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2019)

《寄生虫》由拍摄过《杀人回忆》的奉俊昊执导，青龙影帝宋康昊主演，光是这导演、主演的配置就必看了，更别说前不久还拿下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假如《寄生虫》能获得明年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我也丝毫不惊讶。

《寄生虫》作为一部商业片，又入木三分地探讨了许多社会话题；

作为一部横扫戛纳的佳作，它又拍得通俗易懂，丝毫不沉闷晦涩。

将商业和艺术巧妙融合，大众化，但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实属不易。

金基泽一家四口是一群住在半地下室的穷人，家庭成员有父亲金基泽、母亲忠淑、儿子金基宇、女儿金基婷。

他们四个人都没有工作，只能做一些兼职，就连找兼职都要蹭别人的WiFi。

在同学的介绍下，基宇成为了朴社长、妍娇的女儿多慧的家教。

基宇是社会底层，多慧是社会上层。

这两个原本永远都不会产生交集的两个家庭，因此产生了碰撞。

随后，基宇略施小计，将全家人都接了过来，基泽做了司机，忠淑做了保姆，基婷做了朴社长的儿子多颂的家教。

只不过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他们是通过“欺骗”的方式获得这些工作的，朴社长夫妇并不知道他们是一家人。

潜在的问题，就永远会是个问题。

前面他们有多快乐，后面被拆穿后就会有多惨。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你明知道后面他们会被拆穿，你还是很好奇他们是怎么露馅的，露馅后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就当基泽全家人都“渗透”了朴社长家，幻想着将来娶多慧为媳妇，和朴社长结为亲家，正式进入社会上层的时候，殊不知贫富差距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大。

而且贫富关系并不是一条单行道，而是四通八达的，是一座金字塔，向上无限延伸，向下也无限延伸。

朴社长一家和基泽一家比起来的确很有钱，但在有钱人当中就不起眼了，比他们有钱的太多太多了。

反之亦然。

基泽一家蹭网，住地下室，为了一份工作不择手段。

当你觉得他们已经够惨的时候，电影突然反转：他们还不是最惨的，还有比他们更惨的。

基泽他们至少还有地下室可以住，保姆夫妇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只能“寄生”在别人家里。

你富，就一定有比你更富的；你穷，也一定有比你更穷的。

贫富差距就像无数面墙，将人分为了三六九等。

这面墙，任凭风吹日晒雨淋雪打也岿然屹立，纹丝不动。

一边是生日聚会，一边是水淹陋室。

一边是豪华柔软的后花园，一边是冰冷坚硬的体育馆。

一边是欢声笑语，一边是万念俱灰。

一边是雨过天晴正好开派对，一边是流离失所风餐露宿。

在富人面前，穷人太弱不禁风了，一场暴雨就能将他们无情吞噬。

人们常说，智慧创造财富，也有人说劳动创造财富、勤奋创造财富，说什么的都有。

难道基泽一家没有智慧吗，没有劳动吗？

他们也有智慧，所以才能成功让全家人都去朴社长家工作，但是并没有因此发家致富。

他们也有劳动，但是他们一家人折一天的披萨盒，也没朴社长一个小时挣得多。

再加上还有披萨店这样的企业压榨、剥削穷人，他们不愿意请折披萨盒的人，只是请穷人来充当廉价劳动力，使得很多穷人付出了很多，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

阶级壁垒才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打破的。

如果贫富差距只要凭借智慧和劳动就能打破，那它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朴社长家反倒很愚昧，基泽等人陷害尹司机、保姆的阴谋他们一点也没察觉，直到生日宴会那天都不知道基泽他们是一家人。

朴夫妇看起来傻乎乎的，可他们还是越来越有钱；

基泽一家聪明过人，可还是翻不了身。

朴社长的儿子多颂明明没有任何艺术细胞，但是他的父母可以给他请最好的老师，还可以逢人就说自己的儿子是艺术家，因为有钱就是正义。

我们再看看基泽这家人，家教、司机、保姆这样的工作他们不能做吗？他们能做，但是没人要他们，所以他们只能用骗的方式，骗到一个工作。

基婷很有才华，是她不想工作吗？是因为她没有考进美术系，所以没有公司要她。朴社长夫妇要她，她不是马上就去教课了吗？

基泽也是一样的道理，他成绩那么好，是他不想工作吗？是因为他还不是大学生，没人要他，所以他才伪造一个录取通知书，然后去当家教。

贫富差距是一道鸿沟，是一座大山，不是你想跨过就能跨过的，也不是单单靠智慧和劳动就能改变的，往往需要两代人、三代人、多代人才能改变。

我想起了《西虹市首富》，王多鱼随便投一个夕阳产业的股票，结果一不小心增值赚了1个亿；

那个看起来很傻实际上也很傻的大聪明买下的烂尾楼，竟然一不小心盖了学区房赚了10个亿。

王多鱼的二舅给了他十个亿，叫他在一个月内花完，然而钱却越用越多，越用越多。

而人们是怎么评价他的呢，说他大公无私，没有给自己留任何房产，而是把钱用在了刀刃上，为夕阳产业和人们的梦想服务，是资本市场的良心，甚至还被授予十大杰出市民的表彰。

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失败者，仅仅是因为有了钱就摇身一变人生赢家。

《寄生虫》里的朴社长夫妇何尝不是如此。

基泽说他们有钱却很善良，忠淑却说：不是有钱却很善良，而是有钱所以善良。如果我很有钱的话，我也会很善良。

基泽一家没有钱，所以他们是蟑螂，是害虫；

朴社长一家有钱，所以他们很善良。

他们衣食无忧，没有烦恼，也就不需要像基泽一家人那样为了一份工作而撒谎，他们当然很善良了。

如果你是社长，每天坐在办公室就能把钱挣了，谁还愿意去犯罪？

正如忠淑所说：钱就是熨斗，把一切都烫平了。

以往的电影，总是把有钱人刻画成恶毒的、狡诈的，穷人则是淳朴的、善良的，显得太刻意。

《寄生虫》并没有刻意丑化富人，也没有刻意美化穷人。

朴社长从没有说他看不起穷人，也没有说穷人就是懒，就是蠢。

恰恰相反，是基泽一家用骗人的方式获得了工作。

导演没有掺杂过多的个人见解，没有说富人一定是丑恶的，或者穷人一定是淳朴的，没有引导观众，而是平静地讲一个故事，这正是导演的高明之处。

有人说，朴社长夫妇有什么错？他们什么都没做。

的确，他们什么都没做。

正是因为所有富人什么都没做，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

所有穷人也什么都没做，因为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所有人都什么都没做，所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所以说啊，基泽一家是寄生虫，他们一家人都“寄生”在朴社长家里。

保姆夫妇也是寄生虫，他们“寄生”在朴社长家里很多年了。

社会底层是寄生虫，像朴社长这样的社会上层，还有那些把穷人当廉价劳动力的披萨店，他们同样是寄生虫，他们“寄生”在穷人身上，“寄生”在这个社会上。

甚至他们寄生的时间比基泽一家、保姆夫妇长得多，只要不是天灾人祸，他们往下数两三代都同样很富裕。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很多人觉得朴社长一家很单纯、很善良的问题。

他们真的很单纯吗？

一些年轻导演刻画人物性格的方式就是让角色说一些很直白的台词，从而凸显他是个好人，或者他是个坏人。

奉俊昊的手法显然就高级多了。

朴社长夫妇没有说过太偏激的话，但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明了他们是怎样的人。

你仔细看妍娇给基宇发工资的片段，妍娇将工资数好数后放进信封，这显然就是基宇的同学的工资，

然后妍娇在这个基础上又拿了一些出来，说明她给基宇的工资没有敏赫多。

结果她还跟基宇说，由于物价上涨，所以她把工资上调了。

伪善，而且是不动声色的伪善，你不仔细看就会误以为她真的很善良。

朴社长也是如此，在基泽第一天当司机的时候，他就准备了一杯咖啡，一直不喝，就是为了等转弯的时候看它会不会洒出来。

表面上很和善，其实很心机。

当朴社长对基泽吐槽妻子的时候，基泽说：不过你还是爱她的吧？

朴社长脸色马上就变了。

生日宴会上，基泽再次对朴社长说：你很爱你妻子。

朴社长又不高兴了。

在他看来，司机就是下属，就是下人，就是你给他发工资，他给你办事，他只需要做好分内的事，没有资格关心老板的生活，更没有资格以朋友的语气和他说话。

基泽都还没有问什么出格的问题，仅仅是说朴社长爱他妻子，朴社长就不高兴了，他真的善良吗？他只是根本不把你当回事罢了。

当基婷倒在血泊中，基泽压着她的伤口，朴社长丝毫不关心基婷的情况，只是叫基泽把车钥匙扔过来，他要送儿子去医院。

基婷受了重伤，忠淑也受了小伤，一个是儿子的家教老师，一个是保姆，朴社长没有说要把她们一起送到医院，他只顾着自己的儿子，这样的行为让基泽再次感受到他的冷漠。

他儿子的命是命，基婷和忠淑的命就不是命。

你为他做牛做马，然而当危险发生了，你在他眼里屁都不是，这彻底颠覆了基泽的三观，这也是为什么一向憨厚的基泽会动了杀心。

还有多颂，他看到保姆的丈夫吴世勤发出的讯号了，也解出来了，是“救命”的意思，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他觉得不关自己的事。

朴社长一家真的不是单纯，不是善良，而是冷漠，就像人类看待蚂蚁一样。

蚂蚁从你旁边走过去，你看都不看它一眼，蚂蚁还觉得你很善良。

的确朴社长一家看起来并不丑恶，因为他们根本不把穷人放在眼里。只要你不越线，他就懒得管你。

当然，朴社长一家也不全是冷漠的，导演还专门给了一个特写，所有人都只顾着自己逃命，唯独多慧还背着基宇。

同样的道理，基泽一家真的很邪恶吗？

朴社长夫妇表面上看起来很单纯，其实是伪善、冷漠。

基泽一家表面上谎话连篇，实际上是真的很单纯。

当他们赶走尹司机后，基泽还担心尹司机的情况，有没有找到新工作，有没有遇到更好的老板。

当原来的保姆来敲门的时候，基泽等人真的是一点心机都没有，也没有不让她进来，也没有叫她过几天再来，而是直接把她放进来了。

第二天，尽管保姆夫妇威胁了他们，还有他们的把柄，他们也还是想着他们一晚上没吃东西了，要给他们带点吃的下去。

朴社长总是爱说越线的问题，他定了很多规矩，下属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像洪世贤一样渣得明明白白。

基泽他们就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他们只是觉得下那么大的雨，不好叫保姆空手而归；他们只是觉得保姆夫妇比他们还惨，需要吃东西。

第一次善良，导致被保姆夫妇握住了把柄；

第二次善良，更是导致家破人亡。

朴社长夫妇很有心机，直到被基泽杀死之前一直过得无忧无虑；

保姆夫妇欺骗主人，白吃白住了好几年；

而基泽一家，因为善良，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吃亏的总是善良的人。

你以为找个好工作，有份好薪水，就摆脱了贫穷的身份，其实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你能洗掉衣服的汗味，却洗不掉已经融入血液的地下室的气味。

当你辛辛苦苦爬了十层楼、二十层楼，可能才刚刚到达别人的地下室。

对有的人而言只是一套房子，对他而言可能是一辈子也无法实现的梦想。

他们是虫子，所以他们生活艰难；

他们是虫子，所以什么都杀不死他们。

看完《寄生虫》，和朋友们聊了聊，大家一致认同这部电影隐喻气息浓烈，达成共识后就丢下了它，没想到这几天翻了翻影评，发现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讲述阶级的隐喻，又和朋友们聊了聊，才发现我们一开始就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电影讲的是韩国史。

韩国，东亚的殖民地国家之一，它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史。

让我们从时间线起点说起。

电影的重要载体是那座别墅，别墅代表的是什么呢？别墅是死的，主人是活的。我们来看人。

它的第一任主人是谁？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于是失去了解谜的钥匙之一。

它的第一任主人叫南宫贤子，虽然这个姓在日韩都有，但从用词来看，我们不妨推测这是一个日本人。

为什么推测是日本人呢？因为接下来佣人会说，这座别墅是他建的。

从这个猜测出发，导演专门设置这个细节，是为了什么？

为了告诉我们，这座别墅，是从日据时代开始的。日本人起先拥有了这座别墅。

我们来看一则史料：朝鲜日据时期（朝鲜或韩国称为日帝强占期、日帝暗黑期、倭政时代，日本称为日本统治时代の朝鲜）指的是1910年8月29日至1945年8月15日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接受日本统治的时期。

接下来，这座别墅的主人是谁？

是朴社长一家。但在朴社长一家入驻之前，有一个人来到了这座别墅。

这座别墅的……地下室。

在地下室里待了四年的男人说，他开了一间台湾古早味蛋糕店，蛋糕店倒闭后，他就搬了进来。

在朴社长一家进来之前。

台湾古早味蛋糕在2016年才在韩国大火，但重点其实是台湾。

1945年日本失败后，台湾也结束了日据时期。

顺着时间线，接下来进来的才是朴社长一家。

朴社长一家背后是什么呢？

答案是两个字：美国。

朴社长的公司，Another Brick，有一首摇滚曲子叫《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从图中能看出来，朴社长的公司就是做电子设备的，然后朴社长一直在问，这个设备和手机能否兼容等问题。

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公司，甚至极有可能是一个跨国公司。

但朴社长家的现代化跨国公司背后意味着什么？

换句话说，朴社长的原始积累是哪里来的？

电影里给出了解答。

片头，当穷人家的小孩去他家时，就看到了墙上的奖状：新奥技术奖，以及《南韩企业攻占纽约》的报道。

它的原始积累哪里来？

答案自然是美国。

朴社长一家是亲美资本的，这一点从很多地方都能看出来。

不说女儿要学的外语就是英语，单看关于朴社长儿子的两个细节。

一是儿子身上的印第安控。

印第安的象征十分明显。

某种意义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国家，当年来到这片土地的人们，屠杀了原住民，获得了大量广阔的土地资源，因此在这片土地上可以有大型农场主，可以有超大规模城市，还有少量的印第安人。

这样的情况，不要说在中国，在欧洲也找不到，欧洲是宗主国林立的地方，所以更多采用的是莱茵模式。

顺便推荐一部美剧《黄石》，现在出到了第二季。你想了解美国，有两部剧必须看，一部是《大西洋帝国》，一部是它。巨型农场主，房地产商，印第安裔政客，带着美国的过往和美国的未来，带着这群殖民者和原住民的过去和未来，在这片土地上角逐。土地啊土地，一切问题的核心都是土地。

那么韩国呢？

韩国是东亚最大的原住民国家，但在半岛上的两个国家建国时，都分别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援助，因此这两个国家无论是制度的路径依赖还是资本的倾向性都避不可免受到美苏的制约。

这时我们就能看到朴社长儿子身上的第二个隐喻。

帐篷。

朴社长问，帐篷应该不会漏水吧？

朴社长的夫人说，那是美国制造，应该没问题。

在美国的庇护下，就没有问题。——这是朴社长一家人的想法。

那，其它人呢？

除了朴社长一家外，还有两家人。

一家是电影的主角，一家是电影的「反派」。

反派在取得短暂胜利后，模仿了一段半岛北边女主持人的腔调。这一点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但我们要联系一下接下来的背景音乐，就是他们在庆祝时的背景音乐。

千万不要忽略这首曲子：《In Ginocchio Da Te》。

这首曲子翻译一下，意思是：我来给你跪下。

啊，电影真正的主题已经出来了。

这时我们不能忽略掉另一首曲子，那就是主角家的女儿去面试时哼唱的。

这个节奏很耳熟，仔细甄别会发现，是修改了歌词，变成了伪造的身份。

而原歌曲是什么节奏呢？

《独岛是我们的领土》。

我们再来看一段历史——

《独岛是我们的领土》是1982年由郑光泰所推出的一首韩文歌曲。独岛，日本称竹岛。这始终是日韩的争议地。

这时我们回想一下，别墅第一任主人是谁？南宫贤子，一个日本人。

主角家的女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唱这首歌？象征意义太明显了。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点，两家人在地下室大打出手。起因是其中一家已经寄生在朴社长家很久了，另一家也想蚕食。

第二点，其中一家人哼唱着反对日本的歌曲，另一家人扮演着半岛北边那个国度的主持人。

那么答案是，两家人的大打出手，很可能是一场发生在半岛上著名战争的隐喻。

如果时间点还不够明朗的话，我们来看看别墅的第三任主人。

德国人。

德国这个设定就明确说明了一切。

那场著名的大战之后，韩国需要发展经济。正在这时，因为冷战加剧，东德中断向西德派遣劳动力。这时，西德和韩国达成协议，西德提供经济援助给韩国，但韩国必须派出大量的劳动力到西德。按照统计，韩国前前后后派的劳动力有几十万人次，而1965-1967年劳务外汇收入分别占韩国外贸额的1.6%、1.9%和1.8%。

当德国人的意义被确立了，两家人大打出手的象征意义就更明显了。

是的，这就是半岛上的那场战争。

然后呢？

然后主角幻想着，有一天他可以买下那座别墅，救出在地下室的父亲。

前提是，等他有钱。

这时我想到温铁军先生说过的一段话——

很多国家形成的政治主权，是通过交易方式获得的，因此，他们在经济上就根本不可能建设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因为国家经济资源已经被交易掉了。这些经济资源被谁资本化、货币化了呢？被原来宗主国拥有的跨国公司。因此，这些国家就只有在宗主国恩赐、资助的时候，才能维持这种西化上层建筑，如果宗主国不给钱，西化上层建筑就会立刻垮掉。

所以别墅指的是什么？

别墅就是半岛。

《寄生虫》说的是韩国的寄生史。

因为是寄生，所以这一切都只是幻想，故事最后，他们仍旧窝在过去的小屋里。

原因是，他们没钱。核心是，他们的钱是宿主们给的。

所以当我们推测南宫贤子是日本人时，这个假设是能说得通的。从这个假设出发，能看到接下来的一系列猜想都能各安其职。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你非要说阶级，那也是阶级，但这不只是韩国社会的阶级，奉俊昊拍的不是现实主义，而是一则《让子弹飞》式的韩国史寓言。

感谢张锦云同学，在写作本文时他给我的论点提供了一些重要论据。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我写，你看。

本文修改版可见于「陀螺电影」： 为什么《寄生虫》里的富人们那么蠢？

「现实」：顽抗荒诞的薄膜

在对于《寄生虫》的不同评价中，剧情是否足够可信已然成为争论的焦点。对于不少观众而言，奉俊昊在这个精巧的寓言故事中所装载的情节信息充斥着大量不符合现实社会逻辑的细节，使得嬉笑怒骂的人物最终皆滑向失真，而「富人为什么这么蠢」成为被反复提及最多次的疑问。而在另一部分观众来看，影片的叙事推进近乎行云流水，气势轩昂，那些出现龃龉的细节并不构成对奉俊昊所创造的「现实」世界及其表达诉求的破坏。

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却基于对影片本身共同的认知——一种对影片内蕴的强大张力或是「割裂」状态的承认。但两者间却依然存在着一层膜，这层膜决定了他们在进入这个虚实难辨的异世界之后，是捕获到错位带来的崭新体验，还是挣扎于现实和虚构的区分而无所适从。

奉俊昊或许一直是个幽默的导演。只是他的「幽默」很多时候可见于人物的细节，可见于叙事的语气，可见于某些细小的情节铺垫，却终究未能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以至于无法形成具备渗透性的荒诞感。

假如说《玉子》是以荒诞为名的粗糙组合，一抹过于浅淡无力只得擦身而过的反抗幻梦；那么《寄生虫》则是以荒诞为驱力的一场庞大蜃景。若以片中人物的状态作喻，它产生了一种荒诞的庞大「眩晕」——时刻处于一种试图抽离或潜逃的半清醒状态，但却从未成功。

能否感染这种「眩晕」，大概就是能否戳破「现实」薄膜的关键所在。

「失常」：荒诞的召唤信号

如前所述，「眩晕」可以被看做一种对全片心理模型的提炼。而假如不将「眩晕」认作状态而当做一瞬时性的动作，那么它可以作为一种「荒诞」的召唤信号。全片的召唤信号，则不只「眩晕」一种。

我们不妨从贵妇——这一全片最「愚蠢」的角色入手。

在基宇正式进入豪宅工作之前，影片处于一种相对平稳且略带诙谐的底层叙事基调中。而在引入贵妇角色的过程中，则有一处轻微的「波动」。

镜头将目光设定在厨房玻璃窗的犄角，玻璃与青绿的草坪、斑驳的阳光以及下陷的阶梯之间产生着不易被察觉的错位映照。观众与基宇几乎同一视角俯视窗外花园中的管家与女主人。管家端立左侧，女主人则赤着脚伸长手臂趴在桌上，两人被一条细细的玻璃转角线隔开——此时数次呼唤女主人的管家突然向前一步，越过界线，「啪」一声拍掌，立马缩回；女主人也突然从午后的昏睡中惊醒，恢复到端坐的优雅状态。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但却释放出一种极其锐利而机械的信号。拍掌仿佛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个标志着某种怪诞气质的拟声词，成为了这个交际场域中互动法则的直接陈述。

接下来另一处女主人的「失态」则在杰西卡老师与之交流小儿子的绘画时。杰西卡驱走一旁的管家，二人中间的画面空间被疏散，留下背景中通向地下室的漆黑门洞。杰西卡直接询问小儿子的过去——此时，女主人突然尖叫，紧接着一个镜头以捂住脸的女主人为中心从杰西卡左肩摇到右侧——一条仿佛监视器般警觉的弧线，但构成的却是一个朝向被观看之物的空间。女主人渐渐从刹那的歇斯底里状态恢复过来，泪眼涟涟地许诺杰西卡一起探索小儿子心中的「黑匣子」。

声音与镜头再一次配合成为一种不规则的信号。刺破了一个平静的交流语境，但却建构出一个新的斜面——这个斜面同样成为滑向「反常」的位点。

另一处尖叫出现于男主人发现司机「车震」后与女主人商议时。影片主要通过两个机位对二人进行描摹：一个面对女主人，从男主人一侧投过去；另一个则是将二者几乎置于同一平面的机位，与前者的方向呈直角，二人中间浮现的依然是那个仿佛无底的门洞。当男主人开始最终的猜测时，摄影机开始在二人的言语与神态之间产生游动。男主人质疑「那位女人的状态」，镜头的目光逐渐引向女主人近乎茫然的眼神，最终再次将女主角的状态挑逗为一次「失常」。

此处的言语与人物、臆想与现实的关系再次产生了微妙的畸变——男主人明明在臆测一个实际上完全不存在的「非正常」女人，但他的语气与姿态却仿佛模糊了这个所指，让能指从一个虚构的空间中，坠落到了眼前的妻子身上；妻子的惊诧状态似乎是被「吸引」出来的，而非自然而然的性格所致。在剧情文本层面上，丈夫在做一种上流所不能容许的「肮脏」推测；而在电影叙事层面上，丈夫仿佛是电影叙述者玩笑般的代言——它再一次指明了女主人的非正常状态，并搅动了整个「现实」的语境，撕开一个小小的入口。

同一人物中，我们也能看到女主人的「眩晕」。

影片中女主人总共出现了两次眩晕。第一次，女主人在受了一家人合伙哄骗之后目睹老管家肺结核「咳血」。一同步上楼梯后，司机马上走上前去打开垃圾桶（有趣的是，此处女主人毫无意愿凑近观看），拾起血巾。在一种对不洁之物的近乎生理性抗拒下，她突然晕倒——但之后时间马上跳跃到她给新司机发短信私下商量，这一次迅速切换一方面营造出一种人物状态的落差，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捕捉：只是晕血吗？还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趋避，或是娇弱的抗拒？眩晕之后，又有何意义呢？

第二次在最后的生日派对上。目睹一片混乱的女主人一开始还能大呼小叫——这时，「大呼小叫」反而成为了鬼怪被释放后的「常态」——而到了男主人遇刺，女主人目光彻底陷入呆滞，最后再次晕厥。这恐怕是女主人状态变化最有层次的一段，但这种渐变在最后这狼藉的「人鬼」碰撞中显得如此出离、如此格格不入。女主人仿佛再次成为了舞台上塌陷的标志物。

在这一系列的失态或是反常中，人物的心理及其形象固然重要，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人物状态的变化特征本身同样表征着一种分裂。在影片精心搭建的叙事系统中，各个人物仿佛星系一般缜密运行；而这些突如其来的仿佛乱码一般的细节，正是观众窥探整个影片世界的刺点：他们并不遵循着任何常规的演变流程，而是以一种「战栗」的姿态突入视野，剧烈摆荡之后瞬时回归正常。它不只是对女主人的性格描写，更是一种僵直而机械的突变性状态凝缩。

这种近乎一惊一乍的传递方式，昭示着场域本身的非真实气息；假如「电影」是一个饱含智慧的生命体，这一系列细节就仿佛是它在睡梦中的抽搐，从而隐隐指向另一个蕴藏于「故事」之中的潜意识空间——这或许那个被掩藏于地下的空间，那个栖居着「鬼」的空间；或许是那个藏匿着廉价脏内裤的车底空间；或许是那个垃圾桶中遍布着病毒的空间；……

实际上，这种微妙的人物状态骤变并不仅仅见于女主人一人。

在Kevin老师第一次辅导英语时，他突然伸出手抚摸女儿的脉搏，对她说着关于考试气势的心理技巧。他仿佛从之前那个颓丧的底层青年模样中彻底挣脱出来，反客为主一般成为上流社会成功学的教授者——除了反复考试的能力之外，这一切泰然自若的姿态都毫无背景解释。奉俊昊直接摆放出习得技能的结果，看似欠缺说服力，但却反而造就了这种人物状态切换时的封闭真空。

女管家在雨夜中赶来，一开始在摄像头下只是显露出一种轻度的惊悚气息，进入房间她还极有礼貌连连道谢。但在走到门洞前时，忠淑问她来意，她却突然减缓了运动速度，幽幽地转过身问忠淑「要一起下去看看吗？」——镜头此时将她纷乱而潮湿的黑发和背景中幽暗的门洞混杂于一体，突然间，她仿佛不再来自地上，而成为了一颗黑暗中浮出的头颅。

一家人坐在寄生之处的客厅中饮酒谈笑。当忠淑提到「蟑螂」时，基泽突然面色阴沉转而大怒——之后又与忠淑两人相视大笑。

如此种种，皆可看作通过人物状态变化所传递出的荒诞信号。

然而，底层与上层人物虽然同样能够作为异世界的信号传递者。但作为影片描绘的主要群体，底层依然有着其独特的「荒诞」阐释模式。

「扮演」：荒诞的运行法则

影片最初有一个颇为日常却精妙的段落：叠披萨盒。

好不容易找到WiFi的基宇联系上了披萨店，之后找到了一个外国人高速叠披萨盒的小视频学习。一家人在漫卷的消毒剂中工作，其他三人咳嗽不止，而父亲基泽却若无其事地高速运转。之后镜头马上切到披萨店员工抱怨披萨盒质量的场景，一家人加速赚钱的希望迅速破灭。

结果上看，这是急于求成的无奈失败；但从心理动因上看，这完全是「模仿」的失败——一次对社交媒体上的「劳动模范」的效仿失败，更深层即是对高速运转的经济体制的适应失败。「模仿」在物质生产层面上，必须带来优异的成效才能获得社会体制的认可——但在文化身份上却不太一样。

叠披萨盒的失败几乎可以看作是这一家人之后一切行动的引子：当一种模仿失败后，用另一种模仿替代它。这种模仿便是影片之后的「荒诞」内部的心理模型：「扮演」。影片最核心的设定与其说是「寄生上流」这一基本的阶级碰撞模型，不如说是这种深入底层身心的寄生技术。

影片进而开始了对「扮演」概念的提炼。

基宇伪造学历仅仅是最浅度的扮演，至少他本身确实具备一定的学识基础；而对于基婷而言，进入冷峻的知性女青年角色似乎也并无太大难度。而到了基泽和忠淑，纯粹的扮演难度已经陡然增高。

影片在第40分钟左右设置了一段节奏极强的平行剪辑：一条呈现基泽与基宇的台词排练过程，另一条衔接基泽如何在女主人面前扮演忠仆并「告发」管家。时间的流逝在这一段落被高度浓缩，排演与扮演的相互衔接随着高昂的古典乐如电流般交替冲刺。基宇指导的表演法则被基泽惟妙惟肖地实践于真实的人物交流中。这一家人彻底摆脱了那种学习叠披萨盒时的手足无措，进入了另一种如鱼得水的模仿游戏之中。最终在基婷的致命一击下，产生了生理上真实过敏的女管家同样被打扮为虚构的结核病患者——做成一出无可置疑的「戏剧」被奉送到女主人面前。

此时，「扮演」的法则早已不是简单的身份或智识证明，而是对上流社会心理的操弄：不能过于情感外露，不能逾越礼仪边界，也不能过度冷酷，更不能提及淫秽、污浊等禁忌之物。一切都在温情脉脉且清洁理性的私下交流中悄然完成，就连开除这件事情也与之前司机一样：必须找个体面的借口。

当然，以上的分析背后，还有一个更根本且颇具东亚特色的法则在运作：女主人口中的「信任锁链」。「扮演」成功的重要因素便是这种对人情社会的无条件信任，这种亲缘信任本是上流社会进行源源不断的财富、权力与文化地位再生产的法宝。但是这群寄生虫却也深知这种「亲缘」并非无限度的亲缘，他们必须拿捏住现代社会上流人士的亲密尺度——因此他们必须抹去「家庭」这一层关系，而让信任的锁链充分展现为被能力所衡量的「客观」要素。这一统治性的交际法则既是一切「扮演」成功的前提，也是一家人「扮演」的神髓，更精确钳制着「扮演」的额度。

当一家人寄生成功开怀畅饮于偌大的客厅时，这种「扮演」的可能性被推至巅峰——他们「彻底」占据了上流社会的空间。但这种假梦成真在不同人物心理并未同等奏效，因而如沸腾的水一般出现膨胀甚至破裂。

回到先前谈人物状态时提到过的「争吵」。侵占成功后的忠淑依然有着颇为悲哀的自我认知，在大家皆饮酒乐甚时徒发身如「蟑螂」之感慨。而此时的基泽显然不愿意接受这一煞风景的事实，突然大发雷霆揪住忠淑的领口。镜头此时并未专注于二人，而是在揪住之后马上切换到对基泽与基婷的神态呈现中——换言之，即扫向「观众」——再跳回对忠淑这位「表演者」来。耐人寻味的是，这个镜头并未直接捕捉基泽的神态，只是缓慢地在忠淑的笑声之后呈现出回应，从而顺势完成了对基泽的心理铺垫。

这是基泽第一次「计划之外」的「扮演」，也是第一次无法分辨真假的「扮演」：当意识到自己只是「蟑螂」时，他真的依然能够谈笑风生吗？当「扮演」成为一种规划的常态，更深层次的「扮演」就不再能被精准识别，进而演化为自觉的自我掩饰。而当观众或是演员无法识别「扮演」的虚构性时，演员和观众的界线便被破解——这一舞台行将崩塌。

「荒诞」结构的进一步展布同样有赖于这一心理模型的发展：「扮演」权的争夺浮出水面。

影片的前40分钟未尝不是一种隐性的「扮演」权争夺。只是到了一家人仿佛真的成为主人的一刹那，他们放入前管家打开了显性争夺的闸门。当父子女三人从地下的阶梯上跌落时，这并非任何强行转折的「巧合」，而是明确了争夺的必然性；当前管家拿出手机拍摄下窘态作为证据时，他们从一个偷听的「观众」的身份上倏忽间下坠：既成为了被观看的「演员」，也成为了必须观看重拾「扮演」权的前管家表演的被动观众。

影片逻辑的缜密便彰显于接下来这场戏中。

前管家开始了对北韩播音员的模仿；与此同时，手机摄像头的「目光」紧紧监视着举起手来的一家人；一家人则被迫观看这场表演。先前耀武扬威的排演-扮演关系不复存在，观看-表演关系的瞬间翻转将人物的心理提挈得如此顺理成章而富有内聚力。前管家的模仿秀更进一步施加了这一目光的权力关系。手握「扮演」权（亦即对豪宅空间的主导权）的人不仅能以讽刺区分敌我，更能以扮演本身的虚假属性形成居高临下的凝视。

然而前管家终归犯了与一家人同样的错误，那便是将自己误认为主人，忽略了「扮演」权本身的脆弱，更是忽略了「扮演」本身的「扮演」性质。

最终，前管家丈夫作为一只「鬼」出现在庭院这个最为盛大的舞台中。但满面血痕的他并不是作为「鬼」的扮演者出现，而是作为女主人口中传说的「鬼」本身出现——此时此刻，现实且非理性的恐怖瞬间涌入舞台上「虚构」的世界中。小儿子的英雄救美故事彻底坍塌，「扮演」的逻辑链条被彻底摧毁——作为配角的男主人与基泽之间的主仆「扮演」关系也随之破裂。眼神恍惚的基泽不仅刺向了有气味洁癖的上流，更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难以为继的战争爆发之后，由现实刺向虚构。

哪怕是影片最终，深受「扮演」之害的天真人物依然向往着重回舞台。他或许不再期盼着扮演「上流」，但却依然渴望着进行另一种他们还未彻底领略的上流「扮演」。真实与虚假的关系终于被彻底抹除，被一时穿透的「扮演」与「虚构」法则被扮演者内化，并完成进化。它们依然是畅行无阻的统治原则，一种不知是更为虚化还是更为现实的眩晕式荒诞依然在继续。

「黑匣」：荒诞的心理具象

影片中存在一处明显的意象呼应。正如之前第二处「失常」点所展现的，画面中黑色门洞的空间被敞开，而Jessica老师则询问女主人「你愿意和我一起打开黑匣子吗？」而故事之后的发展也纯然证明了这一言语与心理中的「黑匣」与门洞之下的黑色空间的同构性。但在分析这一同构性之前，我们却需要注意到「黑匣」这一概念本身被建构时的语境——它本身便是一个「荒诞」概念的凝缩，因而恰恰可以作为一种荒诞效果的多维度总结。

Jessica本不是艺术治疗专业的高材生，她的学识仅仅来自互联网上临时的学习。但这一浅薄的思维概念却能成为小儿子心理世界的隐喻，并轻轻松松地攫住女主人的心魄。在这一段落来看，「黑匣」作为一个兼具文学性与理论性的隐喻试图去吸纳门洞之下的现实世界，Jessica的「扮演」更是野心勃勃。而随着叙事的推进，黑漆漆的门洞作为已知空间与未知恐怖的杂合体而反复出现，其影像的真确存在反复嘲讽着「黑匣」的概念，直至完全成为黑暗喷薄的出口。

作为一个语词，「黑匣」试图完成概括、包蕴乃至疗愈的任务，但最终却只是被汹涌而来的现实反噬，成为一个漂泊无定的能指。人们以为黑暗就在那语言可以表述的「黑匣」里，或是在那可以被画笔所宣泄的纸张角落里，因而能够面对它、解决它；而真实的黑暗（这里的黑暗是一个中性词）是不受一个轻飘的比喻束缚的，它或是长久地如幽灵般游荡伫立，或是引发山崩地裂带来秩序改写的可能。

这正是影片所内含的「荒诞」最恰切的心理具象：一切对荒诞的描述与探索都是如此徒劳，而只有荒诞本身自如地运行，引发一次次眩晕般的恐怖体验直至终结。

「杂糅」：荒诞的自主调节

我们不妨再次回到奉俊昊的创作轨迹以及开头提出的「现实」之问中来。

对奉俊昊而言，《玉子》更像是一次失败的荒诞「杂糅」，他甚至都无法像以往一般轻盈地融入幽默的语气，转而被臃肿的段落结构和现实诉求拖拽跛行。影片中其实已经出现了不少与《寄生虫》类似的人物状态碰撞（比如蒂尔达·斯文顿与保罗·达诺的角色），只不过连带着各式批判讽刺实在是过于突兀，几乎没有被整合进叙事系统。以至于一些最为简易的荒诞性都无法被顺畅地传递出来。

而到了《寄生虫》，离奇的设定本身成为荒诞的骨架，更丰富的人物状态、心理角力以及虚构与真实在空间内的多重融合均成为了荒诞感内部的鲜活内容。至于情节，它本可以朝着更为不着边际的走向发展；至于人物，他们本可以更加模板化更加单一；至于视听技巧，它本可以更附着于叙事游戏不给人物留下一丝情绪空间；……如此种种都有可能让影片变得更具「快感」，但正是奉俊昊在其荒诞体系内对于「日常」的审慎要求——他必须将极真与极假妥帖地「杂糅」一体，使得影片在造作的设定与不堪一击的故事逻辑中，最终成功吞噬并重构现实。

首先，高度「杂糅」的荒诞连接了建构性概念与真实世界，从而使得人物与观众皆能坠入真实与虚构的断裂中。断裂中的人不再具备分辨的能力，而徒留一种「眩晕」的状态，一种无意义的荒诞本原。这也是基宇最后的结局。

其次，「杂糅」是一种兼容抽象与具象的努力。影片的荒诞感的重要作用，便是对抽象的阶级碰撞戏剧模型与具象的「寄生」现实的强大兼容。它嵌入了无数「舞台」，也嵌入了无数观看的「窗口」，更是嵌入了无数难以分辨「扮演」——而在这一系列静水深流的概念之外，他又没有放弃对人物情绪加以提炼的努力。

第三，「杂糅」内含着一种直白的荒诞拼贴。这恰恰契合影片的气质，将满溢的机械与粗暴用看似最直接的方式对撞。直白的表达方式，反而成为一种被荒诞的美学所操控的语气，从而造成不经意间的模糊，构建出同样的「眩晕」感。

仿佛一长串「刀尖上」的复杂舞步，诸多杂糅的荒诞感在「日常」的场域内肆意碰撞，「日常」本身也依然奏效，但它已然屈从于「杂糅」的一部分这一荒诞美学的系统中，荒诞性的自主调节。这或许是奉俊昊导演能力在《寄生虫》中的一次质的提升。

最后，回到那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

为什么《寄生虫》中的富人可以如此愚蠢？

答案或许是：影片是一场迥异于「现实社会」的荒诞「眩晕」，「眩晕」中的面目未尝就是「现实」，但荒诞本身的力量却能穿透「现实」而降落于「真实」，或另一种更高维度的「现实」。

【早上随便写写，你们随便看看——完全没有打磨文字，就是大白话吹吹水】

想想还是要参加一下影评大赛...否则怎么蹭热度、骗粉呢？【以下含剧透】奉《母亲》之后一直有点让人失望，开始觉得是好莱坞、Netflix限制了他，现在看看或许是迷影型导演太过执着了技巧与机巧，但放弃了社会批判的复杂性。阶级明喻和批判并不值得大唱赞歌，因为这是某一类电影的固定目标。这类电影是否好看，主要取决于1）批判是否到位，以及2）如何呈现这种批判？

那么，1）《寄》是否批判的到位呢？真没有。并不是展现阶级差距，影片就完成了任务——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寄生关系，并不具有更深层的“社会含义”，而简简单单，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寄生”罢了：拿点吃的，拿点喝的——但这种寄生太像“生理需要”了（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底层人民的“寄生”就是满足生理需要啊？），但“生理需要”并不能反向说明“阶级”这种社会性产物。

如果奉将这种“阶级差异”设计成递进式的——比如底层人民寄生上流，上流则寄生于腐朽的国家官僚体系、补贴和环境，或是设计成循环式的——底层人民寄生上流，但上流同时也寄生于对底层人民抽丝剥茧般地反向吸血，或是设计成glocal式的——底层寄生上流，上流寄生美国人的“霸权式仁慈”......所有这种复式的社会经济式寄生，都会丰富“寄生”本身的含义。

而现在的“寄生”，太literally的“寄生”了；对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固化性根本不进行处理，只是单纯展现贫困本身——哪怕表现一下“聪慧的穷人家儿子拼尽全力取得的好成绩，也会被资质平庸的富家女的家世所轻松抹平”这种最初级的阶级困境呢？某种意义上，还不如《雪国列车》，《雪国》的阶层隐喻当然更露骨和直给，但至少还给了一个灭霸同款版的生态金字塔系统的解说，《寄生虫》连这个都懒得去丰富了。

那么2）如何呈现这种批判？

批判有很多种，比较粗笨的比如肯·洛奇式的“《渴望》式”批判：将所有的不幸，以极端的情况，降临到一个人头上——用80年代中国电视剧的编法就是，让主人公极度不好过，以期让观众产生共情和眼泪，然后延伸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批判：这个手法跟2009年前后的微博公知几乎没啥差异。具体就不多说了。

相对聪明点的，就比如泰国的《天才枪手》吧，谍战包装下的考试作弊片，最后其实落点是个阶级问题，你不能说她有多精致吧，但至少商业和社会批判结合得不生硬，直给也是直给的，但是故事讲到最后，也算文从字顺。

《寄》在“如何批判”问题上的最大问题，就是整个故事太奇情了，可以说是脑洞大开——你说它荒诞讽刺吧，又没有那么荒诞讽刺，以至于无法用归谬的逻辑来看待整个批判；你说它入木三分吧，其实最后宋康昊的寄生又丝毫没能升华主题；你说它是社会缩影吧，这么离奇的故事根本无法“缩影”社会啊。

片中的两组寄生，更像是平行关系——他们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只是A组替代了B组，宋家的“寄生”一不是女佣家“寄生”的递进、升级关系（更高级层面的“寄生”），二不是互补关系（互惠互利的“寄生”），到最后，宋康昊本人的寄生甚至更加的低级化了——就是大半夜去冰箱里找吃的，连女佣家的“帮工-寄生”都不如。

就本质而言，《寄》到后半段就是以诡谲、离奇的情节勾引观众继续往下看的情节剧——故事的内核已经不再是批判、反思、讽刺乃至嬉笑怒骂了，影片所有的内核完全被一个离奇到近乎不可能的、字面意义上的“地下寄生”所驱动。

那就要问第三个问题了，3）为什么《寄》还是好看？为什么戛纳选择了《寄》？

先回答后面那个：戛纳脑子坏掉不是一天两天了——九苍举例了《流浪的迪潘》，前年选了《方形》，大前年选了《我是布莱克》......这些都是小团体、明星制选片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当然《我是布莱克》或许没那么差（至少比今年的肯·洛奇的《对不起，错过你》要好），但戛纳在走眼方面，确实仅比威尼斯节稍胜一筹。朋友有一个看法，戛纳每年金棕榈虽然经常走眼，但很少出现极端地失误，主要就是选片人团队太强，选进提名的影片佳片率高，最后七人组选出啥来，都能有点说头——《寄》完全符合这种特性，它在导演技法上如此纯熟，外加又没有在评委认为的“艺术性”上远超《寄》的竞争对手，加上小团体“选举”的不确定性，最后......

那么再回答前一个问题，为什么《寄》很好看？这个就很明白了。奉《杀人回忆》《母亲》的底子是文艺片化的类型片，到《汉江怪物》转变为纯类型片（但没有放弃对国家体制的不信任），到《雪国》《玉子》中则是与好莱坞媾和的畸变体的类型片。

而《寄》在某种程度上，将《雪国》和《玉子》的好莱坞工业的技术纯熟，与他自己的电影技法纯熟，以及在类型片上的游刃有余结合得最好——以至于影片非常“好看”，但在《杀人》和《母亲》中的那种深入骨髓的悲悯感、无力感和直击现实、但却丝毫不生硬、不口号式的批判却不见了。

这就是《寄生虫》好看、却不耐看的症结。

1.基宇伪造资料上的毕业大学延世大学，是导演奉俊昊的母校，他是该校88级的社会系学生。

延世大学与高丽大学、以及基宇父亲提到的首尔大学是韩国公认最著名的三所超一流大学，只有高考成绩在前百分之一的学生才有机会被录取，近年来的韩国失业青年多在百万计（截止2018年韩国总人口5164.00万人），像基宇这样的家境，只有考上这种顶级名校才能找到一份改变阶级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他足足考了四次高考都没成功的原因（目标定得太高）。

2.朴夫人在给基宇包工资进信封时，偷偷抽了几张钱币出来，却谎称给基宇的工资要比敏赫多得多。

敏赫眼中单纯的夫人其实也藏了点心眼。

3.石头

敏赫送来石头的时候，说他家中各处都塞满了各种奇石，就数这块最能带来财运和好运，但他的真正意图其实是：

这块石头是假的名贵奇石（片中有个画面，基宇在被水淹没的家中，看着本该沉底的石头慢慢地浮出水面。这可能就是基宇脑袋被猛砸石头，却没死没傻的缘故），只是从地摊这种地方随便买来编个理由欺骗基宇，让他代替自己去当补习老师看着多惠的。

至于为什么选他呢？因为多惠是绝对不会看上他这种穷人的。

原图太暗，图片经过调亮处理

基宇说这块石头一直在“粘着”他，是一种象征手法，这块石头就像敏赫所说，在电影中代表着“运气”，敏赫带着这块石头前来邀请他当富人家老师，才会有接下来的一切，但运气往往也携带着相应的风险，就像奇石，静可以当景观欣赏，动可以成为杀人利器。

基宇一家抓住了“石头”的财运，但欲望却越发膨胀，儿子当了老师，就想让女儿也当老师，然后变本加厉，欺骗富人家把司机和佣人炒了，替换成父亲和母亲，在富人离去的豪宅中撒欢，最终这一系列张狂的破绽导致了悲剧事件的发生，暴露出是假石的“石头”被基宇拿去富人家中成为了杀人利器，而财运也完全转变成了凶兆。

PS：再度补充下奇石，说它是假的名贵奇石，不代表它的原材料就不是石头，可能是假山里利用青石、石笋、湖石、黄石，以及钢筋混凝土水泥制作的人造石头（也可能像是浮岩这种，内部多孔，材质较轻的天然石头，不过感觉可能性较小） 块头不小，内部多为空心，但本身仍是有一定重量的， 后面基宇曾单手拿着石头，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

原图太暗，图片经过调亮处理

当基宇把石头放回山上小溪，石头却没有浮起来，与前面漂浮场景相悖时，要注意下，这个场景前面的画面是什么？

是基宇躺在沙发上睡觉，旁边放着他的计划。

原图太暗，图片经过调亮处理

放下石头和救回父亲都是存在于他陷入梦境中所幻想的事情。（打光也很近似）

但在现实里，他真能放下吗？真能买下那座豪宅吗？不言而喻。

4.小儿子

富人家的大女儿多惠曾说过，小儿子多松的艺术细胞全是他的人设，为了博取父母关注而装成自己是生活低能、艺术天才的样子。

伪装的小儿子遇上更强势、聪明的基婷，自然就现出原形、被治理得服服帖帖，片中很多细节其实都在表现小儿子有点畏惧基婷的威严，例如第一次上完课，马上毕恭毕敬地给基婷行礼；在上课途中从不耍闹，听见爸爸回来，就马上跑出去。

基婷从小儿子口中套出些事情来应付女主人，自然不难。

关于小儿子究竟为何破解完女管家老公的摩斯密码，得到信息，却不告诉大人，有两种可能性:

（1）他理解错了信息，因为他破解出来并不是help（帮助）而是holp的区别（香港影院翻译版本，表示错译）；

（2）作为一个从小就懂得在大人面前伪装的早熟小孩，他压根就不在乎，只当这是游戏。

5.富人家男主人闲聊说女管家唯一的坏处就是吃两人份的饭，而且小儿子一年级见鬼也是因为女管家老公半夜起来偷吃东西，但女管家却跟主角一家撒谎，说她老公吃的都是自己工资买的。

6.雨夜，女管家脸上的伤，很可能是被她口中老公的追债者所打的，因为她提到“四年了，那些追债者还在找他”，只有逐出豪宅，刚被骚扰才会这么清楚。

PS:女管家在刚进门的时候就有伤，并不是拉完地下室柜子后才受伤的

而且也不是过敏症状导致的，仔细看女管家脸上，是很明显的打伤。

图片经过调亮处理

7.多松的画

多松的自画像画的其实是当初半夜吓到他的“鬼”。

因为这个“鬼”，生日当晚，即使倾盆大雨，多松也始终坚持带着帐篷到外面去住。

多松在基婷课上画的这幅新画也预言了生日轰趴上的屠杀。

脸上的血、蓝天白云

8.富人家大女儿多惠吃基婷的醋，基宇说基婷是玫瑰（rose），你就是……后面隐去写在本子上的，很可能就是《泰坦尼克号》的女主角rose。

表示基宇和多惠的爱，像电影里面的Jack和rose一样至死不渝。

9.富人家大女儿因为父母较偏爱受过伤的弟弟，比较缺爱，很容易爱上像基宇，敏赫这样主动接近、关心的同龄帅哥。

10.富人女主人和男主人在沙发上做爱的时候，提到毒品、廉价内裤是因为，男主人说这里沙发像他车子的后车位，他们互相在玩假装前任司机和吸毒女友车震的把戏。

11.链球亚军

因为妈妈是链球亚军，身体素质是基宇一家中最好的，所以当父亲佯装要打她的时候，她说“要是真的，你早死了”。最后发狂杀人的保姆老公也是靠她才解决的。

12.阶级的狭隘

在片中，基宇一家有两次在靠窗的饭桌上吃东西的画面，都遇上了小便的醉汉。

第一次妈妈建议张贴禁止小便的贴士时候，爸爸拒绝了，在女儿告知要吼一吼的时候，又拒绝了，这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戏，表现了父亲的隐忍性格，儿子也很是无动于衷，直到儿子富有的朋友敏赫前来呵斥，才大赞说“很有魄力，果然是大学生”。但其实呵斥醉汉随地小便和学历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他们作为地下室主人更有理由呵斥，只不过他们作为穷人阶级，内心比较怕事、卑微罢了。

所以当他们进入富人家帮佣，误以为成功“跻身上流”的时候，第二次饭桌吃饭，儿子二话不说就要拿敏赫送的奇石砸醉汉，内心顿时充斥着高人一等的骄傲，越缺少什么就越炫耀什么，但其实两次的他们并无差别，只是初尝到了点甜头，本身仍旧是穷人阶级。

最可怕的是精神上难以逾越的狭隘，没钱时，全家待业在家，好不容易打一些零工赚点小钱，就开始喝酒庆祝，醉汉跑来尿尿，也不敢呵斥、不张贴禁止尿尿的贴士，有钱了，不盘算改善环境、搬离狭窄、恶臭的地下室，只是四处吃吃喝喝，相当满足于当富人的“寄生虫”生活，而不去发展自己。

精神的贫瘠使他们充当着边角料的角色，在豪宅里，他们是富人的“寄生虫”，在外面，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

13.基宇父亲和女管家老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曾经投资“台湾古早蛋糕”失败。

这款蛋糕在2016年的韩国红极一时，短短八个月内就开了数百家分店，但却由于爆出添加化学物品的丑闻，许多店铺因此迅速倒闭。

基宇一家和女管家老公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宁愿做着“寄生虫”活下去的。

在曾经也是奋斗者的前提下，“台湾古早蛋糕”等（基宇父亲还提到曾做过炸鸡店、司机）投资的失败，令女管家两口子躲债多年，也令基宇一家彻底磨灭了上进的自信心，甘于昏昏度日，甘于平庸现状。

14.司机两问社长爱不爱老婆

这种私人问题，在社长的眼中属于越界之举，是令人厌恶的。

任何一个刚来的职员向你过问夫妻感情，想必都会感到不快，更何况被问者还是雇主。

但司机可没想这么多，第一次问是在车子上，社长发牢骚说女管家走了之后，妻子又不会扫地又不会做饭的，这时候司机插了一句“但还是爱她的对吧”，大大咧咧的司机认为这只是朋友之间闲聊，社长却顿时惊愕了一下，但也没说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次只是一次无心之举的越界行为。

第二次司机问，就是明摆着在挑衅社长了，因为此时的他已经被发生的所有事件挤压到一种濒临崩溃的状态，而毫不知情的社长大人却还要他去扮演印第安人，玩这种只有富人才会玩的把戏，于是再度被司机提及私人问题，脸色变得很难看的社长，马上用“把这当作是工作的延长”厉声警告司机，不要掺杂私人情绪，否则就滚蛋。

这场小冲突发生在生日屠杀前几十分钟左右，显然让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氛围变得更加剑拔弩张。

15.基婷的死亡

生日轰趴上，基婷的被捅杀，不仅仅只局限于表层的死亡，同时也意味着穷人金家上升阶级机会的消退。

自始至终，基婷都是金家中最有希望上升到富人阶级的人，她美丽大方、聪明果断、有气势，在片中甚至是没有什么弱点显露， 儿子基宇也说“你跟这豪宅很搭，哪像我们”，但这样一个具有无限未来的年轻人居然就这样死掉了……

年轻的死亡总是叫人伤感得多，她的去世就像是心头上的重击，彻底断绝了金家富裕（救出父亲）的可能。

16.司机为什么杀掉富人男主人?

因为首先，男主人一直在说司机身上有难闻的气味，这个气味在这里是双重语境，一是确确实实的脏味，二是指司机的穷人气味，一种阶级歧视，电影中的气味意义还是比较偏向于第二种。

男主人对待司机本质上充斥着富人阶级的高傲，说着不是试乘测试，但手上却一直持着半满的咖啡杯，观察水波平不平稳，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表面上很好说话，但一触及到底线，就会开始强烈反击。

因为男主人平时偶尔有搭乘地铁（闲聊中提到）接触穷人，或者说有没有可能他过去也曾经是一位穷人呢？（阴谋论），直到后面成功逆袭了，就反过来鄙视穷人，看见司机爆粗口面露不悦，私底下和老婆相处时却经常说脏话，而女主人作为一个始终的富人阶级，在象牙塔里被保护得好好的（角色异常的善良、容易相信别人，基宇妈妈说有钱的话，她能比她更善良），所以男主人问她的时候就没闻到。

PS : 生日快闪那天女主人之所以闻到，主要原因是司机昨晚睡在体育馆中，身上真的有味道，但在站在司机的角度，女主人就像是听了昨晚男主人的话，也对穷人开始厌恶起来，能闻到他的“穷味”。

其次，司机对朴社长一家的富裕生活感到艳羡，又带着一丝丝愤恨，尤其是作为司机具体了解到他们的生活之后，被男主人话里行间的高贵感频频刺激，但真正的矛盾爆发点在于:

保姆老公逃出防空洞，捅杀自己女儿事件。

情急之下，之前所有的憋屈都化为冲动的血刃，尽管男主人的所作所为是人之常情，宏观来看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出格之举，但他就是想杀了他，仅此而已。

就像豆友有二十一个人所说：

“这部电影的精妙就在于社长一家做的事情其实都非常合理 但是从穷人的眼光去看 就变味了。”

恭喜《寄生虫》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电影长片以及最佳原创剧本！

《寄生虫》是一部让我失望的电影。

我不喜欢“穷人的味道”这个符号，太刻意也太没有起作用。石头、披萨、虫子、杀虫剂、尿尿的男人，以及半地下室、地下室、豪宅这一系列符号，我觉得都没有使用好。不是太生硬，就是太强调，要不就是虎头蛇尾。

我不喜欢《寄生虫》所描摹的上层社会。上层社会不是这样的傻白甜。那么轻易地相信人，让高二的女儿跟年轻的男性补习老师独处一室；轻易地相信一个又一个的推荐；轻易地相信对老保姆的构陷。仿佛毫无社会经验，同时毫无生活能力。连找保姆这样的大事都需要等司机推荐。

上层社会的人拥有一个稳定的社交圈，他们不会轻易去信任工作人员。他们找保姆找家教，买衣服买酒，都会去寻求朋友的意见。他们会有固定消费的牌子，会有固定信任的服务机构。

New Money或许没这么执拗，但是他们自己创下基业，生存能力之强，完全不会如此任人摆布。

我也不喜欢《寄生虫》所描摹的底层社会。底层社会没有这么强大的能力。可以帮人补习英语，可以轻松把调皮的小男孩搞定。可以开车开得很专业，可以做家政让女主人无可挑剔。底层之所以是底层，他们最缺的并不是钱，而是视野与精力。底层穷困的生活让人没有精力学习，没有精力思考，也很难去筹划未来。

所谓穷人的味道，不是一种气味，而是一种放弃的绝望，一种无能为力的窒息。可惜，《寄生虫》完全没有表达出来。

整部电影在我看来，是从老保姆雨夜按门铃开始垮掉的。

全家在主人的家中狂欢，这么危险的举动，怎么可以允许老保姆进来呢？编剧如果稍稍用心，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比如老保姆跟踪了他们一家，掌握了他们其实是一家人的证据，以此要挟进入别墅。然而电影让老保姆哀求了几句，就让这家人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下。这不是善良，这是疯狂。

后来的一切，都显得相当不合理。一家三口偷听忽然摔下，满地的狼藉主人发现不了，地下室入口成了视野盲区……

种种的不合理缘于不诚恳。电影不能诚恳地面对这个世界，面对生活。电影给我的感觉是，找到了一个奇思，然后发展成为一部电影。那些符号用不着多加思考和设计，直给就好。

《寄生虫》甚至舍不得批判任何人。电影里的社长虽然自私，虽然嫌弃穷人的味道，然而他和妻子已经充分给予底层信任，给了丰厚的报酬，开除有错的员工都要找理由。他和妻子最多是冷漠的有钱人而已。

上层社会对底层的压榨是这样的吗？完全不是。

《燃烧》里面，上层社会用信用卡，用消费主义，甚至用学识和见闻，来压榨底层，让底层轻易成为玩腻后丢弃的玩具。做这一切的时候，上层的人们甚至没有意识，没有罪恶感。

P2P爆雷的时候，你见过谁出来向受害者负责？烂尾楼的时候，你见过哪个开发商出来说明情况？环境污染了之后，你见过哪个厂商向村民道歉？

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你掏光家产赌一个未来，他的回答是，投资有风险，愿赌服输。你倾尽全力去找一个工作，他告诉你，你应该做不惜一切代价的那个代价。

这才是阶层的鸿沟。

《寄生虫》对上流社会的描述，仿佛挑夫说皇帝一定用的是金扁担。

《寄生虫》也舍不得批判底层。

底层的生活情况是这样吗？不要说去生活，去接触，只要看看那些纪录片，就知道不是这样的。徐童的《游民》三部曲，范立欣的《归途列车》，NHK的《三和人才市场》。生存资源实在太过匮乏，人脉实在太过狭窄。底层的生活充满了狡黠、欺骗、温暖和伤害。

他们实在不可能掌握那么多的技能，他们也实在不知道如何和上层社会打交道。《孝子洞理发师》里，一家人去参加总统的家宴，不知所措才是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哪里能像《寄生虫》那样游刃有余。

《寄生虫》对底层生活的描述，仿佛又在说何不食肉糜。

我幻想，如果《寄生虫》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这一家人真的是不停地寄生，他们吞噬一个又一个宿主，然后成为主人，消耗掉所有的资源以后又再寻找下一个猎物，那就好玩了。

因为我看到电影开头，一家人被杀虫剂熏得受不了，真的好期待他们体内的寄生虫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