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本文的内容，来自报纸书刊、新闻视频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的口述。

    为避免让文章篇幅过长，整理的过程中，适当地删掉了一些内容。

    内容尚不完整，欢迎大家补充、转载。


    文章目前包括的人物：李秀英、伍正禧、潘开明、穆喜福、李世珍、丁永庆、汤英、孙有明、吴克政、王凤英、芮体和、常志强、李俊、夏淑琴……


    李秀英：“拉贝是一个好人”

    李秀英口述：“拉贝是一个商人，不是兵，但是他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保护我们中国人。当时只要遇到了麻烦，中国人就去找拉贝，他立刻就来。拉贝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和日本人谈判……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拉贝是纳粹党党员。不管他是不是纳粹党员，它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拉贝是一个好人，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只要你为他们做了一点事，他们就会给予十倍的报答。那时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同日本人谈判。要是没有拉贝，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日本人杀害。拉贝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


    伍正禧：“他救了许多中国人的命”

    伍正禧口述：“我现在对拉贝的评价是：他是一个有坚定果断和品德高尚的德国人，他是中国人最好的朋友。有些报纸报导说，他是一个纳粹党员。不管他是或不是纳粹党员，他救了许多中国人的命。那个时候表现出了他的高尚品德，这是最重要的。历史是真实的，谁都无法否认它。在他领导下，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团结全体领事馆成员、几个传教士和外国教师，建立了一个安全区。那时要是他不把大家组织起来，日本人肯定还会更加疯狂……他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国人说话，对保护他们作出了他个人的贡献。”


    潘开明：“他是我们的救星”

    潘开明口述：“那时，我是一个人力车夫，没有亲自结识过拉贝。但我看见过他，我们都知道他秃顶，所以我们都认识他，有时我们在上海路、山西路或宁海路上看见他。我们只知道他是难民区的负责人，我们也知道他和其他一些外国人建立了难民区。他们是我们的救星。要是没有他们，一定还会有许多中国人被杀害。拉贝在他的日记里写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装在心里想要说的话。不管拉贝是不是一个纳粹党员，都改变不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因为他是我们的救星。”


    穆喜福：“德国国旗保护了五六百人”

　 [管他叫“老毛子”]

　　“那时也不知道拉贝不拉贝的，我们叫他老毛子”，现年83岁的穆喜福一直住在南京广州路4号，直到十年前广州路拓宽，才搬迁到南湖南苑新村趣园。“当时我14岁，我家的后门就正对着拉贝家”，穆喜福用手比划着告诉记者，当年他家是栋小破楼房，楼上、楼下加起来就63平米，他家的后门正好对着拉贝位于小粉桥1号的住处的大门，相距不过30米，因此经常能看到拉贝。“那时兵荒马乱，也没打听这位外国人叫什么名字，他个子很高，穿着藏青色的一套西装，戴着一副眼镜，脸上留着大胡子，所以我们都管他叫老毛子”。

　　[德国旗盖过房顶吓走鬼子]

　　“老毛子家国旗救了多少人哦”，穆喜福告诉记者，1937年12月日本兵攻入南京城前，三天两头有飞机来轰炸，当时拉贝就在自家的房顶平拉起了一张巨大的德国的国旗，大概有普通国旗几十倍大，把整个房顶也遮住了，从空中看特别显眼。“日本人怕这个国旗哦，好几次飞机都冲下来了，看到这么大的国旗又飞走了”，穆喜福称，后来打听才知道拉着国旗的地方，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就是由这个老毛子当家的，听说住在里头，日本人就不敢乱抓乱杀，结果人一起往里面涌。由于穆喜福家紧挨着拉贝家，算是安全区，那时沾亲带故的亲戚姨妈、舅舅全从城南、城北跑了过来，63平方米的小破楼里竟挤了53个人。

　　[一家53人全活了下来]

　　“多亏老毛子哦”，穆喜福称，有一天晚上，隔壁一位三十多岁的张叔离开拉贝家院子，回趟家看看，就被日本兵抓走了，拉贝知道后，立即开着车冲了过去，一会儿就把张叔接了回来。穆喜福称，他当时有两个姐姐十七八岁，正是日本兵要找的花姑娘，幸好躲在拉贝家从而躲过了灾难。“我们全家人永远感谢拉贝，要不是当年受到他的保护，我们一家53口人，不可能全部活下来，早就被日本人杀害，骨头打鼓了”。


    李世珍：“如果不是他，我恐怕已经埋在地下几十年了！”

　　[院子里挤了五六百号人]

　　“那时院子里全是人”，2006年79岁的李世珍是穆喜福妻子，她也是拉贝故居的见证人。“当时我只有10岁，但很多事情还是知道的”，李世珍告诉记者，拉贝家的院子里，到处是简易棚子，有1人多高，里面铺些稻草，只能供人躺在里面睡觉的那种，当时院子里挤满了逃难的人，足足有五六百号人。

　　[他曾刀下救37人]

    李世珍老人说：“有一个家族37个人，被日本兵抓住了，全被绑好了跪在地上。（日本兵）准备砍头的时候，拉贝刚好经过，他就和日本兵交涉，最后把这37个人都带走了。后来这个家族的人都说，如果没有拉贝，他们整个家族就灭亡了。其实我们都一样，如果没有拉贝，我恐怕早就已经埋在地下几十年了。”

    [不出去是最安全的]

    据李世珍奶奶回忆，当年她和大量难民躲在拉贝家中，日军不敢进来，大家也都知道“不出去是最安全的”。“后来我结了婚，家就在拉贝故居旁边，一睁眼就能看到，所以一直觉得没有离开。再后来这里面立了拉贝的雕像，我就经常来这边看他。最近老了，腿脚不灵便，就来得少一些了。”

    [《拉贝日记》我演了一个难民]

    在电影《拉贝日记》中，这位82岁的老奶奶客串演出了一个难民，李奶奶表示：“第一次演电影，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报答一下拉贝，他救了我们那么多人的命，我们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


    丁永庆：“他用身体挡住大门”

    [在院子里搭棚让人居住]

　　2006年，91岁的丁永庆老人，当年居住在小粉桥12号，与拉贝住宅近在咫尺。日军大屠杀时，丁永庆18岁，拉贝的厨师一位姓曹的天津人，让他躲进小粉桥1号避难。丁永庆老人回忆说：“拉贝是个大个子，待人很好。他在院子内搭有芦席棚，让周围的居民居住，供吃供穿。我在这里住了近一年。”丁永庆告诉记者，那年12月19日晚上，有两个日本兵在拉贝住宅越墙而入，企图作恶。被拉贝知道后严词叱责，那些个日本兵看清他是德国人之后，只得悻悻地收起枪，要拉贝打开大门让他们出去。“不行！”拉贝用身体挡住大门，断然拒绝，“你们从哪儿爬进来，就从哪儿滚出去！”两个日本兵慑于拉贝的威严和气势，只得灰溜溜地翻墙而去。院内的难民见到这一幕，不禁拍手欢呼起来。

　　[尽自己所能救济难民]

　　那天，在拉贝院子里避难的丁永庆实在饿极了，便出门想去找点吃的，可一抬头，看见竹篱笆墙上有个被日军用刺刀刺死的小姑娘，他吓得赶紧回身。拉贝让他的助手韩师傅给他拿来了一小杯米和几片咸萝卜根。韩师傅告诉他，“拉贝先生说了，天冷，地上又潮湿，要你们把萝卜根煮着吃，这样能去湿。拉贝先生还说，不管怎么样，要保证给住在这儿的难民每人每天发一小杯米，一个星期发一次萝卜根和蚕豆，他说虽然少，可他已经尽力了。”丁永庆说他是幸运的，当时还有个小他3岁的弟弟，没能及时躲进拉贝家，在中山陵一带被日本兵逮住了再也没有回来。


    汤英：“一个具有高尚人性的人”

    [多少泪，止不住流淌在拉贝小院]

    “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知道什么是人间地狱，我能活下来，如果没有拉贝先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谈起往事，个头不高、身体硬朗的汤英老人眼中有泪。谈起拉贝，老人感恩戴德：“只要一去南京，我就去拉贝先生的小院去看看，那个小院还在，一到那里，在泪水里，我总是想起好多好多往事，我现在老了，但我时常带着儿女们来，好让他们记住一个恩人，一个具有高尚人性的人。”

    [拉贝先生是我的邻居，他的鞋子都由我和师傅做]

    迈入2008年，汤英已是88岁的高龄老人了，1950年他作为汽车修理专家从南京举家迁到芜湖。这位十分健康、精干的老人，他对有关恩人和往事记得十分清晰：“《拉贝日记》中写到他自建的小防空洞里挤了不少人，特别提到的邻居鞋匠就是指我师傅。……我的师傅名叫吴富贵，上海人，是皮鞋店老板，会说些洋泾浜英语，专做大使馆、外侨和传教士等的生意。拉贝先生一家人的皮鞋是我师傅包做的，我时常为拉贝先生做些鞋子的起低工序，拉贝先生对我们很友好，一点也不爱摆架子，他的亲近让我们和他常有往来。……邻居们都习惯称拉贝为‘喇叭’先生，他身材高大，平易近人”

    [我有两次差点被鬼子杀了]

    “日本鬼子杀进南京城那年，我17岁。”老人回忆道：“1937年12月13日，日本鬼子杀进城后，起先我和师傅仍在皮鞋店住，我曾两次险遭鬼子毒手……鬼子进城的第三天晚上，又有两个鬼子踢开皮鞋店的门闯进来，见我们一老一小两个人，一个鬼子用刺刀对着我要‘花姑娘’，我直摇头，鬼子凶恶地用刺刀在我身上点呀点的，刺刀划到我肚皮时，忽然外面有女人哭叫声，两个鬼子急忙跑过去。经此一吓，师傅和我立即逃进了拉贝先生家避难，一个多月没敢出拉贝防空洞大门一步。”

    [拉贝一边枪指日军救人 ，一边筹粮救济我们]

    在汤英的记忆里，日军骚扰小院有数十次。最惊险的是日军进城后十多天后的一个夜晚，当时拉贝先生外出不久，有三个日军从围墙外翻进了拉贝小院来，身后都挂着明晃晃的刺刀，汤英老人说：“当鬼子正要把一个女人推出围墙外时，就在这危急的时刻，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是拉贝先生回来了！所有的难民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当拉贝知道日军是翻墙进来抢人时，他怒不可遏，用英语大叫，鬼子老实地站着并表示想从大门溜出去时，拉贝不同意，他示意翻译让日军从哪里来的，就得从哪里出去。当鬼子了解这一意思时，不想在中国人面前跌相，仍想从大门出去。拉贝大声吼叫，并拔出手枪，逼近日军，指着围墙赶他们爬出去。最后爬墙的鬼子在惊恐中滑倒二次才爬了出去。”

    一天上午，一对母女走在小粉桥路上时，突然遇到日军。一个日军抓住年轻的女性就往路边拖，母亲死死拉着自己女儿的手不放，日军竟然凶狠地踢向那位老人。当日军把姑娘拖向路边的小房子时，路上的人一个也不敢吱声。恰逢拉贝先生从天而降解救了她们。四个日军开了卡车来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抓抢妇女，当时虽然有美英等国外籍国际安全委员会成员在场，但他们都被日军打趴下了，恰巧当时拉贝来此办事，日军见到身穿德国军装，头戴钢盔，足蹬军靴，臂佩“卐”字袖章，腰别短枪的拉贝，才怏怏离去。

    汤英老人回忆道，拉贝先生的家为独式花园式小洋房，本不是收容难民的场所，但随着日军烧杀越来越厉害，逃进他小院来避难的人激增到600多人，地上坐的都是人，当时正值寒冬，拉贝先生在极端困难下，不仅搞来米给难民在小院内做饭充饥，还找到芦席、稻草、布篷等给难民御寒，为了防止日军进来骚扰，拉贝先生专门组织人员日夜在围墙边注意日军的去向，一旦有鬼子翻墙进来，就吹哨报告他，由他来驱赶。


    孙有明：“日本人从天上看见，就不敢扔炸弹了”

　　后来被全世界视作洪水猛兽的纳粹党徽，在1937年的严冬却保护了20万南京的中国人。拉贝和家人在院子里用床单做了很大的一面纳粹党旗。“四只角都绷得紧紧的，日本人从天上看见，就不敢扔炸弹了。”孙有明到现在都还记得这面旗，他当年曾经为拉贝做过衣服。很多人和他一样，靠拉贝的保护，活过了他们生命中最长的一个冬天。


    吴克政：“大家都不会说德语，都和我爸爸一起喊他‘喇叭’”

    《拉贝日记》里被经常提起的鞋匠的儿子吴克政记得，“大家都不会说德语，都和我爸爸一起喊他‘喇叭’”，很多人都还记得‘喇叭’戴着那个袖标，经常上街走，指着纳粹党徽，喊‘嗨！希特勒！’，来制止日本人侮辱中国妇女”。


    王凤英：“到这个难民区里避一下，我们这五个人就没有死”

    王凤英老人曾在国际安全区避难过，2007年她已经82岁，回想起当年的那段历史，仍感到一种默名的恐慌。1937年，当时王凤英只有12岁，家里有5口人，原先一家住在珠江路，日军攻城后，父母听邻居说广州路这边有个安全区，就带着自己和姐姐弟弟一起过来了，因此，拉贝是全家的救命恩人，现在她每年的12月13日都会前来参加纪念活动。

    王凤英回忆道：“拉贝成立的难民区，我们这五个人到这个难民区里避一下，我们这五个人就没有死，要不然，在（珠江路）那个地方，就活不下来了。”


    芮体和：“拉贝先生虽逝永生”

　　拉贝故居门厅内的桌上，放着一本留言簿，上面写满来访者的参观感言，留言者上至年过八旬的老翁，下有七八岁的孩童，许多外国友人也留下对拉贝的钦佩之言。

　　一串长长的笔迹引起记者的注意。那是一则2007年1月26日的留言，落款是大屠杀见证人芮体和。“我是大屠杀的见证人。拉贝先生我见过，那年我13岁，就住在离这不远的汉口路17号。我今年已经83岁，当时看到一位高个子外国人，正是拉贝先生。参观后，又使我回想起1937年12月13日血腥大屠杀的场面。感谢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平使者，拉贝先生虽逝永生。”


    常志强：“弟弟们都被日本人杀了”

    住在夫子庙附近的常志强老人，则讲述了他们一家在日军进城的前一天准备到安全区避难，路上被守城军队拦住未能赶到安全区，日军进城后的第一天就把他们全家六口当场杀死（最小的弟弟当时才两岁），他和姐姐幸存下来后立即跑到安全区的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避难后才活了下来，而姐姐因被日军刺了五刀虽然当时未死，但几年后因体弱感染伤寒死去……

    常志强说：“从那以后，我和姐姐成了孤儿了，为了生存，我们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做童工，什么苦都受过。日本投降以后，日本鬼子飞机喷洒药雾，我们住的地方离飞机场不远，那个地方很多人都得了瘟病，我姐姐开始发高烧，烧了好多天不能吃，就喝水，拼命要喝水，要喝烫的，冷得不行，滚开的水她就这样喝下去，七天七夜后，相依为命的姐姐也死了，死的时候身上全是红点子。”


    李俊：“拉贝是活菩萨”

    85岁的李俊、80岁的丁正兰老夫妇家住孝陵卫，昨天他们也特地赶到拉贝纪念馆与托马斯·拉贝夫妇见面。一见到托马斯·拉贝，李老先生立即紧紧握住他的手接连说，“谢谢，谢谢！”而托马斯·拉贝尽管与李老先生从未见过面，却对他一点不陌生。他拿出自己编著的德文版《拉贝传记》，很快翻开其中一页指给李老先生看，里面记录的是曾经在小粉桥1号拉贝故居避难的幸存者情况，当时拉贝在自己的家中保护下来的南京平民就有600多位，李俊正是其中的一位，他与另外几位幸存者的照片与回忆都被收进了这本德文传记。

    “我那时候才13岁，跟着家里人躲到了拉贝先生家的院子里，为了保护我们，院子里搭了不少棚屋给难民们住……”李老先生指着故居旁边的草地说，“就是在这个地方！”李老先生说，当时难民们都说拉贝是“活菩萨”……


    夏淑琴：“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

　　2009年2月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在日本终审胜诉。她也是拉贝在日记中提到名字一个的幸存者，她抚摸着纪念馆内拉贝的照片，“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现在他的孙子来到南京看望我们，我特别高兴”，她还向托马斯·拉贝讲起了自己与拉贝先生的一段渊源：“那时我8岁，拉贝先生特别喜欢我，1938年他要回国了，又是雨又是雪，他把我和我舅舅找来，我那时特别狼狈，他用大衣紧紧地裹着我，我那时头上身上都有虱子，可他竟不嫌脏，还抱着我……他说想把我带回国去，可因为当时我家人都被杀了，妹妹已被送孤儿院，舅舅觉得要留一个小孩，舍不得我就没同意”。对于拉贝日记帮助夏淑琴告倒了日本右翼，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非常欣慰：“这是应该的，就像当年德国人也赔偿了犹太人”。身为医生的托马斯·拉贝还特别谈到了80岁的夏淑琴老人的健康状况，“我特别高兴跟你见面，尤其看到经历过苦难的你现在这么健康，你太了不起了！”




    本文只整理那些有名有姓的幸存者，如果要算上那些名字没有在报纸上被写出来的人，那么就更多了。

    这几天整理幸存者回忆的过程中，深深的感到，电影《拉贝日记》的确不够真实，不是把拉贝捧高了，而是捧得不够高，现实中拉贝的某些事迹，简直比电影还要夸张，但这些电影都没有表现出来，整体上，电影版还算比较冷静的，很多没有亲身体验过那场灾难的人，都认为电影拔高了拉贝，但对于那些幸存者而言，这部两个多小时（原版五个小时）的电影，还没能完整地表现出拉贝的全部事迹

被删改的拉贝日记。


同一时间两部南京题材大碰撞，不论票房胜负，倒是造就了南京题材的讨论热，这是好事。相信这两部片子也都会因为这种热议而受益，取得票房成功而双赢，没必要你死我活的。不过看掐架还是很意思的，所以我也不想劝架。

《拉贝日记》中拉贝身为纳粹党员，和同盟国人一起聊天喝茶，任由中国人把纳粹旗在脚下乱踩，喝醉了和英国人一起唱：“希特勒是个胆小鬼……”这些也许不是史实，也许只是编剧的加工，但这给血腥的南京冬天蒙上了一层童话色彩，也使人更痛恨打破童话的人。

但正如南京南京中拉贝的下跪和角川自杀等虚构情节让人不满一样，拉贝日记的一些明显缺陷使一个本来很好的题材与角度变得失色了。

一、场景表现上，拉贝日记的大场面戏颇为粗糙，表情，动作，配音，时时提醒你这些人是群众演员。中国战俘在日军扫射时像多米诺一样的整齐倒下，没看到任何的惊慌挣扎，也没有《南京南京》中表现的麻木与绝望，好像日军扫射的是一堆木桩，但木桩也不会倒得那么整齐划一。

二、张静初和那德国人的爱情突兀而且多余。

三、张静初做为一个女学生，居然敢在杀死两个日军军官后还换上他们军服带着自己弟弟推着自己父亲尸体在夜里南京出城进城，如入无人之境，甚至还有日军来向她敬礼报告。看到这突然感觉在看《女子特攻队》，张静初一个女学生就能如此横行南京，日军没有被金陵女子大学屠杀也真是奇迹。


最重要的一点，对历史的处理上。在一场义正词绝拒绝了交出妇女的戏后，在电影中，安全区好像真得就再没有女生被施暴了，也没有提及有妇女被交出。只有一次日军杀死了伤兵和几名医生，另一次日兵要求女学生们脱衣服以检查她们是不是都是女的……（很无语）

似乎编剧是想表现：当时拉贝很努力的把安全区保护的很好。生怕描写多了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就会对拉贝的形象有所损伤。

但真实的拉贝日记中是这么记录的：

“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只看过这部电影，没看过拉贝日记文字版的人只怕会以为日军在安全区中相当的“守规矩”。只不过是一次“脱衣检查”而已，中国人为什么要哭天呛地？

陆川在《南京南京》中让拉贝下跪，这有违史实，被指责。我认为很对，所有导演和编剧一厢情愿的虚构都可能造成对历史的歪曲。拉贝没跪过就是没跪过，日军没自杀就是没自杀，为什么一定要硬给他们加一些导演想要的“内疚”。

而《拉贝日记》中用“脱衣”替换“强奸”的安排，是对拉贝的美化还是背叛？拉贝不是圣人，有些事他做不到，不能保护所有人，中国人也理解，同样也感激他，又何必为了让他的形像完美而连他日记中明确记录过的史实都回避或修改掉。拉贝在天有知，会感激制片方对他形像的照顾？还是为他的日记被删改而痛心？

南京南京，因为其真实之处而震撼人心，也因为其虚构之处而失去了面对真实的力量。
拉贝日记，日记本身比电影更真实。拉贝本人比编剧更诚实。

一个月前在香港看了这部《拉贝日记》，由于英文对白部分没字幕，自己的英文听力又没太过关，可能干扰了一点对此片的感受。但总的来说，这部彻底好莱坞化的南京大屠杀题材，并不怎么样，甚至还不如同样有问题的《南京！南京！》。换言之，拉贝的故事可以放在波兰、卢旺达、波斯尼亚，这对好莱坞来说只不过是换了角色的新型类型片，就连日本人都拍过自己的辛德勒，一个从纳粹手里拯救犹太人的驻波外交官。
在此，只简单“列一下”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供对比参考。以下原文原载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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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可以得出这么一个规律和趋势：纪录片先行，各种样式的剧情片就随之跟上。对新闻事件和重大历史，纪录片总或以力求客观的态度或告诫世人的用心率先介入，与观众形成一个最直接的观视角度；剧情片以其商业需要，选择纪录片局部素材并以表演形式放大，在观众形成以其经验并无关联的煽情氛围，当然，在南京大屠杀题材面前，言说商业意图是不合时宜的。此种从纪录到剧情的传递关系，有如下实证：

1982年，新影厂纪录片《南京大屠杀》，以库存的翔实资料，整合剪辑后，掷地有声地抛出日军屠杀30多万同胞的铁的事实。1987年，南京大屠杀50周年，内地和台湾，分别推出《屠城血证》和《旗正飘飘》，陈道明、雷恪生、归亚蕾、林青霞等分别扮演了这段历史中的大小人物，有虚构如医生、摄影师和东北女生，也有真实如间谍川岛芳子、弃城军官唐生智，遵循的都是步步紧迫的惊险片叙事方式。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吴子牛完成《南京1937》，秦汉、早乙媛、刘若英精彩地“表现”了一种黑暗时代的强烈个人勇气。同年，香港导演牟敦芾“黑太阳系列”的第二部《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在内地以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的面目上映，而这部电影因其极端血腥恐怖的画面，在香港是被列为三级片的。

从87年开始，一个日本老头频频进入国内新闻里，他就是曾作为日军十六师团士兵，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并在晚年一直坚持谢罪和作证的东史郎。他的个人行为，除激怒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外，也让其他国家的电影人开始关注这场大屠杀。2002年，专门制作历史纪录片的美国人陆达路，拍成了耗时多年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片中走访了东史郎和研究此段历史的中日美学者，更首次公开了很多来源于传教士约翰•马吉的珍贵影像材料。2002年，叶童主演了《五月八月》，却遭“一部首次揭露中国女性被奸杀的影片”这样的低级海报宣传染污；2005年，通过传真法师多年来跑企业“化缘”，《栖霞寺1937》这部没任何名导明星的小成本电影，在宗教界的交口称赞中上映。

2007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三部表达第三方立场的纪录片陆续出现，它们是受内地院线器重的《南京》、在些许纪录片活动中露面的《张纯如》以及不幸被淹没的《南京梦魇》（该片导演约瑟夫一直抱怨其中有市场运作的阴谋）。这几部纪录片都跳出长期以来在探讨屠杀问题时所陷入的人类行为逻辑死胡同，而将悲痛的承受者还原给那存世不多的一个个破碎的个人；也避免开由中国这样的受害者在陈述历史时，可能被激愤感影响的清晰度。它们让观众暂且离开冰冷的数字，而重新审视那些也曾鲜活过的生命个体，甚至意识到大屠杀还制造了其他非直接的受害者，如目击暴行的沃特林和在追述过程中不能自己的张纯如。

第三方的“中立讲述”多了，就被好莱坞相中了，2009年，一个有着一切史诗片架构的《约翰•拉贝》出现了，他拉开巨大的纳粹党旗，把像小鸡般可怜的中国难民塞了进去，躲过轰炸，而这样矛盾戏剧化的场面在这部“好莱坞制作”中比比皆是。只可惜我们不是《辛德勒名单》的旁观者，而是有着沉痛民族记忆的当事人之后，难以接受这样“刺激好看”的故事。于是，削发明志的陆川带着自己的信念和态度，与诸多明星们撑起中国人自己方式讲述的大屠杀故事《南京！南京！》，但这部电影最突破性的尝试（以日军视角拍摄）反倒也成了最大的问题所在——叙事的情感逻辑难以表现，而只能依赖于形式化的宗教仪式感。

电影，究竟该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在民族疼痛感面前，轻浮随意和商业野心显然都是不行的。

日记到底写了些什么？你会在日记里写下自己自私自卑阴暗的一面么？还是把自己写成个英雄，等待后人来发掘观瞻呢？我不知道，因为每个写日记的人，每个时期都会抱着不同的心态的去写，而且多数人也明白，日记可以帮助自己保留重要的回忆，也明白日记迟早会被其他人看到的。

片子里拉贝说要等到自己四后，才让老婆看。而我们在片子里看到了一个完美的英雄，建立了保护区拯救了将近一半的南京人。一切都太完美了。

门萨党徒Florian Gallenberger最近因为这部片子受到了不少媒体的指责，《南德日报》《法兰克福评论》及专业电影期刊《电影院》不约而同地批评本片为求获奖及迎合观众口味而对拉贝原著进行了过多的改编，其中一些言论甚至显得相当尖刻：“一些（请注意两处引号内的措辞）”人物形象出于艺术创造的目的被“再次拔高”过了。言下之意有两点，其一是片中或真实或杜撰的人物不合史实，F.G.不带“严肃态度”地将本应有更多纪实要素的敏感题材拍成了商业片；其二则在对拉贝本人事迹本身的评价标尺上。自96年底日记被公布以来，其形象和事迹在德国就备受争议：美国时报当时称拉贝为“好纳粹”，一个“中国辛德勒”的称号，略带强制地给这位已过世半个多世纪的汉堡商人定了性（一些观点亦认为辛德勒仅仅是“小拉贝”，他的形象才真是被电影给拔得过高：辛德勒那1200人规模的犹太人收容工厂，实际是为着战后他本人的“去纳粹化”铺好后路，与拉贝等人义务拯救20万南京平民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行动相比，根本是云泥之别——孰是孰非，与本文无关，此处按下不表）。
但德国民众私下里大概认为将一个救助者形象同纳粹简单联系起来是不合适的，尤其是作为一种带有“某种意味”的宣传手段，就更加不是滋味。《拉贝日记》的原著琐碎、零乱又朴实，我早些年前曾读过，现在的印象也是零零散散：其实这位西门子工程师和纳粹党之间的联系实在是不紧密，他在南京待的时间过长，（似乎，这里我的印象不是很确定，待考）是在中国加入的纳粹党，于祖国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在南京事件之后归国才有所了解（这就像是君特格拉斯承认他的党卫军身份，说是当时的一种“自觉”一样：当然也有些人说这位老人是为了那本《剥洋葱》的销量借题炒作）——他的事迹到底是否应该过多地和纳粹概念本身栓在一起，这里暂且不论。不过有一点我印象颇深，就是日记中拉贝多次利用了他作为纳粹党员的身份，将进入他宅邸滋扰他所庇护的中国平民的日军喝退。一面纳粹党旗，举起的时候可以作为冲锋杀戮的信号，放下时倒成了醒目的黑色红十字标。我猜当时拉贝所救助的那些南京市民中，大概也有些会将卐错认成卍，将这位说着大家听不懂的方言的外国大叔当成乱世里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吧。
南京1937年末1938年初发散出来的各色人性，打零拆散来审视，比单单盯着30万这个数字看应该要理性得多：陆川和F.G.都清楚这一点，这算是作为电影人的自觉。不过两人的手段不同，在各自国家收获的评价也不同。陆川更倾向于描述事件，角色是他的画笔而已。在已有的不少评论中可以发现，上万人“不争唯等死”的那个镜头刺痛了很多同胞的内心，观毕不觉要去批评或感慨这种将人性打得过散的消极运镜心态。这样处理究竟好是不好，各人眼里当然不会有定论，不过我猜，收集资料时的陆导多半看过一张名为“南京入城式当日、菓子・煙草の配給を受け、喜んで日本軍の万歳を叫ぶ南京の避難民（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heers_for_Japanese_forces.jpg，转自维基，看不到请翻墙）”的历史照片（这对于一位拍摄过以保护藏羚羊为主题的纪实类影片的导演而言，是个还算合理的推测）：一点小恩惠就能够让中国平民拥着鬼子军官高喊万岁，这让人不觉忆起鲁迅在仙台看国民围观同胞被砍头影片时的沉痛心情——还原时景心态的要素，《南京！南京！》应该是做到了的。F.G.则更倾向于表现人物，他的重心是切题，是“艺术化还原（顺着德国媒体的思路走）”一个真实的拉贝。虽然这个片子获了奖，但这点却还是有点难做到，因为五十年来敏感惯了的德国人很难弄明白——其实这部片子，纳粹也可忽略，南京也可忽略，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商人在做着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已：而这正是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在实例方面写下的最恰如其分的注脚。
拉贝的妻子多拉倒不认为丈夫在南京的行为有多值得夸耀，尤其在拉贝先生被作为某些别有用心的象征之后，她借媒体之口说了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语：“托尔斯泰有一段日记大概是这样写的：孩子们有时把面包、砂糖和钱送给别人，以为这是在行善，因而自鸣得意。孩子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可是大人们应当知道拿别人的东西送人，这并不是在”行善“。”，这段话的韵味有好几层，因而我认为引得高明，但在这篇文里详细剖析这段却似乎不合主题（这或许是借口，毕竟由此发散过多也不太好。p.s.这段话貌似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也引过，但立意不同）——认为“孩子们”指“拉贝”、“政府”或者“媒体”，都可引出一番不短的议论及考证，关于拉贝问题在德国的不见定论，由这个例子自可窥其一斑。
有趣的是，年轻的才子导演F.G.在中国待了两年，媒体便有些对他认生，刻意将他曾经获奖的《Schatten der Zeit》和《Ich will sein》搬出来为他本人进行注解，并且故意强调和《John Rabe》之间的“大不相同”。似乎F.G.在红色中国待了两年，拉贝没有拍好，反而自己倒变成了第二个“拉贝”似的。罢了，如前所述，F.G.是门萨党徒，拉贝则是“好纳粹“；卐是第三帝国党徽，卍万字轮又被玄奘念成”德“……纳粹与佛陀，恶与善，德国与中国，鬼子与南京，这一切的反说正说、慷慨陈词、正义凛然、历史原貌、艺术改造之类，当下都不过是流于2d画面、扬声器声音及手敲文字的争论。哪一天鬼子再来，围城之际给读这些文字的读者们一把枪，你敢挺身向前么？那时候你在想些什么呢？
请别拿这问题来反问我，我没经历过那场面，拿浪漫的假设来堆砌道德高度，某文可办不到^^

柏林电影节的时候，《拉贝日记》男主角乌里希·图库尔说过这样一句话：“《拉贝日记》为中国的二战遭遇说了句公道话，也许这部电影会触动一些日本观众。相较于说很多的希望、抱歉，这部电影更有致歉的诚意。”

一个国家的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媒体都更为直接地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心态。而在战争片这个类型中，这一论点更是精辟。由于战争电影及与战争相关的电影一般都耗资巨大，因此它会比任何类型的电影都更加鲜明地表达出各种流行社会意识形态。

而对于所有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来说，以何种态度和历史观去面对这个民族集体回忆上的巨大伤口，都是直接关系到影片成败的最关键所在。此种类型的影片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根本没有平庸的机会——要么被赞誉，要么被唾骂。

对于《拉贝日记》这部中德合拍的电影来说，我认为它会是一部能够被大多数中国观众认可的电影。虽然从严格的角度来说，《拉贝日记》应该算是一部德国电影，但它所涉及的“南京大屠杀”这个背景，也给它打上了不可抹去的中国烙印。这样一部从异族角度来观察和反思“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能够在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在二战中分属不同阵营——都得到认可，它的态度和历史观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德国作为纳粹主义的发源地，战后对纳粹主义的反省和清算是极其彻底的，连起源于旧普鲁士军队的正步操都因为曾经被纳粹党卫军和德国纳粹军队所采用，而在战后被认为是纳粹德国的象征予以摒弃，法律禁止任何人做纳粹德国的正步走和行纳粹敬礼。而正是这种坚决而彻底的态度，为德国赢得了反思战争和历史的权利。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拉贝日记》的主人公约翰·拉贝先生，即使他曾经是一个纳粹党徒，即使他曾凭借身戴纳粹标志而保护了难民，这些历史细节的出现也不会让中国观众感到反感。因为这是一个有资格去面对历史的国家，而这部电影也可以摆脱历史的纠缠去直面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

约翰·拉贝经常被媒体称为“中国的辛德勒”，我想二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当面对巨大的“不义”时，即使身为一个普通人，即使身为一个纳粹党徒，也能够有勇气站出来去维护内心的底线，并在这个过程中自身的人性逐渐得以升华，最后成为一个“义人”。这种人性中偶尔绽放的光辉，在一片黑暗中尤其显得珍贵，因此更值得我们去追逐。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我想这种黑暗中的一丝微弱光明，是能够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在内心深处引起共鸣的。

这一丝光明，不但是爱，而且是大爱。在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面前，伴随着时间推移，那种集体梦魇因为没有得到释放，所以并没有消散，一直在巨大的沉默中沉淀。70年后的我们，仍然能感受到那种巨大的沉默背后所积攒的怨念。面对在黑暗中追逐光明的举动，勇敢者会感慨光明的珍贵和自我救赎，怯懦者会哀叹人生的虚无和自我欺骗。但无论如何，那丝光明总是存在的，只看我们如何去选择。

在正常的表达下，战争电影的主题基本都是在努力升华和质询一个民族如何看待某一具体冲突（无论当代还是历史的），以及这一冲突如何随时间的推移对“集体梦魇、习俗或欲望”产生的沉淀作用。对于涉及“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中国电影来说，从已经拍摄过的那几部来看，都没有做到“正常的表达”，因此也就谈不上升华和质询。而这种遗憾是《拉贝日记》所无法弥补的，因为它虽然涉及到了“南京大屠杀”，但电影的主旨还是在讲述一个普通德国人如何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发现人性，升华人性的故事。它虽然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关于人性的故事，但它并没有能力和资格去升华和质询中国人的集体伤痛。这并不是电影技法的失误，也不是电影立场的失误，而是因为这样的一场巨大灾难和伤痛，虽然有人性的共同之处，但那种痛彻心扉的悲怆和发问，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完成。

《南京！南京！》也会在这个4月和《拉贝日记》同时上映，作为一部中国人自己拍摄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它将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将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