，这使得阿贝尔夫人去迎客时，她和客人都需要从这条小路上走过。于是在某一时刻，他们并不是在向对方走来，而是各自目视前方，对着空气说话，直到在小路的中间相遇。塔蒂用一种刻意夸张的方式讽刺了人们无意义和虚伪的社交。 相反，于洛先生阵营的居民就亲切可爱多了。塔蒂以全景视角展现了街区一角的群像。扫地工、蔬菜商、废品收购员、老人、孩子、狗、遛狗的大爷、于洛的邻居——一位老奶奶和她的孙女。那个帮助阿贝尔先生停车的老头是Georges Bazot饰演的，他是个有半个世纪戏龄的老马戏团明星，在塔蒂还没出生时就开始表演了。塔蒂专门请他客串一把，是塔蒂对马戏演员的一贯敬意。演扫地工的是场景摄影师Andre Dino，塔蒂反复向他示范，必须每一次打扫的动作在开始前就要被某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给搅和。他还从动物收容所里找来好几条狗，想指挥这些未经训练的狗子十分困难，塔蒂曾说：“约莫四十个技术人员不得不耐心地等待一条狗屈尊在一个电灯杆子下释放自己这一事实让我感到了巨大的财政上的责任。”影片结束后，塔蒂不愿将它们重新送回收容所，于是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为“出演《我的舅舅》的狗明星”找领养人。结果反响异乎寻常，“我们收到了那么多的请求。有些女士愿意做任何事，就是为了要其中的一条狗。最终它们落户到了巴黎各个角落。其中一只在很别致的Avenue du Bois安了家。它是一只很有风度的狗。另外一只在郊外的Asniere和一个退休的小个子呆在了一起。” 现代与传统的对比在一个情节中表现得特别鲜明：阿贝尔夫妇为庆祝结婚周年纪念日，来到高雅餐厅享受食物与音乐，可是，两个人之间却似乎无话可说。同一晚，于洛结识了一对年轻情侣（一个搞笑的误会），一同坐马车回家，他们一路上有说有笑，还唱起歌来。与他们真实的快乐相比照的是，小轿车中的阿贝尔夫妇俩，彼此确认着：“我们玩得很开心，对吗？” 《我的舅舅》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后，美国电影学院问塔蒂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塔蒂提出希望去马克·森内特、巴斯特·基顿、斯坦·劳来现在住的地方拜访。他见到森内特的时候，老森问他为什么要学英文：“当你什么都不说的时候，我能理解你更多。”的确，塔蒂的故事是用画面、音效与音乐来讲述的，他自己也说：“《我的舅舅》几乎就是个默片”。 塔蒂近乎疯狂的追求声音上的细节，剧编剧卡雷尔讲述，曾见过塔蒂在录音棚里砸玻璃，一块接着一块，一连砸几个小时，表情严肃， 就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声音。” 影片中，塔蒂创造性的赋予了现代与传统街区不同的主旋律。现代住宅的段落几乎是没有背景音乐的，占据声音主体的是各种各样音量过高的杂声，比如脚步声，穿衣声，桌椅声，各种机械设备的声音等。在后半部分一场戏中，厨房和电动剃须刀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阿贝尔夫妇都变成了哑剧表演者，而他们谁也没听见谁。在一些车辆的镜头中，音乐节奏和车灯的闪烁是一致的，结尾处，停车的节奏也和音乐一致。还加入了一些让人联想到《玩乐时间》的滑稽音效，比如工厂侧门的开关声，于洛面试坐的椅子的响声，鱼形喷泉的喷水声，生产塑料管的声音等等。 在传统街区，则时时伴随着欢快的“背景”音乐，音乐来自于一家小餐馆。塔蒂还原了一个典型传统街区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显得丰富而真实。另一个应用音乐的出众例子是结尾的飞机场外，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进入口，他们穿着统一色调的服装，背着同一款式的包，合着音乐的节奏往里跑，就像是在跳舞。于洛被他们夹在中间，直接转着圈被挤进去了。 和《玩乐时间》相似的转变在《我的舅舅》的结尾也出现了。于洛先生就像是治愈社会异化的解毒剂。他的“天性”、利他主义和真实神奇的治愈了阿贝尔一家的疏离感。就在影片快结束时，阿贝尔先生的新车开进了老街区，阿贝尔先生和儿子在机场外目送于洛先生，意外的实践了一次儿子以前玩过的戏弄人的小把戏。结果儿子牵住了阿贝尔先生的手，就像他以前牵于洛先生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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