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黄金时代》,想起我爸,我爸生前喜欢萧红,我小学时候还没看过《呼兰河》传,就先塞给我一本萧红的传记打发我瞧,书里写萧红逃离旅馆的那一段,是三郎划着船把她救出来的,但是看电影时,说是萧红自己从窗子里蹦下来的,我想这大概是指萧红自己争取的解放,这微妙的区别,意味很是不同。我当年第一次看萧红传记的时候实在是个小孩子,现在想起来,她的很多事情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她这个人,却始终说不清楚,因为她自己也不是什么都交代的很清楚,人没活完,东西也没写完,如果她活到写回忆录的年纪,对于自己的一生可能会有更清晰一些的描述,但是她只活到31岁,作家嘛,对自己的经历还是会很珍惜的,不会一下子都说出来,总想留着慢慢写,可惜就死了。从这一点来说,我始终觉得萧红虽然总有预感自己活不长,但是还是希望能活得长久的,四十岁五十岁总该有的,所以留着些东西慢慢写,她始终是有一些令他死不瞑目的东西的,这东西就是写作。
这样就造成了世人对她的误解,不解,曲解,各种乱七八糟的解,不像一个老人,活得太久,写得太多,形象怎样都会渐渐的完整起来,或者她又是极普通,普通如一般的女工,太太,小姐,大家也就对给她盖棺定论没有那么热衷,死就死了,坊间八卦多一点也不过是个谈资,她的作品又实在是好,因此整个人就成为了一个特别矛盾的存在,人人都想解读她,觉得看清了她,有人用八百字的文章说,有人用三个小时的电影说,但是她这个人,始终还是一部分很清晰,一部分很模糊,人人都想给她盖棺定论,从女人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等等,但没办法,最后的结果是,所有试图给她盖棺定论的人都死了,她的作品带着她的魂魄,继续活了下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些从八卦绯闻来点评她的专栏作家和李樯以及许鞍华做的是一件事,虽然前者是以消费为目的,后者是为了真爱。整个电影用一种强势的,让剧中人物纷纷出来谈论萧红的方式,直接给萧红盖棺定论,特别是电影的最后几句,我从电影的一开头就明白了李樯的用心,但还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直白,可见对萧红深爱,才会如此冒险,这样解释起来,电影所有采用的方式都是正确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来做这件事了。想肯定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这在电影中要怎么表现?萧红也没有得过奥斯卡,得过诺贝尔,得过巴拉巴拉那些被世俗鼓掌欢呼的奖,完全没法表达啊,所以最后就是一帮人来谈论萧红了。对比好莱坞的《美丽心灵》,最后表达纳什被其他的数学家接受,是纳什坐在俱乐部的桌前,所有人都走到他身边,把自己的钢笔放在他的面前(这是普林斯顿大学表达敬意的传统方式)。——这就是显性的仪式感,但这些方法用在萧红身上,完全没可能。
所以电影是有很强的预设立场的,也是强势的,不由分说的,但是也就有它造成的隔膜和不快感,因为你让一些人来说萧红伟大,可是这些人是谁,观众都不认识,打了字幕也不认识,还要回家去翻文学史,这会让普通观众很郁闷的。因此我一边是很喜欢这电影的,一边也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喜欢它,因为它想解释萧红文学天分,这基本是个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电影也是有电影的局限性的,因此看电影之前,立场本来就相同的观众,自然就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终于有人说出了大家这么多年心中的话,而那些只是想进电影院去看一个女文青的八卦故事的,也可能会很失望。何况即便是八卦,也其实没那么狗血,萧红的故事,除了十七八岁叛逆期的时候离家出走以外(具体原因我猜是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里的那种),情史实在是素得很,不过是跟了个男朋友好多年,最后找了个相对性情平和软弱的男人结婚了罢了。电影有很多是在东北拍的,我是东北人,代入感特别强,出来的时候给大家解释,不要怪萧红依附男人,萧红那个年代,女孩子和现在不能比,东北更甚,地主家的小姐,除了正式的嫁人,去当妓女,被包养,其实谋生能力可能还不如佣人家的女儿。不过佣人家的女儿,也不过是另一个佣人,不像现在的姑娘至少能去肯德基打工,她连张爱玲都不能比,张爱玲身处全国文化中心,在上海写出来就立刻扬名中国,经济独立很快实现。东北文坛本来就是边缘,更别提萧红一个出自东北农村的无名小卒,又是女人,在写作的初期,想靠写作赚钱养活自己,门儿都没有,还没人认识你呢就先饿死了。所以那些批判萧红依附男人的,其实是对那个年代很无知的。维吉尼亚·伍尔夫说过,写作是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是多少女作家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萧红都是一样的,但张爱玲比萧红幸运,她投胎在上海,本身就是占着地利的优势。
出来的时候,姑娘们说在看萧红去世的时候哭了,我到没有太难过,我最鼻酸的点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是萧红和端木结婚的时候,萧红说的那几句话,她说我和端木不是激情恋爱,我想过普通人的日子,谢谢端木接受我,等等(大意),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掉下来了,因为我看到她的妥协,对平静生活的渴望,战乱,贫穷,颠沛流离的生活,爱情带来的千疮百孔的伤痛,从内到外把她消耗尽了,所以她其实还是妥协了,这是我在看这部电影时唯一没想到的,我曾经以为她从未妥协,因此这妥协,让我感到心疼。每个写作的女人,都要解决身为女人和身为作家双重身份的矛盾,这矛盾张爱玲有过,萧红也有过,作为作家,她们天分极高,甚至没有几个男人能比得了,可是作为女人,社会要求她们必须要做小伏低,萧军和胡兰成都以老师的身份打压过她们的才能,如果不能从才能上打压她们,就从女性的身份上,在电影中有两次,身边的友人认真的对萧军说,你的天分不如萧红,你是努力,勤奋。萧红尴尬的笑,萧军硬着头皮说,但是她也离不开我的帮助。我们座在那一排姑娘都在笑,我心想,这话可真是要了亲命了,果然,下一个镜头出现,萧红就被揍得五眼儿青的出场了。
也许这才是最后萧红选择了温和的端木的根本原因吧,端木欣赏她的才华,也能够接受她比自己有才华,所以萧红做了当时的选择,虽然这选择也是不如意,但是我真搞不懂世人是怎么都理解成为她作的,她分明是为了过上安生日子,先安安静静的写作,向生活做出了妥协,所以我看得很难过,算一算当时的萧红大概二十八岁,她和十八岁的时候不同了,她追求爱情的心气儿也老了,折腾不动了,虽然一辈子最爱的就是萧军一个人,但是萧军实在是太暴烈了,最后她也就只好放弃了,但事实证明,这妥协也是行不通的。就这么点儿事,其实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就被说成了作女呢,就算是二萧和端木三人同床过,其实也没什么狗血的呀,穷得叮当响的文艺小青年儿,想省点房钱,就挤着睡了,何况东北历来有全家睡大炕的,这是多么正常和纯洁的想法,我一边看电影的时候一边就想,就这么点儿事算什么事儿啊,搁一普通女孩身上,专栏作者们可能会理解和同情的显示自己的观念开放和宽容,到了萧红身上,就投射出了满满的恶意,说到底,她犯下的罪还是因为她的天分,她的作品留下来了,而这些八卦她的人知道自己永远都留不下来,所以他们要用八卦来贬低她的文学成就,她有什么罪呢?她最大的罪过就是,身为一个女人,还名留文学史了,实在是可恶吧。张爱玲也是这样的,她清清楚楚的明白世人对她的恶意,冷冷的活到老,活到死,她活着的时候,一言不发。
说到电影里对萧红文学天赋的定论——把萧红当成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去看待。这才是我真正喜欢这部电影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中有两处,不煽情,不悲苦,简单单的聊了点文字上的事儿,可能很多人都忽视过去了,却让我这个写作的人,从心里感到温暖。一处是萧红和端木在河边聊天,萧红说的一段话,大意就是他们说我写的东西不豪迈,但是我不Care这些,为什么要规定文章一定要怎么写呢,我坚信自己要写的东西,不会拘束自己……另一处是萧红对着聂绀弩大谈儿女情长的痛苦,聂绀弩突然对萧红说,“萧红,你是生死场和商市街的作者,你要往上看。”就这两处,让我体会到了导演和编剧的用心良苦,他们对萧红的文学成就的理解是正确的,对她的身份认同的纠结也深深同情。我的一个画家朋友曾经说过,所有的大师作画,落笔都是确定的,自信的。这句话在写作上也同样适用。作为一个女性作者来说,对自己的确定和自信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这个男性话语权的文学世界里,你的作品好不好,是以男人的语言标准来衡量的,由男人说了算的,所有的女性作者都面临着对自己性别上的不自信,导致文化上的不自信,对自己女性语言体系不自信,下笔不确定的问题,有的女作家在文章中为了显示自己的“大气”,尽力掩盖自己的女性特质,贴上胡子装男人,有的则反过来极力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写作的时候潜意识里装着一个男性的读者群体,是带着不确定和不自信的心理负担去写作的。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在她们那个年龄写作时,也曾经把别人评论我的作品“写得完全不像个女人,好像一个男作家的作品”当成一种夸奖,却不知道自己陷入的是文化上不自信的囹圄,最后这个问题,我花了十几年去解决它,才算想明白了,你是一个女人,如果你羞于以你自己最天然的面目示人,你不自信,你就永远写不出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在中国的女作家中,我认为年纪轻轻,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两个女人,一是张爱玲,一是萧红,都在写作的最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说根本就从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正是由于她们有大多数人都没有的天才级别的悟性。她们对自己文字上的自信,是完全天才式的自觉,根本不care男性的话语权,也不care别人看了这个文章后会怎么看自己,她们根本不屑于去写得像个男人一样豪迈,或者写得讨男人喜欢,不屑于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也不屑于掩盖自己的女性姿态,就那么自自然然的,浑然天成的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怎么写。这是所有伟大作家才可能具备的素质,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你是没有性别的,你就是一个作家,就像萧红说的,“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这也就是电影海报上说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可惜很多人不懂,还以为这句话是在歌颂民国的审查制度。
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是伟大的,她在写作的时候,丝毫没有任何的身份不确定性,但是一回到生活中就不行了,就矛盾重重,萧红在如何讨好男人,如何撒娇争宠,扮演好自己的女性角色,拿捏男人心理这一方面,简直是完全不行的,可是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女人,对女人的定位又决定了她不得不是卑微的,每个作者都要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女人尤其难,再加上社会的束缚,要突破的心理枷锁要更多,摆脱被灌输,被洗脑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至少在作为作家的萧红身上,她做到了。在电影的最后,看到萧红慢慢的合上眼睛,我有两种矛盾的心情,一种是觉得她实在是太年轻就走了,才31岁,如果她能够活得长久一点,也许可以找到身为“卑微女人”和“伟大作家”这两种矛盾身份的解决之道。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她实在太辛苦了,真的解脱了也好。
萧红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但是她曾经获得过很多人的帮助和肯定,和这个所有人都在讨论她的八卦,匆匆的写文章来消费她,却没几个人去认真读她的书的时代来比,她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兵荒马乱,流离失所,但是对于一个写作的女性,男人们也能够看到并认可她的才华,同样用接纳一个真正的作家的态度一样接纳她,珍视她,这才是他们愿意无私的帮助她的原因,男人们的胸襟是坦荡和开阔的,他们的眼界和素养都是让人敬佩的。鲁迅第一次见到二萧就拿出一大叠钱给他们贴补生活,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爱才,但是对年轻人的私事,没干涉过半句。胡风肯定萧红的才华,也只是对他们分手表示惋惜,那些曾经帮助过萧红的男人,很多并非能从她身上捞取到什么好处,只是身为一个作家,帮助另一个作家,都说文人相轻,但是那时候大家相依为命,同甘共苦,人和人之间有温暖,男人们也有谦谦君子之风。而在今人狭隘的见识里,这些则统统被解读为所有的男人都是想跟萧红乱搞男女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就觉得,那个有懂你的人存在的时代,确实可以算是一个黄金时代了。在电影的最后,编剧和导演干脆让剧中人物直接评价萧红的作品。我听到先是一愣,然后会心的一笑,这个导演老太太和坏脾气的编剧也实在是太可爱了吧,你们鼓捣了这许久,又演了三个小时,还生怕观众听不懂,就这么直不楞登的往外说呀,这份苦口婆心的执着,真是让我觉得有点萌的。虽然大多数人估计还是不会理解,这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扣人心弦的好电影,但是作为一个写作的女人,他们的这份懂得和慈悲,我心领了,并且知道这个时代还有他们这样的人存在,在那里想结个黄瓜就结个黄瓜,和我一样的臭脾气,也是件让人想想就觉得幸福的事呢。
写了这么多,都只是我个人,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一点感想,如果有人问我推荐不推荐这电影,我也不好说,我必须得承认这电影并不适合所有人观赏,但在我看来,也不算是文史资料片。如果你是那种觉得一个黄瓜必须要开一朵黄花,接一个黄瓜的人,那你看了之后可能会很失望,如果你那种能接受它愿意开黄花就开黄花,愿意结黄瓜就结黄瓜的人,如果它真一朵花也不愿意开,一根黄瓜也不结,你也不会责备它,那么你就去看一看。
看黄瓜开不开花,结不结黄瓜,其实不需要事先阅读文史资料做功课那么麻烦,去看看嘛就好了,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什么都没看到,也是没所谓的。
《黄金时代》和《一代宗师》很像:标题很大,不肯把自己老老实实简单定位成某位历史人物的传记片;叙事很细碎,或许是因为他们坚信“平淡之中见真情,明星也是老百姓”;台词有亮点,前者是把文学作品和历史传记中的句子一支支捋下,插在人物头上,后者则留下无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金句。
以上是昨晚我在煎熬中看片的第一体会。
昨晚在宝山万达看的提前场,放映后有明星见面会。三个小时的电影看得我肠胃煎熬,后排的汤唯粉丝响亮地嗑着瓜子,瓜子皮洒落一地。好容易捱到结束,再等明星出现。汤唯、田原都漂亮,冯绍峰、朱亚文也端得是明星范儿。提问环节,我得到了提问机会,强压砸场子的冲动,问出一个“你们觉得你们和角色有什么契合点?”的问题。明星们不知所云的回答,让我觉得自己在苦苦求索的,不过是一只车库里的隐形喷火龙。
回到电影,电影的细节不想再刍议。批评它细碎,可以反击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批评演员塑造差,可以反击说“这是间离效果”;批评节奏、批评编剧...总好像在替没批评到的其他部分开脱。
若我警醒自己保持恭敬,我会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努力了,看得出。若我稍一放肆,我就得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压根没有理解自己试图表达的命题。
王家卫把《一代宗师》拍成了一代打架唯美、在个人感情与国仇家恨间纠结的金句发明大师,许鞍华把《黄金时代》展现成了一群服装极尽精细、旅程踏遍全国的俊男靓女,哪怕考虑上萧红的“黄金时代”是“笼子”里的,那笼子也不过是病和穷。
明明把时代命题的牌坊竖了起来,却极尽投机取巧之能事,竟以为用服饰、对白、生活细节的真实就能铺陈出时代感——这难免说明,电影的制造者,根本就没有理解时代是怎么回事。
时代应该是一种控制感。它是系在人物四肢上看不见的线,不是人物服饰上看得见的花纹针脚。它让人物产生,摁着人物的头曲曲折折地走,直到灭亡。
时代应该是一种强力的逻辑,它能解释一个东北地主家庭的闺女为什么异想天开追随表哥逃到北平求学,也能解释一名著名女作家何以刚过三十就死于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岛屿。
时代不是呈现,它不是告诉我们这些过往的事情究竟是怎样——二萧分手的罗生门?
它得告诉我们,这些逝去的人、事、物,缘何被时间定格成了如今的样子。
这个问题很难,但不容躲避,特别是当“时代”这个词已被豪迈地写在标题中。你可以寻找角度去回答它:写孤儿的狄更斯,写老处女的巴尔扎克,写婚嫁的简·奥斯汀,写通奸的王小波,甚至写《呼兰河传》、《生死场》的萧红本人,都交出了他们的答卷。但对于这部《黄金时代》来说,编导演三方都像是裸考的学生,并且宁愿贿赂考官博得同情来通过考试,也不愿直面考题,献上自己脑中(或许可怜的)所有。
逃避回答会造就最糟的结局:纵使许鞍华、汤唯甚至萧红,这些名字本身,便可赚得太多宽容和同情。但从回答“时代”命题的角度来说,哪怕是《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都足以各扇此片五个耳光。
9.28去看。無限期待。轉一篇今天看到的影評……
(已看。敘述方式果然有點先鋒,一下子適應不來呢。感覺過於含蓄了。)
原文地址:
http://dajia.qq.com/blog/443447088721723《黄金时代》:一篇被史料压垮了的论文
杨早
《黄金时代》,是跟老婆大人一起看的。散场出来,相视一笑:
“熟悉吗?”
“太熟悉了。”
回家后伊发了条朋友圈,说仿佛“上了三小时课”。我倒觉得是花三个钟头,看了一篇很小心、很平稳的论文。
真的像论文哎。电影用萧红的自述与同时代诸人的旁白做了串连,每一句话,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是有出处的。我不是萧红研究专家,最多算个爱好者,但也能分明地指出每一处的资料来源,偶尔与老婆大人窃窃私语,也是两名中国现代文学出身的学者在印证史料。
这不难。章海宁编过一套《萧红印象》,《序跋》、《研究》、《书衣》那三本涉及不多,只要细读过《记忆》一册,便可得其七八,白朗、梅志、许广平、胡风、聂绀弩、丁玲、蒋锡金、骆宾基……当然萧红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读,《商市街》、《弃儿》、《回忆鲁迅先生》,有一本《萧红小说散文精品》就行,能读四卷本《萧红全集》则更佳。还有萧军编《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端木侄子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葛浩文、季红真、林贤治、叶群、章海宁诸位写的传记。紧够了,大部分高校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论文,参考文献也差不多是这样。当然,于坊间写萧红传挣钱的、骂萧红博点击率的写手,这也是一份必读书单。
倘我是匿名评审或答辩委员,或许会给《黄金时代》一个“治学严谨”的评语。它不仅小心到每一句对白、每一句旁述几乎都是直接引语,萧红史料中几乎所有的、为研究者或八卦派喜闻乐见的细节,它都没有漏过。哈尔滨的大水,商市街的苦中作乐,牵牛坊的朋友欢聚,上海与鲁迅的初见,萧军历次出轨与情变,两个儿子或送人或夭亡,乃至武汉文协的过道地铺、宜昌码头的倒地不起、重庆寓所的不别而行,最后是香港倾城中的挣扎与伤逝。“二萧分手”这个高潮,影片甚至排出了萧军、端木、聂绀弩三方不同的说法,而未加任何判断。同学们,你们应该好好向李樯编剧与许鞍华导演学习。
我还要赞赏的,是《黄金时代》对细节的铺陈,这是另一部萧红传记片远不能及的地方。有人说这部影片是“舌尖上的民国”,又有人嫌它拿这么多镜头拍穷街陋巷,让鲁迅梅志与萧红大谈穿衣之道,其实这正是电影的好处。除了用影像,我们还怎么还原那个时代?而镜头应该对准的,是风云变幻还是日常生活?香港前辈导演李翰祥曾分辨道:“大陆演员是在镜头前演戏,香港演员是在镜头前生活。”这话推及两岸的导演,也大致可行。回想《花样年华》对“食物”与“衣裳”的浓笔重彩,大致可以勾画出“港式文艺片”的重心何在。
不是说《黄金时代》在史料细节上无瑕可指(那我还怎么当评审委员?),我记得的槽点,比如鲁迅在灯下首次批阅《生死场》的手稿,那时这部小说的标题是《麦场》(或说未起名),后来才因胡风的建议改作《生死场》,手稿封面岂能就有生死场这三个大字?又如王志文将鲁迅话里“作为倒过去的资本”的“倒”念四声,其实该念三声,是“倒向”之意。另外有些细节改动明显是有意的,如宜昌码头上扶起待产萧红的,骆宾基记作船工,影片改为拄着双拐的伤残军人,是否要借此展现萧红与抗战的微妙关系?
论文是写给同行看的,不是大众读物。这也是我对《黄金时代》的印象。一边会心地瞧着银幕上各位演员顶着熟悉的名头,熟悉的形象,说着那些熟悉的话,我一边在担心:这部电影怎么让小白们看下去呢?有多少人会读完十几本书再来看这部电影?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黄金时代》算热闹么?我已经看到有媒体人在朋友圈里抱怨此片“难看到宇宙尽头”了,不知“全国文青拼命”(另一媒体人评语)能否给《黄金时代》一个合理的票房?
票房从来高难问,还是回到我的舒适区。之所以倍感“熟悉”,一半是缘于史料与作品的熟悉,另一半,在压力山大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国现代文学方向,有一句评语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无比熟悉的,那便是“被史料压垮了”。这话的另一种说法是“不会写文章”。研究生们被要求在史料方面“竭泽而渔”,花费大量时间在史料的搜集与梳理上,最后丢出来的,如鲁迅评郑振铎的文学史:不是史,只是史料长编。堆砌史实,面面俱到而无所见地,即便是论文,也不是好的论文。
《黄金时代》从剧本到表演,都相当的“收”,对于中国电影喜欢画公仔画出肠的低智化倾向,或许是一种反拨,但用来呈现一位人物而不是一个故事,却造成了明显的失焦。“为什么要拍一个脑子不好的女人?”也难怪会有这样的疑问,萧红原本是一个不世出的文学天才,她和沈从文一样,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人生路线充满不确定性,际遇往往随时俯仰,因人而异。他们都是用生命写作的那种人,后世对他们了解与研究的兴趣,也正是建立在他们作品的价值之上。电影当然更适合书写传奇人生,而非探寻作品意义。但以精神为志业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会呈现于他们的作品,也会投射于他们的人生。如果不能表现出这一点,萧红就只是一个神经质的怪女人,“情商极低”。散场后,我们讨论到这一点:
“如果你之前不了解萧红,你会因为看完这部电影而爱上她吗?”
“不会。”
这就意味着,电影只会是一种叠加,而非改变。研究界、史学界、情感界……关于萧红的争议历来多有,而看了《黄金时代》,也只是喜欢她的人仍然喜欢,不喜欢她的人或许更不喜欢。可是电影与研究的区别在哪里?电影是不是应该塑造一个活生生的萧红,让不了解不理解她的人,感受她的人生困境,领会她的人生逻辑,获得一个书本中得不到的萧红?
片方宣传语说,许鞍华导演用她的温暖中和了李樯编剧的残酷。许鞍华的确是温暖的,像《女人四十》里的争执与和解,父,子,媳,每一方都让观众体会到他/她的为难与温情,更别说《天水围的日与夜》与《桃姐》了。但在《黄金时代》里,许鞍华像一个无所作为的速记员,只是将镜头语言与演员表演,处理得含蓄平和,却任由纷纭的史料,将人物(特别是萧红)压成了扁平。
萧红、萧军、端木这个三角关系,无论是当时还是日后的舆论中,端木都处在绝对的弱势。按照胡适提出的箭垛子理论,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大有值得探寻的裂隙。但《黄金时代》似乎受到主流说法的影响,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端木蕻良的丑化。西安那场戏,聂绀弩与萧军一同回来,端木跑到聂的房中,给他刷衣服上的尘土。这个细节出自聂绀弩的回忆,但聂也只是说“他低着头说:‘辛苦了!’我听见的却是,‘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而影片却让端木自己说出了“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这句话,坐实了端木面对萧军的“畏惧,惭愧”,在这一点的处理上,《黄金时代》比充满偏见的聂绀弩偏见更深。
二萧的分手,在萧红的生命史里有着象征性的意味。《黄金时代》不是没有碰触到这一点,但始终未能有更深的推进。萧红为什么对朋友们都是“萧军党”如此介意?为什么反复强调“只想安静地好好写作”?她又为什么在余下不多的生命里写《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和《马伯乐》?电影中的碎珠,始终没有串成一条线。包括最后借舒群之口评价萧红“逆向性自主选择”,都很难让观众感觉到这里面的意识冲突,并非只是男女情变那么简单。
萧军萧红不和,几次欲离难离,朋友圈里众所周知。但为什么他们仍然强烈地希望二人在一起?聂绀弩近乎粗暴的干涉,胡风相当严厉的批评,朋友们拒绝参加萧红与端木的婚礼,是仅仅因为萧军讨人喜欢,而端木惹人厌恶?
我想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聂胡的批评都比较含蓄,而另一位萧红十八岁认识的好友高原,刚从延安归来,在武汉碰见了寄住在文协总会过道上的萧红,他的批评是如此的直白与严厉:
“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离合悲欢忆萧红》)
这真是吓人的罪名了。这里面有什么超过男女关系的“政治影响”、“后果”,以致是“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呢?联想聂绀弩说的那话:
“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二萧是东北流亡作家,而且是被左翼旗手鲁迅一手发掘的,以他们的文坛影响力,堪称左翼阵营的金童玉女。因此,他们在一起,是有“政治影响”的,二萧的分手,绝非只是两三人之间的小情小爱,而是组织密切关注,有所期许的。
萧红当然不会感受不到这种压力。但是她不愿意屈服,就像她不愿意过丁玲那样的生活,不愿热血冲动地打游击,也不愿写组织希望她写的文字。她决然嫁给端木,不惜远离抗战后方的中心重庆,在相对边缘的香港孤独着,用笔追忆遥远的童年,这是从人生到文字的抗争与独立。这一点,识她未久的骆宾基是有感觉的,因此在《萧红小传》里这样写:
“十一时,萧红终于掷下求解放的大旗,离开了人间。”
“求解放”,这才是对萧红一生最好的写照。在她的软弱,她的冲动,她的悲哀下面,始终有一颗倔强的心在跳动,不甘去“奴隶的死所”。
我隐隐地感觉,《黄金时代》碰触到了这些东西。如征途中(多少有些突兀)的批判托派汉奸,萧红与丁玲的相对无言,萧红与萧军关于打游击还是写作的争论,还有片尾对《呼兰河传》的引用:“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这些说的当然是萧红对自由、独立的向往,对“组织化”的疏离。也正是到了“二萧分手”之后,汤唯饰演的萧红才偶尔显出了她的活泼、顽皮、不羁的一面,可是,这些片断未能与前半部的逃亡、流浪与突围形成有效的呼应,萧红的形象仍然不够鲜明,她面临的时代困境(“娜拉走后怎样”的诘问),她贯穿一生的追求(包括被视为伊之原罪的依附男性、放弃新生儿,都与此有关)也便很难让观者有深入的感受。《黄金时代》,终于是一篇被史料压垮了的论文。
散场后,我笑道:“出了这部电影,最高兴的该是你们教现代文学史的老师吧?上课放一遍就好,省得讲萧红了。”
“三个小时?哪儿有那么长的课啊?剪剪还差不多。”
三星半。分数全给技术层面,剪辑摄影灯光美服化道乃至导演和表演都无可指摘,也是华语电影最高水准。可惜——内美未充。之前在评论其他片子时也说过,精良的技术水准或者技巧,若无真正想要去表达的充实的内在,也不过只是浮浅的卖弄罢了。
这种内美未充,源于主创团队的背景与素质。许鞍华李樯的组合有先天缺陷,这在他们之前的作品里其实也能看出端倪——他们可以搞定萧红(双子座多重人格)精神世界中追寻心灵自由的那部分,也可以详述时代车轮与生活如何细腻地碾过一个女人的肉体和精神,但别的东西就实非所长。
许鞍华及其以往作品的格局受限于香港文化界的普遍状态(看看某些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处理方式就知道),拥有基本的常识和人文关怀,政治正确,但偶尔幼稚,偶尔眼光狭隘,感性大于理性,缺乏从宏观去分析探讨重大议题的视角,最终往往诉诸于呈现、感化、呼吁而非提出解决方案。而李樯呢,不得不说他的格局一直有点小,关注个人的生活与命运,特别是个体的精神渴望在现实中不断落空,要远远多于对大时代的叙述和剖析。在他笔下被描绘出的时代,往往带有强烈刻板印象所导致的简单化、平面化特征,始于《孔雀》止于《黄金时代》,时代都是呈现出阻碍者的面目,除了粗暴、不宽容,以及庸众们的平庸之恶外,基本给不了别的。
更何况,之前看到的主创访谈中,导演和编剧还表示,本身最有戏剧冲突也最能捎带上时代、文学观等宏大命题的萧红vs丁玲,不是不想拍,而是为了规避某机关和某制度而主动放弃与淡化掉了。这大概就真的是下个时代才能解决的结构性缺陷了。
因为种种先天病,特别是对戏剧冲突、煽情洒狗血的彻底抛弃,导致这部片子绝对无法得到普通观众的认可。三个小时的片长还在其次,叙事结构上的陌生化尝试才是致命的。
《黄金时代》的剧作结构,只是一个简单的多重嵌套叙事+插段,电影中那些角色面对镜头的“旁白”,都是观察者提供的文本。因为萧红所在的圈子,编剧使用了一种“强文本”的处理方式,让萧红本人和她的作家朋友们无数次地以自己的笔而不是口来言说。
第一重叙事,是萧红的童年生活,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萧军在东兴顺旅馆的初逢时,也就是大着肚子聊天的那幕;第二重叙事,是萧红和萧军的相逢与相爱,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和端木西安碑林确定关系的时候;第三重叙事,是萧红与萧军的告别,以及和端木的下一段婚姻,这个部分正是萧红和骆宾基在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中所聊的种种。最后,囊括一生的概括,由她本人的《呼兰河传》来讲述,也就是她弥留之际,那片金黄色树冠浮现后呈现的文本。
此外穿插的, 则是作家们的印象。比如丁玲在灯下撰写纪念萧红的文章,比如其他人的回忆,比如萧红文章里记叙的与鲁迅的相处,所有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角色说”,其实都是“文章里写”。
这种手法的好坏固然可以探讨,比如某些差评所谓“电视散文”或“文配画”的讽刺尚算切题。在我看来,手法本身的技术质量是没问题的,从编剧导演甚至剪辑的交代来说(比如在第一重叙述里插入第二重的镜头,交代另一层的存在),都已足够清晰完整,技术上圆熟精致。如果对此有微词,只能说是欣赏角度未到。按照国内观众目前的主流审美,没高潮、节奏慢尚可容忍,之前也有很多文艺片用过了,间离或者布莱希特,则完全闻所未闻,就算这部电影秀给大家看,一般人也没耐性去接受。特别是同时还在玩结构呢。——在这个狂躁的年代,任何一点点周遭的不同寻常,都可以简单地被涉及智商或人品的人身攻击消解掉,许多人在他们的网络言论和现实生活中已经习惯轻易地放弃去思索和理解他人。
我觉得好的片子,别人说不好,一定是他们在装逼;我觉得不好的片子,别人说好,一定是他们收了钱。我觉得这部电影观影体验超级无聊,所以它的一切环节都该被打倒,必须一无是处,手法上的高门槛我见不及此,至少我懂得挑表演和剪辑的茬嘛……
凡此种种。甚至看到有人说这部片子“不是电影”,说许鞍华从来拍烂片,说李樯业余……说真的,拿这个罪名欺负欺负韩寒和《后会无期》也就罢了,对着许鞍华和李樯,你确定你比这俩人更有资格谈电影吗?
《黄金时代》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内在的缺失与思想的浅薄。萧红的确有追寻心灵自由的环节,这没有错,但心灵自由除了恋爱自由、迁徙自由、财务自由外就没有别的呈现层次了么?萧红的文学造诣,多数由旁人之口来评说,观众无缘介入,就算把她的作品原文搬上银幕,又有几个人真正具有专业审美的能力呢(拜中小学语文教育所赐)?萧红的结局,除了简单地归结为男人不靠谱、本人绿茶婊、左翼风气使然外,就没有别的根由应该表现么?以及,萧红的内心块垒,与许鞍华和李樯想要表达的内心块垒,真的可以共鸣、共通么?自我来看,许李二人,真的不足以谈萧红,或者说,思想层面,由真正的萧红的“大”,恰恰映出了这二人的“小”。
从观感来说,它大概是太两头不讨好了。眼光差的人,会因为看不懂而骂;眼光高的人,又会因为它不够好而批评。在目前国内电影市场,这样的夹板气一定会导致票房悲剧。以前我曾因一时兴起写过很哗众取宠的文章来抨击《王的盛宴》 ,平心而论,那部电影和其他很多电影一样,也是落入两头受气的窘境,我的骂是因为它吹破牛皮但不够好,被转发上万,却纯粹是另一端的人在推波助澜,甚或有意鼓动,只是出于不同的逻辑得到同一个结论。如今对《黄金时代》的批评也差可仿佛。如果说它对未来的电影项目有什么正面的启发,大概就是千万别做这样的“中间派”吧。
资金投入上,这部电影不可谓不大,或许也是许鞍华所能为的绝唱。由于人为提高观影门槛的那份任性,这部电影的票房一定会惨败,赔本是可以想见的结局。未来许鞍华或许将再也无法筹集这么大笔投资来做想做的项目,或者说,难得有这么大笔的投资,却最终没能在电影的思想性和宏大性更上层楼。两方面都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比起《白日焰火》或者之前的很多片子,《黄金时代》还有更深一重不幸——它甚至很难赢得欧美电影界的加冕,来堵住国内观众困惑但放肆的结论。这部电影是属于现当代中国人的,是为华语文化定制的。对它,外国人很难有公允评价的能力,对他们来说,文学和历史造就的隔阂难以逾越。而中国人,包括许多萧红的读者,可能都还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
最近半个月,因为休假的缘故,在南京和上海的三家不同影院共看了四部电影,每一次体验都难说惬意。观众们似乎视开演时间为无物,迟至开场四十分钟还有人不断入场,偏偏他们还买了最中央的座位,必须在银幕前展示自己的剪影。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肆无忌惮地插嘴评议、自我炫示,大声聊天接电话,动辄在奇怪的地方笑场,又或是小孩子的哭泣吵闹,种种嘈杂都在展示着他们与这部电影的格格不入。这是电影市场的黄金时代吗?大概是,是属于《心花路放》那种片子的。
萧红的《呼兰河传》在四十年代无法被正当评价,原因很多,有些是不能说的。最终它等到了今天,变成了值得记住的文学经典。而《黄金时代》的命运,或许也会与此相类吧。
是一部讲述女作家萧红的故事的电影。电影的开始时的场景是在平和的东北村庄,结束时却已经到了战乱中的香港,时间也跨越了中国那个大时代的将近40年,充分说明了萧红这个女作家丰富且坎坷的种种际遇。经历了美好的童年,不堪的青年,又步入了满目疮痍的青年,最后苍凉的死在了一家落破的香港医院。在外人看来她的一生或许是痛苦的,但她却少有的留下一些那个年代的人所能感知到的那个年代的单纯。虽然经历了战争,贫苦,流亡,爱情,背叛甚至是死亡,但她却始终用一种单纯的,真实的的态度面对这一切,就像她自己说的:支撑自己活下来的,是这个世界还有一些能够让她死不瞑目的东西。是什么呢?看过这个电影,我突然顿悟到一点,许多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民国时期及其后的作品以及作家,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其艺术造诣的高水平当是一定的原因,但我相信那时同样艺术造诣甚或是更高水平的作品未必就没有其他,但他们却没有成为我们主流文化,其原因或许就不是艺术造诣,而是政治造诣了。艾青,丁玲,鲁迅,郭沫若这些文人墨客,学问固然是好的,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他们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首先站到了正确的队伍之中,那么当这个队伍变成主宰中国政治的一方时,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就理所当然的变成了主流文化,灌输给一代又一代。而像萧红,张爱玲这样不问政治,却更注重文学本质的作品,反而被当成了一种边缘化的小众的艺术创作。中国自秦统一六国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后经历了两千一百多年,数十个朝代的更迭。就算辛亥革命至今,恐怕历经的政权也不下10个。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一种艺术创作才是在主流政治不断更替的大背景下能够恒久流传下去的呢?
刚看完《黄金时代》的首映,许鞍华,汤唯,萧红萧军,鲁迅,那个时代,期待太大,反而觉得有些落空。要讲的故事太多,叙事反而让人觉得不连贯,我作为那个时代的热切爱好者尚有此感,不知道不了解时代背景的外国观众们,是否会觉得boring呢。并且一开始当萧红自己说自己享年31岁的时候,我觉得真是穿越
这是一部很不“电影”的电影,像散文诗,像先锋话剧,像一个饱经沧桑的女人在你耳边呓语。许鞍华此次的尝试无疑是令人震惊的,从故事形式,结构安排,时序处理,直至赋予摄影机的意义都是格外反常规的。而最特别之处在于明明时刻运用着间离手法,却依旧让人有强烈的带入感。我给满分!
如果有人问我推荐不推荐这电影,我也不好说,我必须得承认这电影并不适合所有人观赏,如果你是那种觉得一个黄瓜必须要开一朵花,接一个瓜的人,那就别去看了,如果你是那种能接受它愿意开花就开花,愿意结瓜就结瓜的人,如果不愿意,你也不会责备它的人,那就不妨去看看
正如网友调侃的“被嫌弃的萧红的一生”,电影本身在遭受同样的命运。无聊、睡着,看不懂,类似声音一直充斥在周围。昨天自己去看,却发现电影在风格手法上的主观前卫与内容上的客观平和间找到一个绝佳的平衡点。不禁感慨,有些电影,你只配错过。为什么有些人不懂什么,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无知呢?
真的是一部很难评价的片子。如果是为了许鞍华的情怀、技巧和节奏把控,我愿意给五星,但是李樯这个编剧实在太掉价了。大量第三人称甚至第四人称介入故事几乎把所有希望投入进去的观众硬生生推出来,全程间离,大量叙事把影像空间压缩得不剩什么了。从这个角度上,生编都比大段史实空缺叙述填满要好。
最好的时代,最好的那帮人,这是属于文豪们的黄金时代。许鞍华的这部先锋实验片,注定评价两极化。爱的爱煞,厌的厌炸。
拍成了被嫌弃的萧红的一生,汤唯就差说生而为人对不起了…感觉编剧完全放弃理解人物了,在没有想像力的同时又脑洞奇大,全程槽点。
#威尼斯电影节#看完片子,放了一周。从叙述语言来讲,Ann无非是运用了“罗生门”的手法,那个年代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无人知晓,所以他,她,他们眼中的萧红一一登场,留给了观众去判断和选择,这无形中增加了参与和思考,也是导演的一种尊重。郝蕾的丁玲,朱亚文的端木,王志文的鲁迅演得好。
那些说此片是探索和创新的人应该多看看“阮玲玉”:同样是不幸女性传记,李樯的剧本只敢把历史的缺页空着,最后完成的还是整本流水账。伪采访手法更加无法和“阮玲玉”使用演员视角来复述和增加人物深度相比。最后请告诉我——萧红(除得肺结核外)到底不幸在哪里?
很大胆的尝试,虽然前20分钟很不喜欢这样的叙事体,但后面情怀打开后也不免觉得适合追忆。印象最深的是丁玲跟萧红谈她从作家到革命斗士的转变:郝蕾和汤唯抬起头,从摄影机里注视着观众的眼睛。设计得最棒的一个镜头,同时演得也是最漂亮。《呼兰河传》中祖父过世后就该结束了,萧红的那段话收尾即可。
编剧极差。对观众说话的处理(叙事与评论混杂)失当,做成伪纪录片或是更好选择。把萧红拍成了被自由的弱女子,其余人物平板无趣,惟鲁迅和锡金尚可。文学台词在电影中之违和。画外音之赘。电影语言缺失,或陈词(蜡烛灭了)。但总之,许导毕竟是有野心的失败,好过那些一心想赚的电影。
连许大妈都来拍电视剧了。看完出来,只能很不敬的庆幸萧红只活了31岁,要是七老八十的话,我都不知道要这样熬到何时才能散场。这编剧真是婆妈。
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惊喜之作。题材相当棘手,能够拍出这样一部不讨巧的、如此完整、妥帖、严肃的作品,在当今华语院线片堪称一个小奇迹了,演员都算适度,很感人。批评固然需要,但影评界一片踩实在令人失望。
看《黄金时代》,感觉像看着萧红替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走了一遭,然后,死了一次。萧红死的那一下,汤唯演的特别好,她整个人佝偻在病床上,窗外是破碎的山河,窗前是潦倒一生的女作家,她平静地等待着,看着,想着,然后突然就那么委顿下去,丧失了所有的生气。有所欲者有所迷,有所失者有所得。
本片所呈现的高度理性及其节制无疑是许鞍华作品最风格化的标签。这不是一部通过剧情推动、复现历史和情绪卷入来迎合观众的通俗传记片,却是一部运用间离效果、叙事视角和表演层次来捕捉微妙的实验艺术片,加上摄影、配乐、收音、服饰等各种细节的拿捏,让我在三个小时里享受到了太多乐趣。香港【the sky】广州【UA花城汇】
从这部戏开始,汤唯正式传承了巩俐的名分,成了中国21世纪文艺片一姐.其实这部戏的配角,也是相当出彩.细腻的袁泉,生动的郝蕾,还有如此传神的王志文.这部戏的薄弱点在剧情,劲爆点在氛围.这几个演员找得太好了,就连冯绍峰我都觉得进入了气氛.
要看到影片做的一些不同的尝试。没有上帝视角,而是以萧军、白朗、丁玲等不同当事人的讲述,以伪访谈的方式。通过他们的作品,书信,回忆录各种方式拼出一个萧红,好像史料的汇集,让影片更有真实感。即大家说的舞台味、间离。或者也是这个原因,过度的客观让影片太陌生,观众无法代入,也就缺少触动
陌生化的尝试在现阶段的中国电影中是非常少见的,对于刚刚培养起来的院线观众而言,必定是过于先锋了。这就好像撑杆跳一样,有一个人成绩一直是两米,他跳过了两米就可以拿第一,可是他挑战两米二,失败了,于是等于没成绩,这跟那些永远跳不过两米的人是不可一概而论的。电影需要探索,而探索有风险。
我觉得我通过这个电影爱上了冯绍峰,汤唯靠气质取胜,as always. 爱情就是两个人理直气壮的走在街上。
1. 伪纪录片的叙事手法有新意;2. 清楚表现了作为一个人的萧红是怎样的个性--固执、激烈、柔软和黑暗之痛;3. 对作为作家的萧红暧昧不明,多采取侧面评价手法,结尾的盖棺定论是大败笔;4. 汤唯的气质与萧红的激烈生命力有差异,郝蕾反而更为合拍;5. 许鞍华对复杂视角人物的把握缺乏力度,剪得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