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

  观《恐怖分子》（The Terrorizers）中途，隐隐约约从暗伏在情节里的感受到这部看似文艺缓慢的作品中激烈、突破性的格调。错落地工整的城市风貌，彰显出一种交杂的特别气息。然而就是台北这样一座特殊气息里孕育了不同空间内被其压抑着的不同家庭、不同人物。观影之前老师就有提醒，这是一部很exciting的电影，and actually, it is.

  杨德昌是台湾导演界一位奇才，他这部《恐怖分子》作为他成名代表作，不拘一格地反逆于台湾电影的一贯风格。所以有盲目的电影批评者说，杨德昌是受欧美风格西方电影影响，是一种西化的路线。而在Jameson眼里或是实质上，杨德昌并非此意。他着重抓住台北特殊的时代意义，现代性弥漫、资本冲击的冷漠的第三世界都市里，潜在着不安的因素（point）。这些因素或人或事，全都潜伏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里。杨德昌恰恰抓住了这些平时人们难以关注到的潜在人事，而这些人事又恰恰与台北市民的个人生活、城市动态以及整个第三世界都市的社会息息相关。
  《恐怖分子》的拍摄技巧也很吸引人。现代主义里面讲结构，讲form。而空间性体现(Spatial Reflection)恰是本部电影一大技术手法。从开头的市区街道采景的万籁俱寂，典型的现代建筑掠影，由小及大朦胧地展示着整个城市的空间轮廓与风貌。女主角周郁芬的居所结构以及她写作小说的封闭空间；摄影青年天桥取景以及每每路过的狗吠声阵阵的街角；混血女孩密闭房间与电话特写；贴着口香糖的公寓门里有蕴藏着什么玄机……这些具有空间性体现特点的镜头像是一个个带有现代主义（modernism）、符号学（semiology）意义的城市符号，通过据纵深感的视觉领域把握在观众脑海中塑造成一座悬藏不安的现代化都市(modern city)。仔细分析其结构，三个主人公三个平行空间里，又体现着台北时代错位样的（anachronistic）特殊性：女主角周郁芬精心布局的雅致写作小屋里，内心满是抑郁。她无法做到genius样的创作，似乎艺术创作也好小说写作也好，那种本真（authenticity）的aura已经无处再寻觅，它似乎已经停留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时期的历史中。然而周郁芬心里依然坚持着在这样一个机械复制的影像充斥的时代里写作，尤其是这样一个错位组成的现代台北里；混血女被母亲密闭的黑暗小屋，现代通讯的唯一工具便是电话，当镜头从黑夜里的房间布局，投射到长长的电话线，我们隐约感受到这个属于混血女的空间结构里，隐匿着怎样的不安与后果难挨的恶作剧；富二代摄影青年偏红色调的隐匿暗房和满墙的照片，恰是带有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色彩的体现。满墙的照片像是把结构拆解了一地的碎片，影像背后有什么，影像拍摄出来就仅仅是影像，它又可以代表出什么，再怎样解构它分析它都不是通往origin的路，就算把它撕成碎片，它只会冷冷地表现出这解构后的虚无（nihility）。三个代表性的空间主体，是由本是普通的扮演着社会角色的市民群众构成的。而这些群众里，在我们看不见的平行空间，又隐匿着错位时代组成的城市带来的怎样的压力，怎样的爆发，怎样的犯罪、血腥、暴力、冷漠无情……
“恐怖分子”，听起来好像离我们距离很远，实际上却very close。这部电影的对于台北的allegory在于其城市特质所带来的限制及后果。正如Melodrama of the City一文中所说：”This parallel between human society and technology depicts a general situation in a commercial society.” 台北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新工业地带，群众的生存空间像是架构在一个整体上被限定住。多重杂陈的城市受资本主义影响，加之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一种混杂分综的现代与后现代的错综交杂特征就此流露。杨德昌精彩地运用镜头表达来把这种城市复杂的空间性和暗中隐喻的真实展示给观众；从并非社会名角的小众、家庭着手，折射出社会人际关系的复杂和小众暗藏的非小众性的阴暗力量一面。
  潜在意义上，《恐怖分子》告诉生活在当今现代性当道的生存环境里的人们，在扭曲复杂的城市空间里，每个人都可以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影像可以是生活原貌经过剪辑后于荧屏上呈现的移位复制品。在真实生活里，在现代性充斥中生活的我们该何去何从，却只有邀请自己做自己生活的导演，反用技术时代来进行自反，从而更好更澄明地认识周遭世界，才能找到唯一的出路。

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可信又不可信的社会中？
什么是可信？什么是不可信？
有什么东西是一辈子相信的？

我常常对自己说，活着是一种萧瑟的体验。
可能是因为秋深了之后，时间所带来的空白不断的引起我内心中的匮乏，无论平时的工作多么忙碌，以强势的攻击力占用了大量的生活与思考的空间，但是这个匮乏感依然存在。
甚至以令人作呕的方式，让我的思维和身体产生了一种惰性。
“已经很累了，为什么还要思考。”
懒惰的分身在跟我讲述可以脱离现场的理由。然后又让我置身于对未来不断的幻想中。
我最近总会幻想成功的感觉。被世界用热切的，备受关注的标签定义的感觉，存在的和在场的兴奋感。这是懒惰思维造成的幻觉投影，填充了我的内心中的空白区域。
 
肉体难道不是一个疯狂运转的机器？而思想在身体自动运转的过程当中能够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够带来情感，带来内心中真正的满足？
我想，如果这个转变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实验性，那么，这种“造梦工厂”的虚无和错觉，就是让人恐惧的。
就像你在对一具已经冷却的尸体呼喊，让他站起来；
就像你在没有光亮的黑中，去抚摸一张苍老的脸；
就像你在性生活的体验中，不断的人格裂变。
自己给自己制造恐怖，把这种对于未知的虐心的期待当做精神活动的最高境界，这本身就是病态的。

我最近总是在思考什么时候可以把自己的几天年假休息掉，然后来一场出走。所以最近入手了一款心仪的相机，也把以前自己学习过的“摄影学”捡了起来，让自己能够发现从我的视角中呈现的世界。
但是当一种积极的入世的生活期许开始占据我的时候，我甚至开始厌倦自己不断产生对于新东西的垂涎欲滴的恶心感。我为什么就在忍受日复一日的生活的时候，感受到精神活动复杂的裂变，并且满足于这个变化带来的了解世界的欲望？这根本就是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欲望背后，只有空洞和空无。
 
“自我”不存在身体中。
这个思考的结论让我很苦恼。我感觉自己是一个被自己嫌弃的人。甚至我在讨厌与恶心自己的内在欲望，我讨厌这样的空洞无物的需求，我讨厌通过对于未知和美的探索，掩盖起来的令人作呕的无法自处的感觉。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我的自我嫌弃和杨德昌的对于世界的焦虑构成了怪异的化学作用。在杨德昌的镜头中没有按照故事伦理发展的世界，没有道德的世界，是集体无意识的，没有官僚和法制却同样混乱不堪的世界。
我想，这正是“恐怖分子”的“恐怖”所在。
 
电影中的人存在跟我一样的在接触世界过程中复杂的分裂，在极度的压抑和变故中，通过暴力、冷漠、逃离、流浪、恐怖袭击、诱骗、忍耐、自杀来找到“我”和“我”的统一。
但是，正如当下的我对于生活最为切实的感悟，我的内在，我的身体为之生存和奋斗的，并不是属于我，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的灵魂目前游走在什么样的方向。

 01 被精致而残忍的孤独羞辱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专属于自己的寻找快感的方式，正因为此，我们才会对于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有难以忍受以及坐立不安的感觉。

当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组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方式慢慢消失了，也就是自我的主体性消失了。心灵深处向往的那种丰富的，具体的人格，以及充实的激荡的生活被当下的就像两堵墙一样的绑定关系宣布了禁令。


享受的权利的丧失。
哪怕是寻找到了像李立中这样比较迁就和顺从的伴侣，这种根据自由意志支配自我的能力，也会在面临道德的限制，婚姻的限制的时候，逐渐软弱无力。
但是憧憬幸福本身就是人的一种本能，当我们本能的渴望被爱的时候，所有的限制都不能够阻挡我们对于生活环境的反复无常的态度。
为了得到内心中的深处的满足感，哪怕这种满足感是瞬间的，是随着习惯和时间可以逐渐淡忘的，但是我们也有充分寻找这种趣味的权利。

缪骞人在《恐怖分子》中实验的作家周郁芬就处在这样的夹缝中，渴望求得生存的快感。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个概念，夫妻关系中的至高之爱。这当然是一种骗局，如同带着一幅华丽的面具来窥探双方逐渐从“爱情的美好”趋向于“病态”的自我奴役的过程。
这种至高之爱的存在，就是你爱我，你装作很爱我，这种爱中包含着很多因素：彼此对立的存在，对于双方的不满与包容，细枝末节的磨合与理解。这也是婚姻通过这种绑定关系得以推进每个“家庭”成为社会中的个体存在的过程。
在这种共存的关系中，没有坏人，因为他们都那么无辜。
周郁芬写不出东西，跟李立中谈到，“截稿时间越近，就越没灵感。”这句话背后隐藏的是生活的空乏带来的创作力的匮乏。不断的回头重写生活，就像是她家中按照她的要求放置的古董家具，没有新事物产生的可能。
而她的神经系统对于这种空乏逐渐升腾的难以忍受的限度，带来的是没有止境的抑郁和焦虑，她通过抽烟，通过重新寻找记忆深处的过去,在对于自己生活的重新构造中，找寻意义。
 可是李立中回应的是完完全全的无意识状态，“写个小说，怎么会成为这么要命的事情。”
他是在医院工作的人，冷冰冰的工作环境泛着比死亡还要冷的蓝色。李立群的形象也是彻头彻尾的冰冷。这种看起来道貌岸然的特点背后隐藏起来的是巨大的控制欲以及对于周郁芬的占有和贪婪。当然你在一个循规蹈矩，按时上下班并且一心等待上司提拔的理想主义者生命中去找寻反叛的因素几乎不可能。
但是通过婚外情的暴露，职业生涯的坠崖，他的个人空间几乎因为周郁芬的出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道德卫士背后隐藏的巨大的不道德开始从这个完全悲剧性的人物故事中汲取了充足的滋养。
无论是李立中还是周郁芬，通过剧本的设计，变得跟每个生活中的人物一样，都有自己生活中无法跟别人分享的那个部分。他们难以忍受这种极度“病态”的内在，这个病态的特定的专属的建造自己的理想世界的方式，给对方造成的关怀背后的羞辱，陪伴背后的巨大精神空洞，从而耳鬓厮磨式的相处方式就不再变的如此神圣。
“你到现在还是不懂，你永远不会懂，你每次不是误解我，就是责怪我。也许我对你是不公平，但······但是我知道我需要的生活。”
在他们坐在茶水间谈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两人之间相处，给对方造成的创伤、残忍、肆虐的无奈和绝望。
直到最后故事演变的越来越荒诞，李立中对着自己的后脑勺开枪倒地，而周郁芬也莫名其妙怀孕，生命的游戏能够延续和继续进行下去。这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结局。杨德昌对着两人的关系处理彻头彻尾的冷漠和由于生活造成的“异化”。
 
生活就像是一种暴政。

02 构建自我的方式

前面提到，我最近换了一台相机。
是的。我买了富士推出的X-PRO2，并且搭载了饼干头。
后来收到了新机之后，装好就开始拍了几张。就好像我的视觉能够被呈现与表达了。我在想，从今天开始，出去拍吧。学会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比沉醉在自我思想的困顿中要更加重要。
我很羡慕那些具有独特观看世界的方法的人，会拍照的人，正如会写作的人一样，都能够对于外在以及内在各种各样的不同小东西进行自己的美学解读和识别。似乎挖掘一些别人从没有经历过的感受与体验，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使命。
我很崇拜这种个人成为完完全全的阐述主体的存在，就好像我就是主宰。通过一种精神的出走以及艺术的逃离，原来人是可以达到“超我”的。
电影中有个叫许允德的摄影师，通过镜头来记录自己看到的一切。电影对他的着墨不多，但是只有几个场景的出现，也足以能够说明他通过摄影，来逃离富裕与安逸，甚至逃离一份逐渐归于平淡的感情。
自我的私密性战胜了面向公众的生存，他选择浪迹街头，租住在偏僻的小屋中。但是就算流浪的生活日此空白，无所事事，他也能够从中找到存在的激情。与其说是对于摄影的爱好，倒不如冷漠的将其阐述为对于生命空白的激情。
在面对无意义，我想，人们更愿意将自己放置在一个漫长的休假状态当中，从而坠入边缘化的境地。这个边缘化带来的激情和快感就是自由的快感。
是的，他在街头浪荡，心灵却是自由的。
他是从爱情和富裕的家庭环境中出走的。不能够满足于幸福的当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然而在谈及其中真正的原因，幸福与安逸或者是爱情的依赖，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了我们幸福生活的保证，从而像是两把铁定的钢索锁住了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尽管这外面的世界是充满恐怖主义的，是有人暴尸街头的。
从内心深处组织起来的反抗，让许有了足够自食其力的能量。他靠拍照维生。并且能够把拍照当做他的正经爱好。正式对于影像和美的呈现，成为他的信仰与迷信。
 
这种由于年轻，产生的内心排斥力，也在淑安的身上用另外的方式扮演。
淑安生活在一个比较极端与压抑的环境当中，正式因为家庭的破碎以及母亲的情感冷漠，造成她的极端化以及和这个世界玩着一个永恒的捉迷藏游戏。
她不断的跟法制社会恶作剧，通过在街头招揽生意，将藏在裤脚中的刀挑拨一起又一起凶案，并且以特别颓废和痛苦的姿态，来彰显让人脊梁发冷的叛逆和暴力。
 
这样的淑安，并没有呈现在是许的镜头下。
许镜头中呈现的是他对于自已眼中世界的幻象。他镜头下的淑安是阴鸷的美，沉默的美。但是没有血腥的，没有裤脚中那把匕首的存在。
在这段相遇和感情关系中，杨德昌给了我们一点希望的影子，他在告诉我们善意在某个点上还是可以值得相信的。
 
淑安对许的仁慈和情感流动，是她内心中的道德律令战胜了病态的自我裂变的过程。她归还了偷走的相机，再也没有冒犯许的个人空间，也许她知道自己的黑暗具有腐蚀性的毒性。
而许也没有坠入相遇后即分离的悲情深渊，他只是从幻梦中惊醒，仿佛是一场恐怖的让自己感到胆战心惊的经历。
包括对于淑安的认知，对于李和周的婚姻关系的认知，都造成了他跟心目中自由的世界之间的远离。他选择回家，选择参军，选择了沉入现实。

03 隐藏在善背后的病态内核

在别人都夸赞你的善良和懂得生活背后，你总会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存在。
有两个面的共存，而你待人接物的真实程度，就是通过你如何控制自己的病态的“痉挛”以及道德幻象之间的距离。
这种日常生活的自我对话，是经常发生的。
有个朋友跟我说，为什么你看起来总是如此悲伤？而有时候却又表现的很快乐。但是能够感觉到我的快乐背后，隐藏着与别人不一样的情感。
这样的话我在很多年前，也听到过身边的人说过。以前从来不知道悲伤在我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成了我在这个实在界的终极支撑。如果不保持的悲观意识，没有对于事物暗黑层面的观察，就不存在生活的终极意义的探索，也就不存在思考的真实快感。
有个网友也最近给我留言，越忧郁和悲伤的人，其实是越爱自己的生命的。
当然也不能说这种看法错了，我不是很习惯用对与错，或者好与坏来评判事物。
而更倾向于认识到，我的积极以及对于生活的拥抱，跟我对于事情的阴面的敏感和知觉，形成两个鲜明的壁垒，但是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经常从一边滑向另一边。
我可以跟别人之间保持着疏离感，以防自己因为太过快乐而变得愚蠢，也害怕自己因为太多悲伤，而变得无病呻吟。
 
那么，我们来辩证的看他对我说的忧郁。
李立中正如我一样，在生活中是个老实人，常规意义上的。然而在最后的幻梦中，他因为绝望和悲伤，开枪杀人。
我在看小野对于跟杨德昌共同创作《恐怖分子》的电影剧本时的回忆说，在初始的剧本中，原本是安排李立中从开始一直开枪杀人到最后的。但是因为保存着最为基本的善意，杨德昌把结局改了。杀人只是一个症候，一个逼迫，一个必须之选，而在他杀与自杀之间，李最终选择了自杀。

李立中在自己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在努力的表现出令人尊敬的样子，彬彬有礼的，极度克制的。但是正是这样的努力制造出来的对于成功生活的渴望，对于周的占有以及期待赢得周的爱情，最后的结果才会显得悲痛，同时有凌然感觉滑稽可笑。
可笑的地方在于，他在最亲近的朋友面前也要表现出那种幸福的语言和表情，他不需要别然来帮助他从生活的深渊中救赎出来，不需要他者的介入。
 
他的悲剧性归根结底都是他个人的悲剧，跟时代以及环境无关。
我在想杨德昌想要通过李立群的表演想要表达的，不是时代背景，也不是台北的脏与丑，而是对于他自己的悲剧性性格的解剖和自我省视。
吴念真也在回忆中客观的说，杨德昌是没有能力教化别人以及讽刺别人的导演。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反省。
 
《恐怖分子》通过李立中最后倒在血泊中的那一双眼睛，对着镜头外我们深刻的凝视，将剧情推向高潮后戛然而止。
留下我们这些看电影的人，感受到的绝望，不是故事结局的绝望，恰恰是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自命不凡，以为自己驾驭了生活，其实永远都是被生活奴役的宿命的绝望。

    上周末看完了老杨的另一部《恐怖份子》，这是一部86年的老杨的早期影片，随后我也大概浏览了一下豆瓣上其他人的评论，感受颇多，记一篇。
    台湾当年的独立电影的兴起，造就了数位华语影坛的不朽大师，杨德昌也是其中我最敬仰的一位。也许是老杨早期作品的缘故，整部作品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情节虽然晦涩且灰色，但却秉持甚至奠基了老杨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我对影片的评价是满分。
    故事是老杨一贯的台湾城市生活，主流、寻常、平淡的角色和人物关系，男女主角是中年夫妻，女的是小说作家，男的是在一家医院或研究所（并不重要了）供职的一名职员，几名配角也身处社会各个阶层，“喜爱”摄影、生活荒唐的富家子弟，叛逆且走上犯罪道路的女青年，创业中的中年男子等等，各个人物关系或混乱或蹊跷，彼此相关互为导引。所有的人物都在老杨讽刺之列，并且是激烈辛辣的讽刺，因为人物几乎涵盖了当时台湾城市社会的全体青年和中年阶级，也表现出了老杨对于身处环境的观察、忧虑、鄙夷甚至是愤怒。业内称老杨为“台湾城市社会的手术灯”，是个极为贴切的称号，他通过丝毫不修饰的镜头揭开一个个那么寻常的景象的表面，让我们看的一清二楚究竟哪里需要动刀，但他自己却从来没说明任何主张，只是把灯靠近，让鲜血淋漓的病态现实变得无比刺眼。
    与后面的《麻将》和《一一》不同的是，当时还不到40岁的老杨，心中那团炽热的怒火燃烧的无比猛烈，以至于让人感到他毁灭和破坏的欲望，要远远强于年长后拯救和保护的殷切又温暖的心愿。所以，这部影片带给我们的更多是无奈甚至心痛的压抑。很多豆瓣评论一如既往，都在表现被老杨的阴冷气氛打击得寒战不已的模样，“捂着心口看完”，甚至表示“我们人人都是恐怖份子”等等。我的看法是，这是一种误解的，并且无益的反应。
    首先，人人都是恐怖分子这种感想，应该是明显的情绪化不理智的论断，我可以理解如果你是“捂着心口看完”的情况下，自然就被催眠从而产生了女性化的绝望，但是，这不是老杨的本意。本片为什么叫“恐怖分子”，我想谈下我的理解，乍看起来，最像恐怖分子的似乎是那位破碎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以诈骗和杀人为生的女孩，再看下去，头脑天真的富家子也让人无甚好感，自己开公司、一直觊觎女主角的老板，甚至是精神痛苦看似受害者的女主角也都乏善可陈，所有这些人中，男主角无疑是一号悲剧人物，一生谨慎小心的保护着自己认为“珍贵”的东西——“出色”的老婆和“事业”。“优秀”的女主角当年意外嫁给他，他便如履薄冰般的度过着每一天的家庭生活，而为了“事业”，他更不惜残忍的出卖自己多年的好友。最终一切都鬼使神差的崩塌的时候，自然而然他也迎来了毁灭。片中人人都是恐怖分子，这我同意，但想得再深一点，所有人无不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自私，而这似乎成了亘古不变的人性根基，以至于很多自认为善良的人都从不承认，甚至将这个特征描绘成生物本能，无可避免，无可厚非。正是这种现状，这种心理，造就了一大批一大批的恐怖份子，造就了如今这恐怖的城市，恐怖的城市又委托恐怖的父母们继续不停生产着一批批崭新的、朝气蓬勃的下一代恐怖份子。老杨对于此的仇恨体现在本片出色的结尾上，男主角的绝望，让他有了爆发的冲动，终结一个个令他坠入深渊的人的臆想（不能不让人推想到作者本身的毁灭欲望），最终也让他万劫不复，虽然咎由自取，但整个城市除了少了自己这个不起眼的人物，丝毫不变，杀死自己的恐怖份子们和恐怖的城市都完好无损，并继续了。自私，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恐怖份子，如果你没有被吞噬，仍然坚强的保留着原始的心，那就能做一个老杨一样的匡救红尘的善良份子，当然，现实是几乎所有人都是恐怖军团的一份子。不能直面、不能看透“自私”二字的观众，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看懂这部影片的。
    其次，对于老杨的冷漠，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世界观更加冷静理智的原因，我一直对于老杨这种毫不掩饰毫不幻想逃避的态度抱有一种感激的心情，如果没有一盏这样精准且客观的灯，人们似乎一直都没有动力去直面周围和自己本身，那这部影片的悲剧就会不停的在现实中重放，那时候血洒得到处都是，会让你更无处躲，无处逃。因此，有时间用痛苦和震惊表现自己的天真，还不如用来思考一下怎么才能变得坚定，变成一个致力“反恐”的战士，来继续走完这少数人的路。对这个社会和人性看得越透彻之后，都会明白老杨其实是一个无比坚强和积极的人，只有这样的心，才会把周围的荒唐尽收眼底，才会把这些荒唐展示给大家，才会有《麻将》和《一一》里的美好理想。因此，我们对于老杨的“冷”，更应该报以热血沸腾的希望的共鸣才对。

    杨德昌先生的在天之灵永不孤单。

　　杨德昌素以冷酷著称，这在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就领教过了，至今还把它看作华人电影的顶峰之作。其凶悍可以用乔纳兄的一句话来说：“四个小时的积蓄，一刀刺出，整个世界，土崩瓦解。”《恐怖分子》不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样的史诗式的巨作，时代背景可以忽略不计，虽然有人从中看到台湾的变迁。

　　大多是些琐碎的小事。医生李立中有个作家妻子周郁芳（电影里出现她的书封面：《周郁芳自选集》，那个封面还不错——职业习惯，呵呵）。提到女作家我们便会想到卫慧棉棉木子美，当然这样不是太好，高手还是有的，比如虹影，我就佩服得很。周郁芳显然不具备虹影那样的虚构能力，因此感觉30多年的生活，一下子就写光了——我能理解这种苦闷，所以干脆不写。

　　然后就出了点小事情，问题少女淑安刚刚从一次搜捕行动里逃脱，躲在家里，穷极无聊，乱打骚扰电话。打到李立中家时，周郁芳接的电话，她便顺手扮了一把李立中的情妇。上面说到周作家正郁闷着呢，正好碰到了旧情人，就搬出去了。还从骚扰电话中得到灵感，写了一篇不错的小说，得了奖，成了名。李立中医生本以为已是囊中之物的组长一职也花落另家，老婆又跑了，劝都劝不回来，还说你不懂，最后只好改行当了恐怖分子，枪杀了上司、情敌一干人等。OK，剧情介绍结束（写影评最烦做这件事）。

　　有人从该片看到了台湾的变迁，有人谈软弱，还有人谈电影技术，这里我想说，其实都很无聊，不，对不起，我是说这部电影谈的是无聊。里面有段周郁芳的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就在她搬家之前给李立中说的，因为李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李感到很委屈。

　　她说：“我很讨厌上班的生活，我怕一辈子就那么过。你知不知道？我一个呆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去想那些诗情画意的句子，因为它可以让我忘掉那些痛苦。你到现在还是不懂，你永远都不会懂，你每次不是误解我，就是责怪我。但是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当初结婚，以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想要生孩子，也以为是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写小说，也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决定离开你，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跟你讲这些，你会懂吗？你早就习以为常，日复一日，重复来重复去的东西，我关在小房间里，就是要逃避那些毫无变化的重复。这些你明白吗？你不明白？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这到底是因为为什么？”

　　我一下子想起了叔本华的那段话：人生就是一团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得到满足就会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徘徊。看看，周郁芳就是这么一个样板，我们很容易从她那段话中推出一个问题：怎么知道这次和以前不是一样？而且，周搬家之后的新选择是重新上班，又回到了从前。更加荒诞的是，紧接着她的小说得奖了，她重新开始写作。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在忙得团团转。她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吗？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李医生，他不选择，他安分守己、委曲求全、老老实实得过日子。我一点都不想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分个高下，虽然也许有很多人藐视李的选择。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他还是没能守住或者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落得一无所有。

　　杨德昌的凶狠由此可见一斑：他展现的是一条绝路。其实要问的是：在一个无聊而又庸俗的社会，怎样生活？电影里有个旁观者的角色：酷爱摄影的小强，只有他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看到周郁芳获奖的报道后，他叫了起来：“好恐怖啊”——这是整部电影里面唯一一次出现“恐怖”二字。

　　好恐怖啊，这就是现实，我早就知道了。就好像韦伯在《学术与政治》的结尾说的那样：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倒，谁能面对这个局面仍然能说：“即使如此，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政治如此，其他亦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此而已。

　　一个寂静的清晨，李的上司走在上班的路上，靠近车门，枪响了——枪声很突兀，很闷，传得很远。这时候，我正在用一个不趁手的充电器砸核桃，没有一丝颤抖，稳稳地砸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