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十八岁

狗尾续貂的结尾，强行大团圆结局。难道法庭上的驳回，能带来法庭外的和解吗？大家各退一步，就是解决中东乱局的出路？真正有罪的是那些律师、政客、媒体、议员，甚至是法律和制度本身。从当年强行划出以色列版图，到打着人权旗号去主持大局，西方化在中东制造了更多问题。就像女律师说的，屠杀完又向难民施舍食物去侮辱他们，这不就是所谓文明世界的做法吗？正如总统说的，律师才不希望他们和解。律师要利益，媒体要眼前，政客要票仓，这些政治工具一天存在，人们随时会被挑衅着干架。

律师的无耻言论，看得我都想揍他。说什么说亚美尼亚人、同性恋、吉普赛人等弱势群体怎么没用暴力解决问题，说什么美国的空姐让政客道歉是文明人的做法。尼玛！亚美尼亚人那叫大屠杀，他们有还手余地吗？空姐这种依附于资本的职业，和有血性的劳动者一样吗？如果侮辱她的不是政客，只是普通人，文明世界会理她吗？美式的人权，只有在能成为媒体猛料时才生效。美式的文明，不过是弱者被霸凌时只能用强者的规则来抗议，否则就遭到镇压。

看到后面开始传递美利坚主旋律。一切问题变成了语言问题，暴力有罪，言论自由；只要大家要放下仇恨，让往事成风，就能做相亲相爱一家人。实在愤怒就拿起法律武器，倾家荡产请天价律师为你出头，能拯救世界的只有穿西装的资产阶级。——我严重赞同双方握手言和，然后一起去揍那个律师，这是让全国人民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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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前半部分很好看，基督徒这个角色很生动。一个修车工人，老婆要生产了，嫌家里房子太小，房贷还没还完，生活的压抑转化为对巴勒斯坦人和法官的愤怒，是完全合理的。那种工人阶级的不讲道理，只要老婆和父亲不站在自己这边，就一起倾泻愤怒，此时角色已经很饱满了。到后面法庭上再去挖他的身世，好像他的悲惨遭遇能为歧视言论带来合法性，简直是脱裤子放屁。他的压抑生活足以让他说出那句话，但普通人不知道该恨谁，还以为那些油头粉面的家伙在帮他。

相对的，巴勒斯坦人一直很克制，因为他的身份更弱势，直到被解雇时的崩溃，那种无路可走的绝望，也是千百人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太认真，因为太认真而打人，因为太认真而自首和认罪，因为工作太认真被污蔑成暴力狂，因为太认真而失业，最后又因为太认真而跑过去挨打。他是认真的人，而基督徒是较真。可悲的是这个世界容不下认真的人，却欢迎后者多制造点新闻线索。

他同样也不知道该恨谁，明明是个很冲动很讲原则的人，却默默忍受资本家对他的污蔑。他没有权利意识，当女律师说出他的苦难时，几次投去看圣母的眼神。女律师和父亲的矛盾，说白了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他者的苦难变成了他们一争高下的素材，甚至可以怀疑她是在炒作自己的政治首秀。

巴勒斯坦人最后指责基督徒，他们这些小市民阶层，只知道过自己的小资生活，对战争袖手旁观，如今战火烧到自己身上。他骂的更是文明世界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当自己国家侵略他人时，他们享受着掠夺来的财富。当难民和恐怖分子跑到他们国内，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巴勒斯坦人一直都承认打人是错的，但不然呢？认领美利坚主旋律，被侮辱也要表现出文明吗？但道歉放在他知道基督徒也是受害者之后，削弱了他淳朴的动机。

后半段成了美式律师剧，完全变了味。大概因为当两个人都看到了更无耻的律师行为后，发现普通人再打架斗殴也只是小巫见大巫，实在没必要大动干戈。然而法庭一旦转起来，就由不得当事人了，连原告也成了被揭伤疤的受害者。我以为最后原告会撤诉，留下小丑般的律师，但最后他们都变成了顺民，意识到冤冤相报何时了，从此要讲文明树新风。但失业的巴勒斯坦人怎么办？谁还敢雇佣他？早产儿身体弱，以后高昂的医疗费怎么办？当然这超出了电影的范围，也超出了主旋律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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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四个和事佬的角色，包工头、第一个法官、总统、妻子。包工头以大局为重，他惦记的是能解决几百人住房的工程，象征了创业阶段的资产阶级。第一个法官象征前现代的社会治理模式，那种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他知道老百姓脾气大但人不坏，所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总统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代理人，他宁可舍弃真诚也要维稳，这符合有限政府的短视做法，但缺乏真诚的稳定只是为冲突埋下祸根，这也表明西方模式不能解决中东问题。一个普通市民敢对总统大呼小叫，这种所谓的美国民主（说不定有很多国人在羡慕），背后是一整套权力机构镇着，或者要靠统一的宗教来凝聚人心。移植到混乱的中东，迟早变成军政上台。

而妻子和孩子代表了爱，这才是能让人放下屠刀的力量。爱才能拯救世界，无论是爱上帝还是爱真主。也许导演的用意是这个？讽刺了司法机构只是秀场，只是利益集团的工具，真正化解矛盾的是人性中的善与爱。马克思从来都是对的，阶级矛盾永远是主要矛盾。但只要权力斗争不消失，普通人就会在各种宗派、各种主义中被当枪使。生活有多压抑，愤怒就有多猛烈。

《羞辱》是黎巴嫩导演齐德·多尔里第四部剧情长篇，也是他时隔五年的新作。这部电影倾注了他不少野心，卖力宣传的同时，对观众的反应也十分在乎。比如去年在Telluride，映后他就急切想知道穿插全片的历史政治背景是否扰乱了我们对剧情的理解——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不管从剧本的写作上，人物角色的设置上，还是拍摄节奏的掌控上，导演及其团队都十分精细考究地呈现出了他眼中最好的那个版本。经过了仔细的“雕琢”，《羞辱》是一部“匠气”很浓的作品。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法国，并接受美国电影训练的影人（他早年曾是昆汀的助手摄影师），多尔里对《羞辱》的处理其实是有不少“西化”痕迹的——除了故事背景之外，整部影片的观感并不是一部典型的“中东片”或“外语片”，而更像是一部“好莱坞”电影。也许正因如此，这部代表黎巴嫩“征奥”的影片给人感觉完成度极高，章节工整，丝丝入扣，畅快淋漓，又饶有余味。而更难得的是，大段的台词没有丝毫让人感觉到“说教”或违和，是一部规规矩矩叙事，却不忘“精打细算”地穿插和表达观点的好电影。

剧本和对话，导演自己也坦承从律政美剧里学到了不少。几段法庭戏是全片的核心，导演对其中角色“戏剧化”“趣味化”的处理，对不必要历史细节的简化，一举盘活了本该是枯燥压抑的控辩过程。我们看到的不是法庭现场的复原，而是导演巧借这个辩论空间，为我们把一段上升到民族间仇恨的个人纠纷仔细地抽丝剥茧。随着案情的深入，我们也逐渐发现，导演侧重的不是法理本身，而是历史怎样无形地入侵和渗透到每个人的意识和生活中，而这种入侵和渗透又是如何得持久与不可逆。另一方面，法庭空间也是文明的，丝毫不与外界接触的，没有肢体上的暴力，也没有无意识的煽动和盲从。导演着重用法庭戏来给我们介绍黎巴嫩，有意虚化现实社会中更血腥和不讲道理的冲突，我想，其中多少蕴含着“好莱坞”式的理想和对个体和理性力量的认同。

全片从小小的个人冲突出发，上升到两个家庭，两个族群，和两个版本的历史，最后再回到个人，回归到人与人之间基本的对错善恶，和对自我的审视，实在是工整到不行，理想到不行的一个“回环”结构。在这里，导演有意把个人的口角与政治民族上的敌对强行“捏合”在一起，直面社会分裂并尝试深挖其诱因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包容了“裂痕修复”的潜在可能。多尔里创作背后的家国关怀和知识分子式的开放姿态在这里体现得再明显不过。最后同样“好莱坞味道十足”的结局，两人的相视和心照不宣，暖心到让人一刹那觉得社会问题不过也就是人的问题，而且似乎也在说，相比于法庭外的和解，法庭上的判决也没有那么重要。影片的结尾结结实实地收在了个人上，两人在修车行前再一次的会面与“交锋”，Tony对故乡Damour的回访，便是他们各自“重生”的过程。

电影的人物设置想必也是经过仔细斟酌，两位男主角，颇有点“赫克托尔-阿喀琉斯”式的二元对立，一位冷静沉着，一位勇猛刚烈，水火不相容的同时却也有各自成熟和认真的一面，比如对工作的精益求精和对家庭的责任心，还有对廉价“中国制造”零部件的嗤之以鼻，这些共性都为后来的互相原谅埋下了伏笔。两位律师的父女关系给法庭辩论添加了不少“趣味”，但这关系本身或许更代表着对民族矛盾态度的演变，从上一代到这一代，从与战火相伴生的对“政治语境”的习以为常，到用更开放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和正视“语言的暴力”，很难说谁对谁错，但总归是继承与发展了的。这段父女关系（尤其是女儿的角色）和影片的另一条暗线——Tony妻子安全产下他们的孩子——一起，烘托出了导演对未来的期许和对“下一代”的诚恳希望。

这部影片的声光效果同样非常出色，明亮的色彩，干脆利落的镜头推移，为我们呈现出一副生气盎然的黎巴嫩。值得称道的是导演对影片亦动亦静节奏的把握，完美地呼应了发生在这个国度上粗暴的政治和民族生态，与动荡的社会湍流背后每个人寻求安定和解脱的平常心。动与静的相互作用还展现在法庭内外，律师和审判官们再思维敏捷，伶牙俐齿，也难以进一步推动“受害者”治愈回忆和与过去和解的过程，审判的决定可以做得很迅速，但创伤的恢复或许要等上一代人之久。最后，我想这动与静的较量还发生在政治与艺术之间，积极澎湃的社会运动看似红红火火，口号响亮，可到头来催生得更多是彼此的不信任和仇恨，而导演花了心思让我们静下心来两个小时看一部电影，只看和听，什么也不说，却似乎来得更积极和有效。被问到电影和艺术是否能改变社会，齐德·多尔里也摆摆手说“不能”，但仔细想想也没什么不对，因为很多时候更需要被改变的不是社会，而是我们。

（文/杨时旸）

《羞辱》这样的电影天然具备话题性，或许，从某个角度去看，它都无需有意创作，只从当地生活里随意截取，稍加改造，就能成为故事。一位黎巴嫩基督徒，一位巴勒斯坦难民，两个脾气不好，性格执拗的男人，因为施工改造一截水管发生了争吵，争议一点点升级，最终闹上法庭，而他们两人背后的人群有着不同的信仰，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常年积攒的仇恨和对立被大范围地激发出来，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从叙事形态上看，《羞辱》很像如今人们已经熟悉的新闻特稿模式，一个小切口和纵深一刀，从一个小事件窥探社会的骨骼和肌理。客观地讲，这电影的手法满是匠气，尤其故事进展到高潮的时候，社会上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和法庭中二人律师的对峙，以及双方各自在私人生活中的无奈和惶惑，这结合、对照的写法显得毫无新意，但在老旧的叙事模式之外，引发出的有关于人心、仇恨、和解这些道德议题则更有价值得多。

仇恨到底如何被构建又是否真的能够消弭，这是《羞辱》引发出的最有价值的思考。故事从一场蛊惑人心的演讲开始，托尼·汉纳坐在台下神情投入，他跟着领袖的语气欢呼、鼓掌，集会结束之后，他开车回家，车中展现了两个细节，后视镜上挂着的十字架以及广播中播放的进行曲，这是他两种信仰的来源，一个来自神圣的高处，一个来自周遭的现实，每天共构着他的精神世界。从这里开始，广播的声音就随时出现在故事之中，他和巴勒斯坦的难民亚西尔发生争执的时候，政治广播同样响彻在他的工厂车间，这样一来，一切就变得清晰，托尼·汉纳有意无意间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个仇恨培养皿，他将强硬领导者的画像挂在家中，工作的时候收听着情绪激昂的广播，这种浸润造成了他时刻准备战斗的心理状态，他生活在俗常世间，不过就是个小小汽车修理行的老板，每天和机油、扳手打交道，但在精神世界里，他把自己提升为了战士。这是之后那发生的一切的心理基础。而这又引发了另一个议题，到底是周遭一切鼓动激发了他的仇恨还是他心中原本就有仇恨的种子，只是找到了合适的雨露？现实生活的失落、逼仄、无奈和无望，以及曾经经历的无法言说的痛楚，共同淬炼出了仇恨，他依靠易怒与攻击性完成自我存在感的确认。这不只发生在中东，我们在平日也能感同身受。

亚西尔作为工程队的员工，但他难民的身份变成了最大的阻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争执并非一个人针对另一个人，而是一种意识形态针对另一种意识形态，他们发生争吵的瞬间，托尼·汉纳将自己代入了更宏大的象征，自己象征着黎巴嫩的基督徒，受到巴勒斯坦一方侵扰的社群的代言者，那根水管不过就是引线，将长久埋藏着的矛盾点燃，这是身份和身份的对决，而非个人与个人的矛盾。

《羞辱》中的绝大多数场景都发生在法庭上，质证戏码不只是辩护和交锋，也成为了一次袒露，让双方以及双方背后的阵营袒露自我真实想法，法庭中，每个人身后的旁听者以及延伸到法庭之外的，挤满街头和道路的那些各自的支持者，都把这次庭审当做了难得的表达和纾解自我的渠道，当然，愤怒注定引发了狂乱。其实，托尼·汉纳和亚西尔两个人都是受害者，仇恨的受害者，他们曾经的生活被毁，村庄被屠戮，自己被驱赶，命运境遇陡然变化失控，漩涡将他们裹挟其中，无计可施，这漩涡旋转起来，将每个人卷入，将每个人甩脱，当他们回归日常，必然夹带着无法释怀的恨意，凝视彼此。这恨意如何清除，依靠什么涤荡和抵挡，谁能解释？那块土地充满灾祸，战火，多年以来从未真正安宁，就像电视中那位军方领袖所言，战争结束了，但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结束。仇恨依然升腾，心中的恨意到底该如何熄灭？

这故事的结尾，让每个人松了一口气，无罪的判决，解放了双方，他们在疲累的对峙之后，已经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但是这和解仍泛着理想主义的光泽，真实世界里恨意不会轻易消弭，大团圆的结尾毕竟是人造的戏码，这现实世界中的恨意到底该如何收尾？

影片最后，导演为这场殃及全国的庭辩画上了休止符，最终的判决没有和稀泥，也没有留下开放式结局，而是当庭宣布亚西尔无罪。 亚西尔重获了自由，女律师战胜了父亲。 托尼表面上输了官司，却也解开了心结，因为他拿到了亚西尔的那句道歉，并且让那件被历史无视的、导致母亲死亡的大屠杀，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 结尾的对视，两个人都有眉毛、嘴角略微上扬的微表情，这是微笑的动作。虽然没有笑的那么明显，依然能看出两人之间已经没事了。

一、历史背景

中东地图

1. 黎巴嫩的面积大约相当于日本的秋田县，人口约为500万（约相当于日本福冈县），其中约100万为难民。

2. 黎巴嫩是所谓”小政府“的典型代表，中东地区言论最为自由的国家，文化产业相当发达。

3. 各种伊斯兰教派（什叶派、逊尼派、德鲁兹派等）及基督教派（希腊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叙利亚正教、马龙尼礼教会等）并存。 影片中托尼所属的就是马龙尼礼教会（简称马龙派）。

4.1975年内战爆发，一直持续至1990年。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黎巴嫩在法国控制时期，确立了按宗教教派分配议会中议席的方式，分配比例一直持续到内战前。但由于20世纪以来黎巴嫩的伊斯兰教徒大大增加，改变了原来基督教徒占一半的人口结构，围绕议会席位的政论不断激化。 第二，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后，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以色列在黎巴嫩攻击巴勒斯坦人时，一些属于基督教派的黎巴嫩民兵也从旁协助，导致巴勒斯坦难民及支持他们的伊斯兰教派与民兵组织间矛盾激化。 至1990年，由于参战各方都疲惫不已，再加上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东，借助叙利亚之后干预黎巴嫩内战，最终导致内战在没有经过深入审判、讨论、反思的情况下仓猝终结，”所有人都是战败者“。战时的民兵领袖成为了战后的政治家，在面对内战遗留的种种问题时，选择扭过头去。 因此，本片中的法庭戏，可以看作对内战遗留问题的一次迟来的审判。

5. 关于黎巴嫩国内的巴勒斯坦难民 目前黎巴嫩大概有12个难民营（并不是帐篷，而是影片中呈现的街区形式）。巴勒斯坦难民没有参政权、自由选择职业权等市民权，因此影片中工地老板只能非法雇佣中亚西尔。

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区

6. 巴勒斯坦难民与马龙派民兵组织间的恩仇 影片中共提到了两次： 第一次是1976年的达穆尔镇屠村。1971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为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等行为而遭到约旦驱逐，进入黎巴嫩境内。大量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引起了以马龙派为主的基督教民兵组织的不满，而后者又因为不断加强对国内的控制而引起人民不满。1976年，巴勒斯坦难民利用内战中的混乱，报复性地对马龙派聚居的达穆尔镇”屠村“。 第二次是1982年的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1982年，以色列国防军进攻黎巴嫩，攻入首度贝鲁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得不撤出黎巴嫩，这意味着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陷入无人保护的状态。此时，马龙派的激进政治家巴什尔（亦即电影《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中不断出现在海报上的人物）刚刚当选黎巴嫩总统。巴什尔在选举期间有非常多的攻击性排外言论（类似于电影中托尼的偶像），但在当选后则一改论调，不久又遭炸弹刺杀身亡。支持他的马龙派民兵认为这是巴勒斯坦人所为，于是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支援下围剿巴勒斯坦难民营。当时负责指挥的正是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这就是为什么在电影中，一句"希望沙龙把你们全部铲除干净"会有如此大的分量。

二、导演的创作背景

1. 本片的创作契机来自导演多尔里的个人经验。 多尔里表示，他希望表达两个既承受痛苦、又想把这种痛苦归因于他者的男人的对立，而这一创作动机，正是来自于他的个人经验。 多尔里出生于黎巴嫩的穆斯林家庭，幼年时敌视基督教，甚至看到有人戴十字架”就想让那个人去死“。内战时，他的一些家人也在与基督教民兵组织的战斗中死去。 然而十几年后，多尔里却与一名黎巴嫩的基督教女子相爱、结婚，不久前还让女儿接受了洗礼。这种转变，让他体会到了倾听别人声音的重要性。多尔里希望通过托尼表达：当我们不再把问题归因于他人时，才会发现我们其实经历着相同的痛苦。

2. 为了引起尽可能多的人的共鸣，在创作剧本时刻意简化了历史背景，力图把问题集中在人物性格上。剧本是先用英语写成，再翻译为阿拉伯语的。

3. 导演希望找一位巴勒斯坦演员出演亚西尔。亚西尔的饰演者卡梅尔与导演此前素未谋面，是通过skype面试的。由于卡梅尔是舞台剧演员，此前从未出演过电影，导致导演对他的表演方式有诸多不满，二人常在片场争吵。直到电影上映前，导演还在担心卡梅尔“会毁了这部电影”。没想到后者竟然得到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

抛开导演模仿美国电影的路数不谈。

中东地区仇恨不会因为时间消失殆尽，公正总会出现。

为什么一个插肩而过的小冲突会演变升级到民族国家的冲突？导演给出的结尾没多大意思。这个问题的我有，但是不能说。

所以本片只是提出一个问题，而它的答案可能像是本片导演经历，穆斯林出身、受教育于美国、找了个基督教老婆，混搭之后一切都看开了。或者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