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故人

　　是时候说一说《山河故人》了。
　　《山河故人》肯定是贾樟柯最有野心的电影，他几乎是用更大的投资、更完美的技术、更新鲜的影像语言重拍了自己的成名作《站台》，并试图囊括当代中国过去、现在到未来的所有情感。
      可它到底是不是一部好电影？这或许取决于我们给它一个怎样的坐标，如果这个坐标是内地公映电影，那它还不赖。可如果这个坐标系是贾樟柯呢？
　　似乎从《三峡好人》开始，贾樟柯就变成了两个贾樟柯，一个是外国媒体还大喊“Bravo”（精彩）的贾樟柯，一个是被国内媒体指责太过迎合西方人胃口，并且已经才华逝去的贾樟柯。这一次，这种分裂注定更为明显。
　　一直以来，贾樟柯被认为最善于捕捉并且描述当代中国的导演，从《站台》走出来以后，这似乎就是贾樟柯每一部电影乐此不疲要干的事情。可是在《山河故人》中，我们只见山河，未见故人。
　　或许迷失是种必然，因为谁有能力描述这个被现代化裹挟前进的瞬息变化的中国？谁能说得清，这个国家13亿人当下的爱恨是什么，遑论过去未来？
　　事实就是，当年那个小镇青年贾樟柯，早已成为了国际著名导演贾樟柯，他记忆中的山河终究是“满目山河空念远”，于是我们心目中的故人贾樟柯，也就只剩下“西出阳关无故人”。
　　时代跑得太快，我们没赶上，贾樟柯也没赶上。
　　于是在这个中国电影的光辉盛世里，贾樟柯在自己的电影里，把自己弄丢了。

　　　　　　　　　　　　　　　贾樟柯没拍出当代中国的味道
　　用电影拍摄一个当代中国的现实寓言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当电影里的一切都沦为符号与棋子，都在为这个寓言服务，甚至被寓言的寓意所摆布时，这个寓言就是荒诞的，那么电影当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能够理解贾樟柯为什么拍这部电影，他自己说得很明白：“到这部电影，觉得社会发展已经那么快了，我们在匆匆赶路的时候，不应该忽视了生活中最基础的情感。”
　　从故事情节来看，观众看到的只是一组国产剧中常见的三段式情节：第一段，文艺女青年沈涛（赵涛饰）在一段三角恋中选择了的土豪（张译饰）做老公。第二段，文艺女中年离婚了、孩子判给了土豪，旧情人濒临不治，生活沦为各种惆怅。第三段，长大成人的孩子和张艾嘉饰演的老师上演了一段“母子”恋。
　 可是当他试图用三种不同的电影画幅展示1999年、2014年和2025年时，创作野心和形式感却盖过了一切，以至于电影人物更加符号化、映射的社会议题更多、故事的连续性更强，可是比起同样是讲述县城小人物志的电影《站台》，《山河故人》却失去了那种穿透力。
      他讲的确是我们熟悉的中国现实，可是这种现实很难打动我们。为什么？

                                    《山河故人》讲述的是中国人的家庭，不是史诗
　　戛纳场刊影评人说过一句话，《山河故人》就是一部中国人的家庭史诗。
　　可是很遗憾，你不能因为一个导演在电影里拍摄一个中国家庭，就说这是中国人的家庭史诗了，按照这个逻辑，我拍一个作女，这就是一部作女的史诗？我拍一个馒头，这就是一部中国馒头的史诗了吗？
　　贾樟柯的问题在于：他的野心越大，拍出的中国就越小。当他还是站台上的小镇青年的时候，拍《小武》就是拍自己，在那个故事里，全是满满的个体经历和生活经验，因此人物的性格如此饱满，年轻人青春随时代而逝，《霸王别姬》的音乐一响起，就是一个时代。
　　可是当科长号称要拍摄一个时代的所有情感时，无论是赵涛、张译、梁景东三人的爱恨嗔痴，张艾嘉和董子健的忘年之吻，还是张译董子健父子的拔枪相向，都不过是电影里的符号而已，他们爱恨别离，是因为贾樟柯让他们爱恨别离，故事需要他们出现在那里，在这样的故事里，观众根本不知该同情谁，又该被谁感动。
    于是最大的尴尬出现了，贾樟柯说，看，我要把整个中国丢失的情感拍给年轻人看，可是大家看了看说：这根本不是我的情感。
　　事实是，这仅仅只是一部山西煤老板儿老婆的家庭史诗。贾樟柯电影代表不了中国，谁也代表不了。

　　　　　　　　　　　　　技术放再多大招，也取代不了情感
　　这或许是贾樟柯到目前为止，在电影影像和技巧上放最多大招的一部电影，科长以前没这么拍过电影，估计以后也不会这么干了，不过也就仅此而已。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话，大概会被以下几个大招震住：
　　开场约45分钟后，才突然出现片名，让不知道这算不算中国电影史上最长的开场。相对于后面那些大招，这种处理反而算是比较好理解的，这似乎是贾樟柯在和过往的自己做一场漫长的告别，过去的就此过去，新时代从这里开始。
　　第二个大招是：三种画幅三个年代。这也许是最令影评人欢呼雀跃的部分了，至少它感动了戛纳的外国影评人们，画幅比例、摄影风格与故事年代对应，这既是《山河故人》在影像表达上的自我选择，也象征贾樟柯将电影形式感做到了极致。
　　第三个大招观众已经在《三峡好人》中领教过：科幻片情节无征兆插入。当赵涛舍弃文艺屌丝旧情人而去，独自走在山间公路上时，一架超现实的绿色飞机坠毁在她的身前，类似的突如其来的科幻片情节还有很多。这种科幻式的突兀感或许是用来见证时代的突兀感，或者是其它，其中意义或许只有贾樟柯自己才确切的知道，当然，也有可能他也不知道。
　　与这些大招相比，诸如慢帧播放、变色处理、录像带镜头等显然已经不算什么了。
　　与技术上的无所不用其极相比，第三段故事的全英文展现和那段挑战观众心理的忘年恋其实也就不算什么了，虽然这一段故事是如此地违和，但是当这种违和感充满整部影片的时候，这种违和反而成就了一种奇怪的和谐。
　　一个导演当然有权选择在自己的电影里使用何种电影技法，但永远不要忘了技法是为什么服务的。
　　如果电影技巧也是一种工艺，贾樟柯干的就是匠人的活儿。他最大的本领就是利用这种工艺，去为电影带来一种诗意般的感觉。这种诗意手法一度成就了贾樟柯的盛名，甚至《站台》里那些刻意的视听段落，也因为和角色内容合称而显得妥帖又出挑。
　　可是当这种技术的运用失去了故事和角色的支撑，就让观众自顾自沿着贾樟柯在电影中拓出的那一片视觉奇观走下去，却不知道这片奇观的存在有何目的和意义。

　　　　　　　　　　　　　回到故乡，贾樟柯才是那个贾樟柯
　　从某种意义上说，《山河故人》其实是两部电影。一部代表着贾樟柯一次全新的尝试———探索未来世界，三分之一对白是英文的部分。另一部是影片的第一、二部分，也就是仍然有大量贾樟柯过往作品的元素和叙事方式的部分。
　　只有当电影回到那片熟悉的临汾矿区，去拍那些城镇青年、迪斯高，甚至是乡村的闭塞、沉闷、守旧时，那才是一个我们熟悉的贾樟柯。
　　贾樟柯善于拍摄自己的故乡，也善于拍摄一个时代的变迁，当一个城市化骤然而至的农业大国，国人对城市化的欲拒还迎，经历的痛苦与焦灼，全部出现在贾樟柯的电影胶片上时，这正是贾樟柯电影过去最打动人心的部分。
　　所以当贾樟柯回到那个令人熟悉的故乡时，那些段落才是属于贾樟柯的。例如在电影的结尾，赵涛包好一桌饺子，出门遛狗。镜头最后转向她独矗立于旷野之上时，当年的老歌响起，伊人独自起舞，时代轰隆而过，故事戛然而止，这技法如此熟悉，却又砰地一声打动了观众。
　　即使观众对前面的段落有百般不解，至少这个段落是清楚的。个人的情感随着时代的急剧转型成了一堆堆庞大的烂尾。在一切的经历过后，个人的命运被抛在历史的荒野中，永远无法抵达彼岸。过去无法遗忘，可是人生悲喜过后，生活终究还要继续。这样的心情，也许每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直到电影的结尾，贾樟柯才做回那个我们熟悉的贾樟柯。
　　另一个打动观众的地方，是《山河故人》的主题曲：叶倩文的《珍重》，“他方天气渐凉，前途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别离你” ，有一首古诗完美地呈现了歌中的意境，那就是——“满目山河空念远，西出阳关无故人”。
　　就像贾樟柯过往的电影歌曲一样，这首歌反复出现，已经成为了电影叙事的一部分，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因为歌曲讲述的其实还是那个无比熟悉的时代选择——“走”和“留”。被时代驱赶到他乡的人们，在他乡建立了生活又被生活和思念折磨，当所有的悲伤被一首歌唱出来并且出现在电影最合适的地方，我们似乎又找回了那个熟悉的老科长。
　　煤城乡愁与离乡别井永远都是贾樟柯最擅长的部分，也许比起用尽奇淫巧计拍摄一个空洞的时代寓言，回到故乡，用自己熟悉的方式拍摄故乡的颓废与破败，也拍摄一个群体在城市化道路上的归去来兮，这时候的贾樟柯，才是最好的贾樟柯。

　　　　　　　　　　　　　　　　贾樟柯的中年电影危机
  　有人说，一个导演，一辈子永远在拍一个题材的电影。那么贾樟柯的电影其实在一次又一次返乡。只是当年那个返乡的小镇青年贾樟柯，终于成为今天的国际知名导演、大师贾樟柯，同时，也成为了中年贾樟柯。就像徐峥和沈腾的喜剧里拍得那样，任何中年人都有中年危机这回事，科长的电影也是。
　　真正了解科长的人应该知道，《山河故人》呈现为现在的结果，或许正是贾樟柯有意的选择。他选择了这样的拍法，就应该要预料到中外观众不同的反应。
　　贾樟柯的电影正越走越繁复了，多了这么多三角恋、忘年恋的情节，多了这么多技巧，多了这么多科幻片的元素，这种“丰富”给观众的感受，未必是正向的——至少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一个更简单的科长。
　　可是当他试图表现现代化给个体、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或者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困境时，他却找不到最合适的载体，以至于要用全英文这种近乎猎奇的方式去拍，结果不仅中国人不买账，连最买账的外国影评人也看不下去了。更不要提影片中那些为了契合主题硬贴上去的情节——一个在家乡成长到7岁的少年，离家10多年后，居然连和父亲吵架都需要翻译，这其实已经是接近科幻片的情节了。
　　《山河故人》在戛纳首映时，电影被国内媒体批评失去了纪实风格和“中国叙事”的野心。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任何人都无权绑架创作者。贾樟柯的电影火车注定要往前开，没有人有权要他停留在过去，中年已到，终究老之将至，科长也不可能永远扮演媒体最爱的地下愤青导演，这都没错。
　　问题在于：一个导演是否能保持他真正最打动人的东西，如果黑泽明丢弃了武士刀，希区柯克不再吓人，他们还是黑泽明和希区柯克吗？当贾樟柯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失去了准头，他还是贾樟柯吗？

　　　　　　　　　　　　　　　　　　　　　别了山河，终见故人
　　正如贾樟柯自己所说的，他所提供的，“只是真实中国的一种”，“上海的现实跟山西的现实不一样，而上海每一个人的现实也不一样，一部分是豪华的、装修过的中国，一部分是偏远的、被遗忘的中国，哪一个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呢？”而我们的问题是：一个是华丽的、装修过的贾樟柯电影，一个是原始的、粗粝的贾樟柯电影，哪一个贾樟柯才是真正的贾樟柯呢？
　　因为违规将作品送到国外参赛，贾樟柯一度被取消导演资格，成了“地下”导演。2004年1月，广电总局发布文件恢复了贾樟柯的导演资格。
　　这之后十一年过去了，中国变得令人看花了眼，科长的电影，究竟是变得更丰富宽厚了，还是让人找不到北了？
　　没有了家乡，没有了故人，贾樟柯用他的伤感拍摄了《山河故人》。电影中，沈涛的数十年里，山河起伏变迁，故人相聚离散，她与旧爱，丈夫，儿子之间的热络到疏离，描述了一个中国传统家庭的时代感伤。可是当电影进入科长概念化构造的一个未来的现实主义世界的2025年时，电影超出临汾太远，贾樟柯终于把自己弄丢了。
　　我已经分不清，这种迷途究竟源于贾樟柯人到中年的任性，还是一种面对电影的计算。大师、市场与国际范儿，科长，你到底要什么？
　　在电影中，叶倩文的歌曲深情唱道，“停在途上令人又在回望你，纵在两地一生也等你”。走出家乡之后，现实的荒诞再难用简单表达，面对一个更丰富的世界，贾樟柯注定会选择用更丰富的技法去拍摄这个世界，贾樟柯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站台》上。然而时代复杂，电影终需简单，因为简单的才能打动人心。
　　别了山河，哪有故人。科长，该回家了。

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在蒙特利尔新电影节仅放映一场，上座率大约是85%。与此同时，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的《出租车》也在这边的院线公映，当地观众会不自觉地把贾樟柯和这位一度入狱的导演比较，认为他们都是一个国家敢于揭露真相的文化斗士，至少在西方观众的视野里如此。
他的争议性也在于此，西方观众和国人对待他影片的出发点本来就不一样，很多人觉得他日复一日做中国负能量简报、谄媚西方观众，这些话似乎也没错。但是在西方人看来，这都很正常，甚至在中国海外移民看来都很正常，贾樟柯的电影本质上需要一种间离感，需要跳出日常所居的环境再去看待它，这些电影拍来拍去都是拍给外国人和海外侨胞看的，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但是我想澄清一点误区，很多人觉得贾樟柯风格像侯孝贤，但是他其实更像杨德昌，那种乡土化的气质只是表象，贾樟柯实际上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正如杨德昌是一个工程师般的导演一样），他依靠极强的控制力，将无数的符号装配到一起，他的电影存在一种精心设计出来的无序感，习惯用各种人工操控来模拟自然状态，他的选题、他的视角、他的符号选取本身就带着强烈的倾向性，所以贾樟柯本来就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导演。他甚至是“反现实主义作者”，并且带一点杂耍和科幻气质，他的作品，都是一种“模拟和重构”，从来不是现实本身。
然而贾樟柯的符号系统，只有当时间空间被拉长，这些符号不突兀、溢出的情况下才行之有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三峡好人》用“烟、酒、糖、茶”结构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而《天注定》则是一个败笔。《山河故人》的情况和《三峡好人》比较相像，当贾樟柯不再刻意把符号当作批判利器，不再将其作为直观架构的时候，它也就真正开始起作用了。
贾樟柯的符号系统以及他的结构性构思在《山河故人》中同样很明显，三个画幅交代三个时代，4:3、16：9和2.35:1作为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宽银幕倾向，代表着过去现在及未来。在三段故事中贾樟柯依然靠他符号性的道具来关联，譬如钥匙、饺子、关公刀、粤语老歌、英文舞曲，这些符号都活跃在每一段故事里，制造着彼此的交集。当然这种交集过度巧合的时候，往往适得其反，这也是《天注定》的硬伤，《山河故人》比较好地克服了这一点，虽然有无数符号勾连，但保持了文本本身的开放性。
影片中仍然有动物出现，沈涛的狗以及梁子看到的笼中老虎，他们一个失望到“苟活一生”，另一个患了职业病，心中“困兽犹斗”，这样的符号处理也算是恰当。再看看《天注定》，通篇就是动物世界，淹没在“马的背负、鸭的反扑、蛇的癫狂、鱼的窒息”这样的隐喻蒙太奇当中，这种探讨当代中国人“异化”的方式振聋发聩，偏偏是贾樟柯不擅长的。
贾樟柯其实是这样一种艺术家，他出身于庸俗文化的土壤，但又同时具有极强的控制和统筹视野。那种独特的贾氏符号：方言、广播、流行歌曲、工厂噪音等等，得以让人窥见一种中国式的庸俗审美的变迁，早期贾樟柯的电影无疑以“糙”取胜，然而他的影片慢慢变得精致，各种精心设计的符号学也就成为他明确的标签（当然这也的确在削减着其批判力）。这些电影，都建筑在一种庸俗性的“审丑”视域内，这种审丑对国人来说往往有点当局者迷，但实际上并不滑稽。这种庸俗性的表现，不但是各种城镇文化风情，也反映在人的妆容谈吐、房间的内饰家居以及一种炫耀式的土豪心态，此外贾樟柯还偏好人群中扛着关公刀行走这样的突兀的强造型。这种庸俗还直接和演员的表演挂钩，无论赵涛还是张译，在影片中的表演都比较浮夸，它根本上是戏剧性的，这种浮夸恰如安德烈•巴赞所说的“活动面具”，服务于贾樟柯的结构性构思。这种“面具化处理”并不需要太多演技，反而应该要显得虚假刻意，这就是为什么赵涛和贾樟柯电影的气质如此吻合。正因如此，我们从始至终都无法在她脸上找到一种质朴纯真的、澄澈的时代伤感。
毫无疑问，贾樟柯反对零度剪辑和零度表演，他电影的旨要就是通过精心设计的无序达到有序，用各种嘈杂的声响模拟自然，这种结构性的思路，能让庸俗绽放美感、让垃圾成为艺术，从电影语言的使用来看，这种高度的控制力确实是贾樟柯的长处，但这种结构主义同时也是他的限制。毕竟，他的思维不够天马行空，他的直觉也不是足够出色。
比如说，他非常喜欢在电影中使用手机这个道具，但是当他想象2025年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时候，也不过是将其透明化处理（况且这种透明手机构思在2012年的国产片《纽约客@上海》中也用过了）。他的科幻想象力丰富但又粗糙，就像《三峡好人》中那个擦着汗巾的赵涛背后飞起的宇宙飞船一样，这种局限在于贾樟柯一直在心里用一种比例尺计算他的结构系统，这就跟电影中的台词说的一样：“这是代数问题，也是几何问题”，也如同他在三段故事中计算着银幕比例一样，整个剧本结构制造的“小星球”并不是直观的、宏观的平行宇宙，归根到底，贾樟柯仍然只是用比兴的手法，书写那种“满目山河空念远”的中国式抒情。
对贾樟柯来说，他总是结构先行，于是他的影片中的时空就相当重要，大了或者小了，都不好。好在《山河故人》于比例上算是合适的，于是那些岁月相隔、故土遥望的时空中，萦绕着“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绵绵惆怅，还是颇能打动观众的。

       和菜菜看完片子，都坐在椅子上等字幕走完。倒不是在等彩蛋，虽然影片的结束，是赵涛牵着狗，在雪地里随着《Go West》起舞，像曾经她在迪厅里，决定和晋生在一起时那样。在此之前，她在家里剁着肉馅，恍惚听到一个男人唤自己：涛。没人知道到底是她听到了远在澳洲海边儿子到乐的呼唤，还是那个挂着她家门钥匙的孩子，11年后回来了她身边。
       而是，好像没法从椅子上拔起来。
       这当然是一个时间轴特别明晰的电影。1999年、2014年和2025年，年代不同、场景不同、甚至画幅也不同，这是贾樟柯式的仪式感。可让人在影片最后感到情绪强烈到有种逼迫感的、把所有一切串联起来的，并不只是时间而已。而是两句可能是怕观众难以领会，而让角色说出来的台词，一句是涛在忙完父亲的身后事后，领着离婚后被判给晋生带去上海生活的儿子到乐去父亲猝死的车站时，说：“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另一句是在澳洲跟到乐有一段忘年恋的张艾嘉说的，“不是所有东西都会被时间打败”。
       每个人都陪涛走了一段路，“三角问题”中的矿工梁子，憨厚家常，送她的礼物是那个年代红过一阵的美发棒。最大的爆发，不是涛选择了晋生之后，挥向他脸上的一拳，而是在收到涛送来的请柬后，丢掉钥匙，背井离乡。“三角问题”中的老板晋生，自负激烈，没道理地要管你，所有的理想就是像给儿子取名到乐那样，赚很多很多的dollar。老父亲，从女儿谈了朋友后的避而不谈，到她离婚独居后的操心挂记，再到在候车室里溘然长逝。儿子到乐，在跟涛短暂的重逢中，与上海的妈咪每天视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去世的姥爷下跪，对晋生为他安排的美好的移民生活懵懂茫然，最后，那串家门钥匙虽然日日挂在胸前，但也只记得自己的妈妈叫涛。在遇到张艾嘉，爱上这个母亲似的女人后，才想到可以回去看看，但也步履沉重……
       所以最后，仍旧是赵涛自己，与新养的一只狗，把雪地舞成了1999年的迪厅。那或许是她最想停住的一段路，有父亲，有朋友，有一切都未知但可能美好的明天。
       而时间只是打碎了过去，并带来了无力。
       那个说在迪厅里已经说过再见、再也不会回来相见的梁子，得了尘肺病后，回到老家想问朋友们寻求帮助。已经离婚的涛去探他，看到落满灰尘的，自己送来的请柬还在床头，坐到他床边，从包里掏出3万块钱。故人相见，梁子只是问：“你方便？”他们的情没有变，只是现实逼迫着他没有办法再像当年负气出走、再不联络。
       那个意气风发，经营加油站又买了煤矿的晋生，移民到了澳洲后，仍旧一口方言，仍旧专横霸道，与儿子的交流只是通过翻译软件，只是外强中干地用父亲的身份去碾压。虽然他改名Peter，拥有超豪华海景别墅，但他仍是那个喝着汾酒、任自己大腹便便的“高端人士”。这种靠追逐和征服去填补自己、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其实失序且无根的状态没有变。
       一度我觉得，涛和到乐的血缘联系也没有变，但不是基于想念，而是基于身份的彼此需要但又彼此残缺。到乐记得7岁回山西时跟母亲相处的某些片段，会爱上一个亦师亦母亦情人的女人，因为他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典型的被两个世界、两种文化都抛弃的无根的人。他缺失，于是他需求，于是这段忘年恋特别合情合理。可他的空洞，或者并不是因为对母亲这个人的思念，而是因为自己的漂浮没有变。以往是在两个家庭各自的世界间，如今是在两个国家、两种文化间，他与母亲的联系，被行进的时间无限拉扯。一个人在山西的空荡的房子里包着饺子，还会特别包一只麦穗饺子，儿子吃了好长高。一个人，在澳洲海岸线的礁石上，听着海浪拍岸的声音，念着“涛”，那是他唯一记得的母亲的标签。横在他们之间的不只是地理距离，而是两个毫无联系的世界，想要拉近，可也都无从下手了。
       这种随着时间和命运，无法再继续、再努力维持的不变，成了这部片子最最逼迫人、最最压抑的悲伤且无力的基调。
       不变的，还有贾樟柯的仪式感。你的记忆力需要特别好，因为越看到最后，才越明白前面的一些场景和画面，为什么会出现。最美的一个构图，是“三角问题”在河岸放鞭炮，右边是蜿蜒的时间似的河流，左边三个人站成三个角，看似稳定，但各自疏离。赵涛在回去的卧铺车上，给了儿子一串钥匙，告诉他你的家随时都能回来。最终这串钥匙也只是挂在儿子的胸前，被另一个替代她的女人问起。还有那把枪，梁子给了晋生一拳后，晋生一度托人买枪想要弄死梁子，最终“办不成”。而到了大洋彼岸后，他终于拥有了一把枪，可再没有人让他瞄准了。
       哦，不变的还有贾樟柯毫无修饰的对中国生活常态场景的还原，尤其是对中国的小城镇。山西的城市，连天空都是灰色的。路上的大妈，边走边往地上吐着瓜子，瓜子壳黏在下嘴唇上……这些场景看着并不光鲜美丽、并不是让人对未来充满希冀的虚假繁荣，就像大多数人的生活。这也是贾樟柯遭人恨的地方，他冷酷地让人们看着大银幕上自己看似规律实则迷失的生活，既不歌颂、也不碾压，只是这样记录着，可怕的真相就逼得站在镜子前的我们自己喘不来气。
       特别要说到赵涛，她值得一个影后。父亲在车站猝死后，她赶去时，在火车里没有哭，但是苍白透明。认领尸体的时候，说的“我是她女儿”“我们回家”“行”和“让您的70大寿也没过好”，在越来越压抑不住的悲痛中，一句比一句破碎。之后在机场接到被送回来奔丧的久未见到的儿子的哭泣，是空洞了许久的内心瞬间被填满的满足和又缺失了另一块的钝痛。到父亲灵堂时的哭泣，是终于不用再独自支撑，于是悲痛全线崩塌的哀嚎……每一段都极其精彩。
       以至于，我都嫌后面澳洲的戏份太长，想要快点回到涛的情绪里去……这就是这片票房漂亮不起来的原因，电影和观众彼此吸取精神力，这样的消耗，一点都不嗨皮，需要很久才能缓过劲。

“我们去看《山河故人》吧。”
“才不要看。”
“去嘛。”
朋友用手机买了票，我们走了几百米到了国泰电影院，中途还去逛了优衣库。上座率还不错，人们心情轻松。毕竟这是上海，贾樟柯的另一个“故乡”。
我是带着一种挑剔的心情来看的。虽然我很喜欢《小武》，但不知为何对他充满了偏见。我对他的偏见来源于对所有第六代的偏见。我受够了这帮现实中的中产阶级没完没了地关怀底层。
第一段：赵涛带着奇怪的表情出现了。像是美容针打多了。而且她一直在笑。笑得非常用力。很显然她无法演一个25岁的女人了，被两个男人热烈的爱着，她的说服力显然不够。我对此挑剔了十分钟之后，或许是在叶倩文的《珍重》响起来的时候，也或许是那之前：梁子被情敌从煤矿赶出来，他依然若无其事的去找赵涛，帮她爸爸看店，跟她吃一碟饺子。他很笃定仿佛世界总会跟他和好的样子，仿佛这种淡然是无所不能的自我保护。总之我忽然不在意赵涛那圆鼓鼓的脸和做作的笑容了，我甚至觉得或许这样才是合理的：一个陷入三角恋无法选择的女性，或许就是这么笑着。最后她不得不选择了，这种选择带着理性，但任何理性也没办法预测人生。
第二段：我很高兴梁子作为一个生病的矿工，并没有被过分着重描述，而且这段绝望的戏里面，没有愤怒，只有一贯的淡然和绝望。他说过再也不回来，但还是回来了，15年前扔下的结婚喜帖还在。世界倾轧式地对待他，但故乡却对他还有着旧情的怜悯和体恤。他找朋友借钱开不了口，最后是老婆找到赵涛，此时已经是“许总”，跟张晋生离异，儿子也不在身边，她爽快的拿出钱来。父亲每年都去给战友过生日却死在候车室（也是旧情重于山）。儿子到乐回来参加外公葬礼，与妈妈非常隔膜，一开口就喊“妈咪”。葬礼这场戏，赵涛演神了。或许有些人没有体会，而像我们参加过乡下葬礼的人，熟悉感扑面而来（所以小城青年真是没办法不被贾樟柯这种题材的电影打动）。这部分的重点还是在赵涛身上，她当年选哪个男人或许都不对。而现在她连自己的儿子都要彻底失去了。丧失简直无可避免。而我想这整部电影应该是贾樟柯的真切感受：作为成功的一代，他依然无法避免中年的下沉和那么多那么多的纠结与失去。只能想念早已消失的故人。
第三段：张艾嘉确实老了，62岁了。但她身上依然散发着女性魅力，而且可爱不减。老少恋非常合理，但观众竟然嘘声四起。在这之前，观众们都很买账，呵呵的笑着，观影气氛良好。但当一老一少躺在一起的时候，观众们还是不得不表现出崩溃来捍卫自己的道德观。然而我觉得很好，少年在寻找关于母亲的记忆，两个背井离乡的人之间片刻的安慰。而张晋生拿着枪质问”何为自由”的时候，说的是国内人GO WEST之后一个无解的命题：我们离开了不好的家乡，来到了更好的地方，却依然无法获得幸福。而家乡也回不去了。
一代泥土中产的乡愁。一个多么适合贾樟柯的题材，他终于拍了，虽然片中一些略微符号化的东西，包括魔幻式的莫名降落的飞机，显示出贾樟柯的某种纠结，但他终于开始审视自我的精神问题，而不再去纠结他其实早已远离的底层，这样不是很好吗？
“涛”是母亲，是乡土，是乡愁所在。是被抛弃的，遗弃的，回不去的，又忘不掉的东西。是永远不会被找回，早就丢失，却还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东西。是没有乡愁的人或许无法理解的一种东西。
从此对贾樟柯黑转路人。希望他更多审视自我。下一部不如拍一下导演和缪斯/女演员/无可摆脱的另一个人这种家庭组合的电影？不拿自己开刀，而总是拿别人开刀，即使是为了表示关爱，也是不合适的。
电影的英文名为《mountains may depart》，据说用典是《以赛亚书》（ESV译本）：“大山可以挪开（mountains may depart），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然而看完电影之后，我们一起走着，准备找个地方喝点东西继续聊聊。在等红灯的时候，朋友说：“mountains may depart，山也会分离……”有种什么情感穿过黑暗而来。我更喜欢这个可能并不对的翻译。

最近每天打开阿里微博，基本都会被置顶的贾跃亭给刷屏。半年来这家“概念”公司在股市呼风唤雨，异常坚挺，经历去年的低谷后，看上去似乎又要重回巅峰。但想到去年很长一段时间，只能“被迫滞留”在香港四季酒店“治疗”的贾跃亭，帝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也非我等屁民可料想，同时又异常迅捷地容易被遗忘。但贾樟柯对此有着他一流敏锐的嗅觉及捕捉能力，并且成功将其转化为自我表达系统内的影像叙事，四季酒店的贾跃亭，另外一个版本也很有可能是《山河故人》的张晋生。
 
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大老虎相继被打倒，山西官场引发超级大地震。于2014年，这可谓是全民最为令人鸡血的国家政治大事件之一。作为一个常年在出租车里聊中南海近况的民族，虽然它同民众似乎也没有直接关系，但并不影响民间各种版本的轶事流传。《山河故人》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此系列作品之一。
        
《三峡好人》中颇具传统古典气息的烟、酒、茶、糖，《天注定》里的四段式新闻改编结构，延续贾樟柯此前对结构的着迷，《山河故人》以最简洁的1999、2014、2025三个时间点来进行顺序结构，也即是过去、现在、未来。结构之外，形式上这次贾樟柯也紧随“国际浪潮”，采用了三种不同的画幅比例。众友人评述画幅比例样式这几年几乎已被韦斯·安德森和哈维尔·多兰玩坏，但对于国内导演来讲，这应该还是第一次。《任逍遥》之后，《世界》里的高度符号化，《三峡好人》里的超现实片段，《海上传奇》《二十四城纪》里的虚实结合等。《山河故人》同样不乏各种创造性的尝试。画幅之外，片名的出现时间、未来性的故事叙述、Go west的首尾呼应、关公大刀游走的符号串联等，仅此创作精神已然甩开内地众产业同行无数条大街。
        
1999，也即是《站台》时期，为此，《站台》男二号梁景东再次担纲这一部分的男主角。上世纪末县城恋情的叙述回归贾氏电影的传统命题，在一个飞奔的时代里，失落者是如何被撞倒和丢弃的，不同职业阶层的走向，以及由此摊开的悲剧宿命。对于梁景东，山西也好，内蒙也好，只是换了煤矿；而与此对应，紧随时代潮流自我经商，也或许是撞倒失落者的弄潮儿，张晋生他们的青春轨迹又会是如何开启？撞倒他人的张晋生实则是《山河故人》此次讲述更为核心的主角。
        
2014，他们理所当然地在异乡大城市取得财富，或许也有名利，富二代自然而然地在贵族学校接收一流的西方教育。姥爷的辞世让富二代不得不回到陌生家乡，部分细节体现着当下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巨大反差。梁景东在这一阶段的悲剧宿命也得到诸多现实新闻事件的印证，煤矿劳作所带来的尘肺病，使其最终沦为这个时代的炮灰；而这一时期张晋生的当代成功样板，则以一种故乡视角的旁观信息体现，但同时也暗藏着诸多不确定性隐患。张晋生急匆匆操办的移民，实则是对2014年，一群面对政治变幻极度无安全感的民间企业家，不得不奔走他乡的集体描述。谁又敢于断定刚刚过去一年，在这一群体间的移民浪潮和倾向没有超过二十五年前？影像表面上以山河故人不再(Depart)为线索，但其侧面信息量实则更为强大。在当下的中国电影语境下，它似乎也只能止于此番的旁敲侧击。

2025，贾樟柯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的表达开创了科幻性的尝试。匆匆移民澳大利亚后的未来异乡生活，“富二代”董子健的青春反叛延伸出当下的种种忧虑，下一代对母语的健忘，上一代对他乡的极度不适，2014他们的确没有充分准备好去面对未知的未来生活。张艾嘉在这一段里有着上佳的表演，堪称大尺度的不伦之恋串联起整段的人物情感。而于她自身，也印证着香港后97时代的遗世漂泊感。此外该段落对于马航370事件的祭奠细节体现，就像《任逍遥》里的申奥成功，《天注定》里的温州动车事故，它证明着贾樟柯对于时事标记的老练依旧。
     
如果试图去对比贾樟柯此前的作品，众文艺青年能够在《小武》《站台》《任逍遥》细致的县镇青春中找到熟悉的失落共通感，以此来获取高度的情感共鸣。但在《山河故人》里，故事的叙述拉长到26年(你或许又能发现些什么…)，人物的情感在阶段性中相对被时间消磨和隔断，不再那么有着紧密的整体性。《山河故人》并非只是想感怀故人不再的失落症候，去为被时代撞倒的炮灰正名。即便那些当年撞倒他人的弄潮儿，他们当下的成功样板，在庞然政治帝国面前实则毫无任何安全感可言。它对这一群体的发迹历程不持有简单的道德判断，也并非为他们不得不的Go West来正名，他只是换一种视角对当下中国进行了更为悲观的描述：用一句最通俗不过的话来讲，即便你现在成功不已，不管你是张晋生，亦或是贾跃亭，然并卵，因为即便只是局部的瞬间崩塌，你也将会面临着一个不得不随时Go West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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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汾阳是贾樟柯的母体，但他不能永远只拍小县城，所以有了后来的下三峡、到成都、去上海，与变革中的中国做贴身肉搏，那些作品有好的，也有没那么好的，但这是一个导演走出个体经验的必由之路。同样在这场变革中，在现实魔幻主义事件的富矿中，许多作家失声，或者沉默，或为现实震惊而成为一个新闻拼贴簿。《山河故人》的好在于它回到了汾阳，那是贾樟柯面对世界的底气。
        最后一段故事发生在2025年，美轮美奂、自由文明的澳洲，和满目疮痍的汾阳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犹如移民太空的星际舰队，和弃在身后的荒凉地球。动人之处在于，舰队上的人对地球不可理喻的怅望，以及，被遗忘的母亲，在被抛弃的荒凉地球上仍如常度日，想念着远去已不知多少光年的后代。只是他们已经不可能再交流，哪怕他们已经不可能再交流。
        “望家乡，去路远”，一直是贾樟柯的一个主题，这个变动不止是地理上的远离，还有传统内在价值观的拆毁、心理的动荡，以前是县城的小混混、八十年代的文艺青年的苦闷彷徨，十五年过去，他的关照对象扩大了，不仅是底层，还有既得利益者，在这席卷中国的变动的大风之中，无人能全身而退。所有人都失魂落魄，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以前他同情被时代撞倒的人，现在撞倒别人的那些人也被他收入镜下，放入更大背景下观照，他们同样被时代碾压。有的影评人因此批评他价值观有问题。在我看来，电影不是政治表态，更复杂是好的，太阳既照着好人也照耀恶人。
        张到乐，山西煤老板的儿子，七岁去澳洲，住海景房，接受国际化教育，不会说中文，不知贫困为何物，最大的敌人是虚无。在他呐喊要退学、找寻生命意义之时，挣扎于尘肺病的梁子大概已经不在了吧，张到乐不能理解他的从疮痍之地长出来的父亲，就像我们许多人无法理解自己的父母，大城市无法理解农村。高速扩张带来的内部断裂，我们活在同一个时空的不同次元，亲情乡愁忆故人，这些感情无辜而静默地对抗着时代的高速扩张，被大爆炸的能量撕扯的面目全非，“不是所有东西都会被时间摧毁”，也许没有摧毁，只是已经不可能再交流。时代扭曲了我们用以交流的语言；尽管已经不可能再交流，你还是在我的心里。
       从上海到澳洲，张到乐犹如一节被发射到外太空的火箭，母亲和汾阳甚至父亲都是他身后一节节燃料耗尽脱落分离的助推器。身为第一代被动迁徙者，像试管婴儿一般长大，他是无辜清白的，也是被迫的，他之茫然，犹如坐在载人火箭上探索茫茫外太空的人类；Mia老师却是另一波华人移民潮中的主动迁徙者，1997年香港回归，港人称为97大限，当时香港中产几乎倾巢而出，大部分移民至加拿大。1996年移民多伦多的Mia正是其中一员。Mia与张到乐的命运，交织一起，成为离乱主题的不同变奏。
        叶倩文的“珍重”是97背景下的一首时代金曲，“他方天气渐凉，前途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别离你”。贾樟柯之前采访曾说他对1949很感兴趣，感慨的是，烽烟未起，新世纪又涌起新一波国人迁徙大潮，而他终于写下一首珍重再见的主题曲。
        “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并非在黄金海岸的光滑完美生活，而是最后又回到的汾阳，涛在纷飞的暮雪中跳起1999年的舞，这一幕如此感人，被损害与被抛弃的母亲，汾阳赵涛中国浑然一体，是情感的释放，同时又有种广阔的对命运的理解；是被损害与被放弃的形象，可又如此沉静广大，你会突然发现，快要失明的涛是这剧中惟一一个没有失魂落魄的。被抛弃的地球已经没有了未来，但大地仍然是不可战胜的，生命也是。这一刻，宏大叙事和个体命运融合，对着观众的潜意识密密诉说，如泣如诉，就像完美无暇的雪，绵密地落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


再论《山河故人》：艺术有权表现坏人的痛苦吗？

《山河故人》里不仅有底层，还有既得利益者，以前贾樟柯同情被时代撞倒的人，现在撞倒别人的那些人也被他收入镜下，放入更大背景下观照，他们同样被时代碾压。影片拍出了在这席卷中国的变革中，无人能全身而退。所有人都失魂落魄，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
    有影评人因此批评贾樟柯价值观有问题，还有个朋友说贾樟柯不愤怒了，“这种纵向视角可能将仍然身处其中的底层民众的痛苦鸡汤化”，我本来以为这不是个问题，没想到在很多人那里它的确是个问题。
        问题在于，艺术有权展现坏人的痛苦吗？既得利益者可以和底层一样拥有痛苦并且被展现吗？还是为了不把底层民众的痛苦鸡汤化而必须否认坏人也有痛苦、也会失落，或者至少有钱人的痛苦要比底层民众的要轻、更肤浅？痛苦到底属于人性领域还是意识形态领域？
        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的：痛苦是情感范畴，是人类共通的一种感受，而且不光人有，动物也有；对既得利益者的舆论批判属于道德范畴；抓捕犯罪分子属于法律范畴。这三种领域不应该混淆。对罪大恶极者会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但是并未剥夺其作为人类的情感权利：痛苦与被同情的权利也在此列。比如我是一个警察，看《山河故人》会觉得张晋生很伤感，但是如果他犯罪了潜回国我还是会抓他。一码事归一码事。我比较害怕情感被道德和法律阉割，即：当你知道这个人触犯了法律、或者不见容于某一种意识形态，你同时也在情感上和他划清界限，否认其有权在你这里得到人类情感待遇。这条路最终会通向和被打成反动派的父母妻子划清界限。这些冲突（好与坏，善与恶，人性与法律，个体感情和革命立场）在《九三年》《牛虻》《悲惨世界》等文学作品里都已讨论过了。文学不是判案，文学也不是政治或道德表态，它的复杂，说出了我们心灵深处的复杂与幽暗，说出了生活中的两难境地无解困境，说出即是超越。这正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文学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