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2017

暌违四年，张杨带着《冈仁波齐》回归我们的视线。第一次听到这部电影的名字，误以为张杨要拍摄一部主角是藏族女孩的成长故事，这四个组合在一起会令人感到静谧柔美的字眼，着实予人好奇。

实际上，冈仁波齐是与梅里雪山、阿尼玛卿山脉、青海玉树的尕朵觉沃并称的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且被多个宗教称作圣地。梵语称之为吉罗娑山，冈仁波齐峰北麓是印度河上游狮泉河的发源地，相传雍仲本教发源于该山；而印度教则认为该山为湿婆的居所，世界的中心；耆那教认为该山是其祖师瑞斯哈巴那刹得道之处；在藏传佛教的信仰者眼中，冈仁波齐被认为是胜乐金刚的住所，代表着无量幸福。

电影所展现的节点，便是这特殊的一年——在冈仁波齐百年一遇的本命年，藏民所信仰的教义，使他们走上了朝圣之路。普拉村村民尼玛扎堆在父亲去世后，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去拉萨朝圣，去冈仁波齐转山。小村里很多人都加入尼玛扎堆的朝圣队伍。

历经数月的前行，在经历了无数突发事件后，众人终于抵达了拉萨。由于资金短缺，为了筹备旅费，大伙留在拉萨做起了临时工。当凑够了路费，朝着冈仁波齐进发的时候，队伍中的老人杨培终因体力衰竭，在抵达冈仁波齐时突然离开了人世，大家在山头为他堆起一座玛尼石堆。

冈仁波齐作为这场叩首、匐行、朝拜的一年之旅的终点，仅在影片最后才出现在我们眼前，遍布经幡与茫然白雪的它，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但藏民愿意付出这一年内自己生活的一切，乃至是生命。

尼玛扎堆一行人在这一年中的生活体验，无疑是关乎信仰的。一路上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依然坚持匍匐着向冈仁波齐前进，一种可以说是重复的动作充斥在他们这一年的生活中，也充斥在大银幕上，那就是将手中的木板置于头顶、胸前、腰下拍打，再置于地上进行滑行，叩首，起身，继续，再继续，一连串的动作快速而熟练，没有迟疑和丝毫犹豫。

而另一边，与“在路上”同时行进的则是他们贫苦而充满苦难的生活，但即便发生再多不幸，也从未有人表现出崩溃或自暴自弃。他们只是一门心思地朝圣，这也是信仰赋予他们的心境。

不可否认的是，信仰的意义在现实中还是令人困惑的。为了获得传说中的无量幸福，传统藏传佛教的坚守者依然坚持着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朝圣，但一路上他们却显得如此孤独与寂寥。虽然一行十多人互相照应，但也仅限于此，越来越少的朝圣者在路上以叩首的方式进行朝圣。

当朝圣者在路上跪拜前行时，周围的风景却不全然是西藏旅游攻略中所带给你的印象，那些雪山草原，与之相对，藏区的农田在今天变成了机械化生产，城市化的大街小巷布满了观光客的行色匆匆脚步。

没有信仰的游客与放弃信仰的原住民，已经把藏区的不少地域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甚至带有城市感的旅游适配地。与之相比，一路来自山中的信仰却总是显得有些落魄。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又有什么底气能认为，或在这篇文章中侃侃而谈所谓“信仰的力量”？

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可能便是消费主义的盛行和随之而来的“鸡汤”。从异域到来的观光客和消费者并不信教，无意间成为对这些朝圣的藏民匆匆一瞥，或发出啧啧称奇赞叹的，在潜意识中成为猎奇者；也可能在无意之中，破坏了这份虔诚的纯净。无人能改变这一切。他们之中很少有人相信，投入这一年的生命去跪拜，会真的带来幸福，更何况其中的很多人，都远比底层的藏民在物质层面更为“幸福”。

但我们真的懂得，信仰对于生活的意义吗？

信仰不是一剂现实世界的救世良药，当看着他们一路上所承受、所获得的，我们会发现：信仰在现实中带来的，只有心安。我们很难随意丈量苦难与心安，究竟哪个在现实中，对这些还在坚守却依然不幸的底层藏民更为重要。但看得到的是，幸福不会到来。

导演张杨对“信仰”与“生活”间关系的处理是到位的，既没有想象中所谓的升华，也没有过分去强调这份信仰在现实中的无力与一丝愚昧，更多只是平实地展现这份相对而言的客观。

“过程”，便是这份信仰在另一个维度上包含的意义。在这些重复的叩首与匍行的过程中，即便获得不了今世肉身上物质的幸福，生活的厚度也已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积累起来。生老病死在途中，前行并非为了抵达，而是扎根在自我生命中的对自我的完成。如电影最终突如其来的死亡，那也是老人生命完结时的一种完成。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层影像上的悖论产生。当我们看着尼玛扎堆一行十多人从家中一直磕头匐行，中途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山石滑落、生病、缺钱打工、老人在到达之际去世等各色突发的，甚至有些“卖苦”意味的情节时，实际上又会感到不适——因为它们发生的情境太过真实，但在真实之中所呈现的苦难则来自于许多转山家庭亲自经历的叠加，而将这些叠加事件全部都强加到一行人身上，让他们表演出来，就会显得过分刻意。 这不是张杨第一次用消弭形式边界的做法来阐释主题，在《昨天》中，他将舞台剧、纪录片、剧情片、戏中戏等诸多形式并置来描绘一个处于不同维度、不同媒介中的演员、儿子、吸毒青年贾宏声。与尚还依稀可见地划分着形式壁垒边界的《昨天》不同，《冈仁波齐》则在这种融合中走的更远。

而这恰恰也成为了这部电影的症结所在：外来者的视角，带来无可避免的消费性，在片中每一个“精心营造”的场景里都随处可见。

况且，谁又能证明，我们作为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央这块银幕前的观众，在观看、思考这部电影的时刻，不是在“消费”着一种“虔诚”呢？

*原文刊于《文艺风赏》十二月，有删改

前段时间，在即刻视频拍的短片中，我回答了一个和电影有关的问题：怎样看经典电影？我的回答是：三个“不怕”。 不要怕经典，不要怕剧透，不要怕自己的直觉。 不要怕经典，经典其实并不遥远，并不高深，一部电影能经过时间的筛选留下来，恰恰因为，它和我们有着密切关系，或者生活，或者心灵。 不要怕剧透。一部电影，是不可能被剧透的，好电影尤其是这样，有多少次，我先看了最完整的剧本，都想不到最后拍出来的电影是什么样子。剧透反而会帮助我们对一部电影了解更多。 不要怕自己的直觉。专家说什么，影评人说什么，不重要，自己看到的，自己感受到的，就是最正确的，最珍贵的，也是对一部电影最好的回馈。 其实，这也适用于所有的电影。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看，不要怕它影响到自己，不要怕自己的直觉“不对”。 对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也是这样。我想用它做样本，说说我是怎么看这种似乎很不简单的电影的。

▲《冈仁波齐》的导演张杨先生，他之前的作品有《爱情麻辣烫》《洗澡》《昨天》《落叶归根》《飞越老人院》。 这是一部用纪录片手法拍出来的故事片，但它的故事，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十一个藏族人，从芒康出发，走了两千多公里，去拉萨和冈仁波齐山朝圣的事。 听起来似乎很让人害怕，怕它沉闷，怕它乏味，怕它艰涩，怕它不够“好看”。 不用怕，它很好看。 先看故事和画面。 的确就是十一个藏族人朝圣的故事，这十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分别属于好几家人。故事发生的这一年是2014年，是藏历马年。

▲出门朝圣前，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这是朝圣者用羊皮制作围裙。 在藏传佛教里，马年是释迦牟尼降生和成道的年份，也是冈仁波齐的本命年。这一年里，诸神都会聚集到冈仁波齐。 平常年份，朝圣者来此转山一圈，可洗尽一生罪孽﹔转山十二圈可免地狱之苦，转108圈今生成佛﹔而在释迦牟尼诞生的马年转山一圈，则可增加一轮十二倍的功德，相当于常年的十三圈。 这十一个人，有老人，有孕妇，有屠夫，有残疾的小孩，他们就风尘仆仆地上路了。 一路上，他们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有人被山石砸伤，孕妇生了孩子，一路上，他们还不断遇到当地人和别的朝圣者。

▲在路上，朝圣者遇到了一家人，他们正在集全家之力盖房子。 最后，他们用了一年，到达了拉萨和冈仁波齐山，去了布达拉宫，也在冈仁波齐转了山。所有的心愿都得以达成。

▲一步都不能少。 看起来很像纪录片，但看到一半，就会隐约觉得发现，它是有故事的，是对素材有过筛选和调停布置的，毕竟，一趟现实的朝圣路，未必恰好能发生那么多事，而一旦用电影来讲述朝圣，必须要对事件进行集中。 这种隐隐约约，似有还无的故事，我很喜欢。 这一年时间，他们走了两千公里，经历了四季，周围的环境一直在发生变化，雪山，草原，油菜花地，被桃花杏花围绕的小村庄，绿树招展的夏天。

▲电影中景色的变换，说明了他们朝圣所用的时间。 这些画面，我也很喜欢。 这都是我们未曾经历的生活，未曾经历的画面，本来完全可以用特别的光影技巧，拍得像油画，像明信片，本来完全可以极力放大。 但张杨导演，用过一种并不张扬的态度，拍下了这些画面，似乎不很在意，似乎漫不经心，这些画面，又美，又轻松，又不用力。这种姿态，我也很喜欢。 再看信息量。 我常年生活在西部，我家距离甘南藏族自治州，只有三百公里，距离青海、四川和西藏，也并不很远，我也有很多藏族朋友，跟他们有很多来往。 所以，我一直想看到一些很踏实，很少抒情和编导介入的藏人生活记录，书，电影，都可以。有丰富的生活细节，有生活气息，不装神弄鬼，不自我感动，只要有未经污染的信息就好。 尤其是对朝圣，我更是充满好奇，那些朝圣的人，都从哪里来，他们这样走一趟，要做什么准备，要经历什么，会不会得关节炎。 《冈仁波齐》用庞大的信息量，满足了我所有的好奇心。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细节。 出发前，他们恰好在过藏历新年，大家忙忙碌碌地准备新年要用的东西，在客厅里挂出收藏的唐卡。新年那天，聚在一起庆祝，还会互相串门。

▲过藏历新年，也需要准备很多吃食。 即将出发前，他们砍木头做护手板，到集市上去买胶鞋，我也由此知道了，在芒康，一双胶鞋的零售价是45块钱，如果买得多，算批发价，就是35块钱，他们一次买了十二双，到了拉萨，他们又买了一次鞋，这次便宜点，批发价是30块，他们买了二十双，一共600块。 在路上，他们多半是吃肉，用小刀切下来，分给大家。为什么不吃蔬菜？因为蔬菜很贵。 一般不会住旅店，事实上，这一路也没有那么多旅店。他们都是搭帐篷居住，每到黄昏，遇到比较平坦的地块，他们就开始搭帐篷了，男人一个帐篷，女人一个帐篷。电影里有搭帐篷的全部过程。 他们用一辆手扶拖拉机，拉了所有的生活用品，包括搭帐篷用的东西。快到拉萨的时候，他们的拖拉机被一辆面包车撞了，车坏了，他们只好丢掉车头，由男人拉着车厢继续前进。

▲男人们很自然地担当起一路上最辛苦的工作。 路上不能有任何投机取巧，晴天，就在晴天行走和磕长头，雪天，就在雪地里行走和磕长头，遇到水洼，如果是绕不过去的，就在水洼里磕长头。车坏了以后，情况变了，男人们拉着车厢先走个几百米之后，把车厢放下，折返，回到起步的地方，磕着长头走到放车厢的地方，再拉着走几百米，再回到起步的地方，继续磕头。 总之，不能漏掉一步。

▲无论下雨下雪，都不能停止磕长头。 老人是团队里最受尊敬的，他们主持每天的聊天，祈祷，解答年轻人的困惑，睡在帐篷里比较好的位置。他们是没有头衔的神职人员和心灵导师、调解师、气象观察员（因为他们经历过足够多的气象周期）。

▲老人是朝圣队伍的灵魂。杨培老人手持转经轮，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故事并不复杂，加上张杨导演用的是纪录片的手法，人物永远在中景和远景的位置上，有一种淡漠和疏离的感觉。但信息量并没有减少，这些信息，就藏在所有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里。 能够看到这些，我心满意足。 往深一点，还可以有深层的联想。 看《冈仁波齐》的时候，我想起的，却是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

▲福克纳《我弥留之际》的封面，李文俊先生翻译。 小说主人公是农妇艾迪·本德伦，她有丈夫，也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是家庭的核心。故事从她的去世开始，弥留之际，她要求丈夫安斯把她的尸体运回到杰弗生，和娘家人安葬在一起。 杰弗生并不远，就在四十英里之外，但这趟路，她的家人却走了十天，经历了重重磨难，他们遇到了洪水，洪水差点冲走棺材，拉车的骡子被淹死，他们抵押了财产才得以继续前行。最终，大儿子失去一条腿，二儿子疯了，三儿子失去了辛苦工作买来的马，女儿被药店伙计诱奸，艾迪·本德伦的丈夫本德伦先生遇到了一个女人，娶了她当新太太。 《我弥留之际》，用这样一趟返乡之旅，映射的是整个人类苦难重重的生活。 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结尾之一：“他们在苦熬”。

▲电影《我弥留之际》，詹姆斯·弗兰克编剧、导演、主演。2013年上映。 《冈仁波齐》拍的是朝圣，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对人们生活的映射。张杨导演，显然是想用这样一支小小的朝圣队伍，来容纳尽可能多的人生样貌，尽可能多的生活形态。 他在影片开拍前，有这样的要求： “首先要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她）可能会死在路上；要有个孕妇，她的小孩会在路上出生；还要有个屠夫，因为杀生过多想通过朝圣赎罪；要有个七八岁的孩子，这样会增加很多趣味性和不确定性；有孩子就要有他（她）的父母；还要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可能是个小流氓，也可能就是一个青春期敏感害羞的男孩，一路上他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还要有一个50来岁、成熟稳健、类似于掌舵者身份的一个人，他会是整个朝圣队伍的头领。”

▲《冈仁波齐》人物海报。 他们在朝圣过程中遇到的所有事，出生，死亡，受伤，不厌其烦地扎帐篷，100万次匍匐，每天的聊天和祈祷，其实也是人类都会遇到的事。 在预告片里，老人对女儿说：“磕头好，磕头长见识。”也是因为，朝圣磕头，其实就是经历浓缩的人生。 拍摄团队的经历，也像是一次朝圣，从2013年11月到2014年11月底，拍摄团队一整年都待在高原，朝圣的人经历什么，他们也会经历什么，许多拍摄地，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方，缺氧，寒冷，他们都要一一经历。 在《冈仁波齐》的幕后花絮里，我对这一切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演员是怎么选出来的，有着什么样的设定，承载着什么样的任务，在拍摄过程中，所有人又经历了什么。

▲ 张杨团队的工作照。 朝圣、磕长头，是苦行，苦修，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苦行苦修呢。每天高峰期挤地铁，每天四五个小时的通勤，加班，耗尽全家所有积蓄、借遍亲朋好友的钱来买房，为了让孩子进入好学校，变成行贿高手，又何尝不像是在磕长头。 就像《冈仁波齐》的幕后花絮里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是完全正确的……神山圣湖并不是重点，接受平凡的自我，但不放弃理想和信仰，热爱生活，我们都在路上。” 信仰，生活，爱，可能是一件事物的三个名字，是一个事物的三个面相。其实，你我都有各自的冈仁波齐。

之所以打四星，是因为这部片足够平淡，甚至真实得有点无聊，但这就是信徒的国度。 我能感受到电影院的观众们隐隐的失望，甚至318上那些壮丽的景致，导演都没有花力气渲染。对于走过好几次318的我来说，除了邦达七十二拐和最后一个镜头，全片几乎没有拍出西藏的恢弘，连冬天的然乌湖和春天的林芝，导演都拍得很随意。这反倒让人觉得无比真实，大部分视角都来自于磕长头的藏民，毕竟，这是个纪录片，不是个风光片。 导演用了很长时间展示藏民日常的生活：分糌粑、喝酥油茶、做风干肉、准备磕长头的用品、停电、讨论行前的安排。对于藏民来说，冈仁波齐的存在就如麦加之于穆斯林，马年转一圈，等同于其他时间转13圈的功效。但在那些琐碎甚至过于冗长的准备工作中，几乎看不到哪个藏民有过多的情绪。他们就这样打包了行李，同家人告了别，然后跟着拖拉机上路。走上路的那一刻，所有人就像是游泳运动员蹬出那出发的第一脚一样，充满力量。 随后，力量就慢慢变弱了，有人鞋子坏了、有人皮革破损、有妇女生产、有女孩头痛。我很欣赏导演并没有为了剧情的起伏而刻意安排什么大起大落。每年去拉萨、冈仁波齐、纳木措、玛旁雍错甚至青海湖朝圣的藏民无数，路上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故事，有的只是说来就来的暴风雪，和每天重复的生活。 每天的生活都没什么变化，起床、收帐篷、磕长头、搭帐篷、吃晚饭、念经、睡觉，就这样过上大半年。磕长头形式成为了生活的主体，从老人到小孩，都在世世代代遵从这个形式，但时不时经过的越野车、然乌湖边的机械化种植、八一镇上的车水马龙，无不昭示着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人感叹年轻人耕地“太急”，但无奈他们才会使用机器，也只好作罢。但他依然喋喋不休地教导年轻人磕长头磕的不标准、不该戴红色头巾，就像一个不带脑壳的复读机，重复着这些陈旧的规矩。 类似的场景穿插在不同的时期，导演抛出了一些有趣的橄榄枝，让观众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思考宗教的意义。 为了保护女孩被石头砸了脚的男人抱怨老天不公，他强调着自己家族的虔诚，也诉说着遭受的不幸，连他自己都怀疑，这个世界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吗？帐篷里的人们沉默着，给不出答案。 女孩子说头疼，她的母亲却坚持让她磕头，她说“磕头好，磕头长见识”。形式的无尽重复，真的能达到所谓彼岸吗？ 通往米拉山口时，走不动的男人们脸色狰狞，最终所有人一起唱着歌，脚步越来越轻盈而坚定。这到底是宗教的力量，还是团结的力量？抑或走到最后，只是不加思考地为了单一目标而盲目坚持？ 在拉萨，老妇人让他们替她磕十万个长头，并支付一定的报酬。信仰成了一种交易，一种谋生工具，交易之后，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老妇人收获了心安理得的平静，大伙收获了支撑他们继续去冈仁波齐的旅费。 片中有大量磕长头和夜晚“我们开始念经吧”的镜头。这无尽的重复，才是朝圣的面貌。所谓的“向往”只是游客们勾勒出的想象，对于生存于这片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的青藏高原的藏民来说，宗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转山转水转佛塔，只是宗教所规定出的一种形式罢了。而宗教的逻辑，就是不断重复，重复没有尽头，直到死亡的那一刻，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生活中所有的不如意，都可以归结为不够虔诚和形式的缺乏。 宗教或许有精神上超越性的一面，但无奈，在实施的过程中，它无一摆脱不了对形式的热衷。当这些人在大昭寺前磕那10万个头时，形式变成了目的本身，而不是抵达彼岸的摆渡。不过说到底，统治者才不在乎这些，他们要的，无非就是用形式填充满人民的生活，让他们乖巧听话；对于普通人民来说，他们无法通过理性思考获得什么超越性的东西，也就只有通过形式的无尽重复，来度过这漫长而艰难的一生。 在西藏，你能遇到无数朴素、纯真的藏族人，也会遇到有歹心、伸手要钱、狡诈的藏族人。每个社会都有大部分好人和少部分坏人，宗教根本不能完全帮助人们避免在社会转型中的唯利是图。理性思考可以，但理性思考的门槛太高，于是宗教变成了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在藏区那样一个只能种青稞和放牦牛的土地上，如果不给他们点信念，他们又要如何抵抗那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呢？这一切都是地理、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体，远不是“信仰”那么看似简单而神圣。 片子的最后，老人在冈仁波齐下去世了。马年转山的时候，有藏民告诉我，有不少人抵御不了超高的海拔和极端恶劣的天气，转着转着去世了，但他也告诉我，死在神山脚下，是幸运的。 罢了，人总能为自身的行为寻找到一点安慰。大概对于那个老人而言，死在冈仁波齐，最终被喇嘛念经超度，随后再被天葬，是最好的人生终点吧。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大地白茫茫一片。渺小的人类在雪地里匍匐前进，重复着磕长头的动作。转山并不是简单地磕那52公里的长头，事实上，不少藏民会来冈仁波齐转山108圈，一遍遍地翻越那个世界最高的垭口——卓玛拉垭口。磕不完的头，走不完的路，那渺小的一幕或许只是他们新的一次磕长头的起点。 如果说这部片子最令人难忘的一点，就在于，它没有神化任何东西，它抛出的是生活的原貌。