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审判

本片更多地是作为一部电视纪录片而非一部电影去叙事，所以毫不奇怪里面的情节偏叙事而非煽情，但正是这种手法让我觉得更加真实而非狗血地赚人热泪。

在看之前我对于纳粹、法西斯的认识仅限于教课书（大概也就是考试内容了囧），而真实情况远比我想像的来得可怕和残酷。片中Leo偏执地要拍到Eichmann崩溃的画面，要让观众知道，他并非一个恶魔，他是个人，这种可怕、冷血的犯罪正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类做出来的。如果人类无法认清这种事实，仅仅停留在“啊真可怕”“他真是个魔鬼”“无法想象”这样无关痛痒的感叹上，然后继续我行我素，那悲剧将很有可能重演。

另外，片中关于收视、抢新闻的描写很有现实意义，让我想到《娱乐至死》。是让大众深思，认清真相重要，还是先保住收视率，让观众留意这个审判重要呢？“not a f***ing TV show”“And a f***ing TV show.And.And”矛盾，可又相关，非常讽刺。影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获取资讯变得更便捷，同时也让资讯变得更廉价，人们只看自己想看的，而不一定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如何在吸引观众的同时，呈现真实也许是媒体人永恒的课题。

本文发表于《环球银幕》8月号，如需转载请一定告之本人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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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胜利70周年，亦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各种犹太人大屠杀事件题材电影推出得正是时机。《金衣女人》里从纳粹软禁下逃脱的犹太女士说：“人是健忘的”，1961年用隐藏摄像机对全球电视转播审判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全程的那批人，不仅告诉当时世界，纳粹如何谋杀了600万犹太人，使幸存犹太人的呼声被世界听到，而且留下重要的影像资料给健忘的、忽略历史的后人观看。这批人理应被纪念。
          艾希曼被指控对大屠杀“最终方案”负有罪责，电视制片人弥尔顿·弗朗茨曼和导演利奥·赫维茨怀着略微不同的目的奔赴以色列转播审判，弥尔顿是精明理性、关心收视率的职业电视人，利奥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型艺术家，所以弥尔顿强调要抓拍到审判中证人昏倒这种戏剧性瞬间，并坚信转播审判的绝对正义性，利奥则死死盯住一直漠然旁观幸存者揭露纳粹暴行的艾希曼，想从他身上挖掘出一丝人性，思考并引导世界思考：“是什么让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能让成百上千的孩子去送死的人。在特定环境下，任何人可能做出法西斯的行径。”尽管这俩人及其摄制团队常有争论，但他们都共同面对了努力拿到法官的拍摄许可、人事受政治影响而变动、其它热点新闻抢夺电视时间等困难，弥尔顿甚至险些被新纳粹刺杀。
           弥尔顿认为参加过纳粹党卫军精英大枪杀事件的艾希曼，能忍受最残酷的流血事件，这正是他视为思想优越性的象征，认定自己是巨型死亡机上的一个小齿轮，也不可能在他鄙视的犹太人面前示弱。如前文所提，利奥认为法西斯不会灭绝，只要人们不再思考，委身于群体系统，怀有人种优越感，连新生的犹太以色列国都有可能滋生法西斯，艾希曼变得不再特殊，成为普通人。可艾希曼观看犹太人惨案记录影像也依然无动于衷，利奥不得不挫败地接受艾希曼也许真的毫无人性这个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利奥并不像弥尔顿和崩溃的摄影师那样亲历过万恶的集中营生活，经历必然影响人们看问题的立场。记录就是功绩，他像后来创作纪录片《浩劫》的克劳德·朗兹曼一样，把真相留给了世界。


三星半
亮点：利奥站在用于扣押艾希曼的玻璃牢笼前，牢笼空无一人，他却晃神看到自己与艾希曼重合的影子，这一片段直观展现出利奥对法西斯的看法。通过看到不同观念交锋，我们或许会对阿伦特“平庸的恶”理论有新的认识。

你还可以看：《浩劫》、《汉娜·阿伦特》、《朗读者》

The Eichmann Show-2015

如果说这电影，真是不行。剪辑和逻辑还算中规中矩，题材如此好，情绪控制还算可以，表演令人失望。Martin Freeman从头到脚都是猴子一般的演员，浑身散发一种愚昧的喜感，挤眉弄眼，故作思考，所有他的表演都只是表情在改变而已。Anthony LaPaglia才是从灵魂到演技都撑起片子的所在，多年电视剧的经验给他带来沉稳的气质，可惜跟原型Leo Hurwitz似乎外形上相差太远了，看到最后有点失望的。带来惊喜的是Rebecca Front，她演喜剧的时候从来不傻，而这次她的演绎也是全片最令人信服和舒服的角色。
镜头好几次给了汉娜·阿伦特，因为正在读她的《反抗“平庸之恶”》，这几天一直在读在想《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很多想法实在不能不说，也算是前半段的读书小结好了。
Leo Hurwitz好几次对着镜头里的Adolf Eichmann说“你究竟在哪里？”他说的这个“你”，我想指的应该是艾希曼内心的自己。“灵魂自己洞察灵魂”，当我思考时，我是自己的伙伴；当我行动时，我是自己的见证者。失去跟自己对话的能力，便失去思考的能力。没有人能记住他在与自己的谈话中未曾想通的事情。记忆这个问题把我们向恶的本质带近了一小步。从不思考，从不记忆，最大的恶不是根本的，而是没有根基的，因为没有根基，它就没有界限，于是它能够到达无法思虑的极端并席卷整个世界。艾希曼声称“他一直按照康德的道德概念生活”“遵照康德的义务规定”行动，最后阿伦特称这是“恶的平庸性”。
正如Leo Hurwitz好几次说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艾希曼。他的同事说自己不可能。我想这个时候真的就要每个人问自己，自己真的没有哪怕只是某一次在小恶和大恶面前选择了小恶吗？真正的道德问题并不是随着纳粹的行为产生的，而是随着那些人的行为产生的，那些人只是“调整了”自己，而且他们的行动并非出于信念。……不是在罪犯那里，而是在普通人那里，道德瓦解为一套孤立的风俗——一些可随意改变的风格、习俗、传统……当历史宣告希特勒的犯罪性道德失败，这些道德就立刻又被颠倒过来……我们必须说，我们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见证了“道德”秩序的彻底崩溃。
每天读的阿伦特带给我一次又一次的震撼和无助。而这些都是影片里根本无法带来的，除了播放灭绝犹太人的影片片段给艾希曼看的那一段，那些真实的影像，这些事情竟然真实发生过。而艾希曼，依然目无表情。不知道阿伦特跟赫尔维兹是否交流过，影片中的赫尔维兹简直成了阿伦特的代言人，令人甚至想，是不是他的这些想法都灌入到了他的纪录片中，从而也被阿伦特吸收了。
阿伦特离开德国，却从未放弃德语，“如果我确曾有意识地为欧洲文明做了什么事情的话，那必然只不过是自逃离德国时就作出一个决定，即决心决不用任何提供给我或强加给我的另外一种语言交换我的母语。……母语总是唯一可靠的准绳用来衡量人们后天习得的其他语言……”前几天重看“Woman in Gold-2015”，逃离奥地利的Maria Altmann回到故土，却是选择坚持用英语，因为战争带给她的伤害未曾获得回偿。她说“Restitution-the return of something to its original state... At the very least, we should be reunited with what is rightfully ours.”林太乙说，故土当然是回不去的，时移境迁，更何况经历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最恶的洗劫？
假如再一次回想“The Reader-2008”，Hanna Schmitz便是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普通人，丧失了与自我对话的能力，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丧失了记忆。当她反问法官，她是确实想不通，而这一句，问的是所有幸存者，甚至包括战后出生的所有人。“对话dialegesthai，思考是dianoeisthai，思考就是自己跟自己无声对话，最后终于想明白一个事情 to think a matter through”，总有一天，当终于想清楚明白，自己终于和自己达成一致，然而，对于曾经这样的自己，自己和自己真的还能共处下去吗？所以汉娜选择了自杀。
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相比于我作为一个人与自我相矛盾，我与整个世界相矛盾要更好。
我大概一辈子也没有办法想通，即使终于想透了，也许也做不到。

该片是为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而拍摄，讲述1961年对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的世纪审判电视转播。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我看过了

讲述1961年电视转播在以色列对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审判的背后故事，从电影情节表现来看，比较枯燥。艾希曼战后藏匿在阿根廷，后被摩萨德以近似绑架方式带到以色列进行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以阿根廷、智利为主的一些南美国家，成为许多纳粹战后藏匿之地，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简而言之，这些国家有许多德国后裔，且是主流势力，战前与德国经济往来频繁，也没有直接参与二战，本身没有“表明立场”，成为某种程度的纳粹同情国。当然，在早已有定论的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任何国家或民众存在根本的异议。另外，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好莱坞有这么多的犹太题材电影，当然一方面是美国作为战胜主导国以及对二战反省的政治正确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好莱坞是犹太人的好莱坞这个不争事实。犹太人在美国势力强大众所周知，但在影视娱乐业更甚，好莱坞的六大创始制片公司：华纳兄弟、Universal、米高梅、哥伦比亚、二十世纪福克斯和派拉蒙的创始人，几乎都是来自东欧和俄罗斯的犹太移民。还有更多的大导演、大明星如伍迪艾伦、斯皮尔伯格等等都是犹太人。“有人认为，正是犹太人将自己在旧大陆的受迫害经历、文化概念与对美国新大陆的自由憧憬结合起来，才创造出了好莱坞电影中“美国梦”这样一个文化主题，这一主题获得了美国主流基督教白人社会的认同，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甚至进入美国政府的爱国主义宣传机器中。”（《美国梦寻》“好莱坞――这是犹太人精心制造的美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